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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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武氏叔侄三状元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

誉称“状元村”的南召，位丁陵川县城东北10公里处的陵辉公路北侧，东南与崇文镇的东坪上、安阳村毗邻，西与平城镇的杨寨村接壤，村北由神坡脑群山环绕。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这个文物遗存丰富而过去不为人知的古村落逐渐闻名于世。

在陵川历史上，曾因金代出过武家一门三状元而振动朝野。不仅县城东关的三元巷中，昔日竖有金章宗皇帝御笔题写的“三状元及第”石牌坊，还有现存的三元世家和屹立于历史尘埃中的春秋阁。这些古建虽已历经数百年，饱经沧桑，但却仍向世人夸诉着它往日的荣耀。而与武家三状元有着血脉联系的南召村，早于唐朝之后，就先后有四十多人人朝居官，村内保存的“太行第一文庙”，武氏祠堂遗址、家庙、武家八卦院等建筑，以及珍贵的武氏家谱和功德仪像，是当今研究武氏家族历史和状元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根据村内现存的史料和传说，陵川的武家旺族属于唐朝武家之后裔。因武则天称帝死后，李氏又重握大权，遂之大肆屠戳武氏家族和大臣，于是武氏家族的一支便避难于晋东南的山野之乡南召村。但武氏毕竟是官宦人家，不甘作民罢休，仍深恋仕途。他们认为只有尊孔读经，走科考之道才是东山再起之出路。因此在村中倡建圣人庙，以图子孙飞黄腾达。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他们为武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武明甫(公元1131—1211年)，字无疑，号太复，为三状元之首。他24岁于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登词赋科状元及第。初授秘书省校书郎，历翰林侍讲学士，官拜谏议大夫右正言等，因耿直敢言而触犯海陵王被革职。世宗继位后，当调阅以往进谏本章时，才发现他胆略超群，才华过人，故复起任徵仕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出任安国军节度副使，他“整纷起，除陈蠹，劝农桑，兴教化”，使当时面临灾荒的安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后继任兵部，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户部尚书。世宗对其十分赏识，常询以治国之道，他主张“恩赏分明”，“刑罚得当”，谏言多被采纳。晚年告老还乡，世宗赐以黄金百两，白绢百匹。在县城东北高阜之处修建别墅一座，匾书“乐天园”，在此洒然安度晚年。

武明甫的侄儿武天佑、武天和，是同胞兄弟。武天佑于章宗承安四年(公元l199年)登词赋科状元第。入翰林，升任经筵讲官。他讲书常以“存天理，遏人欲，进君子，退小人为言，深得章宗喜爱。卫绍王即位后，他上书安边三策被拒纳，致使蒙古侵占西京，政局纷乱，卫绍王被杀。他便退隐回乡，与弟天和共居于“乐天园”。著有《经史撮要》、《大学补》及《言志》等集。其弟武天和为章宗泰和年间的经义科状元第。初授翰林应奉文字，补尚书有令士。因上书言朝中权贵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被贬为利州观察判官。后复为翰林学士，因向卫绍王陈述边情未采纳，与其兄天佑同时辞官还乡，隐居于“乐天园”中。著有《永言集典内外篇》、《宁俭谚语》等书。另与金代三状元的同时代，还出过一名进士叫武俊臣，为武明甫的胞弟。他于海陵王正隆年间中进士，历任章武军节度使，大理寺少卿，官至朝廷礼部侍郎。对此，金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曾著文说，河东的李氏家族，曾出过三个进士一个状元，时称为“四桂”，而陵川武家一门却出了三个状元一个进士，当称为“四凤”。“故当时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南召村目前保存最具文物价值的是武家功德仪像、家谱和文庙。功德仪像绘制了自唐以后，武家祖先人仕居官的名人100多幅，其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在晋城境内绝无仅有。号称“太行第一文庙”的古建筑，雄踞南召村北，据说该庙创建于唐晚期，历代曾重修，现存最早有明洪武年间的碑文，具体创建年代仍不可考。文庙建筑有山门、戏楼、主殿和东西配殿。山门为重檐悬山式坡顶，门首中间书有“德配天地”的金字匾额，山门上方为浮雕楣梁图案。两旁有两株笔直挺秀的古柏，树冠状若笔形。庙的主殿为宋、金遗物，殿梁、斗拱硕大而厚重。其舞楼的设计也别具匠心，舞台正中和两侧为木制屏风，前檐楣梁上木雕有“双凤炉”和“凤翔龙舞”。其意不言而喻，似乎仍在炫耀着武氏当年的历史功绩。庙宇严谨的结构，精美的木雕饰品，都展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对于研究金元建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太行人物）

武氏三状元是指山西省陵川县武氏家族先后出现的三位状元，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