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读音作bǎo(ㄅㄠˇ)，亦可读作pù(ㄆㄨ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汉朝时期官员宝室令，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西汉时期，王朝为管理内宫，设有专门的处所，起先负责为宫中女子有病就室治疗，称“宝室”，后逐渐演变成掌管皇后、贵人获罪而囚禁之所，称“暴室”。设有宝室令(暴室令)一人，隶属于光禄勋管辖，官秩六百石，位七品。

宝室令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pù(ㄆㄨ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东汉朝时期官员宝室丞，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东汉时期，宫中有专门的布帛印染晾晒之处所，称曝室，实际上就是染坊，设有掌管官吏一员，称曝室丞，后仿照西汉时期宫内定制，也将有罪的后妃囚禁于曝室，故而曝室又成为宫内附设的监狱，由于多关押的是贵人、嫔妃，因此又称为宝室。宝室丞多由君王亲信的宦官担任。

宝室丞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pù(ㄆㄨ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宋朝时期孔子后裔，属于以为氏。

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字子庄，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公元1038年)封为文宣公兼知县事，宋至和二年(公元1054年)改封衍圣公。自其起始有“衍圣公”之尊称，其庶支后裔中有因以先祖为官之年号“宝元”为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三个渊源：源于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中的宝氏，出自经名首音的汉译音祸谐音。

在元朝时期，就有三位名同人不同的“宝合丁”，此外还有“宝合丁刺只”、“宝童”、“宝哥”等。清朝时期，在云南的 起义军中也有一位将领名叫宝文明。

宝氏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云南省，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宋、元时期成吉思汗的后代，属于以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卓索图盟(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宝氏，源出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之后，属于“黄金家族”的孛儿只斤氏后裔，取氏族名称词首为姓氏。蒙古族宝氏原居内蒙古呼和浩特，后来迁到土默特右旗、辽宁朝阳县大平房、东大道等乡镇及其周边区域。在古代，由于等级要求森严，宝氏家族的台吉(贵族)只能和扎萨克(旗长)家族联姻。蒙古族孛尔只斤氏，今冠汉姓为鲍氏、包氏、宝氏、博氏、奇氏、罗氏、波氏等，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孛尔只斤”在古突厥语中意为“蓝眼睛的人”。

②蒙古族宝勒格沁氏，源于金国时期博勒和氏，亦称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称Boorigit Hala。所冠汉姓有宝氏、暴氏、包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③蒙古族宝古氏，亦称宝济氏、包多机根氏，世居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oogi Hala。后冠有汉姓宝氏、鹿氏者，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④蒙古族失宝赤氏，亦称实宝禅氏，世居哈喇乌苏齐巴汉台(今新疆塔城地区)。后满族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iboocan Hala。所冠汉姓有宝氏、宫氏、龚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⑤蒙古族宝日努德氏，所冠汉姓有宝氏、吴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五个渊源：源于改姓，出自明朝洪武年间官员于宝，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宝氏，源于明朝洪武年间，钱塘人于宝奉命到云南腾冲地区征粮，恰逢兵变，粮薄丢失，为避祸而弃官流落迤西云南县，即现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以名为姓易为宝氏，后逐渐繁衍发展，遂成西南地区的大族。

现其后人在祥云、龙陵、腾冲、芒市、缅甸等地，其家谱记载该支宝氏目前在世族人约三千余，专设有家会统管祭祀，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清之际女真族保佳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保佳氏，亦称鲍佳氏，满语为Boogiya Hala，世居安楚拉库(今吉林安图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所冠汉姓有鲍氏、宝氏、包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二分布：

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右旗，辽宁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市大平房与东大道等乡镇，河南省的焦作市，云南省的腾冲县红豆树村、大理州祥云县，保山地区昌宁县、潞江、滇西各县市，河北省沧州市大楮村，北京市、台湾省台北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缅甸王国的瓦城、木姐、腊戌、佤邦等地，均有宝氏族人分布。

三家乘谱牒：

土默特右旗宝氏家谱，著者待考(德力格)，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蒙文手抄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宝广文家。注：当时立《宝氏家谱》时为兄弟四人，其中的世系代数不是目前蒙古族宝氏家族所统计的二十四代。《宝氏家谱》中记载族人的爵位大都是台吉(贵族)，其中有二级台吉、三级台吉、四级台吉。在《宝氏家谱》中，族人中喇嘛的数量很少。

四历史名人：

宝力道：（公元1932～今），浙江东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社会 有南京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南京作家协会主席、南京文联名誉主席、江苏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省鲁迅学会会长、省作协理事、中国马列主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三江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等。以文艺美学现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见长。

著有《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新论》、《艺术与人学》、《文学初步》、《马思列斯文艺论著选诗》、《马列文苡经百题》、《鲁迅－中国文化革命主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和《世界学术名著导引丛书》等。

专论有《艺术规律与“人学”》、《文艺编至论》、《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论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和阶级性》、《论文艺理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和《世纪之交文艺理论的思 》等三百余篇。

曾多次获省市级、国家级优秀著作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其文学教学和研究受到同行专家认可，《论文艺学家－包忠文》等专论多篇对其学术人格、科研贡献作了较切实的评价。

宝　声：（公元1941～今），北京人。著名现代画家。

文化部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委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从师卫天霖、李瑞年、吴冠中、白雪石等前辈。

系香港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翰墨书画院院士、河南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传略入选香港出版《世界名人录》第四卷十二页。传略入选香港出版《世界艺术家名人录》首卷。作品《八仙图》获香港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奖”作品《八仙过海》被 收藏。四十米长卷作品《五百罗汉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主办市场报。

作品《十八罗汉图》入选山东莱阳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画册、山东莱阳编《世界传世名画法书鉴赏》画册、山东烟台编《亚洲艺坛名流》画册。

作品《八仙过海》入选北京编《20世纪中国著名美术书法家作品拍卖库》画册。

作品《张颠疾书图》获河南“画圣杯奖”。

作品《柏柿如意》参加98海峡两岸名人名家书画展，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作品《年年有鱼》参加97北京赴香港庆回归展。

作品《福禄寿》发表在大型画报“中华英才”专版介绍。

作品《孔子像》入选山东曲阜纪念孔子诞生2550年书画大展画册、入武汉编《世界东方文人书画家全集》画册、入选四川编《当代中国书画名家精典》画册、获河南“东方杯”诗书画印精品大奖赛二等奖，入选《中国东方艺术家》画册。

作品《贾岛觅句图》入选文化部编《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典》

传略入选中国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编《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入选《中外名人辞典》、《中国当代创业美术》、《中外名星辞典》

宝　音：（公元1954～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

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长和廊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呼和浩特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0年12月—1978年9月在呼和浩特市农机厂工作，1978年9月～1987年12月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工作，1987年12月～1991年3月在玉泉区长和廊办事处工作，1988年9月任副书记，1991年3月～1994年9月任玉泉区五车路街道党委副书记，1994年9月至今任现职。

工作数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脚踏实地，具有较强的领导协调能力、任职以来，始终把经济工作，社区服务等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克服了资金不足的困难，采取挂靠，联办等形式，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指导。

1997年参与创建的“人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上缴税金达3万余元。在抓办事处企业的同时，注重发挥居委会主任的积极性，采取“四三三”、“三三三”等政策，使居委会都建起了自己的经济实体。积极支持兴建各种商点，启动扶困早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97、1998年税收任务连续超额完成，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大庆期间成功地承办了大召庙会，为民俗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8年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改善了办公条件，由原来的平房，改善为现在的400多平方米的楼房。

宝　泉：（公元1958～今），蒙古族，内蒙古奈曼旗人。著名地方公务员。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民政局局长，锡林浩特市人大代表。

1975年9月～1978年3月在巴盟中旗当知青；1978年3月～1980年1月在内蒙古象专学习；1980年1月～1994年8月在锡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内蒙古党校学习，锡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4年8月至今在锡市民政局工作。

宝　泉：（公元1959～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著名机电工程师。

库伦旗力元水泥有限公司生料车间主任，助理工程师。

1979年参加工作，历任库伦旗第一水泥厂电工车间主任、机电科科长、生产科科长。

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致力于机电设备的研究，他的一些小改小革不断被应用到生产中，为节能降耗、增产增效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他的时英钟计量熟料准确度较高，磨机强力通风，合理机配提高了台时产量l5吨，节电12度，年节约资金约三万元。

宝国枝：（公元1960～今），蒙古族，女；辽宁阜新人。

化德县石油公司员工，化德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6年7月～8月在化德县朝阳乡新富村下乡；1976年8月～1980年5月在化德县百货公司上班；1980年5月～1997年11月在化德县石油公司工作；1997年11月至今下岗待业。

1976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新富村，粮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同吃同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被社员称赞为上山下乡的好青年。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待顾客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服务、周到，被公司评为优秀班组长。

在石油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审计员、会计员、团委书记，对工作尽心尽职，配合有关单位做好该公司的审计工作，给领导当好参谋，带领青年团员，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被该公司和盟公司评为优秀先进工作者。

宝福凯：（公元1963～今），云南腾冲人。著名医学微生物学专家。

宝福凯， 1962年4月生，教授，研究生学历，硕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3年博士后研究经历。1985年昆明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2002年11月-2005年12月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昆明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主任、病原生物学学科带头人，昆明医学院实验动物质量检测站技术负责人、微生物检测室主任。系美国微生物学会(ASM)、美国纽约科学院（NYAS）、美国螺旋体研究会会员，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免疫学会会员。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显著成绩。主要研究方向：（1）蜱传虫媒病原体和蜱传虫媒传染病（tick-borne pathogens and tick-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的病原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2）结核病病原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美国NIH项目4项、云南省计划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过多项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教育厅基金项目的研究。至今发表论文及综述50多篇，其中国际权威杂志《Nature》1篇，《Cell》1篇，《J Exp Med》1篇，《J Infect Dis》1篇；SCI收录8篇，影响因子累计达826；获发明专利1项（排名第二）；参编本科教材、专著3部。

俄[俄，读音作é(ㄜ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远古伏羲大帝之妹女娲氏，属于以先祖名字转意为氏。

女娲氏又称俄祖，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传说她与伏羲是兄妹，她与伏羲结婚而产生人类，后来女娲禁止兄妹相婚，这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

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还有传说女娲补天，即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

传说女娲制造了一种叫笙簧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女神。《风俗通义》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

女娲生卒年为公元前7759～前7653年，出生地在凤州(今陕西宝鸡凤县)，在位起讫公元前7707～前7653年，立都于凤城(令河南济源)，年号为女皇元年(公元前7706年)。

女娲是伏羲氏族凤姓部落一位大酋长的女儿，于壬寅年(公元前7759年)出生在凤州。她十六岁时，伏羲以一双精致的狐皮为聘礼向她求婚，二人结成了夫妻。此后他们便住在了凤州，先后生下了四个儿子，长曰羲仲，次曰羲叔，三曰和仲，四曰和叔。

关于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至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女娲之后，社会逐渐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其部族民众中有以女娲之别称“俄祖”为姓氏，称俄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古鲜卑族拓拔部俄氏部族，属于以部族称谓汉化为氏。

古鲜卑族拓拔部有俄氏部族，亦称娥氏，在史籍《魏书·官氏志》中有记载。在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俄氏部族取谐音汉字为姓氏，称俄氏、娥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纳西族，出自纳西族神话英雄俄英都努，属于以宗教信仰为氏。

在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神抵天地里，有一个远古祖先谱系，当中的代表人物都成为东巴文学中的主人公形象，其中后的俄高勒及其姐姐俄英都努、高勒趣和等都有相应的神话故事。祖先神话的代表性作品有《蝙蝠取卦书》、《白蝙蝠取经记》、《俄英都努杀猛妖》、《高来秋沃受》等。《俄英都努杀猛妖》是东巴文学中很有价值的名篇，记述的是俄英都努杀妖的业绩：

俄氏九兄弟在山原上放牧，丢了一头黑眼大黄牛。兄弟九人便带着九条猎狗上山去寻找。不料被猛鬼吃掉八人八犬，只剩下俄高勒一人一犬。

留在家里的妹妹俄英都努，下决心要报仇，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到猛鬼山上去了。

猛鬼遇见俄英都努，问她到何处去？她强装笑脸，说她特地来找伴侣。

猛鬼便向她求婚，俄英都努随之到了猛鬼的岩洞。在猛鬼的洞里，她看见八个人头、八碗血水、八副弓箭，八个狗项圈，俄英都努伤心之下，日夜哭泣不止。

猛鬼主问她为什么哭？她就乘机探问猛鬼的秘密。猛鬼主无意间说出了自己的致命弱点：不能炒空锅，不能舂空礁，不能折断细针，不能拉断细线，否则它就会丧命。

等猛鬼外出找食时，俄英都努就炒起空锅，舂起空礁，折断细针，拉断细线，捣烂猛鬼的家，并带着八兄弟的头骨和所有遗物，逃离了岩洞。

猛鬼发觉后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时，俄英都努就扔一样东西打之。东西扔完了，猛鬼仍然紧追不舍。俄英都努只好藏到山神的野猪窝边。

野猪问她来做什么？她就说是来帮它抚育猪娃。等到猛鬼追来，俄英都就用倒歌小猪的耳朵，整窝小猪大叫起来，大野猪听到小猪的惨叫声，以为是猛鬼要来吃小猪，怒不可遏，就直奔猛鬼，把它戳得粉碎。

这是一部反映纳西族早期生活的神话长诗，作品中有明显的母权制的痕迹，这在东巴文学经籍中是不可多见的。复仇的英雄是女性，这绝非偶然，俄英都努本身就是母权制尚未消失的一个影子，反映出纳西族社会父权与母权的复杂交叉，说明正是母权制走向衰亡，父权制开始确立的历史过渡时期。

纳西族人民非常崇敬俄英都努，许多人都以“俄英”为姓氏，后有汉化省文简化为俄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 ，出自 教创始人 之圣妻俄绮舍，属于以宗教信仰称谓汉化改姓为氏。

俄绮舍，亦称阿以舍，是 世界大贤艾布伯克的女儿，她九岁与 结婚，和 共同生活了九年。俄绮舍聪明而善文学，曾参与了 的政治生活，对日常生活方面的 教圣训知道得最多，从她那里传下 教圣圣训二千二百一十段。俄绮舍于回历五十八年(公元681年)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第五个渊源：源于佤族，出自云南俄山，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佤族共有人口三十五万余人，其中云南有三十四万七千多人，是云南特有民族，主要分布在沧源、西盟、孟连、澜沧、耿马县，镇康、双江等县也有少量分布。

佤族的先民在先秦时期便是“白濮”族群的一支，唐朝时期称为“望蛮”、“望苴子”、“望外喻”；明朝时期称“古刺”、“哈刺”；清朝初期称“卡佤”、“阿瓦蛮”等。

佤族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有四种方言。佤族民间文学丰富而优美，沧源岩画十分有名，是佤族艺术的珍品。

佤族人原先没有姓氏，在唐朝中叶以后开始仿照汉族按所居地名为部落取称，其以所居地云南俄山(今云南玉溪峨山)为部落名称者，称俄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俄格德格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蒙古族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部落之后，每个部落就是一个亲族。由于一个部落的人都有着血缘关系，所以那时每个部落除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外，所有家庭大都是一个姓氏。蒙古族的姓氏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以本部落的名称为姓。《蒙古秘史》中记载着成吉思汗上十一世祖孛端察儿掳一女俘，问：“汝何氏之人？”彼妇人日：“我札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真氏也。”兀良合是部落名称，阿当罕是自己的本名，札儿赤兀惕是氏族的名称。所以，这个女俘姓兀良合真(真，表示女性，若是男人就称兀良合歹)，名字叫阿当罕，是札儿赤兀惕氏族人。姓名称呼的顺序是：姓氏、名称、族属。东蒙地区的喀喇沁旗札萨克、台吉的蒙古族人均姓乌，就是兀良合(也称乌梁海)人者勒篾(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的七世孙和通始建喀喇沁部的缘故。这就是取本部名称词首为姓。在《元史》第一卷第一页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中，也把姓氏直接记为：“铁木真，姓奇渥温氏。”奇渥温，也记作“乞彦”，也是成吉思汗所属部落的名称。今鄂尔多斯的奇姓，均由此而来。拉施特《史集》记述塔塔儿部落时即说：“凡是出自此部落的人，如果是男子便唤做秃秃黑里歹，若是女人就唤做秃秃黑里真。”

第二种，就是以本氏族的名称为姓。合撒儿(成吉思汗仲弟)之后裔所建的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诸部的札萨克、台吉均姓包氏，就是源于合撒儿出世的孛儿只斤(也记作博尔济吉特)氏族之故。这就是取氏族名称词首为姓；乐土默特(原居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宝氏，也出于此，因为包、宝谐音所致。

第三种，就是以祖先的名字为姓。在古代，如元丞相、主修宋辽金三史的脱脱，本是蔑儿吉氏。其后人却以脱脱为姓，元代有脱脱尼，明朝有脱脱卜花。现代人以祖先的名字为姓的，如，出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从他先祖莫勒特图以后，开始取“莫”字为姓，谐音记作孟，所以嘎达梅林汉名叫作孟青山。又如，郭尔罗斯前旗王爷驻京代办富格日特，远祖兀良合人，本姓乌和吴，但富格日特的后代已取“富”为姓了。东蒙地区蒙古族像这种转姓的情况实存不少。

蒙古族人的名字，一是按民族心理习惯命名。这也分各种情况。有的男人习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帖木儿、康熙、罗成等；有的以长辈期望、意愿命名，男子多以幸福、大喜、坚强、富有、结实之意命名(如吉日格郎、巴雅尔、巴图、白音、布和)；有的以勇猛矫健的禽兽命名(如阿尔斯冷——狮子，巴尔斯——老虎，布日格德——雄鹰)；也有的按婴儿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命名的，如：塔奔台(五十)、吉仁台(六十)、乃仁台(八十)、依仁台(九十)等；也有直用汉语的，如五十六、六十三、八十二等；还有按蒙古古代公认的社会称呼命名的，如巴特尔——勇士或骑士，必勒格——智者，篾尔干或麦尔根、莫日根——神箭手，薜禅、彻辰或思钦——贤者等；还有以贵重的金、银，坚硬的铜、铁命名的，如阿拉坦(金)、孟恩(银)、铜宝、铁宝等。女子习惯以明亮的星辰命名，如娜仁(太阳)、萨仁(月亮)、敖登(星星)等；也习惯以美丽的花草树木命名，如其其格(花儿)、其木格(花蕊)、牡丹、海棠、梅花等；也有以自然物命名的，如塔娜(珍珠)、哈森(玉石)、水灵(翡翠)、乌云(蓝色宝石)等；也有象征着女人命运的名字，如呼吉雅(儿子的命运)、杜达古拉(带弟)等。女子按出生月份命乞的也颇多，如正月、三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月、腊月，惟独没有二月和四月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二”字蒙语发音不响亮，“四”与汉语“死”谐音之故吧，所以没有叫二月和四月的名字。

二是 喇嘛教传人东蒙地区以后，许多长者专门请喇嘛、活佛给儿子赐名，所以多有藏名，如尼玛、仁钦、桑卜、扎布等。

三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蒙、汉民族长期杂居和互为影响所致，有的蒙古族人在名字的前面加上了姓氏，如金·布和、韩·乌力吉、海·格日乐等。也有的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父名的字头，如苏·扎布、玛·巴特尔、陶·伊伦增、桑·扎拉森等。

①蒙古族原俄格德格氏，后多冠汉姓为宁氏，但亦有取谐音汉字为俄氏者。

②蒙古族原俄勒特德氏，后多冠汉姓为胡氏、白氏，但亦有取谐音汉字为俄氏者。

③蒙古族原俄勒斯特氏，后多冠汉姓为梅氏，但亦有取谐音汉字为俄氏者。

④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扎鲁特部长巴克之子，博尔济吉特·俄齐尔桑，素受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眷顾，授三等男，擢内大臣。其子博尔济吉特·楚勒袭其官，授二等男爵。其后裔有取祖名首字谐音汉字“俄”为姓氏者。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满族俄尔吞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俄尔吞氏，亦称额尔图氏，满语为Ertu Hala，世居黑龙江沿岸等地，后改汉字单姓为俄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出自鄂温克族俄尔吞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鄂温克族俄尔吞氏，亦称额尔图氏，与满族共此姓氏，满语亦为Ertu Hala，世居敦达敦(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敦达高毕苏木)、明安额尔图(今内蒙古正镶白旗明安图镇)、黑龙江沿岸等地，后改汉字单姓为俄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出自达斡尔族俄嫩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

达斡尔族俄嫩氏，亦称鄂诺氏、鄂内氏、鄂讷氏、斡难氏，满语为Eno Hala，世居黑龙江北境、鄂嫩河，后改汉字单姓为俄氏、鄂氏、敖氏、吴氏等。

二历史名人：

俄胜哲：(生卒年待考)，甘肃庆阳三十铺人，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

俄志弘：(公元1958～今)，甘肃庆阳三十铺人。著名地方兽医师。

1980～1985年在庆阳县庆城镇兽医站工作。1985年至今在甘肃庆阳县畜牧兽医站工作。1983年参加庆阳县畜牧兽医学会。

1989～1990年在甘肃农业大学进修学习。参与完成的科研工作有“牛瑟氏泰勤焦虫病的诊断与防治工作”、“快速养猪技术”等。

俄有浩：(生卒年待考)，甘肃庆阳三十铺人。著名沙漠化治理专家。

研究员，博士，1992～2006年在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民勤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作。2006年7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俄文其：(生卒年待考)，甘肃庆阳三十铺人。甘肃省庆阳市工商局副局长。

俄立祥：(公元1970～今)，山东东阿人。山东省东阿县交通局公务员。

俄士森：(生卒年待考)，山东东阿铜城镇赵徐村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教育局公务员。

俄文娟：(生卒年待考)，山东济南平阴刁山坡镇江庄村人。中国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员。

答案：根据相关资料，现代福建省漳州市卢溪镇各乡村姓氏明细分布如下：

1 田洋乡：主要姓氏为陈、林、叶、黄、吴等；

2 徐溪乡：主要姓氏为陈、林、叶、黄、吴等；

3 张坂乡：主要姓氏为陈、林、叶、黄、吴等；

4 新圩镇：主要姓氏为林、陈、叶、黄、吴等；

5 洋中乡：主要姓氏为陈、林、叶、黄、吴等；

6 岐山镇：主要姓氏为黄、林、叶、陈、吴等；

7 中洋乡：主要姓氏为陈、林、叶、黄、吴等；

8 卢溪镇：主要姓氏为林、陈、叶、黄、吴等。

解释：以上是现代福建省漳州市卢溪镇各乡村姓氏明细分布，这些姓氏分布的情况对于了解该地区的人口构成、文化传承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拓展：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姓氏了解到一个地区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背景等方面的信息。在福建省，姓氏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底蕴，例如福建省的许多地名都来自于姓氏，如福州市的闽侯县、长乐市、福清市等。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2杀故主晋爵亲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后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不一，甚至是两极化。

有人认为，由于他作为汉人，却与清朝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明朝皇族、大臣等，故他的行为应被视为“汉奸”。因此故经常有人拿“现代吴三桂”这个称号来攻击对手。 吴三桂

也有人认为，在动荡的明清交际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的家族利益行事，所谓汉奸评价实在太过苛刻。更有人指撰写《圆圆曲》讥讽吴三桂的吴梅村本人，最后竟然自己去做到清廷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在道德高度上实在没有资格去写诗辱骂同样是投清的吴三桂。

现玉田县南部窝洛沽镇，仍保留着完整的《吴氏家谱》，其中记载，吴三桂引清入关的原因，皆因李自成逼迫吴三桂投降，未果，一怒之下，在北京杀吴家百余口，原文如下：“李贼进京，于宣武门外，杀吴家百余口”，并未闻怒发冲冠为红颜。家仇所使，这才是他引清入关的真正原因。

史书点评

《清史稿》：圣祖初亲政，举大事书殿柱，即首“三籓”。可喜乞归老，曷尝言撤籓？撤籓自廷议，实上指也。三桂反，精忠等响应，东南六七行省皆陷寇。上先发兵守荆州，阻寇毋使遽北。分遣禁旅屯太原、兖州、江宁、南昌，首尾相顾，次第渐进，千里赴斗而师不劳。三桂白首举事，意上方少，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变起且恇扰。及闻上从容指挥，军报迅速，阃外用命，始叹非所料。制胜於庙堂，岂不然欤？上不欲归咎建议撤籓诸臣，三桂等奉诏罢镇，亦必曲意保全之。惜乎三桂等未能喻也！[1]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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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