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槐树移民有多少个姓氏参加了,并移民到何处?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6浏览:1收藏

山西大槐树移民有多少个姓氏参加了,并移民到何处?,第1张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映西、甘肃、宇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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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

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有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就清楚了吗 我觉得还是要多读原本才行啊关系并不复杂,其实荣府是主线:活着的从史老太君开始,生了贾赦、贾政和贾敏,其它也有孩子,要不太君怎么对林黛玉说:“我所生的这些孩子,所疼者只有你母“。贾赦娶邢氏生了贾琏,迎春。琏娶王熙凤,生巧姐贾政娶王氏,生贾珠、元春、宝玉,赵姨娘生贾环和探春。王氏的妹妹嫁了薛家生宝钗和薛蟠。宁府活着的贾敬生贾珍,珍生贾蓉和惜春。贾敏嫁林如海,生林黛玉 算了,我写给你: 宁府一代:贾演,宁国公。 二代:贾代化,贾演之子,袭宁国公。 三代:贾敬,贾代化之子,袭宁国公。 四代:贾珍,贾敬之子,袭宁国公,妻尤氏。 贾惜春,贾敬的女儿,贾珍的胞妹。 五代:贾蓉,贾珍长子,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妻秦可卿。 荣府 一代:贾源,荣国公。 二代:贾代善,贾源之子,袭荣国公,妻史家**,即贾母。 三代:贾赦,贾代善的长子,袭荣国公,,现袭一等将军,妻邢夫人,未养。 贾政,贾代善的儿子,现任工部员外郎,妻王夫人,子,贾珠,贾宝玉。 四代:贾琏,贾赦的长子,捐同知。 贾琮,贾赦的儿子,年幼。 贾迎春,贾赦的女儿。 贾元春,贾政之女,入宫任女史,后晋封为凤藻官尚书,加封贤德妃。 贾珠,贾政长子,早亡,留一子贾兰,妻李纨。 贾宝玉,贾政之子。 贾环,贾政之子,庶出,母赵姨娘。 贾探春,贾政的女儿,庶出,母赵姨娘。 五代:贾兰,贾珠之子 曹雪芹的祖籍是当今“红学”研究的一个焦点,由这个焦点引发的争论已经很多年了,至今在红学界却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掌握曹家史料太少,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二是,我们仍把《石头记》单纯看作文学作品,不承认曹雪芹把曹家的“真事隐”在书中,这就为解决该问题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为了解开《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祖籍之迷,笔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石头记》,研究曹雪芹写这部书的动机,书的宗旨和构成,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在庆祝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因感叹曹雪芹的“红楼梦”想至今未实现,遂写了《也谈红楼梦》一文,简单的介绍了《石头记》一书的构成和宗旨。其主要观点为:《石头记》确为小说体裁的历史和文体解读论述著作,是这三部分的有机合成。写作的基本方法是“一手也而二牍”,也常常采取“一手也而三牍”的特技写作手法。主旨是谈“亲”(情),是谈曹家百年历史及社会背景。这个“亲”的历史全部用密码写成,试想,一个用密码写成的书,如果没有“解码器”是很难弄通它的真正含义。《石头记》正是这样一部书,它正是记载曹雪芹的祖籍及家族的历史(当然有社会即和当时朝廷有关的历史)。因此,我们只要把《石头记》看明白了,曹雪芹的祖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分四方面谈谈: 一、曹雪芹的祖籍写在《石头记》中曹雪芹的祖籍,在官方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这是曹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史料缺口。曹家在清·康熙年间是荣耀显贵之族,为什么曹玺的祖籍记载是那样的简单而不确切呢这正是《石头记》要回答的问题。要想在《石头记》中得到答案,就要会读《石头记》。怎样读其主要方法,是我在《也谈红楼梦》一文谈到的宝玉和秦钟“伴读”方法,即“一手也而二牍”的解法。这个解法的基本条件是“秦钟”和“智能”结合,所以,只有了解“秦钟”和“智能”的含义,才能有效地破译出这部书的隐寓。本人不敢自喻“秦钟”,也不敢与“智能”结合,只能按脂砚斋和曹雪芹指示的方法来破译《石头记》的隐寓。关于曹雪芹的祖籍,《石头记》中有多处非常清楚的说明,下面仅举一例: 《石头记》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是全书纲领性章回,曹家的历史,曹雪芹用“十二钗”“判词”点睛。下面我们来看秦可卿的判词: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这首判词,按小说故事情节,是说秦可卿和贾珍之间的“*情”事。而实际上是“隐亲”事,隐寓着“亲可清”曹雪芹家的祖籍地。曹雪芹是用同音、谐音字,多音多义字,并运用字的转义方法写成的即“矫形”(娇杏)写成的。把“矫形”的字还原,这首判词其真面貌为: 清天清海还清身,亲既相逢必族人。漫言不肖皆荣出,曹姓开端实在宁。现在看这首判词还原的“矫形”字后意思十分清楚,曹雪芹说:现在不光天下是清朝统治者--旗人的,就连曹家人也成了旗人。(因曹振彦投降后金而成为在旗人,后来曹振彦在对明朝战争中又收了曹玺为养子,所以曹玺及后代,随着曹振彦的身份都成了旗人)谁能看懂我写的书,既和我在此书中相会,必定是我们曹家亲族人。不要随便说从曹家出去荣耀发达这一支人,不像真正的曹家人,我们怎能忘记曹家的端头--祖籍实在宁呢 这个“宁”是什么地方这个“宁”当时是指山东登州府宁海州的“宁”。具体说,曹雪芹的祖籍应在山东登州府宁海州河南村西南乡,清朝末期为山东登州府宁海州河南村深水乡神山社二甲。怎么能肯定曹雪芹的祖籍是上述地方呢因为曹雪芹告诉我们,曹家的事和祖籍“亲可清”(秦可卿)。当“秦可卿”逝去后还有“秦钟”(亲宗)知道。“秦钟”逝去后,还有“秦钟”的“情人”(亲人)“智能”者,“亲宗”的“亲人”是其后代,“智能”者是其后代中不知何年何月出现的一个人。他们看懂了《红楼梦》即晓红(小红)了,就会知道曹玺原来和他们家先辈是同宗谱的“一家子”,既然是“一家子”当然有同样的祖籍。上面所述曹雪芹祖籍的详细地址,实际也是曹雪芹“亲宗”家记载的祖籍地。为了证明曹雪芹家和“亲宗”的关系,曹雪芹把这个“一家子”也写进了《石头记》中,这就是我在《也谈红楼梦》一文所说的:“曹雪芹为了使曹家永不泯灭,在《石头记》中设下两条“亲”线。一条正线,一条副线,只要找到其中一条,曹雪芹家的历史就全部清楚了。由于他家那条正线,在当时已经一百年未敢见天日,如今又过了二百多年在历史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亲宗”这条副线。这条副线一旦和《石头记》合上,曹雪芹家的历史就会大白于天下”。我期望这一天尽早到来,还了曹雪芹和脂砚斋的遗愿,让《石头记》放射出新的光环,使“红学”研究跨入崭新的历程。二、曹雪芹家的宗族关系一提到曹雪芹家的宗族关系,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八旗满州氏族通谱》所记载的曹家六代十一人的名字。这个通谱按理是不错的,它是清朝官方机构按曹家当时家族状况编辑的。可是,曹雪芹写《石头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正《八旗满州氏族通谱》对曹家历史人物之间关系的记载。所以,在《石头记》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曹家的宗族,家族情况,详细的展示了曹家变迁,兴旺衰败的历史。说明了曹玺不是曹振彦的儿子,列出了自己直系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形象地描述了家族中各种人物,点出了能证明自己家族历史真面貌的“亲宗”。对此,我只要先把曹雪芹在书中描述他的真家族成员和其“亲宗”的家谱同时展示出来,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总范世 探春范世 曹雪芹家和“亲宗”家家谱图示 54 14 曹锡章 55 15 曹 霖 曹 云 56 16 曹 文 龙 曹 元 龙 57 17 曹 峦(曹玺) 曹 岱 58 18 曹 寅 曹 宣(荃) 曹宗政(长)曹宗孔(次) 59 19 曹 颙 曹 頫 曹 贵 曹 积 曹 信 60 20 曹雪芹 曹延聪惜春范世 61 1 曹连增 62 2 曹庭文 曹庭武 63 3 曹际仕 曹际宗 64 4 曹广盛 曹广田曹广义 65 5 曹天富 66 6 曹祖仁此谱左侧是曹雪芹家真正家谱,是按曹雪芹在《石头记》中亲撰的家谱样子复原的,右边是其“亲宗”家谱,(有现存家谱)为了说明这个家谱和曹雪芹家的宗族关系,下面从四个方面解析; (一)曹雪芹家的范世规律与宗族渊源上述曹雪芹家和其“亲宗”的家谱,有与其他曹姓不同的范世规律,这个范世规律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按照曹雪芹在《石头记》中记载,曹雪芹家的初始始祖是曹髦。曹髦众所周知,是曹操的曾孙子,曹丕的孙子,曹霖的儿子,三国魏国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字彦士,初封高贵乡公。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立他为帝。他不甘心做司马氏的傀儡,率宿卫数百攻司马昭,为昭所杀,时年二十岁。曹髦后代为纪念曹髦,立下曹髦家族范世规范;每二十代为一个周期,规定出二十个范字的谱联,范完后,再范下个周期的二十代范字。这个范世方法,曹雪芹在《石头记》中比喻更加贴切形象,他用“春”表示曹家的范世周期规律。书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实际上是代表四个二十代周期的符号。元春为第一个周期二十世,迎春为第二个周期二十世,探春为第三个周期二十世,惜春为第四个周期二十世。书中第十三回,秦氏在王熙凤梦中赠给王熙凤两句话,“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其实是说明曹家第三个周期,即探春二十世范字范完后,曹家就进入第四个周期即惜春时期。曹雪芹是借“秦可卿”之口,告诉曹家人和世人,到了惜春时期,曹雪芹家和本家族的亲戚关系逐渐远了,不是“亲可清”的关系了,而是“亲宗”的关系了,即出了服后曹家族人的关系。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曹家到了曹雪芹这一代,正好是探春的最后一代,也是曹家总范世的第六十代人,曹雪芹的下代则是惜春范世时代的开始。曹雪芹家这些历史情况,当时是不可能公开的,因此才写成了这部《石头记》传世。当时曹玺及其家人的身份是曹振彦的后代,所以曹雪芹家的后代,不能按曹髦后裔惜春二十代谱联范字起名。对此,脂砚斋在书中二十二回感叹到:“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致流散也,悲哉伤哉!”。这段批语说的意思是,曹雪芹家探春周期完结后,由于当时的家族身份子孙还不能按惜春谱联范字起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造成子孙流散,再也不能像探春周期末世几代人那样,在起名范世上和自己真正的宗族有一定的联系。曹玺为了自己和子孙能回归自己的宗族身份上去,在给后代起名范字上和探春谱联保持了这种联系。正如书中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曹雪芹借香菱之口,把此事道明。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这段话看起来是香菱和黛玉说诗,但实际上是讲曹家的家谱。曹家探春二十世谱联范字,就是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范字方法,这一点可以从曹雪芹家“亲宗”的家谱看出其规律。虽然其“亲宗”家谱在文革中,几乎全部焚之一炬,现仅存一部近代抄录的家谱和一个百年谱联。(此全谱估计在山东可以查到)这两谱在探春范世上仅存十四世到二十世七代人的范字。但从这仅有的七代人的范字也可以看出规律来,其范字是: □□□□□□□□□□□□□锡雨龙山宗贝延从曹家探春二十世谱联范字所存七个字可以明显看出,曹髦后裔探春范字确属“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范字规律。所谓的“一三五”不论是指奇数,范偏旁部首字,用偏旁部首组成一个字,为单字名。“二四六”是指偶数,范的是单字,起名均为双字名。从上面的曹家家谱可以看出“一三五”为……雨山贝,“二四六”为……锡龙宗延。“一三五”不论,是指在这些范字上,要求并不是非常严格,可以用这个偏旁字,也可以不用这个偏旁字,用和这个偏旁相关的字也行。但“二四六”要求严格,它是曹家的正宗范字,是隔代范的。文中香菱说,看古人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的,这句话是指曹雪芹家讲的。曹雪芹家,从曹玺成为曹振彦的儿子后,就不能使用自己家族范世谱联的范字方法,其后代也随之改变。曹玺原来应范“山”字,按书中所记应为单名“峦”,显然“玺”字是到曹振彦家后所用的名字。曹玺基于这样的身份,在给自己儿子起名时,是不能按原曹家探春谱联范字起名了。但是,曹玺又不想完全脱离探春谱联范字的规范。这一点从他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上可以证明;曹寅、曹宣按探春范字看和父辈顺了,又在“二四六”的范字规律上错了。因为,按曹家探春谱联范世,他们俩是十八世,范“宗”字,应起双名。曹玺虽然给儿子起了单名,却大有深意。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曹玺把曹寅、曹宣应该范的宗字的宗字头部首“宀”字保留下来,以此配字起名,保持了和曹家探春谱联范字的信息联系。而且两个儿子的名字,也非常有讲究。曹寅的名字,应出自《文心雕龙·祝盟》,“所以寅虔于祗,严恭放宗庙也”。曹玺希望儿子,要敬自己真正的祖宗,要认自己的宗族。并取字“子清”,意儿子要清楚,你是曹髦后裔五十八世孙,范“宗”字。曹宣的名字应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意思是,我家的事,世人不知,是我们没法告诉的原因,希望以后儿孙能把曹家的“真事”公布于世,因此取字“子猷”。人世间的事,实在太巧,曹家真实历史,确实是通过曹宣的儿子曹頫告诉了曹雪芹,并策划了《石头记》写作方案,使曹雪芹写下了这千古不朽的著作,他就是脂砚斋。到了曹家探春十九世,曹颙、曹頫的名字,也是参照曹家“探春”谱联规范起的单名。在偏旁使用上把“贝”字变成了“页”字,也保留了十九世谱联范字的字形。到了探春最后一世,就是曹雪芹这一代,应范“延”字,起两个字的名。因曹雪芹的生身父亲曹颙,在曹雪芹未出世已经去世,其叔曹頫过继他家为嗣。由于曹頫始终不忘回归本宗的愿望,所以给曹雪芹起的名字含义就更深了。我在《也谈红楼梦》中是这样表述的:“曹頫给曹雪芹起名的含义:名“沾”,是沾祖宗之光。字“梦阮”,是圆曹家三代人回归本宗之梦。号“雪芹”,是雪耻曹家之辱之意”。所以书中林黛玉和香菱谈诗时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曹雪芹的名字,乃真正是“不以词害意”。曹家自曹寅、曹宣后三代人的名字确有特殊的含义,我们要“会看”才是。总之,上述说明了曹玺及其后代是曹髦的后裔,和其“亲宗”东港市大孤山曹家在范世起名上是一脉相承的。 (二)曹雪芹应是曹霸的后裔《石头记》中暗示曹雪芹是唐朝时期曹霸的后裔。因现存的《石头记》稿本没有完整的,多处遗失、破损,八十回后的文字至今未能发现,这都为全面理解《石头记》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曹雪芹家和曹霸有许多地方暗合;曹霸,谯郡人,三国魏国曹髦后裔,官左武卫将军。安史之乱后漂泊四川。公元764年,在成都和杜甫相识,杜甫为他写下了《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篇。而曹雪芹岫岩、大孤山“亲宗”家谱写到:“吾曹氏原籍四川小云南人氏后,又原籍山东登州府宁海州河南村深水乡神山社二甲人氏”。这又和曹霸漂泊四川相吻合。又因大孤山、岫岩曹家最早的宗谱及谱书毁于“文革”,所以,要找到曹家全部历史资料,到山东及四川曹家原祖籍地,也许能查到线索。现存的线索虽然有限,但历史资料还是透露出一些信息。例如,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有诗《寄怀曹雪芹·沾》:“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篙屯。……”当时敦诚和曹雪芹交往密切,感情深厚。因此“君又无乃将军后”这个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当时,曹雪芹是不会轻易向人透露曹家的真实历史情况的,否则,《石头记》用不着写成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敦诚和曹雪芹关系太密切了,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赋诗。在长时间的交往中,敦诚从曹雪芹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到曹雪芹是曹霸的后裔,于清·乾隆二十二年在松亭关分管税务时,因思念曹雪芹,写下了这首非常有价值的诗篇。其价值在于:当时的历史资料和官方档案,都表明曹雪芹家是曹彬的后裔,此事敦诚不可能不知道。他诗中既然这样写了,说明敦诚已经察觉到曹雪芹不是曹彬的后人,而是曹霸的后裔。其实,脂砚斋在书中也露出信息。书中二十一回有眉批:“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己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从这段眉批可以看出批者对杜甫的敬仰和特殊感情,在感叹杜甫的同时隐喻着曹霸和杜甫一样,因遭丧乱,奔走无家,漂泊四川。千百年后,曹霸后裔奔走山东,又遭“朝乱”,曹家又遭变故,脂砚斋怎不“心常耿耿”。所以说,这段批语是脂砚斋见景生情,见杜甫之事,思曹霸之情,思曹家当时处境。如果没有此种心緖,这条批语写在书中就显得非常勉强。通过上述资料可以证明,曹雪芹应是曹霸的后裔。要得到准确无疑的答案,一是要全部破译《石头记》,二是按上面说的线索查到民间的曹家史料,会得到准确答案的。 (三)曹锡章、曹霖、曹文龙何许人从前面列出的曹家家谱上有这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按曹家家谱辈分看,曹锡章是曹玺的曾祖父,曹霖是曹玺的祖父,曹文龙是曹玺的父亲。因曹玺成了曹振彦的养子,所以在当时的《八旗满州氏族通谱》是不可能记载他们的。按《石头记》文字记载,曹锡远就是曹锡章,《八旗满州氏族通谱》上也有曹锡远的名字。史料记载,曹锡远又叫曹世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曹玺为自己和后代回归自己宗族身份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曹振彦的父亲是曹世选不是曹锡远。曹振彦去世以后,在官方后来辑成的档案上,曹玺把祖父填报成曹锡远,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曾祖父曹锡章名字改成曹锡远报上去的。虽然,曹锡远和曹世选这样一换差一辈,但是,曹玺觉得留下这至关重要的信息,就能使曹家达到回归本宗的目的,也就不顾忌那么多了。曹玺为什么偏要把曹锡章改成曹锡远呢因为,当时社会上,尤其上层人物,可能很多人知道曹振彦的父亲是曹世选,曹玺要把他换成曹锡章显然会引起人们疑问,尤其是曹振彦继妻的怀疑。但改成曹锡远就好解释了,按当时曹玺的家乡话,(也许三百多年前,北京、华北、东北一带土话,说话口音都和曹玺家乡差不多)曹世选、曹锡远的发音几乎一样,听不出什么差异来。就是现在,曹玺的家乡和其“亲宗”的家乡,发这两个名字的音,还是非常接近,不仔细听,曹锡远就是曹世选。当时曹玺把曹世选改成曹锡远,可以说是音对字误,是顺理成章之举。关于曹锡远(曹锡章)在《石头记》中是那个角色的原型,这里暂不谈了,下面重点说说曹霖。曹霖是《石头记》中的核心人物,也是解开《石头记》的金钥匙。我在《也谈红楼梦》一文中说过:宝玉即石头,石头刻字即碑文。碑文刻有什么字呢刻得就有《石头记》中林黛玉的原型--曹霖的大名。林黛玉是“霖”字的谐音拆字--“林代雨”,宝玉非要驼这块碑不可。上面说到曹锡章在自己家谱上有原位,又改名顶了曹世选的位子。曹文龙的位置上有曹振彦占着,他们一明一暗存在着。在曹振彦和曹玺结合的家谱上,曹霖是插不进去了,曹霖便成了“孤魂野鬼”。为此,曹雪芹塑造林黛玉的形象,叫他和“石头”即宝玉结合,就会有自己应该有的位置。凭什么说林黛玉是曹霖呢下面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石头记》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此回题目明确告诉读者,南京的曹玺家要起复自己家范“雨”字的祖辈人了,荣耀的曹家人将把曹霖收在自己的家谱上。接着书中描写了曹霖名字上家谱的过程,“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不可。’贾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谅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所说的“颦颦”二字,实际上是“拼拼”,即拼起来的意思,就是把林黛玉(林代雨)名拼接起来那就是曹霖的名字“霖”。这一点林黛玉的判词上说的更加清楚,“玉带林中挂”,“雨代林”即“霖”。宝玉问完后,探春问何出,点明“霖”是曹家探春范世上的人,探春当然清楚“林黛玉”是谁。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曹家人要把曹霖收在宗谱上的愿望,说明了“林黛玉”就是曹玺的祖父曹霖。曹玺的父亲,按曹雪芹家真正的宗谱记载应该是曹文龙,曹玺成了曹振彦的养子后,他的名字也无法再见天日。书中对他有一番特别的描写,《石头记》中的薛文龙、薛蟠的原型就是他,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总之,曹锡章(远)、曹霖、曹文龙,《石头记》中都描写的很详细。他们的事已经过去三百多年,这次会上,也许能圆了脂砚斋、曹雪芹二百五十多年的回归自己宗族的梦。 (四)副线我多次提到《石头记》中的副线,即曹雪芹所说的“亲宗”,就是上述谱中右侧那一支人,现有大孤山、岫岩曹家家谱为证,这个“亲宗”曹家和曹雪芹家在范字排名上用字规范是一致的,《石头记》中介绍曹锡远就是曹锡章,曹霖和曹云是兄弟。从历史上看,这个“亲宗”曹家,原籍四川小云南,又原籍山东登州府宁海州,和《石头记》中所说曹雪芹家祖籍在山东半岛宁海州是一致的。这个“亲宗”曹家于清朝·康熙五十余年,由山东登州府宁海州迁到关东岫岩厅辖区落户。“亲宗”曹家到岫岩始祖是曹宗政、曹宗孔兄弟二人。(因范宗字,二人行走到岫岩,所以书中喻为“邢忠夫妇”)长支曹宗政在大孤山达子营落户,(大孤山当时属岫岩辖区)二支曹宗孔在岫岩房身沟落户。后来,曹宗孔的三儿子和五儿子到大孤山山东头落户。《石头记》中的邢岫烟,就是指曹宗孔的儿子们,代表人物是三儿子曹积。曹雪芹把曹家回归自己宗族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一支人身上。根据《石头记》的描述,曹雪芹逃禅是住在大孤山庙宇的上庙,(现东港市大孤山镇)在庙中和曹家堡披阅十载写完《石头记》的初稿。这期间曹大汉即曹积(邢岫烟)参与了孤山上庙的修建过程,由于他和曹雪芹经常在一起,相处很好,所以,《石头记》中有特别的描述。曹大汉是大孤山有名民间的历史人物,为修大孤山上庙出过工,立下汗马功劳,大孤山人有口皆碑,传说颇多。按曹家家谱,曹大汉和曹雪芹父亲曹颙是一辈人。曹大汉长得非常高大,力气过人,能负千斤物体,行动自如。历史记载,曹颙长得也很魁梧,曹家两支人,在这一辈上同时出现了身材高大的人是有什么启示吗更有趣的是,书中说:“此乡多宝玉”。而岫岩就是玉石之乡,玉雕闻名全国,曹家“亲宗”后代现操此业不少。尤其是六十年代,岫岩出世的玉石王,现以雕成玉佛(在鞍山玉佛苑),背面的观音菩萨像旁出现个“真”字,同时出现龙凤像。这些是否和《石头记》有某钟信息联系呢也未可知。总之,《石头记》把“亲宗”这条副线从曹云到曹大汉写得非常清楚。曹雪芹当时感叹大孤山、岫岩曹家的惜春时期正在开始,且人丁兴旺,所以就把圆梦的希望寄托在这一支人身上。三、曹家矛盾的原因曹家矛盾,是指曹尔正儿子曹宜和曹玺后代尤其和曹頫之间的矛盾。其原因之一,曹振彦不是曹玺的生身父亲而是养父所致。按书中隐寓和有关资料分析,曹玺是清军对明战争中被曹振彦强行收养的,取名曹尔玉,(传说是皇上笔误写成曹玺)后来叫曹玺。虽然曹玺成了曹振彦的养子,但是,由于曹振彦是满州后金政权的军官,他们这种父子关系,怎能不包含着国仇、家恨呢原因之二,由于曹玺及其子孙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宗,不忘自己的民族身份,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宗族上去。到了曹頫这一代,这种迹象逐渐显露出来,形成了曹宜和曹頫之间的家族矛盾。康熙年间,康熙帝极力维护曹頫家,所以,曹宜无法使坏于曹頫。康熙已死,曹宜的靠山雍正当了皇帝,曹宜开始挑拨雍正打击曹頫,使曹雪芹家彻底败落下来。下面通过三个方面分析两家关系与矛盾: (一)曹家的家族关系。曹頫和曹宜虽然是叔侄关系,但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因为曹玺是曹振彦的养子,此事一旦成为曹家公开的秘密,他们的感情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隔阂,和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是不会一样的。下面按两家血缘关系,列出曹家家谱: -曹寅-曹颙-曹雪芹曹锡章(远)-曹霖-曹文龙-曹玺(峦)- -曹宣-曹頫曹世选-------曹振彦-曹尔正 --- 曹宜-曹颀这个家谱上下一对比,可以看出,范世起名规范在曹玺以前明显不一样,后面则一样,这就是曹玺成为曹振彦养子的结果。曹玺的名字是曹振彦后改的,所以和曹尔正范字一样。而曹宜的名字,是/div>

  邢登云,字秀岩,明代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浚县县城《邢氏家谱》记载:邢登云系浚县城内邢氏第八代世祖。明代万历辛卯科(1591年)举人。赦授中宪大夫凤翔府正堂,累官苑马寺卿兼陕西按察司加五级记录二十次。与邢登云当时同辈有:腾云、步云、升云、凌云等。

  清代嘉庆《浚县志》载:邢登云,其父邢三省,乡里称为长着,登云,明神宗19年举人,先后任中宪大夫陕西凤翔府知府等,累官苑马寺卿兼陕西按察司佥事,当了20余年明朝的官,为官勤政清廉,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和一般的穷人没有什么区别。 清代《凤翔府志》载:邢登云为明代陕西凤翔府第24任知府,官4品,北直隶浚县人。

  有关邢登云的记载和文献不多,远没有邢云路的文献丰富,因为邢登云和邢云路的经历很接近,一般很容易将邢登云和邢云路误为一人,普遍认为家谱和浚县志有误,将邢云路写成邢登云。1997年父亲邢长存在“邢门祖先墓志铭”中将“邢登云”误认:又名“云路”。这主要是两人同是明代万历年中的举人,累官都是按察史(按察司佥事)。

  为了弄清两人的基本情况,本人相继查找了清嘉庆、光绪和现代版《浚县志》等资料,查找了邢云路、邢登云曾经任职的地方县志府志《徐水县志》、《安肃县志》、《临汾县志》、《凤翔府志》、《凤翔县志》等,基本查清了两人的情况。经查阅资料,本人认为两人的经历和仕途区别很大,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派辈字不同。邢云路在家谱上的派辈字是“云路”,同辈有“云溪”;邢登云派辈字是“登云”,同辈有“腾云、步云、升云、凌云”等。

  二、中举人的时间不同。邢云路是明万历4年(1576年)中举,邢登云是明万历19年(1591年)中举。中举时间两人相差15年。但是邢云路万历8年又中了进士,而邢登云没有再中进士。

  三、任职地点和职务不同。邢云路出任过繁昌、汲、临汾知县,升兵部主事,由员外出为河南佥事,历参议副使,终按察史。而邢登云被赦授中宪大夫凤翔府正堂,累官苑马寺卿兼陕西按察司佥事。

  四、其他不同。据清《安肃县志》(今河北徐水县)和1997年版《徐水县新志》记载,邢云路为邢鏸曾孙,河北安肃(今徐水县)龙山人。河南浚县县城《邢氏家谱》记载:邢鏸与子邢时旸先后任知县,曾先后在直隶一带任职。由此推断出明代嘉靖年间邢云路随家人迁到河北安肃(今徐水县)龙山的。清代嘉庆《浚县志》和清代《凤翔府志》均载:邢登云为北直隶浚县人。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第一代:贾家的祖上是兄弟两人,哥哥叫贾演,弟弟叫贾源,被封为宁国公、荣国公,居住在宁国府、荣国府。贾府是皇室下令敕造的。

第二代:贾演的长子贾代化,贾源的长子贾代善。贾母是贾代善之妻,是两府活着的人中,辈分最高的一位,地位极高。

第三代:贾代化有两个儿子贾敷、贾敬。贾敷幼年夭折,于是贾敬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贾代善与贾母夫妇生了二子一女:贾赦、贾政、贾敏。

第四代:贾敬有一子一女:贾珍、惜春。贾珍的妻子是尤氏,尤二姐尤三姐就是她的妹妹,贾珍的小姨子。惜春虽然是宁国府的人,但是自幼生活在荣国府贾母和姐妹身边。

荣国府第四代成员较多。贾赦有二子一女:贾琏、贾琮、迎春。他们都不是贾赦在书里出现的正妻邢氏的亲生骨肉。贾赦一生妻妾众多,其中贾琏生母应该是前一位正室夫人所生,邢氏是填房,没有生育。邢岫烟是她娘家弟弟的女儿。

贾政有三个妻妾:王夫人,赵、周两个妾。王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贾珠,成年后娶妻子李纨,不久就病死,所以《红楼梦》里他没出场。李纨是国子监祭酒的女儿,李纹、李绮是她的娘家堂妹。

贾珠之后便是元春。元春少女时代应选入宫,第十六回正式封为皇帝的嫔妃。

次子便是大名鼎鼎的贾宝玉。

贾政的次女探春和第三个儿子贾环,他们姐弟是由赵姨娘所生。周姨娘无子女。

贾敏出嫁到林如海家,她就是林黛玉的母亲,宝玉的姑妈。

王夫人的妹妹,嫁给了薛家,所以称薛姨妈,是宝玉的姨妈。她的丈夫去世,有一对子女:薛蟠、宝钗。薛蝌和薛宝琴兄妹是薛姨妈丈夫的兄弟的子女。薛蝌后来与邢岫烟结亲。

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兄弟的女儿,是贾宝玉、薛宝钗的表姐,嫁给贾琏可谓亲上加亲,又成为宝玉的嫂子。

史湘云是贾母的娘家人,是她的侄孙女。父母都去世,时常寄居在贾府。

第五代:贾珍之子贾蓉。贾蓉的生母早逝,尤氏是他的继母。他的妻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可卿。秦可卿死后,又娶了胡氏为妻。

贾琏王熙凤夫妇有一个女儿巧姐。贾珠李纨夫妇有一个儿子贾兰,宝玉是贾兰的叔叔。

《红楼梦》里还出现许多第四、第五代人物,比如贾芸、贾蔷、贾菌、贾琼、贾芝等等。他们都属于旁支,是贾代善、贾代化的兄弟们的后代。

扩展资料:

贾府衰败的原因

1、贪图享乐家风日下

在贾府上下,特别是在宁府,吃喝玩乐之风日盛。贾珍父子不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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