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刘备的后代都有：

1、刘封，刘备养子。本姓冠，后因不援助关羽而令他被擒杀，刘备将他问罪，赐死。 

2、刘禅，刘备长子。后登上皇位。

3、刘永，刘备次子。先为鲁王，后封为甘陵王。与刘禅宠臣黄皓不和，被刘禅疏远。后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为乡侯。 

4、刘理，刘备三子。先为梁王，后封为安平王。早卒，谥为悼王。 

5、刘璇，刘禅长子，十五岁被立为太子，蜀亡后，钟会在成都作乱，被乱兵杀害。 

6、刘瑶，刘禅二子，蜀亡后投降。于永嘉之乱被杀。 

7、刘琮，刘禅三子，蜀亡后投降。于永嘉之乱被杀。 

8、刘瓒，刘禅四子，蜀亡后投降。于永嘉之乱被杀。 

9、刘谌，刘禅五子，北地王，反对谯周降魏的提议，被刘禅逐出宫，蜀亡后自杀。 

10、刘恂，刘禅六子，蜀亡后投降。于永嘉之乱被杀。

11、刘璩，刘禅七子，蜀亡后投降。于永嘉之乱被杀。

12、刘胤，刘理长子，封为哀王。十九岁卒。

13、刘辑，刘理次子，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乡侯。

14、刘承，刘胤之子，封为殇王，二十岁卒。 

15、刘玄，刘永之孙，蜀亡后投降，避过永嘉之乱，居于四川成都。

扩展资料：

亲属成员

一、长辈

1、祖父：刘雄，被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

2、父亲：刘弘，东汉末年官吏。

3、叔父：刘子敬（字子敬，名不详）。

4、叔父：刘元起（字元起，名不详）。

二、后妃

1、某氏，吕布袭击下邳时虏获，同年求和后吕布归还。

2、甘夫人，刘备驻扎小沛时纳为妾，死后被追谥皇思夫人，后再追谥昭烈皇后，与刘备合葬。

3、麋夫人，麋竺之妹，刘备驻扎海西时，麋竺将她嫁给刘备。生卒年不详。

4、孙夫人，孙权之妹，赤壁之战后嫁刘备，刘备入蜀后孙权接她回到东吴。生卒年不详。

5、吴皇后，吴懿之妹，刘备入蜀后纳为夫人，后为汉中王后。刘禅即位时，尊她为皇太后，住长乐宫。史料并无生子记载。延熙八年（245年）去世，与刘备合葬，谥号穆。

参考资料：

曙星村 刘备后裔聚居地 考证中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7日11:28 外滩画报外滩记者 刘莉芳／报道徐建华　　75岁的金坤樵老人是个热心人，从前他是曙星村的村支书，退休后身子依然硬朗。我们11月2日去的时候，还是从活动室把他请回家的。　　曙星村是富春江边的渔山上，全村不大，仅400多人，却有357人姓金。金氏代代沿袭 “活金死刘”的习俗，生前姓金，死后才在墓碑上改成姓“刘”。这就是“活金死刘”，金坤樵老人则是《富春刘氏宗谱》的保存者。　　前年，金姓一位在杭州对外经贸局工作的后裔，自曝是刘备后代，并称有家谱作证。消息经过《杭州日报》的报道后，迅速传播开。富阳这才知道曙星村可能是刘备的后裔。但是，刘备后裔一说因证据链缺乏，一直存有争议。葛剑雄教授曾在 2001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批驳文章，并由此引起一场论战。　　争论的焦点就是《富春刘氏宗谱》。“宗谱在上一代一共有12册，每一房一册，另外族长一册，房长一册，现在就剩我手头这么一册，一册四本，”金坤樵说“在‘文革’中，金汝行不敢保管谱，就转给金汝行，金汝行转给是金汝富，最后转到我婶婶周氏手里，我知道婶婶藏不住的，就把宗谱拿了来。”　　金老先生拿出一本民国十四年重修的《富阳刘氏宗谱》，宗谱已经非常破旧，上面记载着：“司马炎登基，我祖讳川避难隐世，将刘字去卯刀而姓金焉，至赋公徙居河南，文绵公因宋室南迁，护驾浙江临安。秦桧弄权，虽有张韩刘岳，终难恢复……后刘瑾专政，上欲诛瑾又欲诛天下金刘二姓，我祖不得已而散隐他乡，故有青一茂公隐于萧山六都，青二葱公隐于富阳墅溪……”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曙星村刘氏的祖先刘川为了避难，将刘字去卯刀而姓金，但是翻遍整本宗谱，却并不能找到直接直向刘备的证据。金老先生带我们到了村后的田螺山上，草丛里，一块块墓碑隐约可见。我们走近一看，墓碑上写“刘公金鳌府君”，下面却写着“男金在明立”的字样。　　从宗谱和墓碑都显示出，“活金死刘”是事实，可是在宗谱中，刘川的具体辈分和身份源流却并不清晰，这就使这支刘姓脉络和刘备的关系变得无从考证。但是金老先生和金姓的族人，却坚定地相信着：自己是刘备的后人，并以此为骄傲。

皇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也多种多样，他们像普通民众一样难以归类。如今著名的满清皇族后裔共有五位，分别是爱新觉罗·恒钛、爱新觉罗·启祥、爱新觉罗·启骧、爱新觉罗·毓震峰和爱新觉罗·启新。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一九五六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启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后裔，现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墨林书画院资深书画家。其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深受业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其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相关艺术机构收藏。

文|李海鹏

伊兰包托克索——三家子

世界上最后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都已经老了，住在齐齐哈尔市远郊的一个以玉米和奶牛为营生的屯子里。早年间它叫伊兰包托克索，现在叫三家子。

屯外沃野千里，并无山河阻隔，村民们的生活却闭塞孤独。通过仅能接收到的三个电视频道，老人们能看到《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一类的清宫戏。这使得他们对于大清帝国往事的认识跟一般由电视机陪伴度过晚上的汉族人并无二致：净是些老早年儿的、皇上福晋的、可资消遣的传奇故事，跟咱自家扯不上什么关系。对于本民族史上最被神圣化的人物努尔哈赤大汗，“老罕王”，他们也不怎么推崇，有的个性直爽的老头儿甚至要摇一摇头撇一撇嘴。他们打心眼儿里佩服的是毛泽东。

建屯318年以来，三家子屯一直是一个疏离于时代的村庄。早先，它的疏离是典型性的，屯中的满族家庭都在八旗的军事序列之中，在火器时代里学习骑射并每年两次到齐齐哈尔接受检阅。如今的疏离则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它的全部的非农业经济就是两家小卖店、两家只有本屯男人光顾的饭店和一辆乡村大巴。

在五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了，三家子屯的人们甚至还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陶青兰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她62岁，是15位说满语者中的汉语说得比较好的一个。直到那时屯中居民还未习惯农业生活，要种黄米，就拿些种子心不在焉地随手一撒。他们还种些大豆、荞麦，一概收成欠佳，惟一丰产的是他们每个人日常需要又不劳烦太多人力的黄烟。

当来自山东的汉族人在1970年代大批迁来的时候，屯中的满族人开始面临一系列程度较浅的困境，首先是耕种技术上的，其次则是文化上的。“满族人大大咧咧，粗，不会过日子，拿土地不当回事。”陶青兰评价说，“房前屋后、荒地，汉族人逮着机会就稍微占点儿。满族人有钱就花，想吃想喝，攒不下钱。汉族人节俭，在嘴头儿上省，天长日久，过得就好了。”

屯中人尤其是陶家人，更愿意去打鱼而非耕作。打鱼是典型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历史上的满族牧猪，也为了打仗而牧马，但从生计角度来说并非“半游牧民族”而是典型的渔猎民族，未脱初民的攫取经济形态。屯中的老人们亦都记得，“以前鱼大”，随便拿根渔叉就能叉上来好多三十多斤重的鲤鱼。陶家人尤擅此道。那时候的鱼不值钱，又没人买，只好不胜其烦地“成天炖鱼吃”。

打鱼的习惯延续至今。在夏天的早晨，仍可看到有村民在屯外的河汊里捉到了鱼，装在小塑料袋里提回来。上去问问，多半姓陶。只是，如今只有“鱼崽子”，托胡鲁哈喇氏的后人们看上去怏怏不乐。

“托胡鲁哈喇”即为满族“陶”姓的前身。三家子屯在建屯之初共有三姓，分别为计、孟、陶。计姓的前身为“计不出哈喇”，孟氏的前身为“摩勒吉勒哈喇”。在本屯的历史中，除清朝前期“当兵吃粮”外，三家各有传统性的生计：计氏牧牛马，孟氏编筐，陶氏捕鱼。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你甚至不能把这里看作是一个满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地”。没有多少保留下来的东西了。在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老人当中，说得相对娴熟的又只有3人，而他们的满语水准亦不及祖辈的“一半儿”。

三家子屯小学是全国惟一一所满语小学，齐齐哈尔市和富裕县为之投资超过百万元，学校中一块不常挂起的满语牌匾和几幅写有满文的书法作品，就是全屯仅有的满语文字。学校专辟了一间教室用于“满族传统展览”，可是在全屯尽力收罗器物，却只得到寥寥几件：一柄渔叉，一只渔筐，一架纺车，一小堆儿“嘎拉哈”——猪或羊的膝骨，满族女孩的传统玩具。

满族崇尚的男子气概，向来指向从不畏惧使用武力的“巴图鲁”——借自蒙语的“勇士”。而如今呢，在如此讲究实用的生活当中，拳头再大的莽夫也只有无能的力量。陶青兰说：“谁有钱谁就横了。”

集体记忆的遗忘

三家子屯最有价值的一件“文物”，是陶家的一幅记载祖先原籍的中堂，中堂上书有殿堂，用满文写有“自长白山苏格利河宁古塔远来”。这段文字证明了三家子屯中计、孟、陶三姓曾是清初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麾下水师营的水兵下属，依据文献可查，早前曾抗击侵来的俄罗斯军队，亦曾驻扎在齐齐哈尔。

祖先们的那段迁徙经历之于三家子屯，恰如奥德修斯的旅程之于希腊，形成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76岁的孟宪连当过团支部书记、村长，多少有点儿文化，可是还对其中的一个传说坚信不疑。当我们笑起来并表示无法相信的时候，他双眼圆睁，整个身体坐着蹦向炕里，以示他多么震惊。

“老祖宗们都是踩着狗鱼过来的，”他以陈述亲眼所见之事的口吻说，“那时候船还没发明呢。”

事实上，这一类传说恰好是三家子屯未被遗忘的极少数满族文化痕迹之一，仅仅藏在少数老人们的头脑之中。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满族文化结构在这里都已是明日黄花。索伦杆、影壁，已于五十年前消失。吃狗肉仍然是禁忌，可也有人不在乎了。

当村民们热衷于新式房屋时，他们取消了西窗，而那是满族传统房屋中专门用于崇祀祖先的地方。传统的土垒房屋只有贫穷的老年人才会居住。老人们早就发现，有的新房子里甚至连“维奇波克顺”，也就是门槛，都不要了。

15个满语者都超过了60岁，远离着年轻人的沸腾新世界。可是他们不能在与世隔绝中保存记忆。年迈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遗忘。在7月的接连几天，一个又一个老人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不胜苦恼：“岁数大了，忘性大，记不住了，你们要是早几年来兴许还行。”

可是，遗忘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这些老人年轻时候就开始了，甚至在他们没有出生、大清国的皇帝还登基坐殿、满语还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的官方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满族的集体记忆在几百年间一直不断地流失着。即便是屯子里最老的满族老太太，比如91岁的陶云，其实也未曾有过哪怕一天真正的满族生活。在被问到可曾听过萨满歌曲时，她的回答是：“满族没歌。”

这位昔日的满族女孩从来没有机会聆听优美的《家神调》，即便她出生在“活化石”三家子屯：“我们在那暗楼上，向神请求，把那旧时光悄悄带走，带来新岁月。”也从没听过《海清河晏》，如何嘹亮地炫耀着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和道德威严：“海清河晏，花村犬不喧，讲武训戎旃，幕府多雄健。”

也许只有汉族人才会对此丝毫不感惊讶。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历史经验：汉族像庄子所言之柔弱的舌头般长存，不能抵御虎狼之邦，却有同化的伟力；那些入侵的民族总是短暂地占有江山，却将永久性地失去自我。

三家子屯的老人们很少对满语的即将消失表示痛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过着粗粝的生活，亦形成了粗粝的想法。“满语它没了就没了呗！”孟宪连抱持着农民式的真理，“这世上啥玩意不得没呢？”

他是“日本鬼子进来那年生的”，小时候说满语，12岁起就给人放猪。到伪满洲国时期，念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溥仪当皇上，净叫学日语。”15岁日本鬼子走了。听说苏联兵来了，接着***就来了。土改时屯子里打死了两个地主，是哥俩儿。哥哥是枪毙的，弟弟是棒子打死的。那时候孟宪连不觉得打死两个人怎么着，“不心疼那个”，现在一想，“不忍心”。其实屯子里才几十户人，都是“翻”话的亲戚——在屯子里，说汉语叫“说”，说满语叫“翻”。再往后翻满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满话也越忘越多。如今他的人生观落到了“知足常乐”上头。

每年过年，他都要给西窗边的“太太”烧上一炷香，祈福道谢。可是，他已经忘了这个“太太”是谁。

在三家子屯，对于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已经遗忘了很多代了。满学家金启孮在《梅园集》中记载了晚近时代满族人对于“太太”的信仰，并认为“太太”这个叫法本身是“可笑”的。“太太”本是萨满，即满族的古老信仰萨满教中的祭司，有通灵等各种神通，通常由女性担当。如今，满族人普遍在汉化过程中遗忘了她的身份，常常模棱两可地说成“女性祖先”。

孟宪连的生活比较困顿，儿子又在去年患了重病，经久未愈。春节时，他给“太太”鞠了一个躬，却只是说：“一年了，没什么那啥的，感谢您老太太保佑，这一年顺顺当当，挺好！”

自满族以来

满学学者们更愿意使用一个略嫌冗长的词汇“满族共同体”，指称通常所说的满族，即满洲族。

“真正”的满族人其实少之又少，近于无迹可寻。若以这个民族的最初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建州女真”为标准衡量，今日的满族人中的符合者将百无其一。美国学者欧立德并不认为满族是一个基于血统的民族：“从满族这个名字确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名称。”

满族人曾经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他们赢得了对明军的萨尔浒大战之后，亲明的蒙古林丹汗仍旧在信中如此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

没有任何东西曾像人口一样被满族贵族视为珍宝。努尔哈赤，这位曾经担任明国的指挥使的高度汉化的后金君主，曾经一再对将领们申明自己的战略：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攻城略地和抢夺财富，而是夺取人口。他的儿子皇太极则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法达到了扩大族群的目的。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鲜、汉、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的人口从此被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作为血统最为“纯正”的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

三家子屯中的计、孟、陶三姓均来自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饶是如此，也只有计姓属于“佛满洲”。

在满学学者们看来，在满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它的汉化而且有知识的领导者也曾觉察到一丝未来的阴影。鲍明在其著作《满族的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中写道：皇太极既想夺取全国政权，又不愿入关，因为想要避免辽金元入关后本族人汉化的后果。不过，一家之私欲最终超越了这一切。1639年7月，皇太极终于在一封致崇祯皇帝的信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每临变乱便永劫回归的问题：“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

5年后，顺治登上了龙廷。一个真正的难题开始摆到了满族贵族面前。此时的满族人口仍然不过30万而已，如此微小的力量显然无法统御中国。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制定的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必然失败的策略：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

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在清代，降民、俘虏、投奔者，无论何种民族，都被满族贵族编入八旗牛录，后来每旗又分设满蒙汉固山，使得八旗变为了二十四固山，又设内务府“内三旗”，导致满族像滚雪球般膨胀，至清朝中期已经达到600万人。另一方面，满汉通婚却被禁止。对于东北，政府忽而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迁入（记者注：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的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忽而又开禁以充实边陲。清皇室既以武力推行剃发易服，强令汉人作满人装扮，又承袭了汉族的地主——文官制度。既以儒学正统的继承人自居，又屡兴文字狱，将历朝历代文人直言敢谏的传统彻底摧毁。

其结果是，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中的活力都泯灭了，被保留下来的是最适宜忍受强权统治的部分。至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曾经勇武无匹的满族武官几乎成了怕死鬼的代名词，如孟森《清史讲义》所说“满族贵勋无一成材”，汉族名臣们虽勉力支撑，却难免被后人讥为奴性十足。

甚至在清朝最强盛的时代，“族”与“国”的两种危险就都已经迫近。乾嘉年间，北京的很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乾隆四十年，满族官员果尔敏竟然听不懂皇帝的满语，更令皇帝震惊的是，此人来自盛京。盛京将军琳宁亦不擅满语，写一份报告本地并无蝗虫的简单奏折亦全用汉语，乾隆予以痛斥，却不能改变满语日渐衰微的现实。另一方面，白莲教等以宗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农民不时起义，而“华夷之辨”，又始终都是任何一股反对势力的道义根基。

到1840年，如何保护满文化不被汉文化吞没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个中国尚不知前途何在。满文很快就在官方公文中消失了，因为随后掌权的慈禧太后本人竟也不懂满文。

这一期间，三家子屯中的八旗士兵越来越多地被调出作战。仅据屯中的《唐氏家谱》记载，1858年曾有士兵随僧格林沁于津沽一带阻击英法联军，1894年甲午之战还有士兵在伊克唐阿部下保卫过奉天。可是，鲜血换回的只是耻辱，再也没有人能够捍卫这个沙堡般的帝国了。

1911年，“戍卒叫，函谷举”，人数寥寥的武昌新兵彻底了结了满族贵族们268年的无解难题。

可是，满语已经用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改变了汉文化，很可能也是永久性的。东北话和北京话中的满音是如此之多，以致以它们为基础确定的普通话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满式汉语”。举凡普通话中的近代出现词汇如“马虎”、“邋遢”等等，多有满语的借音。这种语言如此拙于思辩，却又如此灵活而深入人心，使得写作这种“满式汉语”的满族作家们比南方的汉族作家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样的还有曹雪芹，作为汉军出身的内务府旗人，汉满两族皆以为是本族中人，三百年来各自以为矜夸。

在武昌起义之时，新军就曾满城搜捕说北京话者，结果至少有1500人因说北京话而遇难。

这是漫长的仇恨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一些著名革命者对满族人的仇恨无以复加。满族人迎来了艰难岁月。八旗是职业性的军事组织，满族人向来是家里有几副甲——有几个当兵的——就吃几份粮，清帝逊位之后遂衣食无着。在三家子屯，一个计姓寡妇联合齐齐哈尔一个何姓寡妇去了北京请愿。回家时她没能带回一分钱。紧接着军阀蜂起，又是“几人帝，几人王”。

使命不再延续

北京的满族人在历史长流中调转船头，凭借在世代京畿的优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基因，开始在戏剧、绘画、书法等方面展现惊人的天赋时，三家子屯的满族人则开始笨拙地学习种田。

三家子屯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的戏剧感，在于它建立于1689年。当时一个除了自己的家谱之外从未被任何档案文字记载过的满族水兵，托胡鲁哈喇。洪阿力及其伙伴，选择并建造了三家子屯。那也恰好正是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并通过《权利法案》、彼得一世亲政并在俄罗斯开始西方化改革的一年，世界历史向一个宏伟的新时代转折的一年。洪阿力们的小小队伍，在历史潮流中溯流而上，作为一个即将泯灭特征的民族的托孤者走向了与世隔绝之地。

三家子屯有据可查的一切，都起始于洪阿力。他听命于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帐下，在1683年到荒凉的嫩江上去阻击从4000公里外袭来的俄罗斯人。6年后的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满文、俄文、拉丁文，却无汉文版本的《尼布楚条约》时，他与两个同伴一起作为水师营的兵丁获准在卜奎即后来的齐齐哈尔百里之内挑选一个水草丰美的居所作为行营之地。

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规则，选择了如今的三家子屯的所在地，距离卜奎足有95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足够遥远。因此在其后三百年中，三家子屯始终是个偏僻之地，足以像冰箱一样保存一份满族文化的样本。

如今，石君广开始感到，祖先的奇怪的使命传到了他的身上。三家子屯的“满语小学”为孩子们开设一门浅显而且不列入考试科目的满语课程，学校有两位满语教师，均为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石君广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屯子里惟一一个对满语感兴趣的中年人，过去几年中，他给村里的老人们录了10盘磁带，从“山里红”到“棒打狍子瓢舀鱼”，满汉一一对应。

他想让孩子们都学会满语，至少“能用满语对话”。至于长久的目标，他则违反语言生存规律地希望“满语这门语言能够延续下去”，尽管早就有到屯中考察的满语学者对他表示这决不可能。

已故满学家金启孮在1980年代发现了三家子屯这块“满语活化石”。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满学家们陆续到屯中考察。作为一门冷僻的学问，满学的研究者并不多，这种到访既不频繁也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学术结论早已确定：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

15个满语老人之一陶云庆是石君广的舅爷，他既支持石君广，又认为他异想天开。“满族话打从咱这社会一来就不行了。老中华国那会儿的长辈翻得还行，还想捡？捡不回来啦。现在活着的这帮老人，自己会多少？我这翻话的水平，顶多我爷爷的一半。”陶云庆说，“现在打小教孩子满语，也行。可就是会个三四年，一转学全忘了，就会个零打零碎儿——饭碗、筷子！”

对于是否愿意让孩子学满语的问题，屯中家长们的普遍反应是，“咋不乐意呢？”“咱满族人学满族话还不好吗？”不过也有不赞成的，“那玩意早扔没了，学有啥用？还影响考试成绩。”

不管怎么说，这天上午，满族课还是照常上。石君广先教孩子们读切音，接近英语的连读，然后教了四个词：二、十、院子、别人。石君广每读一遍，他们就跟着大喊一遍：ZHUO！ZHUAN！HUA！GUA！

在三家子屯，比汉化更明确地发生着的是1960年代标准的全球化。村民们越来越依赖电力、柴油，全部成为了除草剂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屯子里，一个满语老师受到的关注并不比一个透明人多。作为一个曾因家贫而不能读大学的中年人，他甚至解决不了自己如何转为公办老师的难题。

石君广只能在民族文字中寄托希望和怀抱。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这番表白在粗鲁的乡村生活中显然难觅知音。他拘谨、认真，给人的印象是正在消亡的文字中寻找安慰，在孤寂中寻求温暖。

狗鱼

满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关于冰雪，满语中的词汇多达六十多个，几乎每个形态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关于水的词汇更多，达到一百三十多个，从“秋水消减”、“大水响流貌”到“鱼游造成的水纹”，竟然都有单独的词汇与之对应。满族先民以其观察世界的既笨拙又细腻的方式，把野猪分为了11种，其中一年生长方牙的野猪被命名一次，三年生长獠牙的又被命名一次。由于鹿角形态变化更多，各种鹿被分门别类冠以29种各不相同的名词。

“满语是一种质朴的语言，”满学专家江帆说，“带有明显的直观性特点，但缺乏思维的抽象与概括。”

16世纪的最后一年，额尔德尼和刚盖奉努尔哈赤之命创制满族文字，借鉴蒙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无圈点满文使用不便，因此达海受命对其加以改造，创制了有圈点满文，称为“新满文”。达海从此被满族人尊称为圣人。可惜这种文字的寿命不过三百余年。

对于满语，乡村满语教师石君广的看法是“很好学”。与俄语相同的是，满语是纯拼音文字，怎么读就怎么写，从一个只会口语的文盲进步到能读会写并不困难。79岁的孟宪孝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孟宪孝是三家子屯中除石君广外惟一一个喜欢看满文书的人。他是屯中老一辈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认为满语“是民族的骄傲”。以前他会说满语但不会阅读，从两年前起，开始学习一位韩国的满学教授给他寄来的《清文启蒙四卷》。不过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他想让儿子学，儿子推脱说，年纪大了一看书就头疼。他又想让孙子学，结果“更白搭”，孙子扔下书就跑。

如今，作为一种即将退出生活的语言，满语仍在数十万卷满文档案中存在着，记录着大清国历史上的诸多细节。对满学家们来说，这种语言至少给了他们一个了解满族人的符号系统，恰如哲学家卡西尔所说，“文字带来意义的建构”，经由满语，学者们可以了解满族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对于满语会在何时消亡，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给出的时限是“大约十年之内”。

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在那之后，满语将只是一种由少数学者掌握的、不用于日常交流的学术语言。

在三家子屯，生活仍旧像普通的东北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4点半到7点钟极其喧闹，奶牛忧郁地哞叫着，鹅像一队将军踱过街道，而母鸡总是贪吃而慌乱地制造出巨大的声响。6点半，太阳大了，村子才安静下来。墨绿色的玉米在风中伏低、摇摆，伏低、摇摆，像梦境一般枯燥又永无休止。于是整整一天屯子里再无生气。直到夜里9点半，整个屯子上炕睡觉。这就是一个不停地遗忘着的地方拥有的东西：现在。

在现在，一个晴朗的7月下午，屯子里的年轻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鱼。满族后人们时而拉网，时而收网，忙忙碌碌地走了一箭之地，却只有一些竹签般的小鱼坚硬地钉在他们的渔网上。鲤鱼、鲇鱼、黑鱼、嘎牙子，在哪儿呢？现在，所有那些祖上传说过的大鱼，都去哪儿了呢？现在，狗鱼呢？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林逋（968——1028），字君复，北宋初期"晚唐体"诗人之一，以《山园小梅二首•其一》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名世。不娶无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有《林和靖诗集》存世。前人对其论述颇多，如元人脱脱在《宋史•隐逸传》[1]中说，"（林逋）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淡峭特，多奇句"，同时人梅尧臣说，"其谈道，孔孟也；其语近世之文，韩李也；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其趋向博远，寄适于诗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中说，"其诗澄淡高逸，如其为人"，钱钟书先生的[3]说，"林逋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笔者搜检建国后有关论文，发现林逋的生卒年研究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而林逋的籍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林逋的诗歌创作研究，已经认识到"平淡"特色，至于林逋的酬唱之作今人仍未进行有意的研究；而关于他的思想研究还处于试探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认识。笔者仅撰此文回顾前人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作一资料性的整理。

　　一 林逋生平思想研究

　　(一）生平研究

　　1、籍贯研究。今人的诸多文学史著作都是沿用《宋史》，"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然而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奉化县的方志作者认为，"林逋为奉化黄贤村人。"（远阜《林逋是哪里人》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他们依据《黄贤林氏家谱》立论，此种看法后来被编进《奉化市志》[4]。也有对这两种看法持保留意见的提法，如《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上编》[5]这样表述："林逋，奉化人，一作钱塘（今属杭州）"。林逋是杭州人，还是奉化人，抑或出生于奉化，后移居杭州，个中因缘尚待探究。

　　2、生卒年研究。林逋的生卒年一般表述为：（967——1028）。如《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8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429页），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大典（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281页），李俊琪绘画 高克勤等撰文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29页）等皆作"林逋（967——1028）"。学者对林逋的卒年宋仁宗天圣六年戊辰（1028）一般都无异议。值得探讨的是，林逋的卒年是"六十一岁"[6]还是"六十二岁"[7]。李一飞《林逋早年行踪及生卒考异》（《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和朱则杰 《孤山 处士 林和靖》（《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2期） 二文都认为应是"卒年六十一岁"。以此逆推，林逋生年当为"乾德六年（968）"。朱则杰先生认为，此前的文学史资料记载的只有《全宋诗》[8]中的林逋简介是正确的。其实，徐规先生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9]也确定林逋的生年为968年。

　　（二）思想研究

　　钟婴《林和靖其人其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一文纵观林逋的一生，认为他的"隐"有家世的原因；有对宋朝世俗社会及对当时某些国策（如封禅等）的不满，也有自身的佛学哲学思想和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等多种原因。"恬淡好古"的性格因素固然重要，但主要是社会因素。俞明伦《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一文，认为"林逋被逼成隐士沉没下去"、"林逋本来也是个自命不凡、热中功业的人"。此论对林逋的看法好像有点不堪听，但是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10]对林逋的评价更低，说他"长揖公卿，妆点湖山，而颂其诗，想见其为人，身冷眼热，遂开后来山人无数法门，而逋其典型也。"俞文引言部分谦言，"本文不能说旁征博引，抉幽探微，只是想讲出一点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谓之翻案文章，亦无不可"，可惜未能引起当时学界的反响。钟婴《犹喜曾无封禅书——林逋评传》[11]一文对林逋的生平及家世进行论述，其中对林逋的籍贯"四明（宁波古称）说"存疑。林逋和"宋初五代遗民及诗僧"的交游，此文论述至为详尽，全景式的展现了林逋的生活和才识。将林逋的哲学思想界定为"主要继承了陶渊明，不汲汲于富贵"。尤为可贵的是，文末附录了"林逋生平系年"，于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有开创之功。谢先模《林逋诗中的愤世思想》（《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一文在分析了林逋的有关诗歌后，认为"林逋诗歌中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不甘屈服，对官场丑恶现象给予辛辣的讽刺，对世道的愤慨"，"凡此种种，使他思想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他痛苦极了，于是愤世嫉俗的思想产生了"。有关林逋思想中的矛盾成分，赵齐平先生亦有论述[12]。林逋确实一直停留在"隐、显"的矛盾之中，不能解脱；中国古代隐士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林逋也不能例外。张毅先生认为："在林逋身上，儒家的道德完善与道释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相表里，表现出一种清高脱俗的节操和高雅闲逸的人格。"[13]马茂军《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林逋追慕的是更为远古的太古、三代的生活方式追慕的是巢由那样的太古逸民人格"，林逋的"隐逸思想融摄儒道，而且浸染了禅学思想"。此论为我们探究林逋的思想渊源，提供了一个视角，也为林逋处士身份的阐释做了有益的尝试。

　　二 诗词创作及成就研究

　　（一）诗词创作研究

　　1 、诗歌研究。夏承焘先生的论文《东风世界话梅花》（《光明日报》，1961年3月21日"东风"副刊）和《林逋的诗和大中祥符的‘天书'》（《文汇报》，1962年7月7日第4版"笔会"），对林逋的《自作寿堂（生圹）因书一绝以志之》[14]的创作背景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此诗"为林逋不满‘天书封禅'而作的"，并非是"临终所作"，从而纠正了《东都事略》[15]《五朝名臣言行录》[16] 等史书的错误。对林逋的诗歌研究，一般集中在"梅花"诗的研究，且以鉴赏为主。如李汝伦《独特的构思 迷人的诗境——林和靖〈山园小梅〉欣赏》（《广州日报》，1980年7月13日第3版）一文，在字词赏析的基础上，作一艺术概括。诸多类似论文没有脱离这种路数，于林逋研究的推进不是太大。值得欣慰的是，有些论者将林逋的《山园小梅》诗与另外一些作家的同题诗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林诗的独特艺术成就，如杨磊《自立新意 真为绝唱——读林逋诗〈梅花〉》（《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一文，将林诗与前代及后代咏梅诗相比，指出林诗取意于前人而独秀于后人，其诗充分运用了"传神"和"烘托"的艺术手法。前引赵齐平《暗香疏影——说林逋〈山园小梅〉（其一）》一文，在对《山园小梅•其一》赏析的基础上，将后代名家对"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和"雪后园林方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二联的评赏进行了梳理，无异于林逋咏梅诗接受史之研究。尤为可贵的是，此文对方回的"晚唐体"界定表示异议，明确申论"林逋诗，不属晚唐体。"此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林逋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提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的研究当不囿于前人，须立足作品、努力还原作品或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固有价值。另如王友胜《风姿体态无限情 梅品人品相同意——齐己、林逋、律然咏梅诗评赏》（《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1期）一文，在比较三人的描写对象（分别为早梅、盛梅和落梅）的基础上，对各人创作的思想意义进行分析，进而总结三人的不同艺术特色（分别为"一与多"、"虚与实"和"动与静"的结合）。这种对不同作家之间同类作品的比较研究，为我们认识林逋的文学成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法论指导。李炳海《净土法门盛而梅花尊——宋代梅花诗及其佛教的因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一文，在分析若干宋代梅花诗的基础上，得出梅之高洁的吟咏与净土宗的风行有关，林逋受净土宗的影响而形成了其笔下的梅之"洁净的化身，赋予它清冷峻峭，不可亵渎的品格"，为我们探讨林逋的思想与佛教的因缘提供了一个极其有意义的视角。程杰《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上的意义》（《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一文，为林逋的咏梅组诗定了合适的文学史位置。林逋以其"发现了梅花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枝、影'美，从而梅花的清峭疏瘦美得以完整的确立"，"在林逋那里，梅与‘水'、‘月'成了一个经典的组合，‘水'、‘月'皆为梅花‘表德'"，"林氏以隐士心性咏梅，开创了咏梅重在品格立意的新境界"，此论境界开阔。

　　至于林逋咏梅诗以外的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隐逸诗和山水诗的研究。钟必琴《林逋和他的山林隐逸诗》（《中国典籍文化》，1997年第2期）一文，对其具有代表性的诗进行赏析，认为"(林逋的诗歌)确实是富于一种隐士特有的幽情逸趣"。吕辉《简论林逋山水诗》（《运城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第6期）一文对林逋的山水诗进行分析，其实仍走的单篇赏析的路子。而陶文鹏先生的《林逋：毕生致力于表现西湖美》一文认为："他（林逋）毕竟是中国诗歌史上继谢灵运之后又一位毕生主要致力于山水诗的诗人。他的人品与诗风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逋对杭州西湖富于诗情画意的表现，确实给了苏轼许多启发，使他更进一步为西湖传神写照，创造出更多脍炙人口的西湖山水歌。"[17]，此文将林逋的西湖山水诗放在山水诗史的大体系中进行分析，为定位林逋的文学史地位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在林逋传世的三百一十三首诗中，其与达官、僧侣抑或无名氏之酬唱作品有一百五十多首，占全部诗作的近二分之一，可惜我们的研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倘若我们梳理了这些诗作，我们的林逋生平研究定会取得基础性的突破。也许这样的难度很大，但作为作家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诗作。

　　2 、词的研究。林逋有词三首，以《长相思•惜别》和《点绛唇•题草》最为著名。吴奔星先生的 《豪情如潮 柔情似水——读潘阆的 〈酒泉子〉和林逋的〈长相思〉》（《名作欣赏》，1981年第1期） 一文认为，"二者皆写钱塘江潮水，前者豪情如潮，后者柔情似水两词表明北宋初期已经透露出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的先声"，此论是否有所拔高，有待探究。但林逋的"《长相思•惜别》写离情，有民歌风致，语言清丽淡雅。"[18]上承唐五代词的清新流丽传统还是很明显的。徐英《多情自古伤别离——林逋〈长相思〉词欣赏》（《广州文艺》，1983年第2期）一文在赏析词意的基础上，概括了其艺术特色。另有《梅妻鹿子林和靖》[19]一文，据传说，《长相思•惜别》为林逋将放游江淮，与一女子作别时所作。此论和前几年余秋雨先生据此词认为，"林逋有妻子和儿子，"[20]相类，其中的臆造已为金文明先生辩驳（参见王寅《‘咬嚼'余秋雨》《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而《点绛唇•题草》一词，《能改斋漫录•卷十七》[21]记载有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和作并比高下，可见林逋该词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应该对此词进行深入研究。

　　（二）文学成就研究

　　前引钟婴《林和靖其人其诗》一文分析林逋山水诗具有澄淡高逸、清新邃美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林逋诗的基本特色。另外指出，林诗还有豪放峭拔的特色。他文学观上，推崇《诗经》、《楚辞》、杜甫和王昌龄，创作实践上受陶渊明的影响。前引俞明伦《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一文，对林逋的艺术特色评价颇高，谓"（林逋）写诗善用白描手法"、"他的诗多半是描写山水景物之作，跟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站在反‘西昆体'的阵营是很明显的。他毕竟与王禹偁、苏舜钦等人一样，坚持着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人之先，透露出宋代诗歌革新的消息"。此说为我们准确认识林逋的文学史地位，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研究视角。前引马茂军《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一文认为"林逋思想上的复古，带来了文学艺术上的复古倾向。他不拘俗套，不讲究骈偶华艳，而追慕古代艺术风范，创造古拙淡雅的艺术风貌"，说林逋的"隐逸思想融摄儒道，而且浸染了禅学思想"，"平淡说准确的概括了林逋诗的艺术风貌，而且晚唐体则是林逋技巧上师法的路数"。有的文学史对林逋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了论述，如刘大杰先生认为："我们细读他的诗集，其中充满了柔弱与做作，同时又囿于近体的格律，缺少豪气与魄力。"[2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23]认为，林逋的诗歌"完整的意境、活泼的情趣，则是九僧诗所缺乏的林逋诗的风格比较丰富，已经对贾姚诗风的藩篱有所突破。" 林逋的诗风是否具有复古的倾向，似仍当在阅读大量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林诗和九僧诸人的细小狭窄之作相比还是境界比较阔大舒畅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建国后林逋的研究有以下特点：一、生平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惜生平研究中的年谱研究仍未开展；与此相对，思想研究的角度从远古思想到陶渊明以至净土宗，体现了研究者的开阔视野。二、作品和创作成就的研究基本上遵循了立足作品，从而概括出其艺术特色，并取得共同的认识"平淡邃美"，可惜林逋的酬唱之作仍未进行研究；至于林逋的文学史地位，仍然没有超越前人的"晚唐体"说（赵齐平先生的立论除外）。有关林逋的研究尚无学术性专著，此前只有沈幼征《林和靖诗集》[24]的校注本，为林氏的诗词、书启等作了一详尽的注释整理，于林逋研究奠定基础。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钟婴先生的专著《林和靖与西湖》[25]作为杭州市的《西湖丛书》之一，旨在宣传杭州的旅游资源，著者力求作品的通俗性，对林逋诗歌进行了深入的赏析，颂赞了林逋于西湖孤山的开创之功，为开发西湖旅游资源做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其中大多数论文是80年代写就的，但钟婴先生的研究仍是以文本为基础。此种研究也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如何与现实社会的需求相结合"这一新的课题，为林逋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