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 武乡侯

谥号 忠武侯

祖上 诸葛丰（汉朝司隶校尉）

父亲 诸葛珪（东汉末年泰山郡丞）

母亲 章氏

岳父 黄承彦

叔父诸葛玄

配偶 黄氏

兄弟 诸葛瑾（兄） 诸葛均（弟）

子女 诸葛瞻（亲子） 诸葛乔（养子，实乃长兄诸葛瑾之子）

孙子 诸葛尚（瞻长子） 诸葛京（瞻次子） 诸葛攀（乔子，后因诸葛恪获罪，满门抄斩，故重归诸葛瑾门下）

重孙 诸葛显（攀子）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张氏病逝，8岁丧父（一说是9岁丧母，12岁丧父），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诸葛玄，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牧刘表。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谱学

宋代以后的谱牒学发生的变化，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谱”为主。宋代族谱，以欧阳修、苏洵两家最有影响。苏洵《嘉祐集》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欧、苏家谱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都属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格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列五世。后人多以欧、苏谱例为法式编纂族谱。

宋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很重视谱牒。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设有谱牒类。郑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对谱牒之学颇有创见。他还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史部分为十三类，谱系为其中之一;又把谱系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著录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从而对谱牒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对后世著录谱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谱牒体裁——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谱籍。被写的人物即为谱主，他们大多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流传至今的较早的年谱有吕大防《杜甫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年谱的出现，为谱牒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此后，编制年谱之风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时代最为突出。

元代的家谱同宋代一样，仍以敬宗收族为目的。从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窥见当时家谱的一些情况，在体例上变化不大，在内容上虽在生卒、继承、劝诫方面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不如后世的族谱那样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这同元代族谱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有关。

到了明代，修立家谱的宗旨已演变为以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主。欧、苏体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记事范围扩大，而且大量出现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谱的宗谱，即统宗世谱。如弘治十四年(1501)编修的《新安黄氏统谱》记载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个支派谱系。此外，明代家谱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族权的形成。明代较著名的谱学家有方孝孺、吴沈、解缙、李日华、凌迪知等。吴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华撰有《姓氏谱纂》七卷，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氏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清朝开国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社会学术风气大变，谱学在学术发展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曾一度下令删改家谱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库全书》和清遗老赵尔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谱系一门。尽管如此，民间修谱之风仍很浓厚，这从现存的大量清代谱牒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一些学者对谱学也颇有研究。

为了坚持修谱，一些大姓名族制订了修谱条规。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订修谱条规达三十四条，规定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谱时，要开馆，祭祀祖先，颁发格册;严防假冒，如有干名犯义者不得滥入谱牒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修谱榜示》、《修谱凡例》等。

清代学者重视史学与谱学的关系，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发展。学者们重视史表的作用，将二十四史中无表者一一补齐，对前人所作之表进行校正、考释。并扩大了表的范围，可表人、表事、表时、表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论述史表的作用时认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导和实践，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从而强化了谱牒学在史学中的功能。史家们还将谱牒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晋涵认为：“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汇文钞》卷六，《涞水方氏家谱序》)。章学诚则直接把谱学视为史学的支流，他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他在编纂 《史籍考》一书时，将谱牒立为一大部类“谱牒部”，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

同时，一些学者还很关注谱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如章学诚积极主张地方志书应该记载州县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望族表叙》 中总结了地方志书著录谱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专门记载州县地方的大姓谱系。这一作法，对其他一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在谱学研究上较有造诣的学者是朱次琦。他的谱学著述今仅存两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该谱的分目情况：“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谱》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茔谱》次之; 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 《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禄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总结性表述，堪称清人族谱体例较完备的代表。

家训是指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

家训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家训或单独刊印，或附于宗谱。家训之外，其他名称还有：家诫、家诲、家约、遗命、家规、家教。

家训在中国形成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良好的作用。

家训的作用在于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是使国家更加富强的必不可少的一点。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扩展资料

历史上著名的家训，《章氏家训》

内容如下：

传家两字，曰耕与读；

兴家两字，曰俭与勤；

安家两字，曰让与忍；

防家两字，曰盗与奸；

亡家两字，曰嫖与赌；

败家两字，曰暴与凶；

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吃紧在尽本求实，切要在潜消未形。

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非正；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

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礼懈如痴，意纵如狂，行卑如丐。败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羞，妻妾为之泣。岂可立于世而名人类乎哉！

格言具在，朝夕诵思。

译文

“耕”、“读”两字是为传家之宝，

“俭”、“勤”两字是为发家之道，

“让”、“忍”两字是为安家之本，

“盗”、“奸”两字是为居家必防，

“嫖”、“赌”两字是为亡家之路，

“暴”、“凶”两字是为败家之源。

不可存怀疑别人的心，不要听不利团结的话，不能干引起公愤的事，不要有贪图公众利益的行为。不良行为在萌生意念时就应当及早遏制，切不可发展养成恶习惯，最要紧的实事求是，万事以诚为本。

子孙虽多而庸碌无才，是最大的不幸；家产虽富而喜于铺张，是贫穷的根源；门庭虽闹而调理无度，是最大的败落；交际虽广而结恶从邪，是最大的罪行。

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精神萎靡不振，为人的礼仪如痴人一般茫然不知，却纵欲如狂，气度如乞丐一样卑鄙，败祖宗家业，辱父母名声，乡邻为之羞耻，妻妾为之哭泣，像这种人怎配列入我宗祠谱中，死后怎配葬我列祖坟地呢？

以上安家处世格言，应日夜诵读，切记在心。

参考资料

_家训

_章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