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日本人，恍然于编纂伪史的无聊，才渐渐敢于说真话，不过有时又过火，认为他们的历史都不可信，尤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皇室是由中国传流下来的。但是我们的学者卫挺生博士，在他不朽的大作中，确实证明了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日本之有正史始于第四十代的天武天皇。在壬申之后，这位君主认为当时所传的史实误谬颇多，真实的情形常常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便走了样，必须制订正史。他于是命令了一位二十八岁有照相板记忆力的稗田阿礼，根据史料《帝纪》、《旧辞》等，重加整理，去伪留真，来制订一部正史，以传后世。

但是经过三十余年后，稗田阿礼并没有能完成他修史的大业，而阿礼已经老迈不堪，到了元明女帝时代，不能不另外敕谕一位文笔非常秀丽的太朝臣—— 安万侣，来帮忙阿礼共同续写那未完成的著作，这就是所谓的《古事记》 （公历712年完成）。在古事记之外，天武天皇还创立了一所历史编纂馆，任命了一大批编纂委员，要他们仿效中国的《史记》、《汉书》的纂写方式，广搜数据成为一部完备的国家纪录。

经过整整四十年的工夫，这部巨作完成了，就是现今还流传的用汉文写下来的《日本书纪》，公历720年完成，共三十卷，一、二两卷是神话，第三卷是日本正史的开始 ——《神武纪》。 神武纪》是神武天皇本纪，其中最重要的描述，是东征的一役，虽然很像是一篇神话，但叙述的行踪忽东忽西、忽行忽止，尤其他在不同地区留滞的期间忽长忽短，不像是故意的虚构。据卫博士的考证，根据《神武纪》的记载:

一、“可确知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天盘船谓航海之楼船。‘飞降’谓操纵风帆而来，‘高天原’乃指海外之一地而言。”

二、当时日本文化的程度，停留在绳文文化时代，并没有任何冲击，能使日本忽然飞跃到青铜的弥生文化。据卫博士的研究:“近年，自筑紫至远贺川口，出土青铜器时代之刀剑戈矛镕范甚多，与《神武纪》所云，居‘吉备’数年以蓄兵食之语相应，‘兵’即兵器。神武东征途中先折而西行，停驻远贺川口多日，因其地为其兵器制造区，故亲往视察制造情形，从已出土之兵器而言，其形式与先秦之大陆中原之刀剑戈矛无异，可见神武兵工之技工来自大陆。

日本产铜之各地，多在伊豫安艺以东，而当日制造兵器之场所，反集中九州岛的西北，去矿场甚远，显然当时日本铜矿尚未被发现，不得已乃自大陆齐楚沿海运铜入倭，铜矿笨重，故将其冶铸集中于日本去齐楚海岸最近之港湾，因而自唐津以至冈田皆成其冶铸之工业区。”以上说明了神武东征武器的来源。

神武是谁呢？卫博士肯定地说，他必然是徐福。徐福到了日本之后，为了避免秦始皇的追踪、侦访，甚至于讨伐，他利用了语言的隔阂来保持他的秘密。

他禁用当时通用的中国语言，甚至采用了秦始皇的愚民政策，认为人民有了知识之后，便会兴风作浪，“以古而非今”了。文字是罪魁，是知识思想最可怕的媒体，所以他根本废弃了文字，在文字还没有流布很广的时候，便扼杀了它。那时其手下还有几千名由齐楚各地征调而来的童男女，他不授以中国文化，反而让他们倭化。

这时大局已平定，他这批青年战友，一个个也已长大成人，便让他们和当地土著男女婚配，创立家业，断绝他们思乡的念头。他为了示范，娶了原始居民木族中的贺茂氏的女儿——媛蹈鞴五十铃媛为正妃，翌年并立她为皇后。他自己在辛酉年即位于橿原宫，称帝了。

以上是卫博士根据《神武纪》，再考证了我国各书类中有关徐福的记载而推断的，合情合理。显然的，神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唯独有一点不能符合的是神武即位之年。照《神武纪》中明确的记为辛酉之年，为纪元前660年，约当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一匡天下的时候，距离徐福之生，四百有余年，所以徐福似乎不可能就是神武。

不过神武时代，日本根本尚未纪年。日本本来无历，是从钦明天皇时代，由百济的历博士一位名叫观勒的高僧传授得来，到了推古女帝九年辛酉，才由当时主政的圣德太子推行历法于全国。除了历法之外，圣德太子还制订了冠位、朝仪、宪法，确实应了中国谶纬家的预言，辛酉是个革新之年。圣德太子为了修史，不能不订一个大吉祥的日子，作为日本的开国之期，因此他认为辛酉年最能象征革故鼎新，而为了表示日本是与我国相埒的古国，于是订了推古九年辛酉以前的第二十一个辛酉，为神武即位之年。

是神武千余年后，他四十余代的子孙硬替他装上去的，焉能可信！不过辛酉每逢六十年必有一次，假定真的是辛酉年，如若不是第二十一个，而是第十七个辛酉，那也能吻合了。

总之卫博士的研究，解答了历史上的大谜。为什么徐福三次出海？三千童男女的踪迹何处去了？日本何以忽然由绳文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不过这并不能使得我们与日本之间更密切，徐福的原意似乎就是想隔绝日本与大陆的关系的。

姑不论日本的学者有没有雅量来承认这一事实，日本的第一位君主的来源，我们总算是清楚了。神武以后，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有八代帝王，而无事迹。据日本学者水野佑的研究，这八代帝王根本无其人，名字是虚构的。这当然可能。那是因为把神武的存在提前了四百年，当然产生了很长的空隙，为填这四百年的空档，至少需要八代以上的君主，当然只能是有名而无事迹的阙史时代了。由于把神武提前了四世纪，日本的古代史的真伪更难确定。真实可考的史实，要从仁德王开始了。

武氏三状元是指山西省陵川县武氏家族先后出现的三位状元，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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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武松和武植不是亲兄弟。

武松：历史上真实的武松是宋代时期的义士，1055年在河北省邢台市的清河县出生，曾经在杭州街头卖艺，后来在杭州知府高权的手下做提辖。

在高权被罢官以后，武松被赶出衙门，因为新上任的杭州知府鱼肉百姓，被武松刺伤，随后武松被捕在狱中死去。

而历史上的武大郎武植，是明代时期的人物，出生地和武松一样都是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的清河县。

武植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聪明过人中年的时候进京赶考考中了进士，随后和山东知府的千金潘金莲成亲并且生有四个孩子。

从两个人的朝代来看，一个是南宋时期的人物，一个是明代时期的人物，所以武松和武植两个人不是真的亲生兄弟。

扩展资料：

1946年在河北清河县发现(并证实)出土了武大郎墓，专家根据其腿骨推算，武大郎身高超过1米8，并非是小说中描写的矮小三寸丁。

后来作为文物放入武植祠中，2007年武植祠成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逐渐成为著名旅游景点。

其墓碑铭文：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为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么幼年殁父。

为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

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伞敬之。

另据《清河县县志》及《武氏家谱》记载:武家始祖是从山西迁到河北清河县城东武家那村，武植身高18米，高大魁梧、儒雅庄正

因努力读书，中年中进士，后为山东省聊城阳谷县知县，娶潘氏金莲为妻。

武家的武家那村和潘金莲所在的清河县黄金庄相邻，相隔不远。

潘氏当时是知洲，为大户人家，非常富有。

因当时武植为母相依，衣食难济很贫穷，但又少时聪敏，因而得到了潘家的资助接济读书。

潘金莲父亲看其聪明勤奋，就将女儿许备给了武植。

后来武植出任阳谷县知县，所以潘金莲也成为了知县夫人。

据武氏族谱记载，潘金莲是一位名门淑媛，是知州家的千金**，住在距武家那村相隔不远的黄金庄。

她喜欢武植，她父亲经常接济武植，并与他私订终身。

两人结婚后和睦恩爱，养育了四个子女。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