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其实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负面的，由于人为上的生理缺陷，使他们一生都无法孕育儿女，而除此之外，历史上舞弄权谋为祸朝纲的宦官并不在少数，比如说指鹿为马的赵高、三国时期误导刘禅的黄浩等等，贤能宦官少之又少。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加之常常陪伴手握重权之人左右，所以常常颇得信赖，长此以往宦官的势力也逐渐高涨，以至于在唐朝后期，宦官专权达到顶峰。

　　而在历史上诸多有名的宦官中，李莲英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为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位红人，他在清宫内担任太监总管长达40多年的时间，慈禧向来生性古怪，能够在这样一位人物手下安稳的度过40余年，李莲英显然是有着他自己的本事。

　　也正因太后的信任，当时的王公贵族在他面前也要避让三分，可时光飞逝，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其原来的奴仆们也尽数散去，李莲英在离开慈禧太后之后独自生活了三年，那么没有了过往的权利与地位，他过得怎么样呢

　　李进喜到李莲英，小人物的蜕变之路

　　李莲英原名李进喜，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中，父母在当时都是地位低下的劳工，李进喜家一共兄弟四人，尽管父母劳作十分辛苦，但想让整个家庭维持温饱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由于实在是负担不起家庭的开销，在李进喜八岁那年被父母选中送往郑亲王端华府净身成为太监。

　　当时只有八岁的他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却被迫接受了那个时代封建的处理方式，在我们当下来看也不得不感叹一句悲哀，但当时的李进喜或许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因为选择了这条路而走上了巅峰。

　　时间一晃，李进喜16岁了，而这一年也是他人生路途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先后于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之后，他被指派去服侍慈禧太后。

　　在为奴的这些成长路途上李进喜没少吃苦头，但也让他锻炼出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按照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情商极高，这也为他日后服侍慈禧，讨太后欢心埋下了基础，在安德海被处死之后，李进喜出色的表现吸引到了慈禧的注意，由此翻开了他的下一页人生篇章。

　　受慈禧喜爱，李莲英身处高位

　　在得到慈禧青睐之后，李进喜摇身一变成为太监总管李莲英，而此时的慈禧也已逐步掌权，在朝中的地位极高，作为她最为青睐的手下，李莲英的地位自然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在他26岁那年，就被慈禧任命为首领大太监。

　　不仅如此，按照清朝的祖训来说，太监的品级最高就是四品，不可再向上晋升，这也是从侧面制约宦官的权利，而慈禧却丝毫不顾及这项法度，赐给李莲英二品顶戴花翎，由此可见李莲英的地位之极。

　　手中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李莲英自然成为众多官员巴结的对象，在如此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为人却始终如一，依旧谨小慎微地在慈禧身边当差，这让人不得不再次感叹他的情商之高，身处巅峰，却仍不忘自己的本分。

　　可尽管如此，由于他手中的权力过于庞大，被他帮助过的人心存感激也就罢了，那些求助却并未被李莲英应允的人却心怀记恨，这也让他树敌不少。

　　太后去世，李莲英悲惨过活

　　1908年，曾经掌权整个清王朝的女人慈禧太后去世了，大厦倾颓之时，依附于其上的树木自然不能幸免，李莲英也深谙这个道理，在为太后守孝百日之后，便离开了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皇宫高墙。

　　在离宫之后，李莲英独自在外生活了三年，虽说这些年中他具体的生活景象史书中没有太过准确的记载，只是说他几乎没有再抛头露面，在京城的大宅子内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有史书称他是因病去世，不过在宫中侍奉过慈禧的生活记录却是抹除不掉的。

　　尽管他为人低调，却也树敌颇多，想要真正地安享晚年哪有那么容易呢况且在封建体制下早已生活习惯的他却突然在晚年得到了自由，一时间肯定也适应不过来，为了能够打发余生，李莲英开始抽大烟，终日里烟不离手，浑浑噩噩，据过继孙女说是烟后痢疾病逝。

　　到了1966年，李莲英的墓葬被打开，令人惊讶的是里面没有身体，只有孤零零的头骨，如果是正常死亡，不至于如此，他的真正死因，最终也没有定论。

清朝晚期，伴随着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最炙手可热、时间又长久的莫过于李莲英。此人左右逢源，对主子恭敬，对下属宽厚，深得慈禧的喜爱。那么，李莲英到底是怎么死的？传闻他的棺材只有头颅没有躯干，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李莲英，原名李进喜，顺天府大城县生人。根据其墓志铭记载，他8岁进宫，14年之后，慈禧将他改名为连英。三年后，李莲英任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这种职位在一般情况下是要入宫30年后才有资格担任的。那么，李莲英何德何能能够深得慈禧的恩宠呢？

有一种说法是李莲英在入宫前，掌握了一套梳理发型的高超技术。在进宫当了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之后，李莲英展示了自己梳头的功夫，从此被慈禧宠爱，以至于有的大臣弹劾李莲英，直接称呼他为“小篦李”，“篦”指的就是梳头的用具。事实上，为慈禧太后梳头的太监不止一个，李莲英获得宠爱，主要还是因为他除了能够尽心尽力服侍慈禧外，还化解慈禧的不少烦恼。

李莲英就这样，成为了慈禧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陪伴。《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这样记载，在西苑、颐和园居住时，慈禧太后经常找李莲英遛弯。更有甚者，慈禧会把李莲英叫到自己的寝宫，两个人闲聊一些养生之术。1908年10月22日，慈禧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在第二年年初离开皇宫，两年后去世。

对于李莲英的死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在这篇文章中，佟洵提出了一个大大胆的推测——李莲英死于非命。还有人说李莲英死在去山东讨债的路上。李莲英的两个过继孙子李祥浩和李祥仲则说他们的祖父李莲英是善终，死于痢疾。

正月里，李莲英死于痢疾，而且是“烟后痢”，即常年吸食鸦片造成蓄积性中毒、免疫力降低引起的痢疾。这种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清朝野史大观》中称李莲英属于“善终”，比曾经不可一世的安德海结局好得多。

在物质生活上李莲英还是过的不错的，毕竟就算是失宠了也是一代太监总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估计在位的时候也捞了不少的好处，加上他之前他自己的攒的钱也有很大的一笔财富了，但是毕竟李莲英的仇家众多，而且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一直想要李莲英死，所以也算是每天担惊受怕吧，每天都防备着自己被暗杀，想想也是挺恐怖的。

李莲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大太监了，也是慈禧最大的心腹，只不过树倒猢狲散，慈禧死后李莲英的日子并不是太好过啊，慈禧死后隆裕太后掌权，而身为慈禧的红人自然得不新太后的赏识，自己的总管位置也不得不让位给当时隆裕太后的心腹，所以在仕途上可以说是走到头了。

物质上肯定大部分的财产还是为了保命送人了，不然一个过街老鼠怎么可能在靠山到了以后还能全身而退呢，就算是平时那些个小太监我估计也能弄死李莲英。当然了这些都是明的，暗处的仇家李莲英也有不少。

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载沣想要报自己的杀兄之仇，只不过因为李莲英的周旋才得以保命，所以说一代著名太监李莲英其实在慈禧死了以后日子过得并不是太好，出了皇城没有身边的保镖跟着随时得预防着别人的刺杀。当然了李莲英的死其实也是个迷他的遗骸最终埋葬到了哪里谁都不知道。晚年生活过得算是比较惨的了。

武则天和慈禧最大的区别：

1、所处的年代不同：

武则天（624年－705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即位）、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人称老佛爷，长时间垂帘听政，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1908年11月15日17点，慈禧于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74岁。

2、把持朝政的形式上不同：慈禧太后仅仅是垂帘听政；武则天明目张胆的做了女皇。

3、治国理念上不同：

武则天依法治国，酷吏存在，法律过于苛刻毒辣，武则天时期更繁荣。慈禧相对保守，看问题的高度略低于武则天，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整个国家走下坡路。

武则天思维开放，能接受新的事物，从她提拔女官可以看出。慈禧思想保守软弱，害怕新的变革，迫害维新。

4、从影响力上看：武则天的影响比慈禧更大一些。

5、结局上看：慈禧太后寿终正寝，权力持续到最后；武则天提前被众臣赶下台。

从1984年开始，佟洵展开了对李莲英死因的调查。她发现，据现存史料记载，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这无疑与李莲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发现了史料中的一个疑点，随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终于，佟洵做出了一个令社会哗然的推断，李莲英是被人害死的。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声不绝于耳……

史料记载，李莲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档案。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着手准备毕业论文,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太监李莲英。

对于李莲英离开皇宫之后的生活状况，种种史料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记载。那就是李莲英因病而终，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问题却在于，假

如李莲英果真是寿终正寝，又该如何解释其墓中身首异处的现实呢？

一天，当佟洵又一次读到李莲英的墓志铭时，发现其中一处模棱两可的表述：他的墓志铭用了一个陨字，陨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没有病死的含义。此外，佟洵还发现，虽然相关史料中都提到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对他的病因却只字未提。

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文章中，不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之墓的全过程，以及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莲英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唐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这些年来，他几乎翻阅了全部的清代太监档案。对于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他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评断，但他认为，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说法中，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唐益年眼中，机警圆滑的李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认为，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就立了一个铁牌，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党人，等他临死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唐益年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

研究员称，李莲英被杀于后海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馆已故研究员颜仪民。他在文中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位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二品太监总管。颜仪民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辑，因为按古代来说，行刺都是提着脑袋走，没有留下脑袋扛着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为据，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任陕西汉中镇总兵，一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卫戍司令，李莲英死在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江朝宗还远在几千里之外当总兵，怎么去杀李莲英呢？”

同时，唐益年也对文中所讲的，小德张是李莲英死敌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张比李莲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莲英出宫后，隆裕皇后当上太后时才慢慢得势，而且小德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从来没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所以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利害冲突。”

争论不休，李莲英之死谜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颜仪民的讲述也表示了异议。依照档案记载，江朝宗当时并不在京，那么李莲英是与江朝宗吃饭之后被杀的说法，就有了明显疑点。但是，颜仪民却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一切他是亲耳听江朝宗之子江宝仓讲述的。

颜仪民满姓叶赫颜扎，他在文中称，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时期的大户人家，其叔父毓贤曾为山东巡抚，而父亲毓泰曾经就是江朝宗的机要秘书。颜仪民说，正是两家这样的渊源，他和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成为了忘年交。而江宝仓对李莲英被害一事毫无顾忌，不仅向颜仪民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甚至泄露了其中隐情：“李莲英被杀后，次日一大早，李莲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颜仪民认为，江朝宗这种明知故问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与李莲英在后海被杀有关。然而，这个证据也遇到了质疑。为了说明小德张和李莲英素有嫌怨，颜仪民在文中说，小德张曾奏请隆裕太后下令查办李莲英的财产。

但王道成认为，“李莲英已经退休了，退休后他为什么还把300万两银子放在宫里？据《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后，李莲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80万两金条抬到了住处，另外的亲属有100多人，他把财产按亲疏关系都分给他们，那么那些太监们怎么可能再来打他的主意？”

这处例证也许有失严谨，那么是否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由于颜仪民先生已于2003年时故去，所以已经无法听到他亲口讲述曾经的所见所闻，而94年前，发生在后海那惊险一幕的真实性，也只能等待继续考证。

从1985年佟洵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至今，整整20年间，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变，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四）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的必要。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势力，却在密谋着一场无耻的宫廷政变。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党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形成“帝党”。维新前后，由于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就令光绪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职务，令其退职回了老家。对开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后党攻击道：“意在夺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所以，当维新进行到最后关键的政治改革时，一场罪恶的宫廷阴谋也在同时酝酿，后党一面对改革敷衍塞责，一面狂揽朝廷军政大权，布下天罗地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步兵统领崇礼率兵三百包围南海会馆，当场拘捕康广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将改革派重臣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光绪皇帝曾试问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吾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嬉担心“维新剧变，恐失人心”随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这场宫廷政变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变”。

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回答者： 乐乐6868 - 高级经理 七级 12-4 15:35

--------------------------------------------------------------------------------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与康有为认主不清、缺乏相当的政治经验、单纯依靠光绪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但历史发展不是后人看清后再评价的，当时人有当时的想法做法。我们今天来看已发生的历史，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历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所最应该采取的做法也是最为正确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变法：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当时最为紧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与改革，这点康有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来。这就是康有为这个人最大的历史意义。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李自成的亲侄、大将军李锦有后代，李自成没有子女。

　　走进太平村----寻访李自成后裔（转）

　　2004年，富县太平村李志强从深圳返乡续修家谱时，意外发现了一本《李锦家谱》，经过多方考证与研究，家谱中一世祖李锦为李自成的亲侄、大将军李过。由此，一段关于太平村人是李自成后裔的传说得到了印证，太平村李氏族人的命运从此与闯王一脉相承。今年是李自成诞辰400周年，太平村李自成纪念馆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8月18日，怀着景仰和无限好奇，记者来到富县寺仙乡太平村，这个传说中的闯王后裔居住地。这里山川秀美，绿树成荫，整个村庄一街两巷的布局，依稀保留着类似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风格。

　　美丽的村庄，神秘的故事

　　坐落于延安地区南部的富县（原名鄜州）太平村，是古秦直道通往榆林的主要道路，俗称通山口子。这里地势隐蔽，原先的村子是一个独立的塬面，呈锅底形，站在三面均看不到村子所在。它背靠子午岭大山，周围森林茂密，唯一通往外界的出路就是南边的崾险土桥子。村子里酷似北京天安门的大戏楼（已在文革中被拆掉），村东头桃树园沟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土城堡，南北各踞一株的龙凤古槐，李氏族人谨小慎微的举止、独特的信奉以及奇怪的敬神方式……都让这个被方圆百里称为“小北京”的村庄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李志强说，以前太平村人行事十分谨慎，一般不轻易外出，即使走亲戚也不愿暴露自己的行踪。他们总是踏着晨曦出门，披着暮色回村。说不清为什么，数百年来都成了一种习惯。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现在村里虽然修了宽阔的公路，交通相对便利，但除了上学与外出打工的以外，经常外出的人寥寥无几，人们还是喜欢呆在村子里，几乎与世无争。

　　像所有传统的中国人一样，太平村的人信神，他们信的神叫显身爷。但这个显身爷与所有其它地方所供奉的神都不相同，是太平李氏族人独有的信奉。太平村人对显身爷相当虔诚，亲切地称其为“爷爷”。李氏族人每年都要给“爷爷”穿一次新衣，新衣由村里妇女们亲手缝制，帽子是风雪帽，衣服是风雪衣。每当村里遇到疑难大事或庆典时，村里人就会给显身爷穿上新衣，用轿子抬着在村里周游。每年年初的祭拜仪式都特别隆重，年饭也必须是先送到庙里敬了“爷爷”之后，自家才能动筷子，每家每户都是如此。初一要给“爷爷”拜年，除夕还要为其守夜，近似于中国传统的祭拜祖先。除此之外，每逢农历四月十五给显身爷过生日这一天，村子里杀猪宰羊，正午12点燃放鞭炮，家家户户携带酒菜、供品到庙里祭拜，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一直延续至今。

　　太平村人的敬神方式也与别处不同。他们的神一般不在庙里供奉，都是被藏在村民家里，庙里只留下一个神位和一顶精巧的空轿子。到了年初的祭拜大礼和给显身爷过生日或是穿衣时才被请回庙里，完了之后还要被村民抱回家里藏起。祭拜的方式也很奇怪，在场的中老年人口里不停地念叨着“爷爷，我来给你敬香，我来给你送纸钱，你老人家收下”、“我们来看你了”，还不时地发出叹息“唉、唉！爷爷是个落难的人啊”。整个过程气氛凝重悲凉，俨然是参加一个至亲族人的丧事葬礼。

　　太平村原来还有一座十分壮观的显神庙，雍容大气，酷似宫廷建筑，可惜在文革中被毁掉了。那么“显身爷”究竟是谁呢？据李志强介绍，在他年少时也曾好奇地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村里有人说那是伍子胥，但从神像怀抱符锏及有关显身爷还有一尊娘娘像的传说来看，如此说法可信度并不大。后来重修家谱证实了族人与李自成的关系以后，他自己才发现，显身爷的装束与李自成竟惊人的相似；村里人对显神的敬拜及拜年、守夜的习惯也似乎是在对待一个祖先亲人；而且神是不坐轿子的，显身爷坐轿说明他是一个人。种种迹象表明，显神爷是李自成的说法也不无可能。

　　村里村外都是宝

　　太平村是一个古朴的村庄，数百年来由于偏僻与保守，这里的人们至今还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走进村庄，那种简单与朴实扑面而来，然而就是在这简单与朴实的背后隐藏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奇。

　　相传陕西地带一镢头挖下去都是秦砖汉瓦，这是在说陕西文物多，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此话用在太平村，却一点也不过分。太平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宝贝”，或是雕龙画凤的古式家具，或是祖辈传下来的古币、饰品和玉器，也有偶然从地下挖出的兵器和器皿，好多都是宫廷用物。其中有一种酷似矛尖子的兵器，被当地人称为“皇上卫”。而且在太平村至今还存留了不少永昌钱币，村民李录全家里就收藏有6枚，均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村民李小军曾在地下挖出一枚雕刻有龙图案的戒指和很多古币，其中有十几枚都是永昌钱币，后来都卖掉了，家里至今还留存着那枚雕刻着龙头的戒指。众所周知，永昌钱币是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立大顺农民政权之后铸造使用的一种货币。李自成兵败后，私藏永昌钱币也成了杀头的死罪，一般普通百姓不敢收藏，只有李自成的家人或其崇拜者才会冒这样的险。

　　来到太平村，村里人向记者提的最多除了显神爷，再就是那两幅供案桌帘上绘有四爪龙的神轴。神轴也叫阴轴，是在没有祠堂的情况下，用布绘制灵位名字和三世先人的画像，供后生子孙祭拜。太平村李氏家族的神轴分大轴小轴，大轴上绘有李自成及其后世六代人的画像，但此神轴已在文革中连同数幅小轴一起被烧毁，现仅存五世李成果和三世李飞两幅小轴，制作年份大约在光绪十四年，保存较为完整。两幅神轴的中心供桌帘面上均绘有龙腾图案，形象生动逼真，足分四趾。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清朝，一般平民家族是不敢随意描龙画凤的，皇帝、王侯才有这个专利。龙的图案也很有讲究，五爪龙代表皇帝，四爪龙是王侯。而在太平村关于龙的传说和遗留还真的不少：南边村口历经数百年虽其树心已朽、但枝叶依然茂密的龙槐，雕刻有龙头的古木家具，还有李小军家珍藏的龙头戒指，特别是李氏神轴上缘何出现四爪龙的图案？理清了太平李姓与李自成的关系，这个疑问也就自然讲得通了。

　　缅怀先祖，造福后人

　　证实了自己的家族确系李自成的直系后裔，太平村的人们前所未有地兴奋。一个小姑娘高兴地告诉记者：“小时候在课文里面学过李自成的故事，现在突然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李自成的后人，我觉得简直都不敢相信。”虽然数百年来先辈们一直口传为李自成的后代，但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过，深居简出的太平村人对此也不甚在意。重修家谱的意外发现、族人李志强的奔波考证、各有关专家的研究及最终的令人欢欣的结论，这一切开始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空间。

　　隐蔽，曾给兵败隐居的祖先带来安宁和休养生息，也让这个家族从此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这里留下了太多关于李自成的遗迹和传说。而如今历经数百年时过境迁，后世子孙已繁衍至第十九代，太平村也因扑朔迷离而显得格外闭塞保守。太平村到底有多少文物？究竟哪些文物与李自成有关？这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唯一知道的是，文物贩子的频频光顾，无知者的肆意破坏都正让这些珍贵的记忆一点点地流失。太平村人说，作为闯王的后世子孙，我们有义务把祖先的隐居地以及遗留在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并推广给景仰他的世人。一则是对先祖的缅怀，二则也是造福于后生子孙。于是，他们一改往日的简居与低调，也开始在村庄建设和太平村李自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上动起了脑筋。

　　为了扩大影响，2005年，太平村举办了首届李自成文化节。许多李自成研究专家及各媒体闻讯争相前往探寻报道。太平村从此与李自成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了世人惊叹的话题。一直在深圳工作的李志强（李自成第十五代孙）为此千里迢迢回到家乡，先后投资十几万续修了《李自成家谱》，自费创建了李自成文化网站，考证并收集有关李自成的文物遗迹资料，制定了《富县太平村旅游区发展规划》等，带领村里的李氏族人一起投身宣传先祖文化、造福后世子孙的事业之中。

　　今年4月，第十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由李志强自费设计的《李自成后裔隐居地－－太平旅游风景区》招商手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适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太平村的建设与开发规划也成了各级领导部门关注的焦点。此后，该项目还被省经济发展中心推荐为时代先锋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目前已在延安招商网正式对外招商。

　　记者来到太平村的当天，恰逢太平村李自成纪念馆正式获得批准建立，村里人显得十分高兴。李志强告诉记者，纪念馆批准建立让他看到了第一丝曙光，这也是市县各级领导部门重视和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希望能在今年李自成诞辰400周年之际，社会各界更多的人都关注这个事情，把太平村开发建设项目理出一个眉目。

　　截至发稿时，李志强还带着家族的嘱托与希望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为李自成纪念馆筹建的事情奔波。

　　米脂县政协文史委的李纪元介绍说：

　　“李继迁寨所属的殿市乡，原来曾经被当地人叫过帝王乡，指出了李继迁和李自成两个帝王，

　　李继迁村：

　　在米脂县殿市乡发现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口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李继迁与李自成都出生在这里。

　　李自成直系后代：

　　在自己的名片背面赫然印出了这样的字样：“李自成是西夏王李元昊之后，是党项民族拓跋氏，至今，‘闯王’后裔仍保持原有民族特性、相貌和习俗，这对研究西夏及党项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考证作用”。

　　《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

　　李自成和李继迁有着很深的源渊。对于这一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考察过，他在描写李自成进京时曾这样写道：“他（李自成）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相隔七百年，他又建立了四海统一的李氏皇朝，比他祖先所建的西夏国要强大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著名作家丁玲：

　　丁玲家珍藏的龙凤双耳玉扁壶、童子驭鱼玉雕及玉琮、玉耳杯等数件宫廷器物。丁玲的几位叔伯兄弟讲：“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人”。丁玲生前也曾说过：。我不是和姚雪垠争一个革命的祖宗，事实就是如此嘛！ 她成了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成了最典型的延安文人。1939年，身置陕北的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当地人说，是她在这里找到了党项人的感觉，有了写作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