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

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

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

“当时乔家有三门。

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

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

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

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

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

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

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

“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

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

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

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

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

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

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

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

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

朱秀海说。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

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

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

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

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

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

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

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

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

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

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

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

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

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

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

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

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

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

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

“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

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

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

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

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

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

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

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

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

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

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

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

’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

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

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

“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

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

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

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

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

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

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

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

“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

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

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

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

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

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

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

“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

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

当时太后很高兴。

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

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

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

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

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

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

“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

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

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

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

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

“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

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

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

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

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

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

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

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

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

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

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

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

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

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

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

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

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

后来意大利 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

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

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

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

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 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

“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

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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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家大院简介，乔家大院真实历史背景：乔家大院（QiaoFamilyCourtyard）：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文物先进单位，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1756年，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是一座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3、乔家大院陈展有5000多件珍贵文物，集中反映了以山西晋中一带为主的民情风俗；陈列有农俗、人生仪礼、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商俗、民间工艺；还设立有乔家史料、乔家珍宝、影视专题等的陈列。

4、乔家大院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称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2018中国黄河旅游大会上，乔家大院被评为中国黄河50景”。

5、2019年7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给予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景区取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处理。8月21日，乔家大院闭馆十天重新开馆：门票降价、景区内大部分商业店铺被拆除。

6、2020年1月24日下午，乔家大院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决定自1月25日起乔家大院景区暂停运营，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7、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是近代史上的晋商巨族，乔家大院向世人展示了当年叱咤商界的富有，因其家底殷实，收藏着很多珍品，其中有四件珍宝是乔家大院的镇宅之宝。

大吉大利的吉祥物——犀牛望月镜

在乔家的三号院有一面犀牛望月镜，高两米重一吨，采用木质最坚硬的珍稀铁梨木雕刻而成，上面是直径一米的镜子，代表圆月；中间浮雕祥云图案如彩云烘月，底座是犀牛，回顾上瞥望明月。

犀牛”的谐音是喜牛”，是大吉大利，喜从天降的吉祥物。明月高照祥云绕，安居乐业鸿运来”，犀牛望月镜不仅是乔家生财镇宅之宝，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中国最早的监控设备——万人球

乔家大院有一个挂在天花板上的水银球，据说是从美国进口的，乔家在安装它的时候还加入了中国元素，用红丝线制成的穗子装饰了一下，让它看起来不像是舶来品，更像一个中式宫灯。

这个灯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监控设备，乔家会客时，只需瞅一眼房上的水银球，就可以将屋内角角落落的人都能监视到，只是人的影像在球上按一定比例缩小了而已，因此也被称为万人灯”，这是当时极罕见之物，是用来防止商业间谍的神器。

30万两银子买的灯——九龙灯

九龙灯为红木材质，设计精巧，共有3层。上层由4条龙托起葫芦形挂钮，龙首高昂，龙身盘曲；中层为八棱八面形灯身，其中四面是玻璃风景画，四面是水银玻璃；下层是5条龙，其中4条龙首向上，龙身呈卍”字形，能转动伸屈，配有灯台和蜡签；另有一条龙首向下，能四面转动，龙身盘于主轴。

这两盏灯大有来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吃顿热饭都是问题，逃到西安才缓过来。当时乔家捐赠30万两银子给慈禧，慈禧为表达感谢，便赏赐了这两盏九龙灯。

九龙灯整个灯重达71斤，将豪华、繁琐、实用、美观结合在一起，独具匠心，是木雕工艺精品中的精品。经考证，目前还未发现有类似的第三件九龙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乔致庸捡的大”漏——九龙屏风

八国联军侵华，皇宫的不少好东西流到外国，也有不少流落民间，据说九龙屏风就是其中的大件之一。九龙屏风雍容大气，镶嵌九条玉龙，雕工精巧栩栩如生，与花梨木浑然一体，另外还雕刻有72条小龙，整个屏风共81条龙。

古人认为九”是天的象征，用九五至尊”来称呼帝王，加上龙是皇室专用图案，所以此屏风极有可能来自宫廷，机缘巧合之下由乔致庸出巨资购买，抬到了乔家大院。

这样的大件如何流落民间没有记载，能完好的等到乔致庸捡到此大”漏，也不失为中国珍宝的保存做出了贡献。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扩展资料: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乔致庸

乔家大院的建筑结构要求具体内容是什么，下面中达咨询为大家解答。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景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建成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 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像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乔家大院大门坐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百寿图为“在中堂”主人乔致庸的孙婿、近代著名学者、篆书家常赞春书写。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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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乔家大院的六个院分别是：

1 前共舍。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一个大院，也是最早建立的大院，是乔家用于供奉家神的场所。

2 后三唐。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二个大院，建立时间比第一院晚一些，是乔家的宗祠，用于供奉乔家家谱。

3 北影壁。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三个大院，建立时间较晚，大约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乔家的娱乐场所，里面有戏台、旱船等设施。

4 西花厅。这是乔家大院的第四个大院，是乔家的贵宾接待场所，里面有假山、水池等园林设施。

5 东二楼。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五个大院，是乔家的主人和家眷的居住场所。

6 世疑堂。这是乔家大院的第六个大院，也是最后一个建立的大院，是乔家的藏书楼，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