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郎氏图谱不分卷，（清）图尔泰创修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清）郎大全、衣隆阿制，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大连市图书馆。注：封面作《钮古鲁长白山始祖所生谱传》。

郎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壬寅年（公元1902年）手写本一册。注：封面提署《牛胡鲁哈拉家谱》两册，实际上全都是汉军旗的汉族人，此非满族人家谱！

河北郎氏世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浙江萧山郎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清）郎师夔纂修，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29年）诒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郎氏宗谱八卷，（清）郎兆森等重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诒谷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象山汤岙郎氏宗谱一卷，（民国）郎经邦重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中山郎氏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中山郎氏宗谱两卷，（民国）郎寿祥纂，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水亭乡午塘边村。

浙江兰溪中山郎氏宗谱九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竹塘郎氏宗谱六卷，（民国）叶晋桐重纂，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水亭乡塘上村。

浙江临海桃渚郎氏宗谱三卷，（清）郎大奎、王吉人纂，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桃渚乡城里村。

浙江临海桃渚郎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桃渚乡城里村。

浙江临海桃渚郎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近仅存两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桃渚乡城里村。

郎氏宗谱五卷，（清）郎锦骐重修，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世善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黎城郎氏族谱，（现代）黎城郎氏合修，1992年油印本。现被收藏在山西省长治市太山小马书屋。

　　中土为古文明之国，一切文化，均独自萌芽，独自滋长，与域外无相关系。稍后，以文化、武力、商业、交通、进展等诸原因，渐渐发生域外与中土交互之事实。换言之，文化、武力、商业、交通等愈进展，交互之事实，亦愈综错，而文化学术之互相影响变化，亦愈甚；此为人类进化上之自然现象。绘画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其进展，亦自不能离开自然现象之例。兹为域外绘画与中土绘画交互上便于研究起见，将域外绘画流入中土之时期及影响变化等，作一慨略。

　　夏禹治洪水，分九州，铸九鼎，《左传》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备，使民知神奸。”有人颇以此为域外绘画最先流入中土之证。然考夏代版图，仅为九州之地，所谓远方者，顾无名称地域之可考，以意度之，总不外九州不远之边陲，则仍属中土范围，未可以较扩大之域外相看待也。

　　又《拾遗记》云：“周灵王时，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沙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耀百余步。”按《拾遗记》为符秦方士王嘉所撰，其言多荒诞，为《齐谐》志怪一例；证之史传皆不合。而韩房之各，既未见于中土谈画之书；记载之事实，亦全近神话。所云日月盈缺之势，亦不过一种极简单之形象，不能谓为较完成之绘画。如据此以为域外绘画之流入中土，殆始于周季，自是不妥。

　　域外绘画之流入中土，比较近于事实者，厥为秦始皇时骞霄国画人烈裔来朝一事。故予以秦代烈裔来朝，为域外绘画流入中土之第一期。次为后汉佛教绘画之流入中土为第二期。再次为明代天主教士欧西绘画之流入中土为第三期。末为近时之欧西绘画之流入中土为第四期。在事实上较显著者，自然须从第二期起，即依次简述于下：

　　(第一、第二时期略)

　　(丙)第三时期

　　中土与欧洲之交通，虽开始于元代，然自元人武力衰微以后，并因欧、亚大陆交通之不便，以致中断。至西历十四五世纪间，欧、亚两洲，各亟谋彼此之交通；在中土，则有明永乐至宣德时，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在西方则有地亚士(Bartholomew Diaz)发现好望角等。至西历1514年，葡萄牙人阿尔发耳(Jorge Alvares)至广东之三洲岛后，荷兰、西班牙、英、法诸国，俱相继而至澳门广州等处。并渐渐沿漳、泉、宁波而达北京。西方天主教徒，亦随之而来中土，亦即为西方绘画之随来中土。

　　明季天主教徒，时由海道来中土之广东，福建诸沿海地传教，然多不为中土官民所信仰，无甚成绩。至1579年，耶稣会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seri)至广州。1580年，利玛窦继来金陵，建天主教堂，天主教始植其基础于中土。后并至北京，于是中土人士之信天主教者，亦渐增多。当时中土学者，如徐光启等，即为笃信天主教义而受洗礼者。利氏，住中土甚久，通华文华语，东来时，挟有欧西之图画，及雕版图像书籍器物等甚夥，西洋之历算格致哲理等诸科学，亦由利氏之传教而传入中土，明万历二十八年，西历1600年。宗表文有云：

　　“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圣母像。《天主经》一本，真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西极贡来，差足异耳。”

　　利氏所献之《天主像》、《天主母像》，当然为其东来时，挟带图像中之一部。姜绍书《无声诗史》云：“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家，无由措手。”张氏所谓《天主像》，即《圣母像》也。当时顾起元既曾见利氏其人，并见利氏所携之圣母像。顾起元《客座赘语》云：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皙白，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教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日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日：‘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面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

　　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无异也。”

　　顾氏所记，较《无声诗史》为详。且记述利氏谈西洋画用光学以显明暗之理，是则西洋画理，亦由利氏而开始萌芽于中土。继利氏而来中土者，有利氏之徒罗儒望(Joao da Rocha)，德国耶稣会教士汤若望(Joannes Adam)，均挟来相当之画像器物，并有由邮寄而来中土者。崇祯二十二年间，汤若望曾进呈《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像》。黄伯禄《正教奉褒》记其事云：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国(Bavaria)君玛西理(Maximlianus)饬工用细致羊蒋，装成册页一帙，彩绘《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各图，又用蜡质装成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外施彩色，俱邮寄中华，托汤若望转赠明帝。若望将图中圣迹，释以华文，工楷誉缮。至是，若望恭赍趋朝进呈。

　　盖当时西洋教士，深知中土人士之爱好绘画，故以此为宣传之具。与汉、魏、南北朝时之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佛画，以为佛教宣传之工具者，全为一辙。1615年，利玛窦所著拉丁文《中土布教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apud Sinas)，1629年毕方济(P．Franciscus Samdiaso)所著之《画答》，皆言及西洋画，西洋雕版图画，为中土传教之辅助而收大效之事，盖可想见。中土人士，亦因西洋教士携来之绘画，应用阴阳明暗之法，俨然若生，为中土所未见，而生爱好。并因喜新之心，中土画家，亦渐渐受其影响。然明季传入中土之西画，大率为《天主像》、《圣母像》，及《天主一生事迹》等，纯系写像人物画。故中土最先受西画影响，而采用西法者，厥为写真派。此派之开始者，为明末闽莆田人曾鲸。鲸，字波臣，流寓金陵，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润，点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颦笑，咄咄逼真，若轩冕之英，岩壑之俊，闺房之秀，方外之踪，一经传写，妍媸唯肖。然每图一像，烘染至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陈师曾谓“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机轴，其法重墨骨而后傅彩，加以晕染，其受西画之影响可知”。盖波臣流寓金陵，正在利氏传教金陵之时，定与徐光启、顾起元等同目睹利氏悬在金陵教堂中之《天主》、《圣母》诸像，所谓烘染至十数层者，即为参用西洋画法之明证，非曾氏以前之写真家所知也。日人大村西崖云：万历十年，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来明，工欧西绘画，能写耶稣、圣母像，曾波臣乃折中其法，而作肖像，所谓江南派之写照也。传波臣之学者殊众，有谢彬、郭巩、徐易、刘祥生、张琦、沈韵、沈纪诸人，均有声誉。徐瑶圃写真，不独神肖，至笔墨烘染之迹，亦与之俱化，为沈韵入室高弟。

　　清初，主事钦天监者，多西洋教士，彼辈通欧西之科学艺术，每于无形中，与以西画入中土有力之帮助。中土人士，亦于潜移默化中，濡染其影响。例如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以西画远近诸法，而成中西折中之新派，是以中画而参与西法者。张浦山《画徵录》云：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丝毫，盖西洋法也。清圣祖并谓“秉贞素按七政之躔度，五形之远近，所以危峰叠嶂，中分咫尺于万里”。按焦氏，在康熙二十一年间入直内廷，工山水界画，深明测算之学，悟会有得，取欧西绘画之方法，变通而成之耳。焦氏之后，有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曼等，均以折中新派见称于世。

　　又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及远，由大及小，皆准法则。崔鲜，工人物仕女，学焦秉贞法，傅染净丽，风情婉约，均属焦氏一派。

　　明季西画之传入中土，为数殊夥。然东来之诸敦士中，兼通绘事，供奉画院，从事内庭绘事者，尚属无人。至清初康熙末年，始有意大利教士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供奉画院。按郎氏，康熙五十四年至北京，工欧西绘画，后兼习中土绘画，因参酌中西画法，别立中西折中之新体。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擅长，住中土甚久。人谓郎氏所绘之花卉等，具生动之姿，非若彼中庸手，詹詹于绳尺者比。画马尤工，掩仰俯侧，姿态各异，阴阳明暗，尽形体之能事。艾氏亦工欧西绘画，参与中法，工翎毛。《石渠宝笈》载其画迹者凡九。其他如潘廷璋(Giusephepanyi)、安德义(Tean Damascene)均长中西新体，与郎、艾诸氏，奉清高宗之命，画《平准噶尔部凯旋图》，纯为以西法为本，而参以中法者。

　　西画法自明末已渐兴盛，至郎氏时代，实为最高潮。一因当时西洋教士之来中土者日多。二为因喜新，而造成时新之潮流。三为郎氏诸人之技艺，非通常画史所能希及。实与中土绘画之一大波动。

　　此外，尚有纯以西法写真者，莽鹊立为此派之代表。《画徵录》云：“莽鹊立，字卓然，满洲人，工写真。其法本于西洋，不先墨骨，纯以渲染皴擦而成，神形酷肖，见者，无不指是所识某也。”传其法者，有诸暨人金介，又丁允泰及其女瑜，《画敞录》渭其一遵西洋烘染之法，亦属此派。

　　总之，西洋画，自明万历初年，至高宗乾隆末，凡二百年，其势力殊盛强；宫廷之间，尤为活动。渐渐由写真而至山水花卉，以及于《西清研谱》等器物图谱，均受其风化。惟民间画家，受其影响者较少。自乾隆末年，开始严厉之禁教后，西洋绘画，在中土之势力与影响，均骤然中绝。其原由固甚复杂，然西洋绘画，终不甚合中土皇帝人士之目光，实为一总因。虽当时王致诚、郎世宁等之供奉内廷，颇思以西画之风趣，及明暗远近诸端，输之中土；于是写真花卉等，一遵西法。然色彩之渲染，浓淡之配合，阴影之投射，终不为皇帝所欣赏，因强师西土画家，而习中土画法。王致诚曾驰函巴黎而言其事云：“是余抛弃平生所学，而另为新体，以曲阿皇上之意旨矣。然吾等所绘之画，皆出自皇帝之命。当其初，吾辈亦尝依吾国画体，本正确之理法而绘之矣；乃呈阅时，不如意，辄命退还修改，至其修改之当否，非吾等所敢言，惟有屈从其意旨而已。”(见戴岳所译之中国美术)

　　福开森《中国画史》又云：“王致诚初入北京，以画受知于高宗，于郎世宁为后进。高宗不喜其油画。因命工部转谕曰：‘王致诚作画虽佳，而毫无神韵，应令其改学水彩，必可远胜于今。若写真时，可令其仍用油画。’”

　　由此，可见西洋画家供奉内廷而受束缚拘执之苦矣。当时中土画家，亦每讥评贝乏斥，殊少赞许之评论。吴渔山云：“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识，我之题上，彼之识下。用笔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殚述。”邹一桂亦云：“西洋画菩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对于西敦士及焦秉贞之折中新派，亦多致不满。张浦山云：“焦氏，得利玛窦西洋画法之意而变通之，然非雅赏，为好古家所不取。”此盖为东西民族性格之不同，与文化基础之各异，有以致之耳。唯至清代末年之康有为氏，对于郎氏之折中新派，备致推崇。谓“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见《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氏不谙中西绘画，主以院体为绘画正宗，是全以个人意志而加以论断者。恐与其平见之由维新而至于复辟者相似，不足以为准绳。

　　(丁)第四时期

　　中土自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后，致成五口通商。随后即继以八国联军，使中土沿海各门户，洞然开启。因之西洋之文化学术等，亦渐由五口等地为根据，侵入中土内地。中土人士之有识者，亦以国势衰弱，非维新中土之学术思想等，不足以自强。致酿成戊戌政变，废科举，兴学校，派遣中土青年，留学东西洋诸举。西洋耶稣天主诸教士，亦以通商故，重来中土，布教于中士内地．《天主像》及雕版图像等之欧西绘画，亦随西教士重来中土。然当时中土人士，对于此等绘画，．一因已属惯见，大不似明末清初新来时之惊奇骇异。二因《天主像》等古典派之作品，离纯粹之艺术基点尚远，不足以餍足中土画家之追求。三因明末清初时，中西折中之新派，终不为中土人士所欣赏，致被公认为品格不高之匠品。故西画，虽自道光末年，重来中土，直至光绪末年止，其影响于中土之绘画者，实属有限。在江南仅有吴石仙等几人而已。吴氏，金陵人，光绪末年间，侨寓上海。喜参用西法，作烟雨秋山诸景。黄宾虹氏曾评之云：“金陵吴石仙，以字行。初画山水，略仿蓝田叔，喜作秋山白云红叶。继参西法，用水渍纸，不令其干，以施笔墨，独夸秘去，凄迷似云间派而笔力遒劲之气泯焉。”自光、宣后，至民间初年，西画在中土之势力，始渐渐高涨。其原因，一为欧西绘画，近三五十年，极力挥发线条与色彩之单纯美等，大倾向于东方唯心之趣味。二为维新潮流之激动，非外来之新学术，似无研究之价值。三为中土绘画，经三四千年历代天才者与学者之研究，其挥发已至最高点，不易开辟远大之新前程，殊有迎受外来新要素之必要。四为欧绘画，其用具与表现方法等，有特殊点，另为一道，而有试验之意义。缘此中土青年，有直接彻底追求欧西绘画之倾向。当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竭力迎受欧西学术，已为迎受欧西学术之先进国。故在光绪三十年间，即有李叔同先生息，叔同先生。为予幼年业师，初名岸，长文学书法，攻欧西音乐绘画，与曼殊和尚等，同为南社诸子。民国六年间，剃度于杭州，法名演音，号弘一，现云游闽省。东渡日本入东京美术专门学校，研习西画。至宣统初年，即返中土，为中土赴域外专习西画之第一人。亦为赴域外研习西画最先返中土之一人。次为陈抱一，约在宣统末赴曰本，至民国四年春，回中土，亦算较早。至民国初年，始有李超士、王静远、吴法鼎等直接赴法之巴黎，专习西回。超士，民国七年返中土，静远较迟。此后，直接赴欧，学习西画者，曰渐增多，以致英、美、意、法诸国，无不有人，可谓盛矣!至中土研究西画之学术机关，以三十年前之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又改为东南大学。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改为中央大学。为最早。该校开办在清光绪二十八年，简派李梅庵名瑞清，号清道人，为监督。即今校长．道人固笃学君子，尤长于书法绘画，壹志提倡艺术教育；且以既废科举而兴学校，则直接需要之艺术师资，为数甚夥．与其输耗巨大经费，派遣多数学生出洋留学，不如添办艺术专科，延聘少数外国学者，来华教授之为经济与简便。但当时该校学制，仅规定开设文学、数理、史地、衣博、理化等科，而艺术不与焉．道人乃咨询校中之诸外国教授，汇集东西各国师范教育设科之成例，拟订艺术专科之方法，条陈学部，奏准添设。乃于光绪三十二年，实行创办此科，连开两班，约造就师资五六十人。所聘西画及中画教授，为日人盐见竞、亘理宽之助及萧屋泉名俊贤，别号天和逸人，等．如凌直支、文渊、吕凤子浚以及姜敬庐先生辈，皆该校毕业生也。查该科办法，约略与东京高等师范之艺术科相仿。当是时，公家财力，尚称宽裕，物价又低，故设备颇善。关于艺术之中外图书，及石膏模型，油画材料，用器画标本仪器等，皆从东西洋直接采办。此等艺教用品，当时国内，尚乏买卖之处。上海，仅有别发洋行一家，备有少数油画颜料，供给少数西人购用。虽惜于辛亥革命时，大好文物，皆毁于兵燹；然此辈艺术人才，多分布服务于苏、皖、赣、浙、湘、粤、川、晋，及北京等各中学师范等校，此为欧西画法，直接由国人率先推行于新艺术教育上之嚆矢也。同时北方之保定优级师范，亦援例开办艺术科一班，造就若干人，又同时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内，亦有若干人练习油画，且自制油画颜料。惟所画，均为宗教性质之题材；指导者，为法国教士；学习者，则为中土信徒；此点，当亦有多少影响于当时之社会。然在此等人材未造成之前，各省师范学校之规模较大者，即普通科之西画教师，亦多聘日人任之，例如光、宣间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图画教师，初为日人吉加江宗二。至宣统三年，以中土既有相当师资，自可收回教育职权。遂辞退客乡，而改聘姜敬庐先生继任。至民国元年秋，该校长经颐渊先生亨颐，以浙江省各中学艺教师资缺乏，特设艺术专科一班，聘李叔同先生王其事。其组织及教学，亦仿行东京高师艺术科之大略；设备及教室等，亦极完善；高年级，均以半身真人体，为西画之基本练习。即所谓人体模特儿者，已见用于中土矣。民国七年间，在上海创办艺术专科师范之吴梦非等，即在该科毕业者。斯时上海方面，尚无研究西画之较好团体与学校，兹录汪亚尘四十自述中云：

　　“高小毕业后，十四岁那年的春天，民国前三年。同我的父亲，到上海来游玩，遇着甬人乌始光和陈汉甫。汉甫深知书画，一见我，便很鼓吹我学习绘画。那时，小花园文明雅集茶馆内，有一个书画研究会，由汉甫介绍做会员，每晚同汉甫到文明雅集看许多上海画家，当场挥毫。一位矮胖的蒲作英，常到书画会作画。那时吴昌硕一幅四尺整张，不过买十几块钱。倪墨耕、黄山寿诸画家，常常合作。我自入文明雅集以后，每夜必到，差不多就是我研究中国画的场所；同时就是自己练习。……武昌革命起义，杭州也光复了，我再随父亲来上海，复访乌始光。那时候，乌始光在一个布景画传习所里学画，主办人是周湘。画的是照相背景，学的是水彩画，专画些中西合璧的题材。那时候，上海的洋画，简直没有，幼稚得可怜。一般学洋画者，专在北京路旧书摊上觅杂志上的颜色画；不管是图案画、广告画，只要看见，就买回来，照了模仿。因为没有真正的洋画，也找不着学习的场所，我们几个朋友，就杜造范本，还去骗人。我由国画而改习洋画的动机，便在于此。当时在上海有伊文思与普鲁华两家洋书店，有西洋画印刷品经售，将那种印刷品买回来，临摹临摹，便充作至上的西洋画。现在想起，着实可笑!

　　民国二年春季起，我每天到乌始光家里补习英文，晚间在四川路青年会夜馆念书。这一年冬月，有一天早晨，在始光家里，遇见了刘季芳，就是现在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季芳和始光，都是周湘背景传习画友。从那天起，还合了丁悚、夏剑康、杨柳桥等五六人，想筹备一个图画学校。那时候，季芳比我小二岁，始光比我大九岁，始光在上海住得久，普通的英语，很能对付，所以比我们的经验都丰富些。我会见季芳那一天中午，始光请客，邀季芳与我三个人，便到乍浦路日本人开的西洋料理店——宝亭——午餐，正在进餐，从窗门中望出去，看见对过墙上，有一张召租字条；那幢半中半西式的房子，又紧闭着，知道是出租。餐后，打听房价不贵，就由始光去赁定那间房子，试办学校的起点，也就在那个场所。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最初的定名，兼办临摹稿本的图画函授学校。最初，人数寥寥，继续二年间，也不过二十余人。那时候，要在上海社会，树立美术学校的招牌，确难号召。而且有许多连自己都还弄不清，练习造型艺术，从何处入手可说茫然不知。不过那时图画美术院里几个年轻小伙子，确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主义，耐心干去，这一点，我个人便觉得勇气直冲。

　　民国四年春，陈抱一由日本归来，讲给日本人学洋画的方法，须用石膏模型，为练习初步。另外又组织一个研究所，定名叫做东方画会，地点在西门宁康里。起初征集会员，有二十余员，因为每月收纳研究费，石膏模型既少，研宄的兴趣，便提不起，学员渐渐减少，办了半年，便收旗鼓。”

　　据上所述，则中土上海方面之西画，至民国元年，或宣统末年。始有周湘所办之布景画传习所。至民国二年冬，始有上海图画美术院之刨立。至民国四年舂，陈抱一由日本回中土后，才产生东方画会，始用石膏模型，为西画基本之练习。其幼稚简略，实非意想所及。大约至民国七八年间，始有上海图画美术院所改名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与吴梦非等所办之艺术专科师范等，较臻完善。稍后，北京亦有中等程度之艺术专修学校之创设；至民国十三年，改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此后，在上海又有上海艺大、新华艺大等之产生；在内地，则有成都、武昌、苏州、广州等各艺专，相继设立；在南京中大师范院，又有艺术组之添设；真是为数不少。然为五年制之正式大学制者，尚属无有。有之，自民国十七年，部派林风眠在杭州所开办之国立杭州艺术院始。又民国十四五年间，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并聘俄国画人普特尔斯基，法国画人克罗多，任西画课程，教授中土青年。至此纯粹之欧西绘画，在中土各地之发生滋长，直是风起云涌，不可一世矣。然自东西各国学习欧西绘画而回中士者；或在中土学习西绘画者，大多数只能周旋于欧西某派某系一部之间者，已属不弱。若仅此即谓为有所建树，则予尚抱奢望。凡吾同道及有志青年，希共同努力之耳。

　　至中土画家，受欧西画风之影响，而成折中新派者。民国初年间，在上海则有洪野等。全以西画为本，而略参中法者。在北平则有郑锦等，略带欧西风味，全为抄自日本者，力量均不强，无特别注意之必要。较有力量而可注意者，则为广东高剑父一派。高氏，于中土绘画，略有根底，留学日本殊久，专努力日人参酌欧西画风所成之新派，稍加中土故有之笔趣；其天才工力，颇有独到处。其作风，与清代郎氏一派，又绝不相同。近时陈树人、何香凝、及高剑父之弟高奇峰等均属之。惜此派每以熟纸熟绢作画，熟绢作画，始于唐，盛于五代及宋，至元已渐见衰减；明清之世，仅有少数院派及工整作家，尚沿用之。近时东瀛诸画人，则仍袭吾国唐宋人旧法，以熟绢为中心画材。盖熟绢熟纸，光滑不沁水，易于落笔落墨，尤宜于工描细写，第不能尽量发挥笔情墨趣耳。并喜渲染背景，使全幅无空白，于笔墨格趣诸端，似未能发挥中土绘画之特长耳。

　　原来无论何种艺术，有其特殊价值者，均可并存于人间。只须依各民族之性格，各个人之情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选择而取之可耳。英人秉雍氏Laurence Binyon谓：

　　“东方绘画，最初形为宗教美术，与古意大利之壁画同宗。其后渐形发达，致入于自然主义一途；然宗教唯心主义之气味，固时弥漫于其间也。西洋近代之画学，使无文艺复兴以后之科学观念参入其中，而仍循中古时代美术之古辙，以蝉嫣递展，其终极，将与东方画同其致耳。”

　　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秉雍氏之言，固为叙述东西绘画异点之所在，实为赞喜双方各有终极之好果，供献于吾人之眼前，而不同其致耳。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未识现时研宄此问题者以为然否

　　此后之世界交通日见便利，东西学术之互相混合融化，诚不可以意想推测；只可待诸异日之自然变化耳。

马佳]

拼音---Majia

名人---马佳图海, 马佳升寅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改汉姓为马氏。

[佟佳]

拼音---Tongjia

名人---佟佳扈尔汉, 佟佳隆科多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改汉姓为佟氏。

[富察]

拼音---Fucha

名人---富察额色黑, 富察额师泰, 富察托庸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改汉姓为富、傅氏。

[费莫]

拼音---Feimo

名人---费莫温达, 费莫温福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改汉姓为马、麻氏。

[瓜尔佳]

拼音---Guaerjia

名人---瓜尔佳费英东, 瓜尔佳鳌拜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一作瓜尔嘉，后改汉姓为关、白、石、(包）鲍、汪等氏；近人关天培、关向应，即属其族裔。

[钮祜禄]

拼音---Niuhulu

名人---钮祜禄额赤, 钮祜禄穆克登布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改汉姓为郎、钮氏。

[索绰络]

拼音---Sochuolo

名人---索绰络德保, 索绰络景星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式之一，后改汉姓为索、曹氏。

[依尔根觉罗 ]

拼音---Yeargenjeilo

名人---依尔根觉罗阿山, 依尔根觉罗穆精阿, 依尔根觉罗鹤年

历史---世居东北一带，以地为氏，是清朝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后改汉姓为赵、

辽东地区是满族的发祥地，现今仍是满族人民集居的地方。在辽东诸多的满族姓氏中，满族集居地人民通常将佟、关、马、索、赫、富、那、郎八个满族姓氏，推崇为陈满洲著姓，同时又将其俗称谓“满洲八大姓”。然而，现今俗称谓八大姓的满族著姓姓氏，是自清代中期以后而冠用和改用的汉字姓。而历史上，他们是女真人的直系后裔，是早期进入辽东地区的满族先世。

查寻辽东满洲八大姓的姓氏起源和演变，是研究满族社会发展史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是满族谱牒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它将对满族早期的社会诸方面状况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仅就上述因由，本文将辽东满族望族中的八大姓氏的历史演变过程，做一探析，并请方家斧正。

满族的姓氏在历史长河中，演变频繁。 “满洲虽始有定性，后皆指名为姓。辽东的满族八大姓氏在近代冠、改汉字姓中，亦是如此。《养吉斋丛录》记有： “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皆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著姓然。其命名或用满语，或用汉文；用汉文，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以其与满语混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清代中后期满族各氏族在冠用汉字姓与改用汉字姓过程中，出现了极不规范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连封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也感到震惊，不得不下达如下谕旨：“八旗满洲、蒙古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即如牛呼纽氏，或变称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为称，亦当曰牛，岂可直呼为郎，同于汉姓乎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之久，必将各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然而，统治阶级的震惊与整饬，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任何束缚满族各姓氏冠汉字姓与改汉字姓的作用，甚至在皇室宗族内部，不规范的冠以汉字姓的事例也在出现。清太祖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的后裔，满姓为爱新觉罗，但在这一时期，有一族支竟取汉字溥字为姓，一直沿用至今。在这种不规范的冠用汉字姓与改用汉字姓的民族文化融合中，辽东满洲八大姓也在上述前提下，分别由原来的满洲姓氏分别冠用和改用了汉字姓，姓氏为：佟、关、马、索、赫、富、那、郎沿用至今。

1．佟姓宗族。佛满洲佟姓氏族成员遍布辽东每一区域。近代和现代地名佟佳江，佟佳、佟甲、佟家等诸多村堡名，都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佟姓或童姓、仝姓，同为满族一姓，是为同音异字，皆源出佟佳。佟佳清初为姓氏佟佳氏。关于清初佟佳氏，《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对佟佳氏成员佟养正做了如下记载： “佟养正，镶黄旗人，世居佟家地方。其祖达尔汉图墨图于明时，同东旺、王肇州、索胜格等，往来近边贸易，遂寓居开原，继迁抚顺。”在史料记载中，明末清初佟姓为佟佳氏，是以地名佟佳为姓氏的，而其氏族成员多有进入明边进行贸易之人。作为以地为氏，是明代女真人冠用姓氏的一大特征，他们是处于不断地迁徙及渔猎采集生活中的需求，而以栖居地为姓氏的，诸如觉尔察氏、章佳氏、索绰罗氏等都是如此。但这些姓氏是出现在明代的女真姓氏，其以地为氏的范畴近似于今日的佟家村，章家堡等近代以姓命名的地名相仿佛。但是，这些自明代以后所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其所用姓氏并非是他们氏族的原始姓氏。

在明代中期以前，据朝鲜《龙飞御天歌》记载：“女真中有夹温一姓”。经史料查证，夹温是远在金、元时期的女真姓氏，亦是夹谷姓氏的谐音。夹谷是金代一个较大的女真人著姓。《金史·列传》中有十数位夹谷姓氏之人载人传记之中。如：“夹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笃人也。姿壮雄伟，善骑射。皇统八年，袭祖驶达猛安”。 “夹谷衡，本名阿里布，山东西路猛安益打把谋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创设女直进士举，衡中第四人，补东平府教授。”关于夹谷这一姓氏， 《金史·国语》注释为：“夹谷曰仝”。仝与佟、童是汉字中的同音异字，又同为夹谷姓而演变为朝鲜史料中所载的夹温姓氏。这一姓氏历史上，曾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先世应用过，史料亦有记载，如“依兰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童凡察、童叫场、佟塔失、佟努尔哈赤”等。从上可知，今日建州女真人的后裔，冠用汉字姓的佟、童及仝姓，均是出自金代的女真夹谷姓氏。

2．关姓宗族。满族关氏是由清前女真姓氏瓜尔佳氏而改用汉字姓演变的一个姓氏。满语kor，汉译为“馆”， “阁”之意，亦可译为：“住所”之意。瓜尔佳氏氏族，是清初辽东地区人口众多历史地位十分显赫的一个氏族。宗族改用汉字姓关姓，是于清代中期以后改用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早在清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始创业之时，今日满族关姓的先世瓜尔佳氏成员即投身在后金政权的一统大业之中。后金时期，氏族中许多成员为有清一代的开国元勋。曾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封为辅政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早在1588年与父索尔果一道，亲率所属苏完瓜尔佳部五百户归附。费英东在后金政权初创时期，勇猛善战，屡立战功，被授于一等大臣。此外，尚有图赖、刚林等诸多瓜尔佳氏族成员成为有清一代重臣，并以其卓著的业绩而名垂青史。

瓜尔佳氏是以地域而命名的姓氏，这一姓氏的应用，由明伊始直至清初。瓜尔佳氏部分史料亦有称之为哈尔佳者，但二者之间只是谐音上的变化。远在明代以前，今日辽东满族关姓的先世是由金、元时期的女真姓氏古里甲姓氏演变为瓜尔佳姓氏的。其姓氏演变，已在清代乾隆年间钦定修撰的《满洲源流考》中得到证实。古里甲姓氏在金代史料中屡有记载，《金史·列传》第四十九记有： “古里甲石伦，隆安人，以武举登第。”从金、元时期的姓氏古里甲到明清之际的姓氏瓜尔佳，显然从读音上即可发现，是由音移变化而形成的。但在金代，古里甲作为女真人的氏族大姓，《金史·国语》注释为：“古里甲曰汪”，即译汉字姓为汪姓。追溯今日辽东满族关姓的先世，历史上最初生活在黑龙江及松花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部族数经迁徙，而分居在东北各地。但作为瓜尔佳部族的原始居住地，据清史学者李林先生考证，“原是辽代五国部辖地，金代改称胡里改部，即今日黑龙江依兰县境内”。而今日辽东的瓜尔佳氏后裔，则是南迁中迁至辽东的，氏族后裔所用的瓜尔佳姓氏是于迁徙居住中，以地为氏而形成的姓氏。由古里甲至瓜尔佳音移上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历史上，辽东关姓宗族的姓氏演变应为：金、元时期，古里甲(汉译汪姓)；明、清初，瓜尔佳；清代中后期至今，关。而关姓则属于改用汉字姓所用的一个姓氏。

3．马姓宗族。满族马姓在辽东地区分为汉军旗人和满洲旗人两个不同的血缘集团。由于两个不同的血缘集团冠汉字姓相同，又同居住生活在辽东地区，所以极容易产生源流上的混淆。汉军旗人马姓，是指清代中前期投归、降俘和其他原因而加入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原汉族马姓氏族。他们在加人满族民族共同体编入汉军八旗后，也和满洲八旗各氏族一样，撰修族谱，并在族谱撰修过程中，将其马氏姓氏之中加一“佳”字，形成马佳氏，使世人难以区别谁是女真人后裔，谁是中原汉族人的后裔。

满洲八旗中女真人后裔的马姓宗族，清代前期，他们的氏族姓氏为马佳氏。是以地名命姓氏的一个宗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记有：“马佳，本系地名，因以为氏。其氏族散处于绥芬、马佳及各地方”。在人物传记上，史料对马佳氏的先世多有记述。“赫东额，镶黄旗人，世居马佳地方，国初来归。国初，赫东额同亲弟尼马禅率满洲五十五户来归。” “罗尔机，正红旗人，世居马佳地方，国初来归。其子罗多理原任护军校。”由此可知，满洲八旗中的马佳氏氏族，是清代中期以后冠汉字姓马姓的一个氏族。他们冠姓时，是在原女真姓氏马佳的称谓中，取其头一字马字为姓而形成了形似汉姓的马姓姓氏。

在满族社会发展史上，马佳氏仅仅是清代中前期至明代的马姓氏族先世的姓氏，并已从相关的史料中得到佐证，是出自地域而冠之姓氏，对此，《马佳氏谱书》亦有记载： “我马佳氏发源于满洲马佳地方，世居嘉理库城。”可是，在此以前，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出现马佳氏这一姓氏，据《马佳氏谱书》族源记述：“原夫我远祖，所自出实与费莫氏之先，同属一源。会遭家难，播迁于嘉理库马佳地方，因以为氏”，“马佳、费莫实为同族”。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历史上女真人马佳氏这一姓氏的出现，是由宗族遭受灾难而拨出一支择地另居后产生的。这一支的原姓氏应是金、元时期的费莫氏。费莫氏据《满洲源流考》记载：“旧时称作裴满氏。”《金史·国语》记有： “裴满曰麻。”即金代的女真裴满姓氏，汉译为麻姓。这样，金以后，今日辽东满族马姓宗族的姓氏演变为：金、元时期裴满氏(汉译麻姓)；元末明初费莫氏；明至清代中期以前演变为马佳氏；清代中期以后音移冠用汉字姓马姓。

4．索姓宗族。满族索氏是于清代后期而冠用的汉字姓。此前，宗族的满族姓氏为索绰罗氏。《索绰罗氏谱书》记载，其氏族“原居长白山一带，在康熙年间分迁至辽东岫岩、兴京一带”。然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却又记载为：“索绰络氏，本系地名，因以为氏。其氏族散处于辉发及各地方。”辽东地区索氏的先人松果托(松吾突)，清初史料多有记载： “松果托，满洲镶红旗人，世居辉发地方，国初来归。以闲散白身身份随军入关。至山东，梯攻临清城，率先登城，授骑都尉。定鼎燕京时，从征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马步兵二十万众，叙功加一云骑尉，三

遇恩诏加至一等轻车都尉。此后，其子孙相继承袭数世。”根据史料所记载，辽东索绰罗氏的先世原为海西女真人，他们随海西女真人的数次迁徙，由松花江流域来到辉发河流域。 “国初来归”并人建州女真的具体时间应是1607年，努尔哈赤统一扈伦四部收复辉发部时归来的。他们氏族在迁徙前原居住地在松花江下游，即明代呕罕河卫、肥河卫、兀者卫等地，是于明代中期定居在辉发河流域的。并在这一时期以地为氏，冠称索绰罗氏的。

据《满族宗谱研究》一书考证，索绰罗氏在明代中期定居辉发河流域以前，其先世为黑龙江尼玛察人，而原居住在“肥河卫、呕罕河卫的女真人为益得里氏”，益得里氏与尼玛察氏同宗。尼玛察在女真语中是尼玛哈的转音。尼玛哈在金代属于女真尼庞古部，其姓氏为尼忙古氏，金代译汉字姓为鱼。应当指出的是，远在金代的尼忙古汉译为鱼，今日的满语尼玛哈nimaha，汉译也为鱼，语意上没有变化。结合上述，索绰罗氏族的姓氏演变，由金代起，先后沿用了尼忙古氏、尼玛哈氏、益得里氏、索绰罗氏，而最后以多音节姓氏的第一字索字冠用了汉字姓，沿用

至今。

5．赫姓宗族。赫氏是辽东地区的满族著姓之一，他与何氏同是由满族姓氏赫舍里氏取其头一字冠注汉字姓演变而来，两者之间为同音异字。赫舍里氏宗族分居辽东各地，氏族中存藏有记事全面的宗族谱书。谱书中对其氏族的迁徙、源流均做了翔实地记述。

赫氏是在清代后期光绪初年冠用汉字赫姓的。在此以前，其姓氏为赫舍里氏。 “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赫舍里这一姓氏是氏族在由原始居住地迁徙后而以河名冠用的姓氏。赫舍里氏的先世，历史上生活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金代归胡里改路。元末明初之际赫舍里氏先世随其他姓氏的建州女真人一道，开始了迁徙。迁徙中，他们先后迁徙到缓芬河流域、图们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最后定居在苏子河、浑河流域。

赫舍里氏氏族定居苏子河、浑河流域后，在清前为后金政权的缔造，氏族成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硕色巴克什，正黄旗人，穆瑚禄都督第七子，特赫纳之孙也。国初偕其弟希福巴克什来归，太祖高皇帝以硕色兼通满、汉及蒙古文字，赐名巴克什，命在文馆行走。其子索尼，亦兼通满、汉、蒙古文字，赐名巴克什，由头等侍卫授吏部启心郎。三年考绩，所任称职，授骑都尉，随大军征讨，所向有功。”,清前赫舍里氏从其迁徙的历史记载中可以得知，这一姓氏是于明初而冠用的。在此之前，他们的先世应追属为金代女真纥石烈部人。在元末明初的迁徙中，其部族分居在今延边布尔哈河、汤旺河、陇乌河流域。金代纥石烈部族人，姓氏为纥石烈氏，是以部为姓的。纥石烈氏，译汉姓为高姓。纥石烈一姓，《金史·列传》记载：“纥石烈恒端，西南路忽伦宋割猛克人，袭兄银术谋克。泰和伐宋，充行军万户，破宋军两千于蔡州，加宜武将军。自寿州渡淮，败宋步骑一万五千于鹞子岭，遂克安丰军。”

从金代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女真纥石烈氏早在金代就已是一个族众繁多的氏族，并由于族众庞大，远在赫舍里氏宗族冠用赫舍里这一姓氏以前，即有其他族支纥石烈氏中冠用新的姓氏分离出来，由纥石烈氏冠用汉译高姓的一支，即是这样分离出去的。至此，今日辽东满族赫氏宗族的姓氏演变分别为：金、元时期，纥石烈氏(译汉字姓为高姓)；元末明初至清代中期，赫舍里氏；清代后期至今，赫氏。

6．富姓宗族。今日辽东地区满族中的富氏与傅氏，为同一原始满族姓氏中富察氏的后裔。富与傅二者之间，只是在冠用汉字时所出现的同音异字。满族富察氏是清代道光末年，仿效汉族文化习俗，取其满族多音节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富、傅，而冠用的汉字姓。

早在明代中期以前，今日富氏的先人在迁徙中，曾经居住在今日吉林省伊通县境内的阿什河、斡泯河流域。富察氏是以地命名的姓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有： “富察，本系地名，因以为氏。其氏族甚繁，散处于沙济、叶赫……长白山及各地方。”“富察氏先世旺吉努，满洲镶黄旗人，世居沙济地方，后金初年率族众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将族众编为半个佐领，由其统领。”族众在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中，多有业绩，史料中立传之人达十数人之多。

查寻富察氏宗族在明代以前的迁徙足迹，他们氏族的原始居住地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氏族在随着历史上女真人的数次大规模迁徙而逐步南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迁徙途中遗留下多处氏族居住过的遗址，在宗族谱书中所记注的蜚悠城即是其中的一处。

远在金、元时期，富察氏的氏族姓氏为蒲察氏，并为金代的女真大姓，亦是金代的望族。《金史·列传》中记载了十数位蒲察氏族中成员的传记。“蒲察琦，本名阿怜，字宗卿，棣州阳信人，试补刑部掾。” “蒲察鼎寿，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钦怀皇后父也。赋性沉厚有明鉴，通契丹、汉字，长于吏事。”蒲察氏在金代，据《金史，国语》注释： “蒲察曰李”，即汉语译为李姓。由此可知，今日辽东满族富姓(傅姓)的姓氏演变，从金代起即产生音移变化，而没有产生译意上的变化，故此形成了由蒲察氏——富察氏——富(傅)氏的全部演变过程。

7．那姓宗族。那姓满族宗族在辽东满族氏族中为八大姓氏中的第七个姓氏。

那姓这一姓氏出自于音移的多音节满族姓氏纳拉氏。纳拉氏是以其历史上氏族的居住地纳拉河流域，以河名冠用姓氏的。纳拉氏虽为满洲著姓，但在明代氏族却散居在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及各地方。史料对纳拉这一姓氏的记载为：“虽为一姓，各自为族”。这样，史料的记载就证实了明代纳拉氏姓的女真人，并非同一宗族。

辽东的那氏满族宗族，是以氏族宗谱中所载，以一世祖纳齐布为祖先的纳拉氏后裔，即明代中后期的哈达、乌拉两部纳拉氏氏族。除此以外，在海西女真其他部中的纳拉氏氏族，与此部纳拉氏氏族，并无血缘关系连带。如辉发部纳拉氏在辽东《纳拉氏谱书》中将其姓氏的冠用业已说明。“辉发部先世，原系黑龙江东海岸窝集部尼玛察地人。本姓依克得里氏。其始祖昂古理、兴济理二人，自黑龙江载木植主获利，移迁于察鲁居焉!察鲁地有扈伦国纳拉姓噶杨阿、图莫图二人平素结好深厚，俱由察鲁移居张地，四人聚约修睦，昂古理、兴济理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纳拉。叶赫部先世系蒙古人，姓出默特，始祖兴恳达尔汉，奉明国成祖皇帝之命，率其部民兵等，卫守东省开原界此北围场，遂灭扈伦国。张地所居的纳拉姓部寨屯村，因据其姓。”

从上述资料记载中，民间纳拉氏存藏的史料已将纳拉氏的宗族血缘关系阐述清楚，即海西女真四部中，辉发与叶赫两部的纳拉姓氏族，与哈达、乌拉两部的纳拉氏氏族先人，不属同宗。由史料记载中可以得知哈达、乌拉两部的纳拉氏先世，原居住地为黑龙江中下游，他们在元末明初之际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迁徙，于明末迁至兴京地区。

明代时期的纳拉氏氏族姓氏是由音移变化而来的。这一姓是纳兰产生的音移变化。在此之前，金、元时期女真的纳兰姓氏为纳刺姓，部名为纳喝。纳喝部在历史上曾居住在今吉林省叶赫河流域。而在金代，纳刺氏的女真姓氏汉译过来为康姓。由此可知，今日辽东满族那氏的姓氏演变，一直是沿用原始姓氏音移的方式演变下来，直至清代中期冠汉字姓至今。

8．郎姓宗族。郎氏满族宗族是由满族姓氏纽祜禄氏而冠用的汉字姓，他们冠用汉字姓的最初时间据其氏族谱所载为清代乾隆年间。郎姓姓氏是由纽祜禄满语niohe，汉译为狼而演变为郎，用作姓氏的。这一姓氏，是满语的汉译姓氏。

纽祜禄，“原系满语地名，因以为氏”。氏族居住在长白山、英额等地方。在清一代，纽祜禄氏氏族成员， “仕官难以枚举”，清王朝开国元勋额亦都，即是纽祜禄氏的氏族成员。

纽祜禄氏宗族，是先期进入苏子河、浑河流域的建州女真氏族，他们在元末明初之际，由原始居住地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历经三次大规模的迁徙而来到佛阿拉地区。其中，史料记载中的长白山地区仅是他们氏族在南迁中的一处中间居住地。

金代，纽祜禄氏的姓氏为女奚烈氏，据《金史·国语》记载： “女奚烈日郎”，即女真语汉译为郎姓。在清代官修史料《满洲源流考》中记有：“纽祜禄氏旧作女奚烈氏”。由上述记载中可见，今日郎姓的姓氏，在历史上没有像其他女真氏族姓氏那样，发生过诸多的变化，而是自金代起即汉译为郎姓。远在金代，女奚烈氏在官修史料中即有记载，如“女奚烈斡出，仕至植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胜堡”。又，“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门，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克人也”。金代，由于女奚烈宗族庞大，朝廷对女奚烈宗族组建的弟子军以其宗族姓氏

予以命名。

辽东满族郎氏，由金、元至今日，只由女奚烈氏在明初演变为纽祜禄氏，再由纽祜禄氏汉译冠姓，冠用了郎姓这一姓氏。

清代中期以前满族的姓氏，除沿袭了金、元时期的女真姓氏外，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载录的满洲姓氏，大部分采用了以地为氏的冠姓方式，在现居辽东的满族八大姓氏也没有超越这种范畴。

在满族氏族沿用金、元时期的姓氏过程中，由于在历史各个时期受到社会环境发展的诸方面因素影响，几乎全部原始姓氏发生了谐音变化。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与所处社会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女真人的原始姓氏多为复合音节的女真语词组，在女真语言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中，其语音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至清代初期，由于受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语音变化程度更为加剧。但变化的结局，仅仅反映在语言音节的谐音上，并没有在语言本质上产生变化。反映在对照金代有史记载的女真姓氏上，各姓虽然在自金以后的历史岁月中，多有随地命姓而脱离原氏族姓氏

者，诸如八姓中的佟佳、瓜尔佳、马佳、索绰罗、赫舍里、富察、纳拉及纽祜禄氏，但这些以地为姓的姓氏多有和原始姓氏谐音相沿之处。

在女真人以地为氏的命姓中，尚有部分满族宗族，由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将本支的姓氏从满语中汉译过来，加以沿用。这类汉译的姓氏，早在金代即已出现，并一直发展着。由金代女真姓氏中译成的仝姓，古里甲译成的汪姓，裴满姓译成的麻姓，纥石烈姓译成的高姓，蒲察姓译成的李姓，都证实了这一点。

辽东满族八大姓氏的历史演变，是满族人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金、元时期起，满族先世姓氏在历史不同时期的变化及宗族内部血缘集团产生的裂变而出现的新的姓氏上看，满族及其先世在姓氏上的演变过程错综复杂。早在金、元时期，清皇室的先世一直为夹谷姓，泽译仝姓，而至明末却冠用了爱新觉罗这一姓氏。马佳氏的先世由甫亦莫氏改称费莫氏，此后又以地为氏冠用马佳为姓。从而使部分姓氏的出现，发生了随意不规范化趋势。在清代中期以后满族各氏族汉字姓和改汉字姓中，这种趋势发展的更为复杂，更为不规范。纽祜禄氏各支在冠汉姓时，其姓

氏早在金代就已汉译为郎姓，而在这一时期，有的族支却改用汉字纽字为姓，还有的改汉字牛字为姓。索绰罗氏除以原姓第一音节索为姓外，部分族支改用汉字曹字为姓，诸如此类甚多。

在满族姓氏演变过程中，随名姓也对满族姓氏演变曾经造成了许多障碍。随名姓氏使人们一时无法剖视其姓氏的历史本来面目。如：纳拉氏中的辉发部纳拉姓的随姓问题(前文已略述)，如果不通过民间谱书资料进行佐证，是无法查寻这一姓氏源流的。在清代中前期，由于满族民族共同体处于鼎盛发展时期，至使许多中原汉人和其他民族成员加入到满族民族共同体中。部分汉人被编人到汉军八旗之中。这部分汉军八旗氏族，有的在编撰宗族谱书时，有意的将本宗族的姓氏效仿满洲八旗氏族的姓氏加以称谓。如李姓改称为李佳氏，康姓改称为康佳氏，马姓改称为马佳氏，连明代降将尚可喜在修谱时，也将本宗族的姓氏改称为沙各达哈拉。满族民族共同体中的汉军八旗部分宗族，除在这一时期效仿满洲八旗氏族的姓氏外，许多宗族在先世源流上也加以附会，多将自己的先世溯为女真氏族成员，使世人难以辨别其姓氏的缘尾。

综上所述，在辽东满族人民集居的区域，由于地域不同，历史上姓氏演变称谓不同，而所泛指的满洲八大姓氏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将佟、关、马、索、叶、富、那、郎列为八姓。还有的地方将叶姓换成齐姓加入到八姓之中称谓。然而，本文所提及的八个姓氏是辽东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姓氏，亦是由金代女真人后裔而形成的八个满族宗族，是具有区域代表性的。他们可以直接涉猎于满族先世的渔猎采集及迁徙生活，揭示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最终体现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