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学生生涯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城内驸马巷。祖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纲，生母万氏，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长大。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视之为“宰相之才”而特别免除其学杂费，这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青年时的周恩来相貌英俊潇洒，在南开还曾反串表演，期间相识了以后的妻子和革命伴侣邓颖超。毕业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值得深入研究。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1791—1851），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举，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 历史 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

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袁家的三**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8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家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 育儿 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寻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从小深受封建思想之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他取消**，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沈阳，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13岁的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基于对家庭、对 社会 的认识。家庭是 社会 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 社会 。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 社会 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 社会 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 社会 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 历史 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 历史 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 历史 。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 历史 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 社会 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 社会 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 社会 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 社会 的任务。在这个 社会 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 社会 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 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 社会 。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制定了十条家规：1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付，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4看**、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7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当大家都争相考大学时，周恩来却支持侄女周秉德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鼓励侄子周秉华去当兵。“文革”爆发后，大批的学生下乡插队，这时当兵成为好事，他勉励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当知青。他的侄子、侄女在农村已按正常手续被部队招上兵，他知道后却动员他们回到农村。他说：把好事让给群众。他动员弟弟周恩寿带头退休。弟弟有6个子女，生活困难，他每个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支援弟弟，不让弟弟向单位伸手，不增加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谈到过生活关时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 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一向主张平坟深葬。1964年，周恩来分别派人将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以及淮安的祖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派亲戚到绍兴将祖先的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员的作风和风格。

文／李海文

　　张培元：楚阳文化守望者

　　一个国家，因为承载着过去的文明，方能凸显现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个民族，因为延续着过去的文化，方能演绎时代特征的源远流长；一个地方，因为积聚着过去的文史，方能展现当代风貌的丰富多彩。

　　智者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其实，又何止于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对历史文化挖掘和保护力度的大小，既体现着这个地方人文内涵的深浅，也体现着这个地方理解文史与经济互动作用的程度。

　　毫无疑问，搜集、研究地方文史并加以开发、利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是相当大的，其潜力也是难以估量的。但是，这项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就属于劳心费力而又难以得到经济回报的“苦差事”。在兴化，偏偏就有这么几个醉心其中且乐此不疲的“苦行僧”。张培元，当得此称。

　　特殊的家庭背景成为他对寻根探源产生浓厚兴趣的诱因

　　不惑之年的张培元，系兴化本城人。少小时就对每晚的必修课——听母亲讲故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关于岳飞、范仲淹、高谷、李春芳、郑板桥等人的传说真实与否，民俗民风的根源与差异有何关联？地方文化是如何传承和演变的？虽然相当模糊，但在秉性执著的张培元幼小的心灵深处，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随着年岁渐长，张培元对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慢慢地有所接触和了解，其母系可谓声名显赫：母亲本系大家闺秀，外祖父杨柞山乃兴化工商钜子，继承并扩大祖业，经营“万顺”南货业和当典、钱庄以及丝绸厂、铁工厂等号称“苏北第一家”，并有诗文传世。姨母亦为绵心绣口的女诗人，姨父李远猷更是了得，乃南社成员，擅长书法，曾任兴化建国前的报纸——《昭报》记者。父系亦家世非凡：父亲出身儒商家庭，祖籍湖广荆州府江陵县张家台（今湖北沙市），是明万历年间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后代。清康熙初年，其后代播迁苏州阊门，其后代移居兴化，张培元即其一脉。

　　1982年夏，张培元在堂叔张炳嘉处，谈起了双方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兴化历史名人掌故。交谈中得知：其族中还有一个名声响亮的人物张道中，系清朝末科秀才，22岁考入扬州两淮师范学堂。张道中是民国时期的书画家，寒社成员，擅长画驴，代表作有《百驴图》、《巴山驴队》等颇负盛名。年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国学并潜心于教育学。后改入中国大学法学科，曾聆听过蔡元培讲话的张道中，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张勋复辟，张道中返回兴化，变卖家产兴办培德小学（今城西小学），后献给国家。张培元闻知，在为祖上骄傲与自豪的同时，对探讨家族历史渊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特殊的工作环境成为他对文史研究产生执着追求的条件无论是在企业办公室，还是在代课教师任上，张培元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文史的搜集和研究。

　　2001年，被市图书馆聘为资料员，开展地方文史的搜集、研究和开发、利用。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传递科学知识”职能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张培元在市图书馆里如鱼得水，他的研究既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又需要文献资料的佐证，因而他特别对这里馆藏丰富的古籍资料情有独钟。这，正好与市图书馆将“开发研究古籍”列为工作重点的思路一拍即合。从此，张培元开始了他以一个专业研究者身份进行的地方文史研究，并进入他人生的丰产期。张培元的丰硕成果体现在：首先，他在整理古籍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若干颇有研究价值、被学术界认为已不复存在或不为学术界所知道的史料，从而能够为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提供服务。如：发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老年保健及食疗创始人陈直的《奉亲养老新书》，为中科院院士、国家老年保健学专家陈可冀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发现了公认为已在清代乾隆年间“文字狱”中被毁的、王仲儒的编年体诗集《西斋集》中部分作品，对研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案、王仲儒《西斋集》案，颇有参考价值；发现了“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的老师、学者陆种园的清代雍正年间木刻本《陆仲子遗稿》，这部遗稿此前只有手抄本，且讹误不少，这一发现有助于更为科学地研究郑板桥诗词传承情况；发现了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有关资料，对确认周恩来母亲的祖籍，以及研究万青选在淮阴的藏书对少年周恩来人生的重大影响大有裨益……其次，张培元与地方文史研究的同好一起，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走访等形式，挖掘和整理了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史料，在不断完善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馆藏的同时，又对这些史料进行提炼、加工，形成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反过来又进一步充实了馆藏文献，形成良性循环。如：张培元先后撰写或与同好合写了《“儒学街明清文化街区”资料》、《馆藏部分古籍目录》、《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兴化地籍人士著述古籍目录》、《兴化百家姓寻根》、《儒学街史话》、《昭阳十二景》以及《兴化十家百年老店》等多篇文章，经过新华网江苏频道兴化站等众多网站的发布，以及《扬子晚报》和泰州、兴化各家媒体的转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者： 钻石→王老五 2006-5-3 00: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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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兴化名人--张培元的故事

　　此外，张培元还和有识同道一起，利用现有的文史资料，深入城乡街道、村落，在寻访兴化历史人物、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民间风俗的同时，新发现和确证了近处文物遗址。如：西汉樊哙墓、蒯通墓遗址，北宋盐务关卡，元代楠木大厅，明代解氏宗祠、御史黄建中墓、道观兼江西会馆“万寿宫”、许承家“大夫第”，明清陈氏进士第、杨家大楼、中堡“童德大”醉蟹加工作坊遗址，清代进士陆殿鹏故居（即著名作家毕飞宇作品中的“陆府”）、乾隆年间王志广及其“万兴大典”等……这些发现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市政府及文化、城建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特殊的奉献使命成为他对服务社会产生深刻理解的基础家谱是一种收藏宏富、记事准确、有独特体例的历史文献，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折射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之光。

　　早在上世纪初，大学者梁启超便提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它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乃至各个民族、氏族和家族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是一个巨大而又十分难得的文化史料宝库，为人们研究历史学、社会学、人才学、民族学、方志学等多个学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资源。

　　从少年时对自己家族渊源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到对谱牒学的研究登堂入室，张培元经历了一个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过程。如果说父系、母系特殊的家庭背景，引发了张培元对家谱研究初步认识；那么，有两件事更加促成了他涉足谱牒学的决心。一是早在1977年，张培元到一起学画的同学杨健（现市文化馆美术组组长）家中，杨健父亲向他介绍了自己家族史：杨家祖居苏州，在明末曾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杨念如，乃名作《五人墓碑记》里提到的五位义士之一。并讲述了兴化也有周顺昌的后代，也是因为《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那件事而逃离苏州后，辗转到兴化落脚的。其时正在学《五人墓碑记》这篇课文的张培元，一下子被吸引了，他在听得有滋有味的同时，对姓氏、堂名里面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二是在1984年，张培元求教兴化中学五名师：柳印生、朱思愚、任祖镛、谢孝宠、任恕曾。谈起谱牒学研究，五位老师一致认为：这，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冷门但可以断言，二十年后在中国一定会“热”起来。老师的剖析，更加坚定了张培元的志愿。

　　当然，立足谱牒学研究，对张培元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求谱、寻谱要“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一村又一庄”的？我们问张培元：“你是在怎样的状况下矢志不渝地搞好谱牒学研究的？”他的回答很简单：“苦，真的很苦！”是的，为了求谱、寻谱，踏破了门槛磨破了嘴不说，有时跑一户人家要走几趟、几十趟，有时找一部族谱要走几里、几十里，张培元就靠着他的两条腿、一部自行车走了几年、几十年。然而，如果说张培元的研究是靠他的两条腿、一部自行车来支撑的，还不如说他是靠着自己的一颗诚心、一腔热血来支撑的。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拿出连亲生儿子都不给看的家谱，心甘情愿地让张培元看。当我们被张元培的执著所感动时，张培元向我们介绍了一段小故事：最近我和孔祥年馆长去戴窑，找到一位自称是史可法后裔的老人——史茂林，当时老人因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浑身打颤、讲话困难，但是，当我表示了自己对史可法的敬意并吟出清代诗人张尔荩所撰对联的上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之后，老人迅速对出了下联“二分明月故臣心”，言罢，老人放声大哭。这让我非常感动。老人至今珍藏着清道光年间江都（今扬州市）名士孙宗礼绘制并题有长跋的《史公可法遗像》。经过查考（包含识谱、理谱的过程），我确认老人就是史可法副将史德威的第12世孙，而史德威乃史可法嗣子，这在名著《梅花岭记》中有据可查。“史可法后代在兴化”这一结果的确认，不仅是对老人的安慰，也是值得所有兴化人引以为荣的事。

　　还不仅仅是史可法的后代，经过张培元的研究、考证，发现大书法家颜真卿，北宋大儒朱熹、周敦颐，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明代钜富沈万三和“明四家”之一仇十洲、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等，都有后裔在兴化。此外，张培元还发现和探索了近代重要人物的家族史料及线索，如南通实业家张骞，无锡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等与兴化的渊源。当然，张培元看人家的家谱也不是白看，他在认真研究、反复考证、旁征博引、详加比勘后，会帮人家将家谱理清，并指导人家如何续谱。

　　目前，张培元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征集到的各种版本的家谱有20多种，发现家谱收藏线索30多条。同时，他先后为爱立信保险集团驻香港代表解刚先生，海内外钱氏文化研究会钱万胜先生，《任氏通书》编委会副总篡任天京先生，加拿大大温哥华区“加华博爱会”副会长、著名农业专家徐通真先生，南京理工大学李德昌教授提供了续修家谱及查询、寻根、寻亲等综合服务；分别帮助扬州知名学者顾一平先生、在兴化戴南工作的盐城人士姜树伟寻找《顾氏族谱》、《句容姜氏宗谱》；所撰的《部分兴化家族谱牒简述》一文，为江苏省语言学家鲍明炜、泰州市方言专家俞扬研究泰州、兴化方言的形成提供了佐证。

　　张培元认为：谱牒学研究意义有三：一是补正史之不足，在家谱中能发现许多史书记载中空白和模糊的东西，并考证出用其他方法无法考证的史实，从而为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提供证据；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通过家谱能将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消除拜金主义造成的人际关系的隔阂和冷漠；三是造福桑梓，通过家谱的“链接”，引发同姓族人开展寻根、叙祖、认宗等活动，可以吸引海内外人士来兴化旅游、投资、经商。

　　远隔着千年的门槛，张培元遥遥向里张望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