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的拘泥与民间性的失度

摘要：古代以岳飞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戏剧作品有十多部，然其艺术性皆未达到经典作品所具有的高度，《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过分依赖史书，而失去了文学艺术性；《精忠记》等戏曲作品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却又背离了艺术的真实。论文作者鉴于古人编构的岳飞故事的失败教训，得出了创作历史小说或历史剧的三条正确原则，即：一是高度地尊重历史，反映所描写的那一历史时期的真实的面貌；二是作者应对那一段历史与历史上的人物有自己独特而正确的评价；三是要将所描写的历史充分故事化；

关键词：古代 岳飞故事 编创 失败 教训

岳飞，一位家喻户晓的抗金英雄。他的形象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其形象所蕴涵的内容，则成了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这个形象能够被塑造出来，当然与戏曲、小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但是，用一定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戏曲与小说中的岳飞故事，皆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岳飞故事的代表作《精忠记》不是戏曲的经典之作，岳飞故事的小说代表作《说岳全传》，与同是英雄传奇小说的《水浒传》相比，则有相当大的距离。细审其原因，在于叙写岳飞故事的作者或过分拘泥于史实，或完全承接民间的传说，没有表现出独自的史识与艺术观。如果所叙写的人物不是岳飞这位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与罕见的衔冤屈死的忠臣，岳飞故事的戏曲小说作品，当不会有多少影响，可以说，是岳飞这个人物使写他的文学作品有了知名度。不像其它经典作品那样，因其作品艺术性的精湛与高超，使得所写的人物宋江、武松、李瓶儿、王熙凤、薛宝钗等等形象站立了起来，并活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观众的心中。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的，在戏曲小说的发展史上，屡屡出现。因此，研究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过分依赖史书而失去了文学艺术性

由于岳飞在转危为安、保卫新生的南宋政权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名字在当时可谓无人不晓，因此，岳飞故事的传播很可能在他转战南北、立下显赫战功之时，就已经开始[①]，当然，彼时的故事只会叙述他在率军打仗时是如何的英勇，如何的料敌如神，而很少会讲说他打仗之外的故事。故事肯定有夸饰的成份，但一定事出有因，决不会无中生有地虚构，也不会将韩世忠、刘锜等将军所做的事放在他的身上，因为毕竟是当代人讲当代事，故而，岳飞故事自产生时起，就会以岳飞真实的政治与军事生活为基础。

岳飞被诬遭刑到平反昭雪的这一段时间，即从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78年）高宗禅位给孝宗的二十一年间，民间与瓦舍中的书场当不太讲说岳飞的故事，至少不会公开讲说。孝宗即位后一个月，便以仰承太上皇帝（指高宗）的旨意为名，下令追复岳飞的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②]（岳珂《金佗稡编》卷三十三《追复少保两镇告》）自此以后，民间当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怀念和对奸臣的愤恨之情，百姓与说话人会比过去更加热情地讲述岳飞的故事，以此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约成书于1275年的《梦梁录》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③]

“咸淳”为南宋度宗年号（1265-1274），距岳飞平反已有八九十年时间，因此，王六大夫决不会是勾栏中讲述岳飞等抗金名将故事的第一人，《中兴名将传》也不会于此时才产生，他只不过是讲述抗金英雄故事的诸艺人中的姣姣者罢了。宋代的另一本笔记著作《醉翁谈录》卷首《舌耕叙引·小说引子》也提到了书场中有关于中兴名将的故事，云“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④]由上述两条材料可见，早期的说书艺人在说岳飞故事的时候，是将他和张浚、韩世忠、刘锜等中兴名将放在一起演述的，其目的大概是为了全面地反映宋金战争的图景。

宋时讲述“张、韩、刘、岳”的“新话”脚本虽然已经湮没无存，但是，从明代刊刻的该题材的小说中仍依稀看到宋时说“中兴名将”故事的面目。现存最早的反映南北宋之交的宋金战争小说当是熊大木编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⑤]。大木，号钟谷子，福建建阳县人，约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在世。根据《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的介绍，该书是因受了《精忠录》的启发而写成的，《精忠录》是一部叙述岳飞业绩，并收录从南宋直至明代表彰岳飞的各种诰谕、表章与诗文的书籍，不是文艺作品。以熊大木之才，不足以凭空创作出一部八卷本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根据该书的内容来看，他一定有所凭依的，很可能是根据一部或数部同名小说而进行整理的，如：

卷二《李纲措置御金人》在叙述到“金将盖斡离不率领众兵直抵城下，屯札于牟驼冈”时，作了这样的注释：

牟驼冈，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冈势隐辚如沙碛，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道：“君命打毬于其间。”故知可以为寨地。金人兵至，径趋其所，实药师道之耳。

又同卷在“遣太宰张邦昌随御弟康王为质于金营”句下，注云：

康王者，名构，乃徽宗第九子，韦贤妃所生。为质者，做当头也。

如果是独立创作的小说，就完全可以对“牟驼冈”的地理进行描述，也可以辟出一定的篇幅对康王赵构的生平来历作一番交待，不会再对正文进行注释。之所以如此，一定是熊大木认为原著的介绍过于粗疏，一般的读者不易于理解，而熊本人又不想花力气重写，于是，就采用了正文中加注的办法。像卷二中这样的例子，在全书中多至数十处。最能说明熊大木依凭着底本而作该小说的论据是这样的夹注，卷六叙述到“却说郦琼既杀了吕祉，恐宋兵追袭，连夜投奔伪齐去了”，其下注云：“此一节与史书不同，止依小说载之。”又卷八叙“秦桧既死，次日事闻于朝，高宗随即下诏黜其子熺罢职闲住，其亲党三十二人皆革去官职，全家迁发岭南去讫”，其下注云：“此小说如此载之，非史书之正节也。”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不以岳飞一人为主要人物，描写较多的正面人物如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吴玠等人，因此，它承接了宋元说话总讲“张、韩、刘、岳”的传统。那么，该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概括起来说，为泥执于历史的真实，它放弃了文学创作应有的艺术追求。具体地说，有下列四点表现。

一是在结构上按照史家商辂等撰写的《续资治通鉴纲目》的内容进行纪年性质的编排。如卷一的开头明确地说，本卷所叙述的为“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的）事实”。又卷之七开头云：“起绍兴十年庚申岁，止绍兴十一年辛酉岁，首尾凡一年事实。”由于作者在编写此书时，对史书有较强的依赖性，只是想借助史书提供的资料，摆列两宋之交的重大的事件，故作者没有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对于史料进行艺术化的编排、补充与一定程度的虚构，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结构严密、完整、前后照应，结果是结构松散，支离破碎，内容之间，缺乏逻辑关系，有的地方很像一个精神失常者的癔语，上下无法联缀。如卷之七在“秦桧怒贬张九成”一则中，写岳飞被十三面金牌催回，无奈撤兵。北方的父老乡亲们听到这消息后，遮马痛哭，竭力挽留，岳飞虽然十分痛苦，却只能稍作推迟，以便让这些乡亲们迁徙到南方去，免遭卷土重来的金人报复。接下去，读者最想知道的是岳飞被召回行在临安之后，秦桧、高宗是如何对待他的，该书却没有按照这种逻辑顺序写下去，却岔到了忠植大义死节、刘锜叠桥破虏、杨沂中王德勇斗兀术等事情的叙述上，将岳飞这条线完全搁置了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宋朝的前线部队调离之后，历史上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战事，作者不知道怎样取舍史料，只得在此将忠植、刘锜等人的事插了进来。

如果说这样写虽然断裂了朝廷强召岳飞的故事线，但以此表现了岳部撤离之后对局势的严重影响，尚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写吴玠之死，则纯粹是编年体的史书笔法了。在卷之六“胡世将议敌金兵”一则中，叙写忠义英雄李世辅因抗金有功，而得朝廷封赏，高宗又召他入朝觐见，于是，“世辅乃率部下三千人南来朝见高宗，高宗大悦，曰：‘未度远镇而有忠义士若是，始终为宋也。’世辅叩首称谢，帝抚劳再三，赐名显忠。”这个交待是清楚的，中心人物是李世辅，令读者万万想不到的是，紧接着，该书缀上了这么一句：“是年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玠卒。”吴玠之死与李世辅受封，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编年体的史书《续资治通鉴纲目》上就是这样写的。更有甚者，不要说所述的事情之间不相衔接，连语句之间也不连贯。在叙事之时会莫明其妙地从这一句跳到另一句，如卷七“秦桧定计削兵权”一则中，有这样的句子：“桧大喜曰：‘公言深合我意。’因设酒礼待（范）同。饮至半酣，问及朝中某人可进，某人可退。（范）同事商议。飞即承命进见高宗于拱德殿，拜伏阶下……”，前面说到秦桧与范同臭味相投，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谋划人事上的问题，突然间，又说到岳飞拜见高宗，读者读到这里，会生茫然之感。这不是断文的问题，而是作者在拼凑史料时过分粗心所致。

二是所述内容多半照搬史实。我们以书中所述的岳飞故事为例，来看它与史实切合的程度。该书所写的岳飞事迹从则名中可以看出，有“岳鹏举辞家应募”、“岳飞与泽谈兵法”、“岳飞计划河北策”、“岳飞破虏释王权”、“岳统制楚州解围”、“岳飞用计破曹成”、“诏岳飞征讨湖寇”、“岳飞定计破杨么”、“岳鹏举上表陈情”、“岳飞奏请立皇储”、“岳飞兵距黄龙府”、“岳飞上表辞官爵”、“岳飞访道月长老”、“周三畏鞠勘岳飞”、“下岳飞大理寺狱”、“秦桧矫诏杀岳飞”、“阴司中岳飞显灵”、“栖霞岭诏立坟祠”。对照《宋史·岳飞传》，除极少数的情节出自民间传说外，皆大同小异，甚至在语句上亦颇相同，我们不妨以三个事迹为例作一对比。

一、关于岳飞的出生。《宋史·岳飞传》云：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氏）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⑥]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岳鹏举辞家应募”则曰：

却说相州汤阴人姓岳名飞，表字鹏举，世以农为业。其父岳和，能勤俭节食，以济饥者，耕田有侵其地界，和即割与之，亦不与辩；人借钱谷，有负其债者，再不索取。由是乡人皆感德之。其妻姚氏尤贤。生岳飞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满月，黄河内决，大水暴至，飞母抱飞在坐瓮中，随水冲激及岸边，子母无事，人皆异之。飞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十二岁时，能拽三百斤弓、八石之弩。曾学射于豪士周同处，……尽得其术，能左右射，随发随中，他人莫能及矣。

二、关于岳飞利用间谍破刘豫事。《宋史·岳飞传》云：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致，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 刲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刘豫。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五“镇汝军岳飞（应为云）立功”则曰：

岳飞知其奸细，乃佯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乎？我差汝干事去，缘何被吾军捉来？”谍者怕死即诈认之。岳飞喝退左右，引近前谓之曰：“我前日使尔送蜡书去齐国，约定诱引四太子人马来，使两下合兵攻之。尔去了，便不回报我，复遣人会知齐主，并不见书下落，原来是尔作事不机密矣。汝罪该万死。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日期，宜以死报。”谍者连声许诺，岳飞即修了书，纳于蜡丸中，将其人于股上肉刲开，以蜡丸填于股内，即将金枪药涂之，外用绵缚定，又赏与银数两，遣行，叮咛之曰：“再不许有误，待杀了兀术，与齐主成得事后，我当重保尔官职。”谍者唯唯，拜谢而出。漏夜走回黎阳。见兀术，取出蜡书递与兀术。兀术看了大惊，诚恐军中有变，就夜领兵北去。归至本国，将岳飞与刘豫约书奏闻金主，金主熙宗大怒，遣人前至汴京诘问。……

三、关于兀术即将被打败而书生劝其不撤退事。《宋史·岳飞传》云：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五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书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六“小商桥射死杨再兴”则中写道：

兀术将从众议，下令各营人马准备渡河而去。有书生入见兀术曰：“太子不须走矣，岳少保且将退去。”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之众，今汴城士民日夜望其来，何如可守？”书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自身且不能免，况欲成功乎？太子且暂驻兵以审岳家动静，那时退去未迟。”……兀术……复下令留兵不去矣。

由上述三个情节的叙述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小说对史书的依赖程度，简直就是对史书的抄袭。这三个情节都是出彩之处，留给作家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在此框架内编造出许多花团锦簇的文字，然而，小说的作者可能是才力不足，或时间有限，或对小说的审美原则不甚了了，只是对史书中的记述做了一些语言通俗化的工作。作者也不隐瞒他对史书的高度依赖，时以“出《通鉴》”、“出岳飞行状”等注释来说明内容的出处。

三是堆积了大量的历史文书。如在描写岳飞的故事行迹时，作者先后插入了21本奏章、3篇题记、1篇檄文、一封书信等。到了卷八“秦桧矫诏杀岳飞”则，干脆将《精忠录》中还没有塞进来的岳飞文稿全部抄录进来，并加了一个说明，云：“愚以王平昔所作文迹，遇演义中可参入者，即表而出之。有事不粘连，未入本传者，另录出于王之终章后，以便观览。”这种大量堆积历史文书的作法，不仅仅出现在描写主要人物的过程中，一般的人物，只要作者觉得文书本身有价值，便不吝篇幅，硬地插了进来。如卷六“议求和王伦使金”一则中引录了李纲与胡铨的奏章各一本，占全则篇幅的三分之一强。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一则中，其策论超过了故事叙述文字的一倍。当读者读到这些冗长的文献时，你会失去此时是在阅读小说的意识，以为是在看一本枯燥无味的历史文献资料集。

该书不但抄录书中人物的文稿，还抄录《续资治通鉴纲目》中的评论或其他史学家的评论。如卷七“秦桧怒贬张九成”则中抄录了纲目论断，云：

呜乎！宋事至此，浸不可为矣。是时诸将进取，所向有功。金虏败亡，心丧胆落。而中原之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诚应天顺人、机不可失之际也。苟能假以岁月，莫或挠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则不为。旧疆可复，或幽燕亦可复，不惟仇耻可清，而沙漠亦可清。……

不论这些评论是否高明，放在史书中，表现出史学家对一段历史上的人与事的认识，是完全可以的，自《史记》之后的史书，大都有这样的体制，然小说是用故事再现一段历史的图景，完全不同于史书的作法。作者当然有自己的史识，然而只能通过选材与对人和事的描写，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思想、褒贬态度与对历史的评价，融入其中，就像盐溶于水一样，而决不能仍像史书那样，盐水分开。否则，小说将失去它独有的审美功能，无多少艺术性可言。

四是由于盲目地采用史料，不加剪裁，使得该书的思想不集中，人物形象不鲜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反映了两宋之交时的民族战争，贯穿该小说的主要思想应该是肯定主战派岳飞、张浚、韩世忠、李纲、宗泽等人与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所作的坚决的斗争，并歌颂他们在抗金的战场上，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忠心报国，奋勇杀敌，为民族的生存与国家政权的稳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刻画岳飞的形象应该集中写他为了抗金战争的胜利，不计较个人的任何得失，所谓“精忠报国”是也。为了突出他的形象，应主要写他与奸臣的尖锐矛盾。然而，该小说并未能完全做到这些，在有些地方，它所写的与它所想表现的思想恰好相抵触。如卷八“和议成洪皓归朝”则，写秦桧将前线节节胜利的部队调开，又杀了岳飞之后，和议终于成功，两国签订了盟约，金人不但归还了部分疆土，还送来了太上皇、邢后的梓宫与太后，让长久绊羁在金国的使臣们也返了乡国。小说花了一则多的篇幅，大力描写金主不听臣子们的劝告，坚持履行事先的约定：“久留皇后在金，使命往来不息。今既讲和，而又不归之太后，则诸侯闻知，皆以我为无信义主也。况一言已出，岂可复追？”接着又写了宋国君臣百姓们为迎接梓宫与韦太后回国的忙碌与欢欣，“中外军民百姓，各排门迎接，无不踊跃欢呼，皆言皇太后复还朝廷，社稷之福也。”由这样的描写来看，似乎秦桧调离前线的部队与处死岳飞的决定是对的，将军们可能正如秦桧所猜度的那样，是以恢复失地为名，行邀功建勋之实，不顾连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与苦难。这样的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史实的根据，但总体则违背了历史。作为文艺作品来说，它则表现出思想混乱，前后不一，很难对读者产生专一的思想影响。再如岳飞的形象问题，作为一个真实的岳飞，处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肯定与君王、大臣、同僚、部属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的属于在主战与主和这个原则问题上的矛盾，有的属于个人的性格造成的，有的则完全是由于误会而导致的。如果全部写上去，必然会冲淡忠与奸的矛盾。该小说就是这样，它除了写岳飞与秦桧等投降派的矛盾外，还写了他与张浚、张俊及高宗的矛盾，而且将岳飞之死的起因归结到与张俊的矛盾上，这大大减轻了秦桧等奸臣的罪责。历史上的岳飞确实因与高宗赵构意见不合而多次上书请求辞去兵柄，如在绍兴九年的二、三月间，他在反对和议无效之后，曾愤然上书请求解除军职，奏书云：“比者修盟漠北，割地河南，既不复于用兵，且无嫌于避事。伏望陛下俯照诚悃，曲赐矜从，令臣解罢兵务，退处林泉，以歌咏陛下圣德，为太平之散民，臣不胜幸甚。”[⑦]之后，在被十二面金牌逼迫还师，所得州县旋复沦陷时，在帝相联手、削去三大帅的军权之后，岳飞皆认真地上书辞职。[⑧]这反映了岳飞与投降派之间冲突的尖锐，但岳飞还是一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每当局势紧张、岌岌可危之时，他总是能听从朝廷的召唤，立即率军赴难。《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作者本意是为了将岳飞塑造成一位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但他对这些史料不能进行正确地处理，多次写到岳飞请还兵权事，母丧请还兵权，守制请还兵权，目疾请还兵权，明升暗降时又提出请还兵权，并写了当朝廷要他出山时，他总是反复推阻，这在客观上会使读者得出这样的看法：岳飞也有个人的打算呢，他请还兵权的目的多是为了要挟朝廷吧。这无疑会损害岳飞这一人物的形象。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传至明末，金坛人于华玉认为它“俗裁支语无当大体，间于正史多戾繇来，几以稗家畜之”，不满于书中夹有“小说家言”，于是进行“正厥体制，芟其繁芜”的删节工作，名该书为《岳武穆尽忠报国传》，[⑨]由于削尽了所谓的“齐东野语”，于书比起熊书来，更加接近历史而愈发远离小说了，可以说，不但未在熊书的起点上进步，反而倒退了。虽名为“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但是似乎有一半的内容与岳飞没有什么关系，读起来更加枯燥无味。自然，它在读者中间，更不会产生多少影响。表现岳飞故事而泥执于史实，不仅长篇小说如此，短篇小说也是这样。清人陈树基辑录的以西湖名胜为背景的小说《西湖拾遗》中有“岳武穆千秋遗恨”篇，也是一依岳飞本传，只是语言稍为活泼一些罢了。[⑩]

《精忠记》等戏曲作品多取材于民间传说，背离了艺术的真实

上述所讲的岳飞故事主要源于正史，可谓正史的文学性表现。古今的岳飞故事还有另一种来源，这就是民间传说，即老百姓与民间艺人根据岳飞行迹的轮廓，结合自己的历史评价、爱憎态度、审美取向进行编创，然后说书人、曲艺艺人、戏曲的编剧、小说的作者再利用这些材料整合、编构一个有别于正史的岳飞故事。岳飞的民间传说至迟肇始于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云：

秦桧矫诏，逮岳武穆父子下棘寺狱，遣万俟卨锻炼，未服。一日，桧于东厢窗下画灰密谋，桧妻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难。”武穆遂死狱中，张宪、岳云弃市。金人酌酒相贺曰：“莫予毒也！”后桧挈家游西湖，忽得暴疾，见一人瞑目厉声曰：“汝误国害民，我已诉于天，当受铁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桧自此怏怏死。未几，子熺亦亡。方士章，见熺荷铁枷，因问，“太师何在？”熺泣曰：“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见桧与万俟卨俱荷铁枷囚铁笼中，备受诸苦。桧嘱方士曰：“烦传语夫人，东窗事犯矣！”后有考官归自荆湖，暴死旅舍，复苏曰：“适看阴间断秦桧事，桧与卨争辨，桧受铁杖，押往某处受报矣。”[11]

桧兴岳飞之狱，如何诬陷，又如何矫诏处死，都是极机密的事情，夫人王氏有没有参与，不要说一般百姓不知道，即使是与桧同朝共事的大臣也不会知道，说他夫人提醒他“擒虎易，放虎难”而致岳飞被杀，纯是民间猜度。至于桧在西湖为岳飞追命，死后又受冥间严惩，只是百姓的希望奸臣不得好死的一种心理欲望罢了。然因这种情节吻合了古代人民的政治观、伦理观与民族感情，故能代代相传。元代杨维祯的《东维子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在介绍了讲史艺人朱桂英的身世及她善记稗官小说后说：

因延至舟中，为予说道君艮狱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耸（听）。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12]

又据杨维祯《岳鄂王歌·小序》得知元时民间盛传岳飞阴报之事，云：

予读飞传，冤其父子死，而阴报之事史不书，及见于稗官之书。张巡之死，誓为厉鬼以杀贼，乌不知飞死不为厉以杀桧乎？[13]

除了这些以外，民间传得最多的当为“疯僧讥秦”事。《江湖杂记》云：

桧既杀武穆，向灵隐寺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侍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14]

阴司替岳飞父子主持公道，严惩秦桧，以示天理不灭，虽为不经之谈，但却被艺人、作家们广泛采纳，最典型的例子为戏曲剧目《东窗事犯》。该剧目将疯僧讥秦与秦受冥报两事合在一起，元明两代有数人采用这些材料作同名剧目，分别为元孔文卿《地藏王证东窗事犯》[15]、元金仁杰《秦太师东窗事犯》[16]、宋元佚名戏文《秦太师东窗事犯》[17]、明周礼《岳飞东窗事犯》[18]、明佚名根据《岳飞东窗事犯》而改编的《精忠记》。[19]

这些剧目虽然对于树立岳飞在人民中间的光辉形象，激发观众的民族热情，宣传正确的社会伦理观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们都没有成为艺术生命永远不衰的经典剧目，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其原因是艺人或文人作者在处理民间传说的材料时没有把握住分寸，严重失度，远离了艺术的真实，使作品中的许多内容不合情，也不合理。我们试以岳飞戏曲的代表作品《精忠记》与《如是观》[20]为例来看看它们失度的具体表现。

表现之一，作者在恨奸敬忠的爱憎感情的支配下，信手编构既不符合史实又无艺术真实性的情节。如认为岳飞被迫害是由于秦桧夫妇为金国的间谍。《精忠记》第九出《临湖》中秦桧自白云：

忆昔身遭俘虏，驱驰千里拘囚。凄凉几度可怜秋，只为汴京失守，曾与金人盟誓。航海夫妇回州，官居清要胜封侯，稽颡丹墀拜首。……曾与大金盟誓，得放还乡，愿作他国细作。……今本朝有一名将官姓岳名飞，见今统领大军，要收河北之地。近日边上报来，道真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倘被他收复了河北之地，大金必定罪我。……

此传说到了《如是观》作者手中，为了进一步丑化秦桧，也为了给秦桧迫害岳飞寻找到更为民间认可的理由，对此情节添油加醋，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肆意铺排秦桧夫妇与金人肮脏的勾当。说被金人扣押在北方的秦桧，为了博得一个好的前程，不惜用妻子王氏的色相去主动勾引金国四太子兀术，王氏得到了兀术的欢心之后，居然对兀术产生了感情，当兀术派他夫妇打入南宋王朝，做金国的细作时，她表现了留恋不舍之意，赠予金凤钗一股，“以见贱妾不久还金，双凤和鸣之兆”（第十出），之后，她不断地提醒秦桧，千万不要忘记金国的恩德。当她看到边报上关于岳飞连连获捷的消息后，“（白）吓，岳飞，我与你誓不两立矣！（唱）分明打散我的鸾凤队，休想轻轻饶过伊！（白）啊呀，四太子吓！（唱）你今何地？须知见面杳无期。意中人漂泊在天涯，叫我按不住长吁气。”（第十六出）

岳云（1119─1142年），南宋抗金将领，岳云在民间传说中一直是白马银锤、英俊小生的形象。《说岳全传》里关于岳云出世、牛头山投军、结拜关铃、大战金弹子、结拜韩彦直、八锤大闹朱仙镇都有着详细的描写。

《宋史》记载为岳飞养子，但是还有史料说他不是养子，而是岳飞的亲生儿子。

一。岳云是“养子”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庚申）飞养子云尚年少，上亦已战袍、戎器赐之。“

2。《宋史》卷三六五《岳云传》：“云，飞养子。”岳云是“养子”的记载。

3。辞海的“岳云”条，载：“岳云，岳飞养子。”

4。民间传说和戏曲小说，如《说岳全传》

二。岳云是亲子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飞长子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提举礼泉观云坐与宪书，称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为传报朝廷机密事。”此处又称岳云为长子。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一二《岳少保诬证断案》：“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据此刑案原件，岳云亦应为“长男”。

3。《金佗粹编》卷一三《先兄甫等复官札》：“据故枢密岳飞男云妻巩氏状：‘伏睹(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同奉圣旨指挥，故岳飞与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氏故夫云见有男二人：甫二十五岁，申二十二岁，女大娘二十四岁。。。。见在潭州同居，并系枢密(岳飞)亲孙。。。” 岳云妻巩氏意思岳云是岳飞亲子。岳飞的家人被流放，岳雷及妻温氏早亡，其子是由岳云妻巩氏抚养。岳飞平反时，巩氏带着岳云和岳雷的子女以及云、雷生母刘氏另嫁后的子女生活，与岳飞妻李氏没有生活在一起。 巩氏上书宋廷时称岳云的两个儿子都是岳飞亲孙。

4。1980年，云南安宁县禄腾公社中村生产队农民岳万才、岳万云向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献出《岳氏宗谱》。这部家谱刊印于清道光十九年，以岳飞的父亲岳和为第一代，到岳万才的孙子，已历34代，800多年。有意义的是，《岳氏宗谱》载岳云是岳飞的“长子”，与新版《辞海》所说“养子”不同，这给研究岳飞家族与宋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修订版《辞海》遂修订为“岳飞养子(一说长子)”。

5。《岳庙志略》：“元至元六年杭州李全初重兴复之。”除庙门、正殿、后堂外,增修两庑。正殿祀岳飞,右庑祀岳云,左庑祀张宪,后堂祀岳飞父母与五子、五媳,均有塑像。

6。《忠烈庙志》：“祠东庑为五侯祠，祀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岳霆五子及孙岳珂"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记载岳云为养子的《宋史》和《金佗宗谱》，是出自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岳珂写的《金佗粹编续编》。注意这个时间差别，《金佗粹编》最早的前二十五卷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刊修了毕”，而岳云妻巩氏提及“并系枢密亲孙”写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为什么岳珂要撒谎呢？当然是为了树立和维护岳飞的形象。岳飞有两个老婆，其中一个和别人私奔了。

大约在1118年，岳飞在家乡汤阴程岗村娶刘氏女为妻，建炎元年（1127年）岳飞留妻在汤阴侍母养子，自己随高宗赵构度河，因为不清楚的原因，岳飞这个老婆却和别人跑了。这个事是岳家的耻辱，岳飞也非常痛恨他的这个妻子，岳飞的孙子岳珂为了掩盖这段“家丑”，当然在其写的《金佗粹编》等书中不提他刘氏了，而只记载在建炎二、三年间岳飞在宜兴娶的李氏，并在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生子岳霖。岳飞五子：云、雷、霖、震、霆中，自霖开始，都为李氏生养，而岳云和岳雷则是刘氏所生。

记载刘氏的史料有：

《高宗日历》：“八年六月十三日丁卯，飞有奏，‘臣始从陛下至北京，留妻刘氏侍臣老母’云云”，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载：“飞执兵权之日，遗侍臣王忠臣往楚州韩世忠军中下书，得回书，欲归。世忠嘱之曰：‘传语岳宣抚，宣抚有结发之妻，见在此中，嫁作一拥押之妻，可差人来取’。忠臣回，密报飞以世忠语，飞不答。世忠上闻，飞奏言：“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待老母，不期妻两经重嫁，臣切骨恨之。巳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上令报行”。

岳飞对自己老婆“妻两经重嫁”，“切骨恨之”。于是，他孙子就编造出岳云是养子，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尽管也曾经记载岳云是养子，是不足信的，因为这个作者没有任何道德修养，他曾经编造出秦桧一家三个状元的谎言，实际上秦桧一家一个状元也没有，作为南宋史家如此的疏忽是不思议的，只能是他故意造谣以攻击秦桧。在岳云是养子的问题上，他再次符合岳珂的谎言，以给世人一个完美的岳飞形象，也是情理之中的。

从“岳云是养子”这个事情看出，中国的古代历史并不是“科学”，写历史的人只是把其当成“工具”或者“武器”，因此，读历史书的时候要小心上当，白纸黑子上撒谎的很多。比如，岳珂尽管在岳云是养子问题上撒谎，但在其事迹上也撒谎，但不是贬低，而是夸大，请看：

岳珂《金佗粹编》卷九载：“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宪得其力，大捷。号曰‘赢官人’，军中皆呼焉。先臣（指岳飞）征伐，未尝不与。京西之役，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攻下邓州，又攻破随州。死之日，年二十三，赠安远军承宣使。”

《宋史》： 云，飞养子。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飞征伐，未尝不与，数立奇功，飞辄隐之。 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 死年二十三。

从上面的两个记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宋史》的内容出自岳珂的《金佗粹编》，岳云12岁的孩子竟然在战争中数次立“奇功”，奇功不同于一般的功劳，他一个12岁的孩子是怎么办到的？是在那次战斗中有这个表现？最妙的是，岳珂不说是哪次战斗大大的帮助了张宪，只是模模糊糊语焉不详的大吹特吹。张宪的大捷，真是笑话，张宪的哪次大捷呀？岳珂更是不提供什么证据，这种“史料”怎么可以看成信史？但是，近千年来，儒教弟子们就是把岳珂的胡言乱语当成了信史。真要比较，就应该将岳云的功劳和所得封赏，与同期岳家军将领作横向比较，是否岳云真的“第一”。相反，有史料表明，岳飞参见皇帝时，为岳云辞官，有岳云寸功未立的评价，岳云当时16岁。此外，参见我的“岳飞北伐失败的5。5个原因”，什么岳飞500破10万，都是岳珂编造的，有的岳家军战绩则是在夸大。

岳飞的臭事还有很多，比如，抗金将士付庆不过改换门庭，岳飞就把他杀了，而岳飞自己却曾经私自脱离战场和另投他人。才杀掉人家金兵500人，就欺骗皇帝说杀的金人横尸遍野，岳飞镇压农民起义杨么。韩世忠，岳飞，杨家将等等，整个宋朝就是靠欺骗过日子。当然，秦桧奸臣也是岳珂这些儒教弟子制造出来的。

再看看宋史专家邓广铭怎么说的，他曾经是宋史协会主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序言》，“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四十余年，而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近六十年。不论岳飞的部属或友辈，全不会犹有存者，调查访问自无可能。特别是岳飞渡江南下的一段历史，更莫可踪迹。然而岳珂却充分驰骋其孝子慈孙的用心，全凭想象而把这一大段空白进行了详细的填补。但他对其祖父早年之因家境贫寒而曾一度到邻县安阳的大户韩家作庄客，却讳莫如深；对于岳飞早年曾娶妻刘氏，并曾先后生了岳云，岳雷二子，在岳飞离乡南渡以后不久，刘氏却又改嫁了别人等事，岳珂必都知悉，而他却也引以为家门之耻，同样讳莫如深……尽管岳珂所作传状有很多不尽不实之处，千百年来的读史者却把它奉为信史而加以尊信。”

邓广铭的说法大致正确，但依然有为岳珂开脱的嫌疑，“调查访问自无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岳珂做了大量的访问和调查，参见“岳飞孙子是个大贪官”。邓广铭的意思是相差六十年就不可考查了，有这种说法么？

中国文学》“岳飞”条说：关于《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以“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文，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1]。作为海内外学术界一直争论未决的悬案，“愚者千虑”，坚信其真伪的症结在于：认为是岳飞的杰作的人（真作说），对作者没有确切的论证，对作年其说不一莫衷一是，而对贺兰山的解释又于理未安。一些深信两位大师的疑问，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伪托说），则忽略了此词经历的坎坷，对贺兰山又未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更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两方既难于自圆其说，也没法说服对方。于是，《辞海》“满江红”条便说“相传为岳飞所作的‘怒发冲冠’一首，最为有名” [2]，《中国通史纲要》讲到南宋的词[3]，则称“相传岳飞写的《满江红》也是著名的词 ”（相传说），而“实持两端以观望”了。对于这三种说法，如果沿波讨源，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的发现，以及《明史》的确切记载，那就完全可以断定岳飞《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绝非明人所能伪托，而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智者千虑而为所见局限

人所景仰的国学大师余嘉锡（1884—1955）怀疑岳飞此词为明人所伪托：岳珂《金陀粹编》没有收录，且不见于其他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而赵宽岳坟词碑也未说明来历[4]。愚以为，这是他忽略了此词经历的坎坷，而且也许未能见到《精忠录》所致。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书《满江红》（怒发冲冠）、立“岳武穆王词”碑，没有词题，末句作“朝天阙” [5]。这绝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赵宽写了《精忠录• 后序》，赞扬岳飞的品德，可“立教化之端，励人臣之节，使忠良知所勤，而乱贼知所惩” [6]。无可争辩，他是为岳飞那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又有了任浙江提学副使的机会，才毅然决然书词立碑的。而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内设岳飞纪念馆）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为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末句作“朝金阙” [7]。毋庸置疑，这和《精忠录》所收都是来自民间，而且绝非偶然的。两碑分别出现，影响逐渐扩大，并成为珍贵的实证。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徐阶编《岳武穆遗文》（附录于其《岳庙集》后），就据岳坟词碑抄入其中。而在元明杂剧传奇中，诸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的）、《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其实“金阙”即“天阙”，两者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8]。而所以出现异文，那就涉及此词的坎坷经历了。

在岳飞改定此词刚一年，竟被诬“意欲谋反”而冤死，且词中对赵构、秦桧的投降卖国流露着愤恨。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奏议文字同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 [9]。而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仍窃据相位，“至孝宗始荡涤无余” [10]。是后来理学家朱熹（极少赞许武人）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11]，他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为世人所知的。显然，此词遭遇的不幸正是当时难于流传的根本原因，而终于留存至今也说明了毕竟人心是不可侮的。

至于岳珂专为其祖辨诬编纂的《金陀粹编》，作为岳飞传记资料汇编而未能收入此词，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当时尚未发现。尽管他与其父不遗余力，终生搜求，一再补充刊印，终究无法收入。其次，也很可能是遗漏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与同样保存了岳飞手迹的《书简尺牍三章》，岳珂均未能收入（其中收词只有《小重山》）。而1133年,岳飞“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因无人告知岳珂也被遗漏了[12]。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13]。再其次，此词确有打破作词惯例之处（详后）。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联，“壮志”与“壮怀”微嫌重复,且出句与对句意义相同，是为“合掌”，犯了诗家的大忌。岳珂精通词学，精于鉴赏，因而不愿把其祖有“毛病”的作品选进“粹编”，或许也是未收入的一种可能性。降及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然而，“公论在野人”。不管蒙古贵族的统治如何残酷，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态度如何，俗文学——杂剧照样歌颂岳飞，此词在民间依旧代代相传。因此，出现异文不仅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充分说明了人民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未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也就势所必然，而不必奇怪了[14]。

湮没300余年后，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8月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扣留一年始归。后历代宗、英宗、宪宗、孝宗约70年，为明代的中衰时期。延及武宗、世宗时代，其统治进入很腐朽的阶段。皇帝宠信曹吉祥、汪直、李广、刘瑾等宦官，政局常不稳定。蒙古族瓦剌部鞑靼部经常侵袭掳掠，刘通、石龙、侯大苟、蓝廷瑞、刘六、杨虎等领导的流民、矿徒起义此伏彼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更兼朝廷的穷奢极侈，导致财政危机日益加深[15]。时局与“靖康之难”以后的南宋初年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当务之急。时势需要民族英雄了，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不过，早在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即暗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历尽金、元统治时期。到明初（1368年），朱仙镇共有四座岳庙；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朝廷出面建庙，武宗正德四年（1509）又加以扩建[16]。代宗继位后，大学士徐珵（后改有贞）奉命前往汤阴，经查证落实奏准，于1450年在城内修建了岳飞祠，敕赐榜曰“精忠之庙”[17]；1458年，王熙为书岳飞《满江红》词碑。在这前后，朝廷又将杭州原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正式改名“岳王庙”，并赐额“忠烈”；之后，屡有修葺拓展。而宜兴、九江、武昌等地早就修建了岳飞祠庙。祠庙的纷纷修建，一再为岳飞书词立碑，《精忠录》和《遗文》的成编，实为形势发展使然。这一切，能够初步判定《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作的。不宁唯是，在前述三种可能性中，无论《金陀粹编》属于哪一种，岳珂终于未收也绝不能证明岳飞确实未作。明清出版的《岳忠武王文集》、《宋岳鄂王文集》所收的都比《金陀粹编》的多，并且都有《满江红》（怒发冲冠）。这个颇具说服力的旁证也说明了此词为岳飞所作是确定不移的。因此不能不说，余先生智者千虑而为所见局限，有点疏失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者作年不容争辩

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其卷14《诗词歌赋》集中，发现了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赠祝允哲（官居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18]。现将原词略变格式抄出，并录出流传到今天的岳飞《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以便对照研究。

岳飞《与祝允哲述怀》（调寄《满江红》）：“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和岳元帅述怀》（原调）：“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揣情度理，《写怀》应当是岳飞后来在特定环境、特殊心态中，以原作《述怀》为基础（保留41字），吸收和作的一些词语（10字），表达自己轻视过去（已建勋业不足道）、神往未来（赶走金人，收复失地）的尽忠报国的“壮怀”（新增42字），从而写成了这首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永远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绝妙好词。而抓紧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为国家为民族洗雪奇耻大辱,则是两首一以贯之的。

岳飞这一震古烁今的壮志宏图由来绝非一朝,完全有理由说自他1122年应募从军即已开始萦回脑际。经过抗击女贞贵族入侵军的战斗洗礼,1130年6月,他发誓要“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8月,他向朝廷尚书省陈述个人愿望：逐步收复“故地”,以少快“平生之志”,略尽“臣子”之节；1132年7月,他重申“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是自己的志向；1133年夏,他在平定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紧张战斗中,仍然念念不忘雪国耻、复金仇；1134年夏,他上奏赵构,正式提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建议[19]；1136年夏,他主动率军北进,相继克复了伊、洛、商、虢一带；1140年6月,他大举北伐,计划攻取汴京(今河南开封),北渡黄河,去收复河朔的大片失地。他历经这一切的充实、凝炼、升华,蓄之也久,其发也烈,满腔忠愤喷薄而出,《写怀》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它是岳飞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流露,矢志不渝地拯救沦陷区人民的真挚情感的生动写照,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不朽的光辉篇章。

以《中国文学》所收彩图《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石刻》，前书“调寄满江红”、后题姓名盖印章[20]，必定拓自汤阴岳庙中另一块“相传为岳飞手书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碑刻[21]，均无词题；且尚未发现岳飞此词真正的手迹；因而王力先生说“这首词没有题目” [22]。唐圭璋《全宋词》第二册，《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词后注曰：“岳集卷五”；第一册“引用书目”中列有“岳集五卷”，下注曰：“宋岳飞撰，明徐阶编，明嘉靖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23]“岳集五卷”即《岳庙集》，“岳集卷五”即《岳武穆遗文》，《四库提要》是析出分别著录于史部（卷60）和集部（卷158）的。由此证明，词题《写怀》是唐先生据其内容加上去的。以其准确鲜明、合情合理，而为学术界欣然接受了。

特定环境，换言之即写作年代。而这，有建炎初年、绍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年、十一年诸种说法（所据选本论著从略）。愚以为，当是改定于绍兴十年（1140）秋。

这年7月，经郾城、颍昌两地的恶战，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毙其统军上将夏金吾（兀术之婿）。后又大败之，金兵全线崩溃。中原大震，金人大恐，恢复河山的形势空前大好。两河豪杰李通等帅众归岳飞，金人动息，山川险要，飞皆得其实。中原尽磁、相（今河北磁县、河南安阳）等8州之地，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自燕京（在今北京城西南隅）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兀术欲佥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应者。金将乌陵思谋等8人，或谕部下“待岳家军来即降”，或“密受飞旗榜”，或约定以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上奏高宗：“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24]当他满怀胜利信心、异常兴奋激动，正准备向汴京进军时，赵构、秦桧以“金字牌急递”，命令立即退兵。他愤惋泣下，无可奈何，师还鄂州（今湖北武昌），所复地尽失。他深知“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恢复河山的壮志没法实现了。在无比愤怒、万分沉痛中，他改写《述怀》，因而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有比较才能鉴别”。诸种作年中，以主张绍兴六年者居多，也似乎言之成理。然而，还是远不如绍兴十年秋的无可辩驳。那一年，岳家军出奇制胜，攻占了伊洛商虢等地，因受到牵制,孤军无援,钱粮不继，不得已而又把大本营迁回鄂州[25]，岳飞是沉痛的。这一年，岳家军以弱胜强，重创金兵，又有“河北忠义四十余万”配合，“力图依靠本部的力量攻取汴京”，但受到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阴谋破坏，在“金字牌急递”的“高压”下班师[26]，岳飞则是万分沉痛、无比愤怒了。而按照“小商桥战后，岳飞得知河北一带形势大好”，“十分激奋”，作词“以明志”的说法[27]，人们就有理由要问：为什么词中只有壮志难酬的凄怆，而毫无大胜在望的喜悦呢？！至于绍兴十一年秋所作的认识[28]，那就更值得商榷了。“事到艰难意转平”。4月24日，岳飞与韩世忠、张俊一齐被解除了兵权。8月8日，赵构更罢了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他遂到庐山闲居去了。愚以为，在那种处境写词就应该类似其《小重山》（绍兴九年作）：委婉含蓄地表达他“不满和议，反对投降”或“曲高和寡，知音难遇”，在舒缓宁静的语气中蕴藏无限的抑郁忧伤，从而两词的格调必然相同。但实际不正相反吗？（再详后）一言以蔽之，岳飞此词改定于绍兴十年秋是颠扑不破的。

王 越 伪 托 无 以 为 验

然而，久负盛名的词学大师夏承焘（1900—1986）除了肯定此词的爱国精神和历史作用，赞同余先生的论据以外，又断言“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词中这样写，“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29]。于是，“伪托说”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的疑点以外，又认为“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30]。其实,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已经明确指出，共有三座贺兰山：一在宁夏中部（卷52“陕西名山”），二在河北磁县（卷49“磁州”），三在江西赣州西北（卷88“赣县”）。可是，“真作说”或囿于所见，或失之拘泥，都咬定绵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长达500多里的那一座，并进而曲为之说：“泛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关山”[31]，“北方民族居地之泛称”[32]，犹如“用西北、楼兰来说金兵”[3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两方各持已见而互不相下，小小一座贺兰山遂大大影响着岳飞的著作权，颇为耐人寻味。

愚以为，只要对两方所持见解略加辨析，不仅“曲说”既于理未安、也与岳飞的“半生心志”大相径庭是彰明较著的，而且“伪托说”之荒谬也就毕露无遗了。一则正如夏先生所说：唐、宋及明代中叶以贺兰山入诗者，都是实指而非泛指、泛称。二则僻处西北的贺兰山当时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通晓地理形势、洞察金兵行踪的岳飞是绝不会去踏破它的。三则岳飞不是一般习用书本上的典故的词家（详后），而是一心救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他在下句中沿用“胡虏”、“匈奴”（名异实同）的蔑称、旧称，正如其题记、奏札、申状中的胡虏、金贼[34],都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其“半生心志”。假若贺兰山犹如西北、楼兰也说金兵，那就既隔靴搔痒，又叠床架屋，更愚不可及了。四则据《明史•鞑靼传》的确切记载，元蒙灭亡后，其贵族退回大草原及东北各地。作为其遗民的鞑靼人对东北、西北的搔扰，从1450年起连年不断，1457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461年即入居宁夏河套，逼近陕、甘、凉；1495年更入据贺兰山后，以与河套相策应。势力更加强大，劫掠更加疯狂。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秋，王越才首次击败鞑靼人于贺兰山后。史实清晰地显示了明军和鞑靼人交兵的轨迹。然而，岳飞此词则是从民间沿着元明杂剧传奇、《精忠录》（1455）、岳庙词碑（1458）、岳坟词碑（1502）、《遗文》（1536）的轨迹，历经300余年后，应时势需要而被发现的。两条各不相同的轨迹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会了，又因为词中贺兰山确实难讲，于是抓住这种奇巧的偶合，也没有任何佐证，对此词的真正作者，就有人“宁信其为后人拟作而不敢遽以为真”了[35]，就“不敢‘保证’”“真是岳将军手笔”了[36]，就被徐著新怀疑为王越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以愚管见，徐著新颇具代表性。他佩服孙述宇对此词的“质疑”（详后），并回忆了多次聆听夏先生的教诲之后，“推知”此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王越能诗文，有《王襄敏集》[37]。

其根据能证成其推论吗？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38]。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选入《明诗别裁集》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39]！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40]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41]。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二、王越生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一说宣宗宣德元年，即1426），也实在太迟了。早在南宋绍兴三年(1133)，岳飞即有《述怀》一词。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42]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晚了40余年！比岳飞由《述怀》改定为《写怀》（1140）晚了350余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43]，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更遗憾的是，徐著新非但推论绝对不能成立，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佐证！

而且，他既“暗于自见”，还引来《明史• 鞑靼传》的“十五年，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说“词碑题年”(1502)“正与贺兰山大捷的年份相符合，则此词的作年已可十得八九”[44]。此乃“奇文”，有“疑义”。找书一查，嘉靖十一年（1532），始见吉囊；而二十一年（1542）秋，吉囊死去。徐著新所引误嘉靖为弘治，且实属断章取义。原文相对完整应该是：“（嘉靖）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副总兵王辅御之，斩五十七级。又入庄浪境，总兵姜奭遇之于分水岭，三战三胜之。”[45]当是时，王越已死去38年，“墓木拱矣”！而且，既然“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战事确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又哪来什么“贺兰山大捷”？！“弘治十五年”这“词碑题年”与“子虚乌有”那“大捷年份”又怎能符合呢？！可见，“此词的作年”也就难得一二了！ 一句话说到底：王越伪托云云,实属无验而言！

踏破贺兰山为的直抵黄龙府

究其原委，“贺兰山”既为《祝词》中先用，岳飞改定时才吸收的，那就应该有其深刻的用心。要揭示其遣词造句的深刻用心，就必须对“贺兰山”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而只要联系岳飞的战斗经历,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那么疑云也就荡然无存了。

而且，既如上述，用宁夏贺兰山解释此词矛盾百出，那么赣州贺兰山（即郁孤台）又如何呢？绍兴三年(1133)夏天，岳飞受命去虔州、吉州（今江西赣州、吉安）镇压“土寇”（诬蔑农民起义）时，或者曾经登临过。但是，它与其“直抵黄龙府”以“取故地上版图”[46]的“半生心志”相乖悖。岳飞说的“黄龙府”所指何处？《辞源》（1986年版）说即辽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城）；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指“当时的燕京”[47] ；而《辞海》则一“泛指金国大本营”，二“实指上京而言” [48]。愚坚信燕京是确凿不移的。农安即使显赫辽金两朝，对于岳飞既鞭长莫及,也毫无必要。“靖康之难”以后，万里中原尽成“故地”。岳飞“取故地上版图”就是“从头收拾旧山河”，亦即所书“还我河山”的意思。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市南白城乡）既为女真贵族的老巢，就并非汉族生息的“故地”，更不是北宋未收回的“旧山河”。而燕京是金国侵略军的大本营，打下燕京,故地(包括燕云十六州)可复。“方指日渡河”收复汴京时，“恂恂如书生”[49]的岳飞，以黄龙府指燕京，既饱含着诗人词家的幽默风趣,也是他一贯的误会。1122年10月，宋军6000人马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巷战时败溃。岳飞时任“敢战士”小队长,到过燕京城下。之后,他就误称它为黄龙府。1136年9月中旬,岳飞撤军途中和部属闲谈时,提起自己早年曾经到过黄龙城下。还说等咱们大军向北挺进,一直打到黄龙城时,定要大大庆贺,和你们痛饮一番。他所说的黄龙府(城),均实指燕京城[50]。再就现实可能性讲,即使“他将（张俊、杨沂中等）不相为援”[51]，如果投降派不用“金字牌急递”施以“高压”，攻取汴京之后，岳家军与敌后义军合力奋战，也只能力求打下燕京，根本无法直捣会宁府。既壮志凌云又脚踏实地的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只能是燕京。赣州与燕京分处天南和地北，赣州贺兰山因无须“踏破”而与此词的写作无关，是无可争辩的。

因而应该考察坐落在河北磁县城西北30里的贺兰山。它长20里，宽1—5里，西起新坡，东至车骑关，南山为平缓起伏的丘陵，北山稍见高耸。自唐代以来，车骑关就是“贯通南北、往来必经的大道” [52]。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自然便成了抗金的战场。靖康元年（1126），宗泽驻守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