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家谱万，方，汉属于中国的刘氏宗族中的分支之一。刘氏宗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姓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秦朝时期，而刘姓也是唐朝时期的皇室姓氏之一。刘氏家谱万，方，汉是刘氏宗族的一个较为分散的分支，其祖先在汉代时期活跃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刘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家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刘氏家族在汉代时是中国的皇室家族，曾经统治了整个中国，同时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刘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刘彻，他是汉武帝的儿子，也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

刘氏家族在汉代时非常兴盛，家族成员众多，分布在各地。其中最著名的分支是刘邦的后代，他们代表着汉朝最高的权力和荣耀。刘氏家族在汉代时分为多个分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邦、刘秀、刘备等分支。这些分支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刘氏家族在汉代时是中国的皇室家族，享有高度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统治了整个中国，贡献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刘氏家族的影响力在汉代后期逐渐减弱，但他们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中国历史的现代时期。

总的来说，刘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权力、荣耀和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刘氏家族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科举及其他官员，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氏家谱万，方，汉的历史传承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万密斋的学术贡献

创“三有余、四不足”论

万密斋在总结前人经验和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小儿的生理与病理理论，提出“三有余、四不足”之说，即“肝常有余，心常有余，阳常有余，脾常不足，肺常不足，肾常虚，阴常不足”。如《幼科发挥》云：“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者，此都是本脏之气也，盖肝乃小阳之气，儿之初生，如木方萌，乃小阳生长之气以渐而壮，故有余也。肠胃脆薄，谷气未充，此脾所以不足也。”所谓有余不足并非指一般虚实而言，更非“邪气盛而实，精气夺则虚”的病理状态，而是首先以小儿生理特点立论，进一步论证小儿病理特征。如“肝常有余”在生理上指小儿生长发育迅速，如草木萌芽，生机勃勃，全赖肝主生发之气的旺盛；而病理特点是指小儿感邪之后易化热化火，引动肝风。 万密斋的“脾常不足”在生理上指小儿生长发育迅速，对精微物质需求比成人更迫切，而脾主运化功能尚未健全，为适应不断生长的需要，脾胃须不断完善运化精微的能力；反映在病理上则指小儿若饮食不节，寒温失调等易引起脾胃运化失常而致脾胃病。万密斋的“不足有余”论进一步充实了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征，为指导儿科临床治疗，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

首重望诊，四诊合参

万密斋临证时非常注重望诊，因儿科又称“哑科”，小婴儿有口不能言，而能言者又未必可信，加之就诊时常哭扰，使气息、脉象改变等，给诊断造成困难，故望诊尤为重要。

万密斋在《片玉心书》指出：“凡看小儿疾病，先观形色，而切脉次之”。在《育婴秘诀》亦云：“小儿有病观形色，青主惊风红主热，黄为伤食白主疳，……肝病须观眼目中，脾唇心舌自相通，肺有病时常在鼻，肾居耳内认其宗”。“临病之时，观形色，便知五脏之症治，所以补之泻之，意之所生，有通神之妙也”。以上论述足以说明万氏在诊治小儿疾病中对望诊极为重视。

万密斋在强调望诊的同时，也注意四诊合参，如《幼科发挥》云：“望闻问切，医家之大法也”。“儿有大小之不同，病有浅深之各异。观形察色之殊，望闻问切之间，若能详究于斯，可竭神圣工巧者矣，望盖者鉴莫辨其色也;……闻者听知其症也;……问者问病究其原也；切者切脉察其病也”。在辨疾病的寒热虚实时，强调望诊应与它诊结合，如实热者，见面腮红，此为色实;脉急数，此为脉实；大便秘，小便黄，渴不止，上气急，足胫热，此为症实。色、脉、症三实者，方可辨为实热证，宜予寒凉治之。而面白，脉微沉，便清，腹虚胀，呕乳，足胫冷，色、脉、症三虚，才可辨为虚寒证，以温补治之。

审因论治，注重脾胃

万密斋在探讨小儿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病理上，提出不少新的见解。如万氏认为急惊风与慢惊风都是症状，必须审致病原因。对急惊风提出有三因：感受风寒湿热而失治者为外因；内伤饮食发热而失治者为内因；由惊恐客忤中恶得之者，为不内外固。在临床表现上，万氏分为急惊风证，包括脐风发搐、泄痢发搐等；急惊风变证指由惊风反复发作而成痫证;急惊风类证如天钓似痫、虫病似痫等九种疑似证与之鉴别；并首次提出急惊风后遗症“有急惊风变成痫者”，“急惊风成瘫者”，“惊风后喑不能言者”等。论述详尽，大大丰富了前人理论，为后世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天花、麻疹等病证亦有独特的见解，如痘疹的治疗，主张“温补凉泻，各附所宜”，摒弃以往医家的偏见。万氏在治疗上非常注重的脾胃，选方用药精炼轻灵。

在《幼科发挥》中强调指出：“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故调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也”，“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调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小儿由于形气未充，“脾常不足”，加之饮食不能自节，寒温不能自调，故脾胃最易受伤。万密斋把“节饮食，慎医药”列为小儿保健防病的首要原则，当患病论治时，宜“以治病为主，慎勿犯胃气”。在用药上强调“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尤忌巴牛，勿多金石、辛热走气以耗阴，苦寒败阳而损胃”。临证常用平胃散、胃苓丸、异功散等，反对当时滥用丁香、砂仁等温燥之风气。万密斋用药精炼，方药多为祖传或自创，在剂型上多用丸散，用量轻而力专，又便于小儿服用，如“万氏牛黄清心丸”已成为经典成药，万氏祖传十三方亦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万密斋还首先倡导应用推拿、针灸、熨脐、药物沐浴等外治法治疗小儿病证。

治学严谨，遵法不泥

万密斋一生治学严谨，求实而不慕虚荣，无论是前贤之论，还是祖传之法，他都要反复临证实践后，才下详论，从不 轻易盲从。如对家传十三方的应用，不仅在理法方药上阐述，还列出大量医案，从理论到临床实践给后人以明示。万氏医论多继承前人经验，上遵《内》、《难》、《伤寒》，旁汲丹溪、东垣各派，尤崇钱乙学术观点，但不迷信，而是以务实求是的态度待之。如钱乙《小儿药证真诀》载有益黄散补脾胃，时人多效之，而万氏则认为“益黄散治脾胃虚寒太甚，神品之药也，以补脾胃之虚则误矣”。

因方中丁香辛热助火，火旺土愈虚，青、陈皮泻肺，肺为脾之子，脾实当泻子，今脾虚本当补反而泻其子，则脾土更虚，故补脾胃不宜用益黄散，而用异功散为宜，万氏对钱乙用金石过多而提出批评。 总之，万密斋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中医儿科理论与实践，而且还结合自己的经验发展了中医儿科学，为中医儿科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万密斋的著作与学术思想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涉及儿、妇、内科及优生、优育、延龄、广嗣、养生、保健，堪称博大精深。回溯过去，因其承前启后，发皇古义，务实求是，颇多创见，对明清临证医学发挥了深刻的影响；瞻望未来，因其以人为本，方药齐备，施治灵活，实用性强，对当代中医药理论研究与临床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著名的有《万氏家传妇女科》、《文嗣纪要》、《妇科摘录》、《育婴秘诀》、《痘疹心法》、《伤寒摘锦》、《保命歌括》等10多部，具有较高的医学价值，收入《四库全书》。故值得深入研讨，发扬光大，以为全人类造福。

医名远播

万密斋为医，除继承家学外，又承父训以《素》、《难》为本，精研《脉经》、《本草》，博采仲景、河间、东垣、丹溪诸家之说，精通内、妇、儿各科及养生之学，尤以家传儿科和痘疹著称，嘉靖至万历年间享有盛名。据万密斋医案所载，其行医足迹遍及罗田、蕲水、英山、麻城、黄冈等邻近数县，远至武昌、郧阳乃至京师，活人无数。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 “以活人为心”，“视人之子如己之子”， “勿以势利之心易之”；他痛斥庸医误人，反对巫医惑乱；他治病不论亲疏，不计宿怨，不论贫富贵贱，同情病人疾苦；有病家求治，他一心赴救，遇危重病人，常日夜守护，有时留在病家过年，深受四方民众的爱戴。

万密斋是与李时珍齐名的医学大家，明代已有“万密斋的方李时珍的药”之说。县、府、布政使司、巡抚中常有人请他治病，曾两获罗田知县朱云阁、湖广右布政使孙应鳌亲书“儒医”牌匾，时人称为“神医”。其辞世后，清康熙皇帝追封其为“医圣”。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罗田知县沈廷桢亲自为其重树墓碑并题写碑文，碑文中有“国朝加封医圣”字样，字迹至今清晰可见。明、清国内外许多医家都给万氏以很高的评价。如清代医药学家陈复正，日本的汤本求真、丹波元坚，朝鲜的许俊等分别在其所著的《妇幼宗成》、《皇汉医学》、《杂病广要》、《东医宝鉴》中大量引用了万氏医书的内容。日本学者池田柔行力举万氏著述“立论之精”。此外，据说还有多本著作未付印。1999年万密斋被国家列为明清30名著名医学家之一，所著的《万密斋医学全书》被中国医药出版社收入《明清名医全书大成》系列丛书。

医院现有职工217人，其中高级职称35人，中级职称110人。设有12个临床科室，8个医技功能科室，配有大、中型诊疗设备30余台（套），开放床位120张，年门诊人数90000余人次，住院病人3000余人次，医院总资产叁千余万元。

1997年被卫生部授予“二级甲等中医医院”，近年被评为省 “消费者满意单位”、“全省卫生系统先进集体”。院内设有内、外、妇、儿、骨伤、针灸推拿、眼、耳鼻喉、口腔、皮肤、肛肠、美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病、碎石中心、急诊等临床科室。其中肾病专科、心脑血管病专科、肝病专科、中医骨伤科、腰椎间盘突出症、糖尿病、脾胃病为我院特色专科专病。

万密斋（1499—1582），“医圣”，亦名万全，湖北罗田大河岸人，是我国明代著名医家,以擅长治疗儿科、妇科、痘疹病症著称于世。其所著《万密斋医学全书》对临床医学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内容除儿、妇、内科常见病证辨治以外,也包括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及养生保健、优生优育等方面的论述。子目名称为:《养生四要》《保命歌括》《伤寒摘锦》《广嗣纪要》《万氏女科》《片玉心书》《育婴家秘》《幼科发挥》《片玉痘疹》《痘疹心法》共10种,108卷。与李时珍齐名的明代大医学家。清初被皇帝封为“医圣”，康熙四十七年（1708），罗田知县沈廷桢为他重建坟墓，并立墓碑。

万原是个廪生，科场不得志后，就决心学医。由于他家世代以“医药济世”，医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再加上本人刻苦钻研，勤于总结临床经验，因而他的医学造诣很深，尤精于切脉、望色，一些疑难病经他诊断，便能明确辩证。特别是对儿科、妇科、内科杂病有精深的研究。在儿科方面，他在家传的十三方基础上归纳出小儿三种病因，提出不滥吃药，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颇有创见。在妇科方面，他阐明妇女生理、病理特点，指出以培补气血、调解脾胃的见解，这在中医妇科史上有深刻的影响。他发明的“万氏牛清心丸”，至今仍是治小儿急惊风的良药。

他重视祖国医学遗产，但不拘泥守旧，而注重于具体分析病情，灵活运用古方。他写的诊断书，言简意明，所开药方，药少而疗效好，创造了不少起死回生的奇迹，因而被当时人们称为“神医”。

万密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总结和整理了祖辈和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写出了数十卷很有价值的医书。每写一卷，他的弟子就辗转传达室抄，流行全国各地。其著作已印行的有《万氏家传育婴秘诀》、《万氏家传广嗣纪要》、《万氏家传妇女科》、《万氏家传痘疹必法》、《万氏家传伤寒摘锦》、《万氏家传保命歌括》、《万氏家传幼科发挥》、《万氏家传玉痘疹》等十部。这些书均收入《四库全书》，颁行天下。据《万氏家谱》记载，还有三十七种抄本未付印，现除《万氏秘传外科》和《万氏家传点点经》两部外，余均已失传。

万氏著作的鲜明特色是：说理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诗、词的形式写的，便于学习和记忆。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为后世所推重。象清代医学家沈金螯、武之望；日本医学家丹波元坚、汤本求真；朝鲜医学家许浚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授引了万氏学说，并给予很高评价。

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值得深入研究。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1791—1851），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举，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 历史 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

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袁家的三**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8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家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 育儿 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寻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从小深受封建思想之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他取消**，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沈阳，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13岁的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基于对家庭、对 社会 的认识。家庭是 社会 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 社会 。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 社会 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 社会 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 社会 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 历史 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 历史 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 历史 。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 历史 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 社会 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 社会 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 社会 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 社会 的任务。在这个 社会 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 社会 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 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 社会 。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制定了十条家规：1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付，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4看**、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7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当大家都争相考大学时，周恩来却支持侄女周秉德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鼓励侄子周秉华去当兵。“文革”爆发后，大批的学生下乡插队，这时当兵成为好事，他勉励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当知青。他的侄子、侄女在农村已按正常手续被部队招上兵，他知道后却动员他们回到农村。他说：把好事让给群众。他动员弟弟周恩寿带头退休。弟弟有6个子女，生活困难，他每个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支援弟弟，不让弟弟向单位伸手，不增加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谈到过生活关时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 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一向主张平坟深葬。1964年，周恩来分别派人将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以及淮安的祖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派亲戚到绍兴将祖先的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员的作风和风格。

文／李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