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 童年时给地主牧羊（一说家中非常富裕），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 李自成

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 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 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由于起义军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迫害吴三桂的家属。逼反吴三桂，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永昌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李自成神秘消失，李自成余部降清后，又反叛满清，继续抗清斗争。

编辑本段生平

李自成，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出生。 自成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60多里（两地现均为横山地）。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口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李自成先祖由甘肃太安迁入陕西省米脂县李家站(西夏李继迁兵站)居住其祖父李海因生活所逼,迁至原米脂地长峁村(现属横山县)人们所说李自成“生在李继迁寨,长在长峁村”,即指的是这段事。《米脂县· 李自成族裔考》中记载到:"自成籍本县太安里二甲,世居北乡,距城七十里海会寺沟之李家站。" 《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

编辑本段兵变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父亲死后他去了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在崇祯元年（1628年）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编辑本段征战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 六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 七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八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一说无此会），共商分兵定向之策。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 九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 李自成

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十年冬，围攻成都多日未克，后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失利。遂分道返陕，移师潼关，遭明军伏击，将卒伤亡散失甚众，率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隐伏于陕西商，洛山中。不久，亲赴谷城（今属湖北），获取为明廷招抚的张献忠资助。 十二年，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 十三年，为明总兵左良玉败于房县，重入河南，破永宁（今洛宁），斩万安王朱采。与当地农民军首领一斗谷合兵，众至数十万，攻克宜阳。进至卢氏，得牛金星，宁献策，用为谋士。纳李岩均田免赋建策，深得民众拥护，有歌谣“迎闯王，不纳粮”（《明史李自成传》）。 十四年春，移师围洛阳，得守军策应破城，执杀福王朱常洵。旋挥师围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的罗汝才合兵，众号百万。后乘明军四路向河南新蔡，项城调集，遣精兵于途中伏击，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 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1635年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张献忠与李自成不合，乃分军东走。

1636年后金改清。清军第三次入塞。高迎祥进攻西安时兵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杀。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急调洪承畴等人东去勤王，李自成竟大难不死。

编辑本段称王

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重新起义，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1]，与将士们共享。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10月在河南郏县败明陕西巡抚孙传庭。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3月，洪承畴降清。11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36万人。

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3月，杀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4月杀叛将袁时中。5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10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编辑本段入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突破宁武关，杀守关总兵周遇吉，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地，明朝官吏姜瑞、王承胤纷纷来降，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甯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率军，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李自成下令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2]，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3]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4]，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5]。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据说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国内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白银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编辑本段覆灭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4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5月在江西再败，于1645年神秘消失。

编辑本段民族相关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鼻" 李自成两次称帝都以李继迁为太祖 第一次称王于西安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 ，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 第二次称王于北京武英殿 《鹿樵纪闻》:李自成以李继迁为太祖 甲午申刻，传示次日郊天即位，亦多束驮金帛，纷纷而去。乙酉，僭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 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后，曾创立了一些礼仪制，主要是结合历代朝廷和自身党项民族的生活礼节，使其礼仪大气而庄重大方 李自成修改明朝礼仪制度 《明季北略》：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任意纷更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门为大顺门，颁发冠服，大僚则加雉尾于冠服，方领，又收各牙牌，自务明光安令成字”《甲申纪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定思小纪》“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俱刊定成。 李自成以李继迁为太祖，结合西夏国制，制定一系列制度 《爝火录》：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为之。更六部为六政府，设尚书、侍郎等官。改文选司为文谕院，主事曰从政。改翰林院曰弘文馆，裁革詹事府。改中书曰书写房。国子监设三堂，革去祭酒，以司业为学正，学录博士为左右。改御史曰直指、给事中曰给谏、通政司曰知政司、尚宝司曰尚契司。大常、鸿胪，俱属礼政府。太仆寺曰验马寺，布政司曰统会可。巡抚曰节度使，按察曰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守备曰守领，把总曰守旅。改印曰契，一云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公服领尚方，以云为级，一品云一、九品云九。大僚冠加雉羽，带用犀银黑角三等 李自成第十五代孙，中国明史研究会会员李志强："李自成是西夏王李元昊之后，是党项民族拓跋氏，至今，闯王后裔仍保持原有民族特性、相貌和习俗，这对研究西夏及党项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考证作用"。太平村李自成后裔至今仍保持原民族的特性、相貌和"秃发"习俗，尤其一些老人仍在保持着和当初建立西夏王朝主体民族党项人的"秃发"习俗，村里的人大多体格强壮，力气大，男丁习武之风较为普遍。 西夏专家唐荣尧先生苦心研究西夏党项民族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他跑遍了大西北党项民族、羌族人的发源地和隐居地。从高原到盆地，从沙漠到草地，行程数万公里。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上过青藏高原，去过尼泊尔山区；在唐荣尧先生的研究中，确认李自成是西夏党项民族，在西夏研究中已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李自成》的作者教授历史学家姚雪垠到李继迁寨考察过,在他的历史名著《李自成》一书中（第四卷第十六章）,这样写道:"李自成骑马走进皇城以后，几年来要取代明朝的梦想今日实现，一时志得意满，心花怒放，此时此刻，在马上他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相隔七百年，他又建立了四海统一的李氏皇朝，比他祖先所建的西夏国要强大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他已经破了北京，不久将平定 江南，统一宇内，李继迁传到李元昊，又传到他身上，才真正使李氏发扬光大。" 历史教研员纪连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李自成不是汉人，李自成是党项羌族人。"“可以肯定的是，出生于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的李自成的祖先应该是党项羌族人——也就是说，李自成应该是党项羌族人的后代 。" 陕西历史研究所专家李登弟和米脂县李自成纪念馆原馆长申长明："在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太平村发现整理的《李自成家谱》表明，李自成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后代，系党项族。" 著名作家丁玲：找到了祖先党项人的感觉才有了写作上的突破 丁玲家珍藏的龙凤双耳玉扁壶、童子驭鱼玉雕及玉琮、玉耳杯等数件宫廷器物。丁玲的几位叔伯兄弟讲：“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人”。丁玲生前也曾说过：事实就是如此嘛。1939年，身置陕北的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明日黄花，在这里找到了祖先党项人的感觉，有了写作上的突破。 李健侯在《永昌演义》说：自成定都西安后，首先“追王其先代，以李继迁为不祧之祖”。 米脂李自成研究会成员，政协委员高埃飞在<《李自成——党项羌人后裔》：李自成拿下西安，建立大顺王朝后，把西夏太祖李继迁立为不祧之祖，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李继迁寨现称李继先。我以为是李继迁的后人们出于对祖先的尊重、爱戴和纪念，不愿直呼其名而取其谐音，或者直接承认其为自己的先祖才这样命名的。总之，此地的李氏族人可以肯定是党项羌人的后裔。也就是说，李自成的祖上无疑是党项羌人。 历史教授作家姚雪垠著的《李自成》第四卷 第十六章：①西夏国――我国古代一支少数民族名叫党项，属于羌族。党项人以姓氏分为许多部落，拓跋一支势力较强，唐末居住于今宁夏、陕、甘边区及与内蒙古接壤一带。其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因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氏。传了七代到李继迁，自称夏国王。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于 1038年称帝，建立西夏国。西夏传国将近二百年，于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北地区的党项人士也与汉族同化。李自成是米脂县的李继迁寨人，称李继迁为始祖，听以他虽系汉族，却是西夏国的羌族后裔。

编辑本段殉难杂说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前几年召开的全国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就已被专家们所确认。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有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经过有以下几种说法：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后，发现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 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李自成亲族提出的观点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

编辑本段李自成墓

李自成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下牛迹岭。李自成（1606一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本名鸿基，陕西省米脂人。据记载，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初夏，他由武昌挥师东下南京，因形势逆转，征途受阻，即取道九宫山转战江西，不意在山下李家铺突遭清军袭击，仓促突围，单骑误入葫芦槽，被小源口寨勇头目程九伯杀害，遂葬于此。建国后曾多次维修，并增建了拱桥、层台、花坛、墓碑、陈列馆、休息厅等附属建筑。墓碑上书“李自成之墓”系郭沫若所题，墓后高处耸立着下马亭，附近还有落印荡、激战坡等遗址。 南虹桥在通城县城东南16公里鲤港河上。因形若长虹坐落塘湖之南而名。清咸丰七年（1857年）建，为邑中著名石桥之一。青石叠砌，五拱并置，长40米，高5米，宽5米，设计大方，结构坚实，卓跞宏伟。经历百余年风雨，迄今依然如故。碧波荡漾，夹岸树木，烟霞掩映，异景别趣。

编辑本段李自成行宫

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行宫进行了修葺，恢复了原来规模和景观，并建立李自成纪念馆介绍其生平事迹，正殿中安放着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

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

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

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

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

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

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

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

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

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

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

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

、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

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

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

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

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

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

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

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

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

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

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

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

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

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

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

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

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

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

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

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

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

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

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

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

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

，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

、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

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

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

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

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

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

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

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

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

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

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

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

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

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

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

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

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

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

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

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

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湖广填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湖广填四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湖广填四川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麻城

　　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