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关注商洛，商洛在陕西南部，秦岭以南，从西安走高速全程15小时路程。162公里。途径蓝田等地。人口大约240多万，特产核桃、板栗、柿饼。古时秦风楚韵接壤之地。我就是土生土长商洛人，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以下为商洛官方简介：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处秦岭山地。东临河南，东南临湖北，北、西北、西南分别与本省渭南市、西安市、安康市接壤。辖商州区和镇安、丹凤、商南、洛南、山阳、柞水6个县。面积约19292平方千米，人口243万。主要生产稻谷和小麦，“岭沟红米”最为出名。是本省核桃、板栗、柿饼、木耳的集中产区。水貂养殖业居全省之冠。有大熊猫、苏门羚、青羊、林麝、水獭、黑鹳等珍稀动物。主要矿产金、银、煤、铝、锌等，钾长石储量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本市以312国道为主轴，连结各县的干线公路。名胜古迹有笔架山风景区、柞水溶洞、二郎庙等

，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南麓，与鄂豫两省交界。东与河南省的灵宝、卢氏、西峡、淅川县市接壤；南与湖北省的郧县、郧西相邻；西南与安康、宁陕、旬阳，西北与长安、蓝田毗邻；北与潼关、华阴、华县相连。界于东经108°34′20〃～111°1′25〃，北纬33°2′30〃～34°24′40〃之间。东西长约229公里，南北宽约138公里。全区总面积19292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936% 。辖商州、洛南、丹凤、山阳、商南、镇安、柞水7县区，67个乡，92个镇，4个办事处。至2005年底，全区总人口240616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057391万人， 非农业人口348778万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商州区，距省会西安80公里。 商山乃为今丹凤县城西75公里的商镇对面、丹江南岸之名山——商山。秦岭、蟒岭、流岭、鹘岭、新开岭和郧岭六大山脉，绵延起伏。 洛水，指的是今丹江，而不是“洛河[1]”因丹江古亦被称为“洛水”。而不是洛南县的洛河，也不是洛源河和商洛川河。因为隋文帝不会舍近求远，拿距百里之外的洛南县洛河的“洛”字，拉到商县叫“商洛县”，显然是太过牵强。说是洛源河、商洛川河的“洛”字，似乎不无道理，因为比洛南县洛河要近得多，但两条没有多大名气的小溪也不值得拿来为一个县取名，这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商洛市政区图

此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关于“龙驹寨”词条的注释日：“龙驹寨在河南卢氏县西，滨临洛水，为通陕西之要驿，在陕西商县东100公里处。”这里所说的“滨临洛水”、“通陕西之要驿”、“在陕西商县东一百里”，不正是指今丹江吗？清《康熙续修商志》载：“上洛县：至于上洛。是也。”清乾隆《直隶商州总志》载：“汉，上洛：《通鉴》注：元鼎四年(前113)置（于今商州区城设‘上洛县’）居洛水上，因以得名。”两部古志记载，充分证明今之丹江，古时称过“洛水”。要不，上洛县能说“居洛水上，因以得名” 事实上，上洛县正好居丹江上游。不言而喻，今丹江就是“洛水”了。清康熙二十年(1681)冬至日由彭氏九世孙彭之贤所修《彭姓长门家谱》在一世孙世才名下载：“始祖原籍江右(西)吉安府吉·资料卡片·水县……洪武元年徙居商州东八十里商山之阴、洛水之北商洛镇，开荒立业。”新编《丹凤县志》载：“商洛镇《彭氏家谱》载：其祖于明初卜居商州东八十里商山之阴、洛水之北。考洛水，即今丹江。”不难看出，“商山之阴、洛水的商洛镇，位置不就在商山之阴、丹江之北吗？也正好证明丹江就是“洛水”。从以上典籍、古志、家谱的记载，龙驹寨“滨临洛水”、商洛镇“居洛水之北”、上洛县“居洛水之上”。足以说明，今之丹江，就是洛水。这就是“洛水”之所指，“商洛”之名的缘由了。至于丹江何时称“洛水”，有待进一步考证。 商洛全景

商洛地形地貌结构复杂，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境内有秦岭、蟒岭、流岭、鹘岭、新开岭和郧岭六大山脉，绵延起伏。岭谷相间排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伸展，呈掌状分布。海拔最高点位于柞水县北秦岭主脊牛背梁(28021 米) ，最低点位于商南县梳洗楼附近的丹江谷地(2154米)。主要河流有丹江、洛河、金钱河、乾佑河、旬河五大河流，纵横交错，支流密布。横垮长江、黄河两个流域。北部气候属暖温带，南部气候属亚 热带。年平均气温78～139℃，最高37℃～408℃，最低―118℃～―216℃。降水量年均710～930毫米，日照1860～2130多小时。无霜期为210天。山高，并不危岩耸天，水多，亦很少激浪泛滥。其风土人情，既兼北国之旷野，又融南国之灵秀。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 龟山远眺商洛市区

商洛地区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这里就有先民活动。新石器时期，洛河、丹江、金钱河、乾佑河、旬河沿岸，先民在此聚居，繁衍生息。《史记· 殷本纪》载，契(xiè)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国名也。《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古之商国。《水经注》曰：丹水自上洛经商县南，契始封此。契即帝喾之子。随着朝代的更替，地方建置先后为郡、州、路、道、区、分区、专区、地区，称谓不一，隶属各异。夏商时期，属豫、梁二州，西周和春秋时期属晋，战国属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部和南部分属关中郡内史区和汉中郡。西汉时分属弘农郡和汉中郡。东汉时分属京兆尹和汉中郡，晋泰始二年(257)设立上洛郡。北魏在境内设洛州和上洛、上庸、苌和、魏兴等郡。西魏增设拒阳郡。北周撤销苌和、魏兴二郡，设慎政郡。宣政元年(578)改洛州为商州。 商洛南大门

隋时撤销上洛、拒阳、上庸、慎政四郡，保留商州。后撤销商州，复设上洛郡。唐时撤销上洛郡，复设商州，归山南道。后改商州为上洛郡 。宋时撤销上洛郡再设商州，属永兴军路，后又改属河南路。元时属奉元路。明时属陕西省西安府。清时，商州升为直隶州，仍属西安府。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撤销商州，原属县分别划归关中道、汉中道。后废道制，由省直接领县。嗣后，设立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领属商县、洛南、山阳、镇安、商南、柞水六县和民国末年设立的龙驹寨设治局(三等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陕南行署商洛分区，后改为商洛专区、商洛地区，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地级商洛市。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

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