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书院碑记

作者：清王廷赞

原文

己卯之春，西师藏事，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具载碑阴。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苇草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师生膏火费。……己丑春，地方绅士休余振作之意，亦共捐资置市房七十六间，取其租以助膏火，此又人心鼓舞，咸期完美之一机也。……膏火尚未充裕，今又将舍此而去，实有不慊于心者，因述始末，著于石。并细将田房产业及酌定永远规条镌于碑阴，以俟新尹长才加意扩充，渐臻极备。

——《甘州府志乾隆》卷14，成文出版社，1976。

注释

1、甘泉书院，遗址有三处：（1）南岳衡山甘泉书院（内有《心性图说》碑石）；（2）九华山甘泉书院；（3）甘肃甘泉书院。留下碑记的是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甘泉书院。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州知府冯祖悦（清代人。清代《山西省志·人物志（上）》有传志）、张掖知县王廷赞创建于南门内街东，以临甘泉，故名。东西长90余丈，南北阔8丈5尺。建大门，讲堂2间，厢房34间及泮池、木桥等。冯自为记。后又建瓦房1座，牌坊2座；院内左翼建三台阁，右翼为爽心亭，游廊9间；南面振兴仓3间；临池栽杨柳400余株。三十二年（1767）又添建五云楼、灌书园、锄经堂，及穿廊园门。三十五年（1770）再建玩书楼6间以藏书；双苇湖亭5间，厢房5间。知县王廷赞捐银1500两，士绅先后捐银1000两，均发商生息以资膏火。又拨有学田6000亩。另园东及城外官地所栽246株杨柳沙枣亦属书院。有《书院公业考》，详载书院产业收支细目。院长庄学和撰《教孝千字文》作为讲义，以教诸生。

补记：明武宗正德年间，张掖创建甘泉书院，这是见于史籍的张掖最早的书院。自从雍正朝放宽开办书院的政策后，张掖的书院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清代甘州府城内有南华书院、觻（lù）得（汉代县名，在今甘肃省张掖市西北）书院和甘泉书院；东乐有仰止书院（天山书院）、金山书院；山丹有仙堤书院；抚彝厅有蓼泉书院；高台有建康书院。其中，甘泉书院规模最大。清乾隆二年（1737），甘州知府冯祖悦重新开办甘泉书院，但当时规模较小。据《张掖甘泉书院碑记》记载，王廷赞任张掖知县时，“有创建之思，旋改署武威，去未果”。此后，王廷赞复莅任于张掖，“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在甘泉书院内建三台阁、爽心亭及后院亭榭，“皆节次增置者也”。重修后的甘泉书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阴森森，书生朗朗。“今春，延太仓王济美为之师，肄业者皆踊跃奋兴，争自濯磨”，从张掖各地来的学生，汇集于此。（参见：http://wwwdoc88com/p-7843319485024html）

2、碑记全称是《张掖甘泉书院碑记》。作者是王廷赞，另有《张掖贡院碑记》。王廷赞（1714-1781），字翼公，号用宾，辽宁葫芦岛人。曾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父亲王永禄是读书人，曾任盖平县知县。王廷赞出身吏员，由于他勤谨有才干，受到上司器重，才被引荐为官。在甘肃任职三十多年间，他由微末之员，递升为县、州、道的行政长官，最后终于做到甘肃布政使这样的封疆大吏。由于他出身低微，比较了解下情，所以大部分时间为官谨慎，能循理守法，尽职尽责。在甘肃为官三十多年，在平反冤狱、振兴文教、兴修水制、剿匪安民、集军饷等方面，都留下了政绩，但最后因贪污犯罪而被处死。乾隆十二年（1747），王廷赞被引荐为兰州府经历，这是他官吏生涯的开始。经历是一个职掌出纳、文书的小吏，有时也协助上司审理案件。他奉命处理案件，由于秉公执法，许多冤案都得以平反，当时兰州有“打官司，找王经历决断”的说法。从乾隆十九年（1754）开始，王廷赞先后代理张掖、武威、镇原等县知县。他在代理张掖知县任上，突出的政绩是振兴教育。张掖原来没有贡院，读书人赴试多有不便，他在张掖建立贡院。为了给读书人提供学习场所，他又在废弃书院基础上，重新修建了甘泉书院，后来又逐渐增建三台阁、爽心亭及玩书楼、锄经堂等建筑，使书院规模更加宏伟。同时又多方丰富藏书，聘请名师讲学，一时文教蔚然兴起。陕甘总督黄廷桂，非常赏识王廷赞的才干，王廷赞于是被提升为张掖知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之役起，黄廷桂令王廷赞随军协理军需，使他的才干得以进一步施展。这期间，王廷赞母亲病逝的消息传来，他以军国大事为重，没有向上司提出奔丧的请求，忍着哀痛，正常处理公务，直到战事结束，账目清算完毕，才回中后所祭母。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廷赞代理平凉府盐茶厅同知，执掌地方治安。据其墓表载，这期间，他曾率人马，趁夜出击，将百余名为害乡里的盗匪一网打尽。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二年（1777）。王廷赞先后任宁夏知府、甘凉道及宁夏道道台。黄河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是主要的农业区，旧有惠农等灌渠，对发展农业生产曾起过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久失修，渠道严重淤塞。王廷赞下车伊始，即以发展生产为首务，奏请朝廷，行宫疏浚河渠。他的建议得到采纳，朝廷批准拨发库银，并授命他负责整个工程。王廷赞从授命之日起，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不辞辛劳，事必躬亲。从水文地质勘测，到排水、清沙、挑淤及运石，处处亲自指点。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河渠工程于乾隆四十二年4月告竣。竣工之日，他的同僚赋诗表示祝贺，一诗中有“三年治水鬓成丝”的句子，可算是他这一时期宦绩的写照。宁夏平原的瘠土碱地，尽变成肥田沃野，这里自有王廷赞倾洒的许多心血。这年的5月，王廷赞因政绩卓著而被提升为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鉴于王廷赞在甘肃效力多年，应予褒奖，于是乾隆皇帝诰封其曾祖父、祖父及父为通奉大夫，曾祖母、祖母及母为夫人，此时王廷赞已是66岁高龄的老人。由于看到吏治积弊甚重，又苦于在明争暗斗的官场继续奔命，他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他奏请辞官回乡，由于皇上“优旨慰留”，他未能如愿。撒拉族世居甘肃、青海，信奉伊斯兰教。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徒马明新，创伊斯兰教新教派，与旧教派相仇杀，死百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支出旧教派，镇压新教派，将新教派领袖马明新逮捕，关入省城监狱。于是激起新教派强烈不满，爆发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伊斯兰教新教派起义。起义震动了清王朝，乾隆帝下令调集大军追剿。自3月中旬至7月上旬，历时3个多月，新教派终于失败。王廷赞由于守兰州城五昼夜有功，受到乾隆皇帝嘉奖，赐一品顶戴，赏戴花翎，例晋其曾祖父、祖父、父为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为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使王氏满门生辉。就在乾隆皇帝派兵镇压苏四十三起义的过程中，一桩震动全国，牵涉甘肃全省二百多名官员的冒赈浮销贪污大案被揭发了，王廷赞成了这一大案的主犯。甘肃一向有捐监旧例。所谓“捐监”，就是商人、平民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官府，取得监生的身份，取得应试入官的资格。由于甘肃自然条件较差，常有灾害发生，若捐监者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全省筹集几百万石粮食，就可在灾年用来救济灾民，省去由中央调拨救济粮的麻烦，于国于民，俱为有利。由于容易出现弊病，此项措施曾一度取消。到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在甘肃重开捐监，得到皇上的批准。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出，鉴于“甘肃通省仓储，一时未能足额”，所以规定一律以粮豆收捐，不得折收银两。同时派“能干”的官员王亶望作甘肃布政使，经理此事。严格要求勒尔谨“实心查办，剔除诸弊”。 乾隆四十二年5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由年已63岁的宁夏道台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任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600多万石，约有15万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在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就有如此多监粮入库，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乾隆帝万万没想到，王亶望这位“能事之藩司”所收监粮竟全是写在纸上的数字，他禀中颗粒皆无。原来，王亶望并未按皇上的要求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这些银两也未用来购进粮食赈济灾民，而是被各级大小官员用赈济的名义冒销，最后落入私囊。王廷赞任布政使后，不但未革除弊端，而且向每个捐监的人又加收白银五两，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苏四十三聚众起义，乾隆帝派和坤、阿桂赴甘督办。4月，和坤上疏奏报军情，说到进入甘肃即遇雨。阿桂上报应战情况，也多次提到因雨太多，以致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下令阿桂和代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查访办理，据实上奏。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乾隆帝闻后，一方面谕令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王亶望，另一方面命王亶望在甘肃的继任者王延赞呈报监粮私收实情。6月初，王廷赞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收银两，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实粮石之事，故定一名捐监者交粮五十五两的数额。甘肃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兰州知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加结于上。王廷赞此供在于表白折收银两原为不得已，此举不但方便了捐监的人，而且手续健全，但乾隆帝一眼就看出此供隐匿了实情。他6月10日下谕驳斥，并下结论道：“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后乾隆帝又分别于6月12日、17日两度下谕，分析案件性质为贪污案，而且是集团贪污。表示坚决追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下令阿桂、李侍尧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勒尔谨和布政使王廷赞，命他俩据实供吐。他令阿桂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后来的事实说明，王廷赞未能“据实供明”，因而也未能得到乾隆帝的最大宽宥。由于乾隆帝态度坚决，阿桂和李侍尧自不敢怠慢，于是整个案情便很快查清。这一案件共揭发出侵盗银两1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共102人，确实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此案件不仅牵涉人数多，赃银数量大，而且手段恶劣。贪官们不仅吞没监粮，而且大肆**国库帑银。例如，6百多万台的“监粮”既已折收银两，可他们还借口添设新地，冒领建地费用；“监粮”已化为白银入了私囊，他们还以支付运输费的名目领取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运输费28690余两。对此案要犯，乾隆帝严惩不贷。7月30日、8月18日他两次下谕，做出对要犯的处理决定。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领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到10月，陆续正法者共56名贪官，免死发遣者46人。乾隆帝在7月30日的谕令中，指出王廷赞的罪责，做出惩处决定。他指出，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又始终匿饰案，不吐实情。但念及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王廷赞原本是个忠于职守、循规蹈矩的官吏，本应洁身自好，但他终未能摆脱封建官场贪鄙之风，因而也未能逃脱法制之网。王廷赞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9月12日（家谱作11日）午时被处绞刑，终年67岁。

另有王廷赞（1847-1927），字子襄，号若谷，晚年自号排云道人。泗水县城关榆园街人。16岁“立志问学”。同治五年（1866）赴兖州初应府试，同治八年（1869）补为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入选拔贡，并名列榜首。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 以后自1877年入京会试，连续6场都名落孙山，“仍为下第人”，直到46岁时的第7场会试中，才考取进士。入仕后，先后在四川平武、长宁、南郡等县任知县，后升为候补知府，任地方官达15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卸任归里，次年寄寓济宁。王廷赞一生多诗作。曾将绝大部分诗作收入《排云诗草》。后又由门人晚辈进一步收集整理， 集成《排云诗集》，于1937年4月石印出版。书前冠以吴佩孚、梁漱溟等人的题词及其门人后辈所写的序言，共收入诗作1500余首。

附录1：

广西省百色市凌云县《云峰书院碑记》

尝思贤哲挺生，固由天地菁华之萃，人才蔚起，尢赖君师乐育之功，□□□□□□，气习殊尔，必须振兴之有术，唯我杨太公祖讳赞绪，仰体□□圣化，俯恤边儒，本无□之深衷，著作人之雅化，特捐廉俸，创建云峰书院，及乎宋太公祖讳淇源，□□□□公项储给师生膏火，自是而后，继任贤候，荣莅斯土，□□□□□□□，勋等肄业其中，相聚而言曰：云峰书院为鼓舞人文之区。

文昌帝君，实司衡人文之柄，盛德□□宇宙，大业偏洽儒林，吾侪素存景仰之心，□□□□□□□，敬塑帝像，用效趋跄，二月初三恭逢。

帝诞甚喜，献□有日，□忭颂祝无疆，更相联名，聚成胜会，凑得银。□□□□，以供祀祭，□明德昭格降福，孔皆敬业乐群，若启若翼，成人□□□□科甲联元，爰颜会名曰连元会，是为记。

儒学教授：谢琏、李嗣勋、陈仪、梁元珣

绅士：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岑树淳、李盛枝、朱上瑛、岑鸿爵 岑文济、林应翰、岑廷元、岑鸿章、岑鸿逵、杨延星、罗国佐、岑文渊 李世英、林森华、梁上材、岑文瑛、岑鸿烈、梁成德、刘绍俊、覃超元、李 隆、潘其仁、林森美、李方成、唐世杰、李元章、屈必伸、李登荣 刘廷翰、朱景昭、雷再溥、刘朝俊、吴世绩、黄元都、蒙 全、黄志道。

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仲春月立

（注：碑记全文如上，原文无标点，□代表看不清的字。在凌云县博物馆门前的碑廊里，遗存有一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古石碑，碑高135厘米、宽64厘米、厚10厘米，碑上的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碑记的内容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谢琏、李嗣勋等4位儒学教授，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等40位绅士，在云峰书院里设立“文昌帝君”的塑像，以供祀祭，并组建“连元会”，祈求教育事业越来越兴盛。）

附录2：

衡山甘泉书院内《心性图说》碑石文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谷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见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包与贯，实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

一、姓氏源流

邰（Tái）姓源出有有二：

1、源于姜姓，是周族始祖弃的后代，以国名为氏。邰姓始于尧舜时期，邰氏的始祖就是上古时期有大功于民族进化的贤人后稷，他是帝尧的农官，因治理农业有功，尧就封他为邰国的国君，从此便有了邰姓。根据《说文》上说，后稷为尧的大司农，以功受封于邰这个地方，子孙就以邰为姓氏。当时邰地的位置，根据考证，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的境内。我国的邰氏家族，就发源于这个地方。到了唐朝以后，邰氏主要繁衍于山东半岛北部叫平卢的地方。

2、为大利稽氏所改。据《周书》载，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大利稽氏，入中原后改为邰氏，又据《通志·氏族略》载：“大利稽（三字姓）之为邰。”邰姓望族居平卢（今山东省益都）。

得姓始祖：后稷。周部族的始祖叫后稷，姬姓，名弃，为姜嫄所生。姜嫄姓有邰氏，为炎帝之后，嫁给帝喾。相传，有邰姑娘姜嫄，未出嫁前，生活在有邰氏部落（在今陕西省武功境内）里。有一天，她与同伴到野外去玩，看到田野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姜嫄出于好奇心，将自己的脚踩上去比大小，谁知这一踩就心有所动。回去以后就怀孕了，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她怕人笑话，就把他丢弃在小巷里。令人惊异的是，动物们见了这个小孩，都备加爱护，绕道而行。姜嫄又把他丢弃到结冰的河上，成群的飞鸟都来围在这小孩的周围，用羽毛为他保暖。姜嫄见这小孩大难不死，意识到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于是就改变主意把他抱回家抚养。因为开始就把他遗弃，所以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弃。弃从小就喜欢种植各种植物，长大以后成了种庄稼的能手。后来帝尧任命他为农官后稷。在他的管理下，天下农业连年丰收。帝尧很高兴，就封他为有邰氏的国君，邰就是弃的后人。按照传说惯例，人们把弃视为灶稷神（即庄稼神）。弃的后代，就用国名邰作为自己的姓氏，故邰氏后人奉后稷为邰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邰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邰姓出自姬姓。上古帝尧时，有个人叫弃，是炎帝的后代。炎帝的部落是最善于务农的部落，弃也很善于务农，御史被尧任命为农官后稷，管理天下农业。弃上任后，管理天下农业很有成绩，连年丰收。为了表彰弃的功劳，尧封弃为有邰氏部落的首领，并建立了邰国（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弃的后代以封地为姓氏，称为邰氏。关于弃这个人，有很多有趣的传说。弃母亲叫姜原，一说当她还是一个姑娘的时候，有一次在野外游玩时，看见地上有个巨大的脚印，就好奇地踩了一下，回去以后竟然怀孕了，生了一个男孩。姜原很害羞，好几次把他丢弃，但都不成，结果姜原意识到他可能是神的孩子，就把他养大，并取名叫弃。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时有一次祭神活动中，黄帝族的一个氏族首领帝喾看上了姜原，两人相爱而使姜原怀上了弃。姜原始炎帝族的后人，这个故事是炎黄两帝相结合的一个记载。按，炎帝族崇拜凤图腾，黄帝族崇拜龙图腾，他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唐朝中粹公由山东临清迁开封，宋靖康年，邰茂公任成都同知，北陷不能回，三子分居贵，湘，鄂，中山阁下（中泰公）为宜城茂公曾孙，进士后任知县，知府，江淮节度使等职，兵败后居溧水长山，现江苏溧水，安徽当涂，上海一带邰氏思源堂为其孙万五公后，德源堂为其养子实德公所化，江苏兴化，宝应一带邰氏为中泰公兄中和公所化（中和公为宜城富翁，襄阳破，公之后人欲投中泰公，时两江节度使汪，投敌，中泰公前后受困，欲轻骑赴临安，兵败溧水，中和公后人投奔不成，落住扬州）……（余略）。

三、历史名人

邰茂质：明代著名孝子，慈利人。其母怕雷，每逢雷雨，茂质便以身护母。其母去世后，每遇雷雨，便赴母墓护之，雷止才归家，茂质闻雷护母，后为“二十四孝”之一。

邰中泰公：宋江淮节度使，兵败溧水长山，受重伤，为高淳栗山书院居丞相子所救，复原后，与文天祥联系抗元，未成。

邰仁五公：中泰公后，朱元璋大将，克衢州，九江，封皇陵守备，陇中节度使等职。

邰格之：明代制墨家。安徽休宁人，墨工出生，是休宁派的创始人，亦是成套丛墨——集锦墨的创始人。现存有“文玩”、“世宝”、“蟠螭”等款墨。

邰爽秋：（1896-1976）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江苏省东台人。曾就读于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1923年留美，入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前身为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河南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大豆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院长，国民 教育部战时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全国解放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世纪30-40年代，邰爽秋竭力提倡民生本位教育，并在上海、重庆等地农村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达十余年之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并称为“中国教育界四大怪杰”。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平卢郡：治所在今天的山东省东益都县。

2、堂号

翼亲堂：翼亲意思是像翅膀一样护着母亲。明朝邰茂质事亲至孝。他母亲怕雷，每到打雷，茂质就用自己的身子像张开的翅膀一样护着母亲。母亲死后，每封雷鸣，茂质就用大伞遮盖母亲的坟墓。

思源堂：思源意思是临清老家不得回，宜城青山父母不得祭奠。故祠堂西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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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姓宗祠通用对联〖邰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连州颂德；

长阳镌铭。

——佚名撰邰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人邰靖，官连州佥判，施惠于民，百姓颂其德。下联典指明代人邰鼎，多才而有气节，官长阳令，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百姓为他立碑颂德。

儒林俊选；

伊望良才。

——佚名撰邰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邰瑞事典。下联典指五代吴·邰蒙事典。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一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恻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于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于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把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231西周之宗法制度

周朝的”家”，是一个政治单位，并不等同於我们现在对”家”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明白，当时的”国”是拥有千辆马车的战斗单位，而”家”是具有百辆马车的战斗单位，可见在这时”国”和”家”是相提并论的。不过我们现在从古代的文献来看，”家”虽然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织成核心。一般而言，”家”所涵盖的范围，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组合而成。至於”族”，则由同一高祖父的血亲，以及他们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来的。简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所以相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缘关系更为亲密。

”宗”的本义是祭祀祖先的庙，只有属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不过在祭祀祖先时，必须依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大宗”和”小宗”。一般最简单的分别，就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脉相传的为”大宗”，其余的庶子便是”小宗”。以当时的制度来看，周天子的传承是”大宗”，其他的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这些诸侯世袭的领地中，继位的嫡长子在领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以此类推，扩及到每个阶级之中。以这个精神来看，”家”中的成员，比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员，则比较接近”小宗”。

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后代子孙不可忘了自己的来源出处，用血缘关系把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这项措施对於当时正在发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项十分有利的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先秦留下来的许多文献，都会先谈到如何持”家”，再谈如何治”国”，最后才谈到如何平”天下”。探究其中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说，在当时观念中，先要将”小宗”的力量凝聚起来，再去发巩固并发挥”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基於这样的认知，特别重视家族中伦理的观念便自然出现了。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是阶级统治在社会中的一种完善。

关于大、小宗的组织，《礼记大传》有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别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国公子、异姓公子（来自他国者）以及庶民起为卿大夫三种，或曰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后一说较合理。

继别:谓继承别子位置的后代，就是别子的嫡长子孙。

继祢:祢，指宗法制度下死去并在宗庙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亲。此处当指诸弟，继祢是指继承别子诸弟的后代子孙。

别子为一宗的正支，虽经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为大宗。别子诸弟是一宗的旁支，传至五代之后其与别子关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围，因此就不再祭别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为小宗。大、小宗虽是相对的，但对于天子来说则是绝对的。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式的统治体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导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长子分封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别子为祖”，对于巩固嫡长子的最高统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后人追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极六合，四方如星拱卫。因此需要选建道德贤明之人，藩护王室，成为天下中枢的屏障。

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为房顶，“示”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庙宇，其原始义为“尊祖庙也”（《说文解字》）。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

宗法制度既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故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商人也有繁复的祭祀仪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样具有严格的宗法意义。西周时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权，所谓“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又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宗的责任在于尊统收族，在于别亲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庙为五庙：

到了周中期，尽管文、武功业辉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复属于考、王考、皇考、显考辈，按制不专列庙。但“有德之王，则为宜宗，其庙不可毁”，故增设文武二庙，将文武以下、显考以上诸神主供奉于内，故成七庙。即《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严谨的道德维系与礼乐文化

宗法制度既严格区分亲疏之别，因此血缘重孝、崇德、亲民等道德伦理遂得以建立。诸如同姓不婚这一道德内容得以体现。礼乐文化确立。

232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一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世系，是指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虽然这在世界文明早期历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国最为坚决。

二曰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孙团聚而成，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一致，形成稳固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基本细胞。

“族权”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

族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影响，是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主要标志。族权有严格、固定的组织形式，它既与地方绅权结合，同时又与政权相结合。族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

三曰家、天下同构

此亦所谓“家天下的延续”。

“家国同构”的本质就是家、家族、国家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国是家的放大，“族权”与“政权”的统一。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国有家而无国。

在古代西欧，血缘政治基本被地缘政治、等级政治所取代。在中国则不同，地缘、业缘、物缘都以血缘为基础，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国”与“家”彼此沟通，“社会赖以运转的轴心，是宗法原则指导下确立的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人格化体现的伦理—政治系统。”

四曰根据血亲道德关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06年，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余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一外王”为目标的伦理一政治型文化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祖籍在山东和山西，家谱主要在山东，河南一带。

梁氏，中国典型的南方姓氏。源流较多，或出自嬴姓、出自姬姓，或以国为氏、以地为氏、以邑为氏。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128位。

2013年，根据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通过综合分析，发布的中国“百家姓”排行榜，梁姓人口排名22位。

梁姓名人有梁红玉、梁启超、梁实秋、梁思成和梁漱溟等。

扩展资料：

人口分布

宋朝时期，梁姓大约有44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57%，排在第三十七位。梁姓的第一大省是山东，约占全国梁姓总人口的345%。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和陕西，这三省梁姓大约占全国梁姓总人口的61%，其次分布于广东、福建、湖南、浙江，这四省的梁姓又集中了26%。

全国形成了以鲁豫、陕西、粤湘、闽浙为中心的四大块梁姓聚集地。而广西是当时梁姓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

明朝时期，梁姓大约有43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46%，排在第五十三位。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而梁姓人口增长比值是负值，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广西、山西，这两省梁姓大约占梁姓总人口的25%，其次分布于江西、江苏、山东、广东、福建、陕西，这六省的梁姓又集中了51%。广西在宋朝时梁姓十分稀少，进入明朝一跃成为梁姓第一大省，约占梁姓总人口的146%。

东南和两广地区的梁姓在这600年中有了稳健的发展。而宋朝的梁姓大省山东，此时梁姓人口却减少了七成。全国重新形成了桂粤闽赣、晋陕、苏鲁三大块梁姓聚集区，重心由东南部转向南部。

字辈排行：

1、江西铜湖锦溪梁氏族谱字辈：彦公肇世业嗣绪大显扬贻燕鸿图远传家厚德彰人文济凤美仕学启龙光祖烈冠裳茂孙谋钟鼎芳三元应捷发五桂永腾香宠命逢天锡云礽冀昌

2、天津市静海县梁氏字辈：朝学天元春秀继续正大光明

3、河南开封刘店东梁寨村梁氏字辈：纯道方成应远本中玉之昌锡福洪家泽明心广性源文光和有教钦景焕来贤

4、河南元岗梁氏字辈：永振洪万应殿作克中连建广耀生瑞明玉长承魁

5、河南坞西梁氏字辈：敬景节科魁国民其之直士永文浦荣作吉龙元恒

6、河南陕县梁氏字辈：公魁兴学希升祥乃顺安

7、河南伊川梁氏字辈：尚思一三喜，万帮修中正

8、河南新乡梁氏字辈：怀名孟志宝孔学圣贤泽成龙继先德世传宗家兴旺延万通苏锡常联海杭来忠臣永盛长

9、河南卫辉梁氏字辈：清林照埙镜汉桂熙增铭法松然在鉴满柏耀坤铜

10、河南洛宁梁氏字辈：幸有篁林万年青品兼南山苍劲松虚心向上翠挺秀一枝三叶抚育情

11、河南光山梁氏字辈：树德培家本维思世绍之光昭其可大建学庆贤熙

12、河南南阳社旗田庄大梁庄一支字辈：孟方先引飬崇道建儒勋师之功可立自为步朝臣尚绍魁光职象嗣景益新膂毓万元秀永定启昌明

13、河南南阳梁氏一支字辈：学文大成业传万

14、河南新安县五头梁村系东鲁一支字辈：应国人克永万守文作大金玉山堂至秉泰和丰士仁义传世道忠孝振家风宪信昭光明学礼书耀宗

-梁姓

　导语：子孝父严，母慈媳敬，兄友弟尊，妇温夫爱，睦邻亲友，家道始兴。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家规家训的手抄报，欢迎借鉴！

　 家规：

　家规是指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家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规矩;这个家庭的规矩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家庭要想兴旺发达，做人做事都要懂得讲规矩。家人违背家规就要像国民触犯法律一样受到处罚。

　 家训：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等，家训属于家庭美德的范畴。家国同构，一个家庭的家训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如曾国藩家训、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家训即是家人做人的道德标准，违背家训，就会遭受道德的谴责。

　 家风：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即构成了家风。顾名思义，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换一句话说，当一个家庭的家规、家训形成家庭的公众行为习惯即构成了家风，家风也就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家文化。家谱即是承载家文化的工具，家谱是新一代承载家文化的工具。

　 家谱 ：

　家谱就是记述家族血缘集团世系的载体。这个定义包含了“记”和“述”两个方面的家谱。“记”的家谱主要指文字家谱;“述”的家谱主要指口传家谱。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主要分为书本家谱和非书本家谱;书本家谱即是书写、印刷在纸上装订成册的家谱;非书本家谱主要有：口传家谱、结绳家谱、甲骨家谱、青铜家谱、碑谱、塔谱、布谱、神轴图谱、光盘家谱、互联网家谱。

　 名人家训家规家风故事 ：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家规家训名句摘录

　1、手持正义，肩挑道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与人为善，与邻为友，严己宽人，既往不咎。

　3、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勤学苦练，努力登攀。

　4、举止稳重，言语文明，团结友爱，永夺先进。

　5、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吃亏，勿使人吃亏。

　6、爱护公物，遵纪守法，造福子民，服务社会。

　7、勤为本，德为先，和为贵，学在前。

　8、尊老敬贤，扶危济困，严以待己，宽以待人。

　9、不做亏心事，不赚昧心钱，心里有盏灯，肚里能撑船。

　10、人胜我，勿生嫉妒，人弱我，勿生鄙吝。

　11、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兢兢业业读书，勤勤恳恳治家。

　12、处世以谦让为贵，做人以诚信为本。

　13、一日“三省”好处多，来日不唱悔恨歌。

　14、少壮不努力，老大被人讥；少壮不立业，老大徒伤悲。

　15、家有老千般好，好儿女多行孝，家有孝是希望，精心栽培生长旺。

　16、攒钱聚财，取之有道，男女老幼，处之有方。

　17、干本份活，行侠义事，做正直人。

　18、和睦友善，勤俭节约，科技致富，读书为先。

　19、积谷防饥，积德防老，送子读书，儿行孝道。

　20、夫妻相敬，举案齐眉，婆媳相让，一家和气。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一点看来已不容易引起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可定义为一种人文性质的文化、或一种“内在超越” 的文化，以区别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世界具有较强宗教色彩或者说“外在超越” 的文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上述确定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性质的尝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的神话、巫术、或如梁漱溟所说很早就相当理性、相当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后来也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入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的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征服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阙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正如上述，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我们把握“人文学科”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学问开始。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是“经、史、子、集”：“经”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加乐，但乐经实不存）、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九经（一说五经中礼分出三礼、春秋分出三传为九经）、十三经（以上说九经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是历史，其主干是正史；子主要是先秦诸子；集是各家文集，以文学为主。而这四个方面又是打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

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是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但这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自文明发轫以来就是如此，塑造了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发生在周朝，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看来还是一个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生命力洋溢、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的时期，。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举一个例子，他们喝酒看来是常常喝得昏天黑地，在商纣王时，不仅是王室“酒池肉林”，下面也是酗酒成风，以致到西周时，周公还敦敦告诫康叔一定要戒酒，不要学商人酗酒丧邦，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

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例见后来在贵族之间交往中相当流行的赋诗、观乐、有辞、有言的风习，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早期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尤其是赋诗、观乐及各种礼仪活动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i] 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