醉翁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欧阳修（自称嗣孙修与状元黄仁颖家谱相吻合）总世系：

　　一世 开闽欧阳氏总始祖欧阳韶员子直孙配王氏无子

　　二世 欧阳幼咸(立宰相欧阳通季子询季孙欧阳幼咸为嗣)

　　三世 吉州剌史 欧阳琮

　　四世 温州长史 欧阳衍

　　五世 博罗县丞 欧阳昌

　　六世 唐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 欧阳詹

　　七世 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 欧阳秬

　　八世 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 欧阳澥

　　九世 潘湖欧厝吉州推官 欧阳郴(欧阳澥季子)

　　迁闽县宝历进士 欧阳衮(欧阳澥四子)

　　子 进士宰相诗人 欧阳炯

　　孙 咸通进士欧阳琳、欧阳毗(王比)兄弟

　　十世 嗣子 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 欧阳偃(后唐状元黄仁颖字仁达号潘湖翁嫡子)

　　十一世 梁国公道州判官 欧阳观

　　十二世 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欧阳修。

　　与2001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发现的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先祖为夏禹、勾践，姓氏源浙江湖州”的落款嗣孙修的史实记载相符合，尤其这位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自述世系源流，道出了欧阳修自身家世详情（即嗣孙修），为中国文史界专家学者研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年幼姓黄，因家贫无力攻书，遂赘居潘湖欧厝舅父欧阳郴家为养子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提供了有力可靠的史实依据。这篇欧阳修自述世系文，由后人冠题“文忠公谱图序”，收录在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民保存的清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O年）编撰的《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中。全文共七六一字，落款为“嘉佑四年（公元一O五九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文忠公谱图序”以叙述为主，激发议论，笔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着笔伊始，欧阳修就道出了先祖世系及姓氏源流：“欧阳氏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与立。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在陈述欧阳氏族繁衍生息的岁月沧桑之后，欧阳修还在文中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由此可见，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东田欧阳氏世谱》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三谱与在江西吉安发现《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全面解开欧阳修(自称“嗣孙修”谨序的真实身世)即曾祖身世之谜。据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载：后唐状元端明殿内阁掌院学士黄仁颖配唐进士四门助教欧阳詹曾孙女、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孙女、欧阳澥长女、欧阳郴妹；生子偃，系福建泉州南唐恭帝庚申年乡贡进士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曾与泉州开元寺高僧沙门文中共书经幢序文。由此，揭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状元黄仁颖嫡系曾孙！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两谱所提供的谱牒史料，从而为人们解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即：欧阳修父观祖父偃嫡系曾祖状元黄仁颖嫡子、欧阳郴嗣子之谜。需说明的是，江西吉州推官欧阳郴，原籍福建晋江潘湖欧厝，后因官于吉州推官，遂居焉；为唐进士国子监四门肋教欧阳詹之曾孙、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之孙、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之季子；配工部尚书李稠长女因多年生女不得子，后唐状元黄仁颖，字福佑，一字仁达，号潘湖翁，配欧阳澥长女欧阳郴之妹，其子欧阳偃本姓黄，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因年幼年家贫无力攻书，遂外甥承母舅欧阳郴家，实赘于舅父欧阳郴家，随母姓。至于二弟恩贡靖江军团练欧阳俊，与恩贡屯中郎中欧阳仪则为唐工部尚书李稠之女——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妻所生。

　　生平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其母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他四岁而孤，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疏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思想追求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 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与应用文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亿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历史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后世评文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曾慥（zao四声)《乐府雅词》序）

　　六一婉丽，实妙于苏。（尤展成）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清刘熙载《艺概》卷四）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西江月》）

　　醉翁逸事

　　六一由来

　　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

　　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藏书的世代相传实际就是书香门第的延续。剖析湖州的人才现象，人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书香的家族。绵延千余载而不绝，代有名人的世家则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东南方向，菱湖西北两公里处，有一处地势略显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传：古时，这里有6个凸起于沼泽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划，竹依靠笋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笋”又与“沈”同音，所以当他们的祖先从武康迁居过来时，便称此地为“竹墩”，希望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区的其它古村落一样，水泥新房包围着青砖老屋，清溪环碧，溪上的状元、养富、寺前等古桥，还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这个小镇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气度。曾经气势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盖。寻根访祖的天下沈氏后人，只能依稀寻觅过往的显赫。

好在竹墩出来的名人已是多过竹墩的竹子。出门闯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节总不忘按竹墩的习俗在门前高挂“竹墩沈”的红灯笼，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谱》。

《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谱的那个时代正是讲究门阀等第的南朝，士族与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间，也有品第之分，王、谢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虽然源出于东汉济阳太守沈戎，其后也世代为官，不过多为武将，在魏晋尚文鄙武的风气下，总有点抬不起头来。沈驎士则是沈氏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士。

兴文重教，实为沈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沈麟士虽为布衣，但织帘抄书，以学问和教学为乐的风范，却永为沈氏后人所景仰效仿。

从沈戎迁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间，“武康沈”人才鼎盛。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时期，湖州东乡的陂塘搂港体系逐渐完善，东苕溪以东的湿地成为移民垦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脉便从余英溪畔迁徙至东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开启沈氏宗脉新的篇章。

继南朝齐梁间“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涌喷发以后，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也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学政，督学兴学于外省。沈三曾丁忧归里后，便潜心教授子侄读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授编修，不久便以奉亲养老辞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书院几十年。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虽然功名不著，但学术成就斐然。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

武康镇旁有前溪，竹墩村边有清溪。两溪与东苕溪相连，“武康沈”与“竹墩沈”文脉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双溪唱和，两地参与的沈姓文人多达三十余人，可谓隽秀云集，冠盖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1916年，北京大学教授湖州鲍山人钱玄同(钱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谱琴族侄)担任《新青年》主编，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竹墩之沈”续写风流，“鲍山之钱”新开篇章。

钱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据谈钥的《嘉泰吴兴志》记载，西汉谏议大夫钱林徙居乌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镇西北一带)。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钱姓已成为与沈、姚、丘、钮并列的江表望族，“晋宋及陈世，有王、侯、牧、守甚众，衣冠之盛如此，而陈昭皇后亦为钱氏，宜为长兴著姓。”

隋唐以后，长兴钱氏逐渐散居湖州境内，迭有名人涌现，如唐朝诗人钱起、高僧道宣、郇国公钱九陇等。

如今天下钱氏多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Liú）为宗，临安县城内尚有气势宏大的钱王庙，庙内陈列着各地的《钱氏宗谱》。而钱镠一支恰以钱林为四十三代祖。如此说来，天下钱姓的本宗应当在长兴。鲍山钱氏也应当是长兴钱氏的一脉。

鲍山钱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钱振常。钱振常官做到了礼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了绍兴、扬州、苏州等地的书院山长，还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乘龙快婿，其学问博洽，显然是被公认了的。偏偏大儿子钱恂的功名只有秀才，举人是屡考不中，实在是家门的一桩憾事。于是对老来才得的小儿子钱玄同(本名师黄)，便顾不上疼爱了，亲自督导。小师黄三周岁诵《尔雅》、四岁背《诗经》，九岁学《说文解字》，九岁习作文之法，十岁背《史记》、《汉书》……

就在小师黄在家苦读的时候，比他大上三十四岁的兄长钱恂参加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官考试，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职业外交官。钱恂先后担任过驻英、德、俄、法等国使馆的参赞，驻荷兰、意大利的大使，游历了欧、非、亚许多国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潜园。钱恂在国外二十年，大开了眼界。其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被后人评价为：“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钟叔河评语)。

钱恂在变，国内的小师黄也在变，他改号“掇献”了。这时候的钱玄同已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年才子，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清著作，对音韵学也产生了兴趣，“掇献”的名号便与其音韵学的研习有关。钱玄同一生的名号极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

钱恂担任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他大力推动国内青年自费留学日本。单士厘认为，留日之风是钱恂创议而钱玄同率先实践的。1906年，钱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钱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满的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鲁迅、沈兼士等同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在湖州中学堂(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现名湖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当时正在该校就读，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钱氏兄弟其时的风姿。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钱恂长子)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

1913年，钱玄同、钱稻孙随就任大总统府顾问一职的钱恂北上。玄同、稻孙都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后进入北大任教。谁也不曾料想，竹墩沈与鲍山钱的第三度相会，竟然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一批中坚骨干。

从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在他任内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鸿钊、崔适及“三沈”、“二钱”，除了崔老先生为宿儒外，其余都是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钱振常的学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又有湖州人朱家骅、沈迈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进入北大任教。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总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国最高学府的盛况比起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更胜一筹，在于“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开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独立支撑《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陈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后，沈尹默、钱玄同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六教授担任轮流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青年》时期，沈尹默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革命实践和介绍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他的白话诗《月夜》被称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的美德。”

钱玄同则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胡适《自传》)。这时候，钱玄同的名号开始启用，不久便响亮得超过了本名。

《新青年》南迁广州以后，北大四沈二钱归于沉寂，潜心于学术世界。钱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于文字改革，与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并为语言文字学的泰斗。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恢复旧名“夏”，以示气节，拒绝伪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艺术及理论的探索，成为廿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鲍山钱氏等众多人才辈出的家族，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绝对不肯改 的，就象现在的上海人到了别地方仍旧讲上海话一样。不仅 是因为有沈尹默、钱玄同、陆志韦这样的名教授，朱家骅、张乃燕这样的名牌大学校长，当年名教授、名校长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从蔡元培、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等营救陈独秀出狱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张静江、吴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楼、王一亭、顾叔苹、沈联芳等一批工商巨子的存在让湖州人傲气得很。

清帝退位的时候，责任内阁十位国务大臣中湖州人占了两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务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担任过总理，沈迈士的父亲沈瑞麟当过代理外长，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有“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提法，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评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一职长期由湖州人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把持，所以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讨袁．经费的主要筹款人，也曾经是蒋介石的思想导师。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则一直担任考试院院长。

湖州近现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而当上海开埠，外面世界的各类信息潮水般涌人时，这股潜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封闭的旧中国被迫打开的窗口——上海，成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从王佐卿、陆心源投资办厂，王一亭、顾叔苹代理洋商业务始，数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当年在会文路湖州会馆中济济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还有藏书家周庆云、朱孝臧，书画家吴昌硕、钱病鹤，音乐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译家包玉珂、周越然，摄影家蔡仁抱、刘旭沧，**编导沈西苓、潘孑农，文物鉴赏家徐森玉、张珩，小说家赵苕狂，戏剧家宋春舫等众多文化名流。裁缝的儿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个孤身周游世界的壮举后，也成了上海湖州同乡组织——湖社中的一员。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辉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 潘安介绍

潘岳（公元247—公元300）西晋著名文学家。字安仁。出生于今河南中牟县。

潘岳是官宦子弟出身，其祖父潘瑾为安平太守，其父潘芘为琅琊内史。潘岳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晋书》称“潘岳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神童”，在当时就有“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的美誉。,成年后更是高步一时。司马炎建晋后,潘岳被司空荀□召授司空掾。后因作《藉田赋》,招致忌恨，滞官不迁达十年之久。咸宁四年(278),贾充召潘岳为太尉掾。后出为河阳县令，四年后迁怀县令。后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不久被免职。永熙元年(290)，杨骏辅政，召潘岳为太傅府主簿。杨骏被诛后，他被免职，不久又选为长安令。元康六年(296)前后,回到洛阳。历任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在这一时间，他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是其中的首要人物。永康元年，赵王伦擅政，中书令孙秀诬潘岳、石崇、欧阳建等阴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乱,被杀洛阳桥外,夷三族。史称“八王之乱”。

潘岳的诗今存18首，《悼亡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

潘岳一身充满传奇，除文采斐然外，更以美貌成中国第一美男的代名词，14岁时他驾车出游洛阳城，令全城女性群起围观并投掷水果以表爱慕之情。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而他和妻子杨氏12岁订婚,相爱终身杨氏在潘岳52岁时逝世,他为她写的悼亡词情谊真挚,缠绵无尽，并未再娶。因此留下了“掷果盈车”艳惊洛阳，“比目游川”情绝千古的千古赞誉，而“才过宋玉，貌赛潘安” “掷果盈车”、“傅粉檀郎”“连壁接茵”“潘安再世”“玉树临风” “子建才，潘安貌” “陆海潘江”等成语典故皆出自这位1700多年前的乱世美男短暂的一生。

二． 相关传说、简传

李熠霖《潘安》借古喻今 探寻西晋美男子的故乡

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西晋文学家，中牟县大潘庄人。少年时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多少年来，提起我国古代美男子潘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现在，潘安已成为美男子的符号，顽强地活在成语典故、诗词曲赋、古今小说中。

掷果盈车图。少年潘安风流顽皮，喜欢挟牛皮弹弓到洛阳城外游玩，妇人们见着，竟手拉手围将起来，争相丢水果，这便是成语“掷果盈车”的由来。

商报记者 赖海芳 实习生 宋晓珊 文/图

“才比宋玉，貌似潘安”，这样的夸赞对每一个男人来说，都是莫大的称赞。西晋时，号称“中国第一美男子”的潘安是中牟县人，虽然他的容貌现在尚无法复原，但据史书记载，他的容貌即使不算倾国，也算是倾城，由于他出众的美更是演绎出了很多故事、典故。

令人艳羡的是，这名美男子不仅有貌，而且有才。在历史上，他是与陆机齐名的文豪。在感情上，他更是一生只爱老婆杨氏，而这也正是他成为众多女子梦中情人的重要原因。

掷果盈车

潘安之美倾动全城

潘岳(公元247~300年)，字安仁，俗称潘安，西晋文学家，祖籍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

“他有非凡人气，一生爱美成癖，不折不扣的才子；他出世又入世，眉目如画的美男子，春风得意，时代的万人迷。”这是一首歌的歌词，由好男儿李熠霖演唱，歌名就叫《潘安》，也就是西晋时期著名的美男子。

虽然被称为“中国第一美男子”，但在史书中，潘安的美虽然是天生的，但他本人是否“爱美成癖”，并无从考证。而“非凡人气”、“时代的万人迷”来形容潘安，倒也不算失实。

那么，潘安究竟有多美？

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写了一本《世说新语》，其中有一篇《容止》，专门写美男子的仪容。其中，潘安就占了极大篇幅：“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潘安之美在正史上亦有多处记载，如《晋书•潘岳传》：“岳，美姿仪”；《文心雕龙》中写道“潘岳，少有容止”。

这些话从不同侧面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潘岳长得太俊美了。他年轻时，拿着弹弓，坐车到洛阳城外游玩，女孩子们见了他，都不由得围着他。而老女人们见了他，就用水果投掷他，这样，当潘岳回家时，总是满载而归，这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这里的潘岳，就是人所周知的潘安，他表字安仁，全名应是“潘安仁”。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利锁说，古代文章比如骈体文和诗歌，为了对仗押韵、省字，把仁字给省略了。而民间说法则是，因潘安曾侍奉中国历史上最丑最荒*最无耻的皇后贾南风，德行操守愧对“仁”字，因此后人省略一字，称为“潘安”。

中牟县史志办的王曜卿曾考证，历代诗词中，首次使用“潘安”者是唐代杜甫的《花底》诗：“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卫玠(公元285~312年)是和潘岳同时代的另一个美男子，因此，可以断定这里的“潘安”就是潘岳；在说唱文学里，首次出现“潘安”之名的则是唐代的《敦煌变文》；戏剧中使用“潘安”更晚。

潘安小名檀奴，因为他长得美，在后世文学中，“檀奴”、“檀郎”、“潘郎”等都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韦庄写了一首《江城子》词：“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也提到“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 。李后主的词《一斛珠》中言道：“嚼烂红苹，笑向檀郎唾。”

让人喷饭的是，在《晋书》中还记载了两个丑才子的小故事。一个叫张载，也是名重一时的文学家。他“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另一个人叫左思，“左太冲(即左思，字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一个被人扔砖头瓦块，一个被人吐唾沫，结果这两人都“萎顿而返”。看来，爱美之心，从古皆有。

用情专一

潘安写《悼亡诗》，演绎夫妻情深

虽然长得帅，但潘安并没有以此为资本拈花问柳，他对妻子杨氏用情专一，十分难得。

潘安12岁时，便与10岁的杨氏定亲，杨氏是晋代名儒杨肇的女儿。婚后，俩人共同生活20多年，夫妻情深。妻子不幸早亡后，潘安对她念念不忘，作了三首有名的《悼亡诗》来怀念妻子。因为他的诗，导致后世把悼亡诗也限制在了悼念妻子的范畴里。

潘安的悼亡诗中，名句也很多，像用比目鱼比喻夫妻情深，《悼亡诗一》中有一句“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是说夫妻一人先去，像比目鱼的分崩离析。潘安的三首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李商隐曾说“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表扬的就是他的这三首诗。

不过，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三首悼亡诗辞藻过于华丽，倒掩盖了不少真情实感。除了有“帏屏无芳菲，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这样尚算朴素的诗句之外，还有很多大而无当的废话。如“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这后四句是说，我抚摸着你的衣服长长地叹息，不知不觉，泪就流到了胸口上。但流到了胸口上也抑制不住，我的悲伤又从中而生啊。

唐朝诗人元稹对潘安的悼亡诗有个评价“潘安悼亡犹费词”，这评价相当确切，与苏轼的《江城子》相比，潘安的情没有那么刻骨铭心。不过，也不能全怨潘安，魏晋时期文风本就是铺垫、堆砌成风。

潘安之死

陷害太子迷雾重重

和一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帅哥不同，潘安不仅长得美，而且还颇有文采。《晋书》中说潘安“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总角辨惠，文藻清艳”。他一生写过许多好诗赋，其《西征赋》、《秋兴赋》、《寡妇赋》、《闲居赋》、《悼亡诗》等都是诗赋中的名篇，至今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流传后世的有《潘黄门集》。

潘安早年得到司空太尉赏识，荐举为秀才。在潘安20来岁时，晋武帝司马炎一天来了兴趣，下乡耕田作秀。这场作秀引得当时文人纷纷作诗拍马屁，结果潘岳作了一首《藉田赋》，辞藻清艳，声震朝野，遭人嫉恨，于是被排挤出朝廷。

赋闲十年后，潘岳终于被重新录用。当了河阳(河南孟州)县令，颇有政绩。在当县令期间，他不失文人的风雅，在河阳县遍种桃树，时人号称“一县花”。不过，记者采访时，潘安故里的老人称，潘岳最爱的当是棠棣花。

公元296年，潘安回到京城做官，经常参与依附贾谧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贾谧是史上著名的丑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虽然这二十四人中鱼目混杂，后来将其归之为“政治集团”，但在当时实际上是文化人自发形成的小圈子，陆机、陆云以及大名鼎鼎的富翁石崇都位列其中。

贾谧很欣赏潘安的才华，上朝的文辞多出自潘安之手。后来，因为贾南风不会生子，为达到长期左右朝政大权的目的，准备谋害太子。不幸，潘安被牵连其中。

具体过程大致如此：某天晚上，贾后派人将太子灌醉，哄他抄写一篇草书。太子醉得一塌糊涂，就照着笔画乱抄一遍。然后，太子的墨宝被改头换面，进行技术处理，最后竟成了一篇有谋反之意的文章。而潘安充当的角色，正是对太子文章进行处理。

文化人潘安可能从未想到这有什么后果，或许就算想到了，也不得不为之。结果是，贾后很快败亡，司马伦发动兵变入宫，尽诛贾后党羽，潘安当然势在难免。

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潘安在洛阳被杀，并“夷三族”，时年53岁。

不过，对此解释，很多史学家认为是迷雾重重，很多人认为潘安的死是个冤案。因为如果直接参与陷害太子，这么重要的事，在东晋南北朝人写的史书中却没有记载，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300年后，房玄龄才写出了这件事。

故里寻踪

家乡人说潘安墓

在中国，潘安之名如雷贯耳，但其家乡——河南中牟却相当低调。

2008年1月28日，大雪初晴，气温骤降到零下6摄氏度。从中牟县城沿官渡大街向东2公里左右，就是大潘庄。这里，也就是潘安的故里。

10多年前，这里还是县城西郊的一片庄稼地，而现在，这已经成为县城里的都市村庄。

中牟县档案局主管县志整理工作的徐元说，一直以来，都不断有来自各地潘姓后裔来此祭祀。大潘庄村的村支书潘树林说，村里为了纪念潘安，同时也为了让回乡寻根问祖的人有个祭拜的地方，决定在县城西北角处修建潘安故里游乐园。

1996年10月1日，潘安故里游乐园正式对外开放。一进大门，就能看到潘安的汉白玉塑像，这尊塑像是人们根据想象中的美男子模样造成的，其实并非潘安原型。在塑像北侧为潘安墓，墓旁土山为潘安坟，土山上建有纪念碑亭。

潘绍卿今年70岁，曾是大潘庄村里的生产队长兼游乐园园长。据他介绍，自己是潘美29世子孙，而潘美是河北大名府人，是潘安嫡系36世子孙。为了证明，他还专门拿出一本潘氏家谱给记者看。

但是，潘安墓究竟在什么地方，历史上说法不一。徐元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在县城西北三公里处，“中牟县志”采取的就是这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潘安墓在县城西三里处的一个大土丘上，人称单冢，内有石床，但现在已无据可考；

第三种传说是，潘安死后为防人盗墓，建了两座坟冢，单冢是潘安的疑冢。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都认可第一种说法，因为，从建村以来，这里就是潘姓家族的祖坟。大潘村58岁的妇女主任衡秀萍说，自己的公爹潘永增在世时，经常讲遭遇潘安墓的故事。

1938年8月，中牟大水过后，仍有大片的水坑积存。由于天气炎热，13岁的潘永增经常到村里西侧(原中牟农校)的一个水坑里洗澡。仗着自己水性好，潘永增经常扎猛子下水。一次，扎猛子时，头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用手摸时，发现上面是一块块长满青苔的砖，但是比普通的砖要大得多。

回到家后，潘永增告诉了村里人自己的“奇遇”。老人们由此断定，潘安墓就在村西北的河里，潘永增碰到的肯定是潘安墓。

潘安的绝世风姿在该村似乎也遗传了下来。衡秀萍笑着说，自己当年从中牟县城嫁到大潘庄，就是因为看上了自己老公的相貌。

三、歌曲《潘安》

2007年出版，厂牌：盛世强音

潘安

曲｜小5 词｜陈少琪 唱｜李熠霖

一千八百年前 一个翩翩少年 他有非凡人气

一生爱美成癖 不折不扣才子的傲气

他出世又入世 眉目如画的美男子

春风得意 时代的万人迷 趋炎附势却身不由己

多少遗憾都留在洛阳 多少个选秀今天在录像

有没有 再世潘安 是否传说中的尚书郎

是不是白了头的沧桑 ooh…

招一阵风雨 演一场生命的悲剧

谁是英俊无比同时人格美丽

谁追赶八千里路名和利 谁愿回归故里

下载歌里 一首悼亡诗

四、歌曲评价

《潘安》二个惊艳的男子 一首惊艳的诗歌

很少有男生的歌会用“惊艳”二字来形容的，但对于这首尚未曝光已经在网络上问询度很高的《潘安》却是当之无愧的。潘安加上李熠霖，跨越中国一千八百年的中国美男史在短短四分钟的歌曲中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与当前选秀选手的情歌不一样，这首用声色艺塑造的惊艳歌曲却定位为诗歌，少了时下电子音乐的浮躁和跟风的模仿，多了一份属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隽永飘逸以及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关注，在行云流水的乐曲当中留下了一份可以回味的暗香，给我们多一份思考，《潘安》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另一种发扬和激赏，正用现代人的姿态和角度追击历史，展望明天。

盛世强音作为中国男艺人公司的一个杰出品牌，曾培养了不少男色史上的标杆人物，胡兵、李学庆……个个花样美男都有推出单曲，但真正推向市场的第一击却是参加好男出身的李熠霖的《潘安》。

光以潘安为题本身就令人惊艳，作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美男，盛世强音将李熠霖化身“潘安”而出，昭显要将这位新秀捧到一个高度的决心。但要还原大众所熟知的潘安却也是极其危险的尝试，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歌手的声音、演唱和形象包装上面稍有不妥就有可能令演唱者淹没在众人的口水中，但盛世强音却在《潘安》中显示了制造男色明星的丰富经验和驾御能力，前后筹划时间长达半年，填词人陈少琪、制作人马军、造型师彩霞均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加上李熠霖这个选秀而来的人气男子，终于造就了这首可以用耳朵听出画面的好歌。

以古代人物做主题的歌曲不少，但香港著名填词人陈少琪不但用短短不到200字描写了潘安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同时用潘安借古喻今，针对选秀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和对照，堪称“神来之笔”，其中一句“谁是英俊无比同时人格美丽？”更是画龙点睛，算是陈少琪近期的代表作品。而该歌的曲式也与一般的流行歌曲不同，分为四段式。作为今年中国风音乐中编曲典型的一首作品，制作人马军在《潘安》的编配上下足功夫，乐曲以电子合成音色及埙、古筝的交替变奏，将音乐引入一种空灵、古朴的氛围当中，儒雅而神秘、时尚又流行，将听众带回一千八百年前幻想的画面中，当温暖的弦乐将渐起的情绪带入高潮时，富有冲击力的电子鼓却令音乐嘎然而止，打断了已被渐渐诱惑的思绪，一阵结实强劲的Kick drum及李熠霖磁性的嗓音和略带Soul音乐唱腔的旋律告诉我们，这是E时代流行时尚的音乐，过去的潘安、现今的美男、古时的非凡人气的万人迷，今天的选秀，电子乐的冰冷、 萧的哀怨、 Hip hop节奏的蛮横、古筝流水般的音律，两个时代两种音乐，多种情绪的融合，将听众的心弦一遍遍的拨动。将传统的音乐美学一遍遍的颠覆，当更为激烈的律动及失真gtrs音色扑面而来时，歌曲便进入了高潮段。音乐的风格转为激烈冲突，这似乎背离了音乐初始阶段对于音乐风格的提示，一曲听过来，音色转换、情绪变化茅盾冲突，确实又是对歌曲内容的最好诠释，而大面积的和声加强了主唱音色的力度，情绪是激烈而又悲愤的，音乐带来的画面色彩是辉煌悲壮的。

学表演出身的李熠霖被称为最会唱歌的好男儿，在此歌中也以表演的手法创造了全新的演唱风格，充满男生傲气磁性的声音非常文艺腔调的表现，每个吐词的拿捏都充满了舞台的话剧感，如同述说一个故事，舒缓而空灵，一个现代的花样美男看着一个古代的花样美男从花开到花败的过程步步呈现，残缺的美令人心颤之外就是心痛。

除了歌曲本身的非凡创作，在完成“潘安”这样一个以貌著称于世的超级美男的巨大工程中，盛世强音不计成本地邀请著名的历史专家担任顾问，更安排李熠霖亲身到洛阳以及郑州等地潘安的遗址凭吊，同时与潘安家族后裔见面，从中获取了重要的灵感和体会。而为了令整个单曲的视觉更具权威，邀请了香港台湾的学者和造型师几易其稿最终确认了潘安当时的基本扮相，选取了15、6岁时潘安最惊艳的“掷果盈车”阶段的美少年造型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潘安貌。为了本次封套的拍摄，制作单位先后制作了3件写有潘安名篇“掉亡诗”的外套，而摄影工作也前后由两位著名摄影师分别完成。为了保证封套的制作和还原西晋时期的魏晋风度，还特别请来国内的隶书大家书写了歌名和掉亡诗，而在唱片封套上均以工笔牡丹衬底既展现了“花样少年俏潘安”同时也是对潘安这位备受李白赞誉的“花县令”的百世政绩的致敬。李熠霖阳刚中不失精致儒雅的长相最大可能地再现了史书上记载 “妙有姿容”的潘安神采。

听一遍《潘安》，你会兴奋地发现，他至今都没有终止过优美而悲壮的生活，用音乐开启历史庞大厚重的封盖，古今穿梭1800年的时光，原来潘安一直与我们同行，而用声音唤醒了潘安的男子，他叫李熠霖………

五、潘安作品

悼亡诗三首

一

荏苒冬春树，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爙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蝇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彷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岳犹可击。

二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盻枕席，长簟

静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彷佛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上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