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张王两家关系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1浏览:7收藏

历史张王两家关系,第1张

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周柏泉先生是汉末名将周瑜的后人,他始终致力于研究祖上传下来的家谱,想要证明自己所在的南京周氏就是三国周瑜的直系后裔。

周先生在江西地区找到一份《庐邑乌东周氏宗谱》,根据这份家谱的源流,周先生已证实了南京周氏的确是周瑜的嫡系后裔。更让他欣喜的是,在这部家谱中,还收录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周瑜之所以在小说中形象不佳,完全是因为罗贯中有意报复。

两人并未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连面都没有见过,何来报复之说呢?

今天,我们且来看看周先生的说法。

根据周先生珍藏的《锡山周氏大统宗谱》中的记载,历史上的周瑜与《三国志》里的记载如出一辙,是一位兼备文韬武略的不世奇才。从年龄上来看,孔明比周瑜小六岁。在赤壁战场上,所有战略均是由周瑜提出的,包括我们熟悉的火攻计和草船借箭,均是都督的功劳,并无诸葛亮的参与。

根据史料的记载,周瑜的确是一位大器的将领,而且,他的气度足以使他名列“三国四大美男子”之首。苏轼的《念奴娇》更是向我们展现了周瑜的雄风:“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周瑜明明是一位能力、风度兼备的将帅,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将他描绘成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甚至,因为孔明的一些小套路生气乃至暴毙呢?

根据周先生的说法,其实,这完全是一桩“千古奇冤”,就像是施耐庵先生诋毁武植一样,必须要翻案。正史中的出入,已足以说明罗贯中先生对周瑜的描述属不实记载。从乌东周氏族谱所记载的信息来看,周瑜之死源于曹仁之间的一场决战,这场决战发生于南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合肥市。

在战争中,周瑜不幸身中毒箭。不过,周瑜并没有立即暴毙,而是在回国一年后过世的,久治不愈的箭伤最终引发了并发症使周瑜病故。显然,这里与小说中的说法存在较大的区别。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周瑜陷入了诸葛亮布下的一系列“套路”中,最后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中吐血而亡。

仔细想来,小说中周瑜之死是毫无依据的,因为,当时的周瑜正值人生巅峰,而且,以他的气度根本不可能在这些打击中沉沦。

根据乌东族谱,我们发现了罗贯中丑化周瑜的证据。

原来,周瑜与夫人育有二子,长子周循颇有乃父之风,奈何天妒英才周循早夭。次子周胤在其父死后继续效忠于东吴,可惜当时的周氏已因周瑜之死变得落没。在某次闲谈时周胤因为言辞不当得罪了孙权,被流放到庐陵郡,剥夺了官职和爵位。

失去了一切的周胤穷困潦倒,幸而当地一位姓罗的老员外赏识其才华,所以,将其召入门下纳为女婿。周、罗两家结亲后,代代联姻,两家的姻亲关系一直持续到元末明初,传到了周叙和罗贯中这一代。在那个年代,两人都以考取功名为己任,连年科举。

然而,罗贯中时运不济,连续考了几年都没上榜,可周叙却金榜题名,成功跻身仕途。无缘仕途的罗贯中和父亲一块在太原地区做生意,经常在酒馆茶楼里听三国故事。当时的人们,都习惯性地将蜀汉尊为正统,所以,蜀汉的历史经时人粉饰,已面目全非。

罗贯中喜欢听戏曲,觉得三国是不错的小说题材,于是,便将所听的戏曲改编成书,写就了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因为自己没能金榜题名,可周叙却得偿所愿,出于嫉妒的罗贯中,干脆在书中诋毁周氏的祖先周瑜。真相大白,原来三国周瑜遭到诋毁竟因罗贯中的报复,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研究历史不能仅听一家之言,我们且将其当成一种可能性,待将来有更多证据后再行查证。

主演:克里斯·奥多德,OliviaChenery,小艾德·博格里

集数:8集

导演:克里斯托弗·格斯特

状态:

编剧:克里斯托弗·格斯特

年份:2013

地区:美国

首播时间:

首播平台:

类型:喜剧

剧情介绍

这是一部「伪纪录片」形式的单镜头情景喜剧,由ChrisO’Dowd主演。故事的主人公TomChadwick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女友,就连自己的身世也搞不清。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伯祖母突然指定他继承一个神秘的盒子,促使他萌发了调查身世的决心。在这个过程中,他用摄像机将一切记录下来(也就是本剧)。

历史张王两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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