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来源

杨姓谱牒修撰的历史相当悠久。汉代刘歆在《七略》中提到与他同时的杨雄有《家牒》，而一些古代地方志中摘引的《家牒》片断涉及杨雄身后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提到数十种南朝士族家谱，其中有《杨氏谱》。《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有：《杨氏血脉谱》2卷，《杨氏家谱状并墓记》1卷，《杨氏支分谱》1卷，《杨氏谱》1卷。此外，古籍中还提到北齐有佚名的《杨愔家传》。以杨姓和王姓等为多，南北朝时的杨姓大族，已有编撰家谱之风。宋至元明时期，私修的杨姓家谱为数不少。元末战乱，杨氏衰落，谱也残缺。明初，分别任司仓、通判的杨氏兄弟罢官家居，商量采撷文献重修家乘，但不久即相继去世。为继承先辈遗志，杨士奇与从兄杨思贻遍访博求，虽为片纸也谨慎过录，积十多年努力，编成《杨氏家乘》。《杨氏家乘》第一部分为族谱，以示尊重本始；第二部分为家谱，以示尊重亲人；以后依次为杨氏人物事实、哀鞔文字、杨氏人物遗文、赠答之作；末附有助于旁考杨氏行事的名贤文字，总共20卷。清代为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20世纪80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如重庆万州、湖北荆门等地的杨姓组织了不少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请同乡同姓寄去生平业绩，以便辑人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杨姓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家谱保存族谱印好后，谱版安置在小宗祠内，各版片之间用纸搪隔，以免损伤，外用木箱封装，搁置在高架上，以免受潮。族中如有需要加印族谱的，要经管理小宗祠者问清来历，如果确是嫡派子孙，备办好纸张后即到祠中印刷，不得搬到别处，以防版片散失。各房领出家谱多少本，管理小宗祠者要作登记，注明领取时间及领谱人，以便稽查。各家领回的家谱要用木匣装载，置放在香火之上，或密藏于书房之中，每逢伏天取出晒晾，不能让其稍有蛀烂之迹。凡逢岁时祭祀，各家带上原本，到小宗祠集中验看一次，如发现有鼠啮、油污、墨浸及磨坏字迹等现象，族中长辈，要在祖宗牌位前对持谱人严厉申饬，并当众罚银三两，归人祠内，以充日后修谱之资。拒不从命的，不得参与祭祀。家谱不得誊抄，不能传与外人，更不能出售，如有不肖子孙瞒众觅利，族众共同驱逐他，从此不许人祠。这类规定，在不少杨姓家谱中，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家谱的内容体例根据现存的杨氏家谱来看，主要包括：1．谱序，主要记述族姓的来源，先世德行、宗族的迁徙和本家谱的编修、续修情况。谱序一般由本族名人或请当时的社会名人执笔，详细叙述族姓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的全过程。以使后代子孙知道祖先源流和他们辗转迁徙的艰辛。2．谱例，也称凡例，说明家谱编修的基本原则，家谱的作用和编修家谱的必要睦。3世家，记述本族的名人事迹。4．诰敕，记录当朝政府对本族人的旌奖文书。5．像赞，收集本族先祖、名人的画像，在其后写上赞语，歌颂其功德。6．世系，这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本家族的一世祖以下，每代每人的女名都按辈分写清楚，一看便知自己的继承关系。7．传志，记述先祖名人仕宦的传记，以教育后代子孙。8．家训，对子孙的教育准则。9．祠规，记述本族祭祀的规矩。10．祠堂，记载坟墓、义庄等财产情况。

一 ; 出自「姬」姓。以国为氏。据《元和姓纂》云 。周武王分封其第叔虞于唐邑 (山西翼城 )。出公子齐，生伯侨，天子封为杨侯，以国为氏。

二 ; 为五胡十六国时氐族姓氏，据《晋书》云 ; 氐有杨氏，世居仇池 ( 甘肃仇池山 )。

三 ;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有代北姓「莫胡芦」氏，后改为汉字单姓「杨」氏。

四 ; 出自「扬」姓。以邑为氏。古时有「扬氏邑」。

家族名人

杨玉环 (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胖美人。又名杨太真，是唐玄宗的贵妃，又称杨贵妃。她体态丰腴，肌肤细嫩，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人之一。起初嫁给唐玄宗的儿子李瑁为妃，后因为美貌被唐玄宗召进宫中，封为贵妃，深受宠爱。杨氏一家因此而显贵，堂兄杨国忠操纵朝政，败坏政事。756年，唐玄宗逃到马嵬驿，兵士哗变，杨贵妃被迫自缢而死。

杨坚：冯翊（今陕西省大荔）人，南北朝时北周丞相。公元581年杀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他励精图治，改革兵制，于公元589年灭陈，结束了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杨广：隋文帝杨坚的次子。荒*奢侈，急功好利，惨酷猜忌，远征高丽，开凿运河，赋役繁苛，终激乱败国，为宇文化及弑于江都。谥炀。

杨行密 (852～905)：字化源。五代吴国开国君主。庐州合肥人。少为群盗，占据庐州，唐昭宗拜为淮南节度使，封吴王，悉有淮南江东地，在位十五年。后其子溥称帝，追尊为太祖武皇帝。

杨业 ：宋朝太原人。初事北汉，骁勇善战，赐姓刘，名继业。北汉亡，归宋，刺代州，积功迁云州观察使，后潘美以忠武军节度使北征，业副之，连拔应、寰、朔各州。会契丹国母萧氏率众南下，复陷寰州，业等在朔州，蔚州刺史王侁等逼业赴敌，既战而败，援兵不至，力竭被擒，不食三日死。后杨氏几代杨延昭， 杨文广一直为北宋王朝捍卫疆土，杨家将的忠勇事为后人传诵。

杨延昭：民间俗称“杨六郎”，杨业之子，久经沙场，智勇兼备，防守边关20余年，因操劳过度，57岁时死于军前。

杨秀清 (？～1856)：原名嗣龙，清朝广西桂平人。因与洪秀全约为兄弟，故改名秀清。与秀全同起事，屡败清兵，封东王，太平军号令几全出自秀清，权势颇盛，故世并称洪杨，后为韦昌辉所杀。

杨振宁 （1922～)：安徽合肥人。华裔美籍物理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一九五七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尚昆 前中国国家主席。

杨 炯：华州华阴人，初唐四杰排名第二，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于显庆四年（659年）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旧唐书》本传谓其有文集30卷，《郡斋读书志》著录《盈川集》20卷，今均不传。明万历中童□搜辑汇编有《盈川集》10卷，附录1卷。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其诗尤以描写军事题材的边塞诗影响最大，有《杨炯集》传世。

杨深秀（1849-1898）：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6月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騤阻挠新政事。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闻喜县新志》。其狱中诗为世人所传诵。

地望分布：河南弘农郡，甘肃天水郡，河南河内郡。

起源参考

杨姓起源参考之二

杨姓是当今中国第六大姓，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在台湾排名第十。杨姓出自姬姓，出自西周。周宣王姬静之子尚父，被周幽王封在一个名叫杨的地方，建立了杨国。到春秋时期，杨国被晋国所灭，杨国的后人就以国为姓，从此姓杨。而晋国灭杨以后，将杨分给了晋武公的孙子突，突被称为“羊舌大夫”。突的孙子叔向，生了个儿子叫伯石，字食我。食我以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人称杨石，又叫杨食我。 发展和演变：杨石于晋国六卿之乱时被杀，他的后裔逃到弘农、华阴，逐渐发展，成为现在杨姓的最主要的一个支派。此外，杨姓也有一些是少数民族的姓或由少数民族改姓形成的。杨姓一开始在陕西，河南一带发展，从西晋末年开始迁入福建，并于元朝迁入广东。杨姓的主要聚居地有：华阴，修武，河内， 扶风，梅县等。其他名人尚有：杨振宁。

杨姓起源参考之三1、出自姬姓。周成王封弟弟叔虞于唐，人称唐叔虞。唐叔虞的 儿子燮继位后，因唐地有晋水，就改称晋侯。周宣王之子尚父，幽王 时被封为杨侯，春秋时晋国灭杨，杨成为晋国羊舌肸的封地。晋武公 （燮的第10世孙）时封次子伯侨于杨，称杨侯，是为杨姓人的受姓始 祖。伯侨之孙突食采于羊舌，为羊舌大夫，是为羊舌氏。突之孙肸， 字叔向，又称叔肸，因戴晋有功，被分封于杨氏邑，其子伯石以邑名 为氏，称杨氏。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舌氏，伯石有子逃往华山仙谷 ，遂居华阴，称为杨氏，史称杨氏正宗。

2、出自赐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哀牢夷（湖南、贵州的僚族 分支）后，赐当地少数民族为赵、张、杨、李等姓。

3、出自他姓改杨姓。如福建林姓迁居广东梅州后改姓杨。《北 史》载，杨义臣本姓尉迟，后改杨氏。

4、出自他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施行汉化，有代 北三字姓莫胡卢氏改为杨氏。

5、以封地为姓。周武王之子（姓姬）叔虞，字子于。周灭唐 （今山西翼城西）后，把唐封地给他。并赏给他怀姓九宗。叔虞（又 称唐叔）的儿子燮继位以后，因唐地南临晋水，就改称晋侯。这样， 叔虞就成了周代晋国的始祖。叔虞的后裔有封于杨者。杨，在今山西 洪洞东南。春秋时灭于晋国，成了晋国大夫羊舌肸的封地。被封于杨 地者的后代就用封地名“杨”作为姓氏。

戊戌变法

（一）背景：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 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 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变法的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① 在慌乱中的光绪皇帝仍然说明了列强的侵逼和变法的关系。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三）结果：失败

（四）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变，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356373html

73,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 （1835年11月25日－1908年11月15日，即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姓叶赫那拉氏，讳名杏贞[1]。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清文宗咸丰皇帝的妃子，清穆宗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分或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为期仅次于清朝康熙帝和乾隆帝。生前，外人有以“慈禧太后”、“西太后”、“那拉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慈禧太后出身叶赫部（今四平附近），那拉氏，父惠徵，吏部笔帖式，曾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等。玉牒（皇族家谱）呼记载是“叶赫那拉氏惠徵之女”。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故得“慈禧太后”之称谓。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後，治丧期间，大行皇帝皇后“母后皇太后”以及新皇帝生母“圣母皇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之东、西暖阁，故得“西太后”之称谓。

由于在其48年的统治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上传统对於女性执政的负面意见，过去对慈禧皇太后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近来，史学界逐渐开始有人从历史条件局限的观点，对慈禧当政提出多元化的评价。但她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位负面人物。

大事记

1852年5月，选秀入宫，赐号懿贵人（但经常被称作为兰贵人）。

1854年，晋懿嫔。（清制後宫地位共分九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宫女）

1856年，生皇子载淳（後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1857年，晋懿贵妃。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欣留京与联军议和。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八月，在恭亲王奕欣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

1862年，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1865年，罢议政王奕欣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但是对奕欣开始有所戒备。

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即後来的光绪皇帝）。

1888年，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1894年，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慈禧太后不惜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致使在甲午战争战败。

1898年，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与守旧派大臣恐影响其势力，联合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後重行训政。

1900年，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後一天，皇太后於11月15日下午五时病逝，後葬於定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位（即後来的宣统皇帝）。

按定东陵神牌上记载，皇太后叶赫纳拉氏生前死后得到的諡号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諡字23字，连皇后共25字，諡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及孝德与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皇后中之最。

1928年，军阀孙殿英藉演习之名，率其部下盗掘了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慈禧定东陵，并盗挖慈禧临终时口含大如鸡蛋夜明珠一粒(夜明珠在宫内是太监装饰品)。

溥仪在回忆录里提及：祖母慈禧太后夜明珠被盗事，并改餽赠给某位民初权贵夫人（宋美龄），让他耿耿於怀。

正面评价

慈禧皇太后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皇太后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能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抗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後，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後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荧荧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於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於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於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慈禧太后素有残忍和狡诈之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於热河避暑山庄後，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欣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後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於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皇太后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於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於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在乙酉时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议和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

甲午战败之源

在“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以及对於国际时局缺乏认识，允称导致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显著的事例为花费巨资扩建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修建颐和园是光绪为讨好慈禧所为，有部分原因是让慈禧颐养天年还政于光绪。所用款项和海军军费冲突，使北洋海军无法购买已订购的快速巡洋舰（后被日本买去成为“吉野号”，此舰后击沉“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有决定作用），并且导致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的连续数年经费严重不足。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海军。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Louis-Émile Bertin)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和「厳岛号」。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并且多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相反，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海军军费挪用修了慈禧的颐和园。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後，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加以检视，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於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

阻碍变法维新

许多批评者谓，慈禧皇太后对於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於洋务运动的接受，均乃出於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於真心支持。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於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於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於，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於后党政变成功。於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後朝政愈趋保守，对於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於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後，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辛丑和约之源

受到戊戌政变的影响，慈禧皇太后排斥维新改革，并宠信端王载漪、刚毅等守旧亲贵，甚至考虑撤换光绪皇帝；载漪之子溥儁因而被立为大阿哥，实同储君，然因忌惮光绪皇帝为欧美日列强一致支持，不敢骤废。载漪为求其子早日登基，乃利用皇太后对“洋人”的嫉忌之心，极力离间帝后。顺此，朝中形势乃逐渐演变为非理性仇视“洋人”的守旧亲贵，结合保守的清流派，对抗主张务实的朝臣之局。在端王等当权亲贵的纵容，甚至暗助之下，以仇外起家的“义和拳”乃得以大举进入直隶、进迫京畿，形成一股“逼宫”的形势。慈禧皇太后虽未必相信拳民“神力护体”之说，亦未必不能洞悉端王夺权的阴谋，但出於本身对於外人反感的心理，且认为“民气可用”，亦未尝严令镇压拳民，终於酿成拳民残杀“教民”、攻击外人、杀死德日外交人员等事故，引起八国联军干涉之祸。慈禧皇太后又误信各国欲迫其退位的假情报，负气残杀主张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大臣，并率尔对多国宣战，至此大势乃全无转圜馀地。联军入京，祸及华北多省，帝后西狩，终以缔结辛丑和约解决；和约规定惩办祸首、谢罪赔款、使馆区驻军、军备限制等，并造成日俄军队长驻满洲的局面，中国的主权以及清帝国的威望均蒙受重大损失。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慈禧皇太后诸般考量均以个人权位为重，结果严重损害国家利权以及无辜人民生计，堪称其主政期间最大的过失。缔结辛丑和约后慈禧发布“罪已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话成为后世指责其卖国之名言。

悬案：光绪之死

1908年秋光绪帝病逝於瀛台，年方三十八岁。因他比慈禧早死一日，故死因诸说纷纭，没有历史定论。传闻他是由慈禧授意光绪帝的近侍所毒死（主因是慈禧病重时，曾犹豫对光绪帝要如何处置，遂以自己不久人世的消息透露给光绪帝知道，惟其近侍回报，帝曾微露喜色，故慈禧决意自己病终前，帝须先於自己命终，以免皇帝有再度亲政、否定慈禧生前之布局的可能）。其实光绪有妃，妃有身孕，但皆因故为慈禧所赐死，遂长年无後。但根据官方纪录，他是自然病死，光绪至少身体就很虚弱，常有疾病，再加上慈禧太后在心理上对他摧残,其後又迫死了他最爱的珍妃，令他失去精神支柱、英年早逝。更有一说，是袁世凯进药害死的，以避免日後光绪报他告密之仇，不过可能性极微。民国之後，据光绪帝的御医透露，皇帝生前的确身体并不非常健康，主因是不见天日、身体欠运动心情不佳，导致饮食不正常，却也无病重之迹象。1909年（宣统元年）光绪帝葬入中国最後一座帝陵——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

传说轶事

灭国传说

传说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过程中，将敌对的海西女真叶赫部消灭，该部酋长金台吉临死前发下的诅咒：「即使我叶赫族里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将建州女真灭亡！」於是後来的满清皇帝为了回避此诅咒，均避免册立叶赫部的女子为后。慈禧太后是叶赫部的後代，而清帝国在她的主政下迈向衰亡，因此有人说慈禧太后的出现正是叶赫部的诅咒应验。由於，努尔哈赤的元配为叶赫部人，也有满清“兴於叶赫，亡於叶赫”之说。

史实上，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姻亲。努尔哈赤的母亲以及许多妃子都是叶赫那拉人氏；皇太极即为叶赫那拉氏（满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所生。

在清朝时有一个世代传说：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孝慈高皇后是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14岁时（明万历16年）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盟条件嫁与努尔哈赤，与努尔哈赤生活了15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29岁病逝。于清崇德元年被皇太极追谥为太祖高皇后。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15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并收降一部纳娶一妃的辉煌时期。努尔哈赤是用36年的时间统一蒙古与东北其他各部之后，最后才向叶赫那拉氏宣战。原因有两个：其一，叶赫那拉最强大；其二，叶赫那拉的汗是他的亲舅舅，各守关的将领都是他的表哥、表弟，都是亲人。当时，努尔哈赤领兵包围叶赫城，但他没有马上宣战，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请求叶赫那拉氏投降，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政权。可是叶赫纳拉家族认为，努尔哈赤是他们家的姑爷，你不听我的指挥，还要听你的，於理不合,坚决不同意。最後努尔哈赤下了一道令，凡是愿意投降的，一律高官厚禄，凡是反抗的，我六亲不认，一律尸首分家。努尔哈赤向叶赫那拉宣战後，经过激烈的战斗，努尔哈赤最终杀进城里，杀了几万人，而叶赫那拉氏的那些被包围的首领也纷纷自杀，宁死不降，直到最后，老一代的都死了，剩下年轻的看到大势已去，大势所趋，才向努尔哈赤投降了。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流传着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后妃与秀女，不选叶赫那拉氏的传说。

杨姓起源

杨姓起源主要有三：

一、出自姬姓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直系后裔，因此，杨姓的起源，要从黄帝说起。

1世，黄帝：世嗣少典氏。少典氏为诸侯(有熊国君)。母曰附宝，视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有孕，24个月，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国于有熊，故号为有熊氏。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纳4妃，生25子。元妃西陵氏之女，曰螺祖，生昌意、玄嚣、龙苗；二妃方累氏，又名白节，生休及清；三妃彤鱼氏，生妃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恶而德充，生苍林、万阳。其众妾之子 16人而已；已得姓者14人，为12姓。八月既望，帝在位百年崩，葬桥山，年110岁，传子玄嚣。

2世，玄嚣：名挚，黄帝次子。母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清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84年崩，寿100岁，葬于云阳，故后世又曰云阳氏。生子曰娇极。传位于兄昌意之子高阳，是为颛顼。

3世，娇极：玄嚣子，未继位。生子麦嗣位，是为帝喾。

4世，帝喾：娇极子，名（俊-亻）。生而祥灵，年15，佐颛顼帝受封于辛。年30，以水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于帝，故号高辛氏，都于亳。帝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女原），与帝礼祀上帝而生稷；陈锋氏女曰庆都，有赤龙之祥，孕14月，而生尧于丹陵；有娥氏女曰简狄，祈于高襟，有飞燕之祥而生契；娥訾氏女曰常仪，生子挚。帝喾在位70年崩，年105岁，葬于顿丘。子挚嗣立。

5世，后稷：名弃，母有邵氏女，曰姜螈，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而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而不践；徙置平林，适会山林

多人迁之；又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螈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因初欲弃之未果，因名为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帝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邵，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檠玺立。

6世，檠玺：后稷子，袭父职，务稼穑。

7世，叔望：檠玺子，袭父职，务稼穑。

8世，不窟：叔望子，当夏太康政衰失国，不窟不务稼穑，遂失其官，逃窜西北戎狄间。生子曰鞠。

9世，鞠：不窟子。生子曰公刘。

10世，公刘：鞠子，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咸清甲子，自土沮漆渡渭，迁国于豳，百姓怀之，多从而保焉。周道之兴，实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

25世，古公直父：公叔祖子。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因熏鬻、戎狄攻扰，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山之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歧下。及其傍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古公有长子曰泰伯，次日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次子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

26世，季历：古公三子，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葬鄂县之南山，寿98岁。子昌立，是为西伯文王。

27世，文王昌：季历子，母曰太任。太任之性，诚一端庄，维德之行。及其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声，口不出傲言，而生文王。王生而圣瑞。及长，受殷纣命，为诸侯领袖，得专征伐，称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以此士多归之，诸侯响之，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即位50年，被囚羡里，后6年自歧下，迁都于丰邑，7年而崩，寿97岁，谥为文王。葬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毕原上(今陕西省咸阳西北18里处，有周文王陵)。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28世，武王发：文王太子。商纣五十三年(前1122年)，西伯(文王)崩，太子发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爽、毕公高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绪业。时纣王无道，武王以姜尚为师，遂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陈师牧野。商纣闻武王来，亦发兵70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帅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太公卒，驰于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武王亟人，纣师皆倒兵，不战以归，武王驰之，纣兵皆岸畔。纣走，登鹿台自焚而死。于是诸侯尊武王为天子。十有九年十月，王有疾，后崩，寿93岁。葬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毕原上。太子诵立，是为成王。

源于西周唐叔虞次子杨杼

周灭唐(其地约在今山西翼城西)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