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其实在中国很有历史，包括所谓的“封建社会”在内，名义上都是一夫一妻制。皇帝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特权，后宫美女如云，但妻子，也就是皇后，只能有一位。

　那么，多出来的女人算什么？皇帝封“妃”，民间算“妾”。

　这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虽然在性生活的权利上，妾和妻基本上是平等的，甚至妾比妻更能享有，但在家庭地位和财产上，却有天壤之别，连妾生的孩子都比妻生的命贱，家谱写的是“庶子”。

　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被提出，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才真正实行起来，并被写进了“婚姻法”。这是中国婚姻制度的一大进步，许多民国男人都认真地遵守、执行了，如孙中山、蒋介石当年都是这样，他们都只有一个老婆。

　民国男人如果真的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可以与原配离婚，但不能不离婚又结婚，否则犯重婚罪。孙中山和蒋介石便都是与原配妻子离婚后，才分别与宋庆龄、宋美龄结婚的。

　但是，我们不论从名人传记中，还是影视作品里，都能看到，民国男人身边大都不只一个女人，娶上三、五房小老婆在民国时很常见，有人甚至拥有几十房。这是民国时特有的“姨太太”现象。

　鉴于此，曾任国民 主席的林森，在捐建的庐山山道旁边的石凳上，别出心裁地刻上“有姨太太的不许坐”，成为一时笑谈。

　民国时期是提倡“文明婚”和法制的社会，既然“婚姻法”认定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何又会出现这类娶小的“违法乱纪”行为？原来，问题出在民国的法规上，民国的“司法解释”和实际判决中，竟然默认了纳妾的合法性。

　民国的婚姻司法解释，范绍增的40房妻妾

　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国民 颁布了民法《亲属编》，并于次年5月施行，其针对的就是婚姻家庭。

　当时， 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原则是，“妾之问题，毋庸规定”。并认为，“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其承认，其地位毋庸以法典及单行特别法规定。”

　而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24日，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演讲中便向妇女协会公开承诺：“中国女子的人格，将由本党的主张和本院的立法，提高起来，保障起来。”

　在此立法精神下，《亲属编》中废除了“妾之制度”，不再规定妾与妻的关系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国男人婚姻生活中、并且为男人宠爱的“妾”，从法律上彻底消失了。此举在当时影响甚大，由于是“新鲜事”，社会上分歧也严重。

　有的学者认为，废除“妾”，此举意在保护一夫一妻制；有的则认为，这给妾与妻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是提倡“妻妾平等”的信号。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曾就此展开了大讨论，波及了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民国婚姻立法的初衷，显然意在保护一夫一妻制，但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却变味了：

　“二十年院字第 七号解释”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

　“二十年院字第七三五号解释”称：“妾虽为现民法所不规定，惟妾与家长既以永久公共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依民法第一一二三第三项之规定，应视为家属”。

　“二十二年上字第六三六号判例”称：“民法亲属编无妾之规定。至民法亲属编施行后……如有类似行为，即属与人通奸，其妻自得请求离婚……得妻之明认或默认而为纳妾之行为，其妻即不得据为离婚之请求”。

　这些司法解释，可以说严重违背了“一夫一妻制”原则：男人纳妾不算重婚，属“与人通奸”行为，最多是道德问题。这与现在对婚外 、养小三是“作风问题”的司法定性，何等相似啊。

　因此，民国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名存实亡，提高女权的立法愿望也大大弱化。民国男人找小老婆相当自由，比古代男子更厉害。

　古代男人纳妾有明文规范，因地位不同而有所限制，如西晋时法律规定：诸王可以纳妾8名，公侯可以纳妾6名，一、二品官员可以纳妾4名，三、四品官员可以纳妾3名，五、六品官员可以纳妾2名，七、八品官员只能纳妾1名，老百姓不准纳妾。

　而民国则无此等级限制。如果要问民国男人最多可以找多少小老婆？答案是：想要多少就多少，只要你有条件。有一位名叫范绍增的民国将军，竟然找了40名大小老婆。当时名声远播的游泳健将、有美人鱼之誉的杨秀琼，便是范绍增的第18房姨太太。

　不同的是，民国时的“妾”不叫妾，而变成了男人的“家属”，对外则统一体面地称为“姨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