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中京的辽中京的历史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6浏览:3收藏

辽中京的辽中京的历史,第1张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参考资料:

http://bbcicxocom/readjspaid=1836&uid=650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契丹人发祥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风光。

辽河流域的辽代砖塔遗址。

契丹人发祥地西拉木伦河源头如今已建成了响尾水电站。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契丹人的发祥地乌拉木统草原风光

契丹人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河源。

契丹人的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乌拉木统草原。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消失与后裔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蒙古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汉族、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补充:据东北学者考证,辽朝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东北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开始西迁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兰化。 名人事迹 李光弼(708年-764年),中国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人。 李光弼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初,经郭子仪推荐为河东节度副使,率兵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城西北)﹑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五月,与郭子仪会师常山,乘敌疲惫出击,大败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进围博陵(今河北定县),军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 至德二年(757),史思明﹑蔡希德等率众10万进攻北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北都留守李光弼所部不满万人,先在城外凿壕,又以挖出的土作坯数十万,加固城垒。当敌攻城时,用大炮发巨石猛击,还暗掘地道陷敌,不断袭击叛军,使之不敢接近。史思明北返,李光弼乘隙出击,大败蔡希德,歼其部众7万,既守住了太原,又保证了唐军左翼的安全。 乾元二年(759)七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史思明军突然渡河,陷汴州(今开封),逼洛阳。李光弼因兵力悬殊,乃弃洛阳,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威胁叛军侧翼,使其不敢西进。随后伺机出战,挫败了叛军对河阳三城的进攻,歼敌2万。 上元二年(761),朝廷强令收复洛阳,他不得已而出兵,当时叛军尚锐,加之大将仆固怀恩违反节度,因而兵败邙山(今洛阳北),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后复任河南诸道副元帅,出镇临淮,统河南诸道兵反攻叛军,配合仆固怀恩等收复洛阳。他曾参与镇压浙东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广德二年,因受朝廷猜疑,抑郁而死。 编辑本段契丹人失踪之谜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蒙古族研究专家陈乃雄先生曾亲临保山,详细考察了当地家谱、地方志和传说,并将326个“本人”的语词与多民族词语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00多个属于阿尔泰语系,验证了“本人”语言与达斡尔族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追随女真蒙古四处征战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国各地 金灭辽后,许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边疆,修筑抵御蒙古进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随后就驻防在那里。金灭后,部分驻防的契丹人在战乱中向北迁移,保持了相对大而完整的族群,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达斡尔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战的契丹族人的后裔。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辽皇室耶律秃花的统领下归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孙耶律忙古代随忽必烈灭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记载的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凤溪长官司阿凤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孙,阿苏鲁也被当代“本人”视作祖先。经过740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万人。在繁衍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民族不断通婚,所以同达斡尔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要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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