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6]①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7]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荀组见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同时还可以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中朝的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阳，南来亦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与司马越、司马睿的政治关系，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户，重女红（分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他们也较多地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阂。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8]。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今天，边肖为您带来了古代氏族门和阀门的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在古代，氏族集团先于封建皇权，正是它们的存在催生了宗法制度。

宗族通常是在同一个聚落中形成的大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族群的模糊概念。类似的术语还包括“家庭”。在小范围内，“宗族”和“家族”有时会相互混淆。春秋时期的晋朝，宗族通常以赵、韩、魏、支、范、中行为姓。并形成居住区；一个氏族可以包括许多家庭。

但宗族能在民间迅速发展，还是要等到封建皇权出现。而封建皇权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生事物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所以每次都选择了抵制和抑制其发展。西汉时期，朝廷镇压豪强；东汉朝廷实行张田，是抑制宗族发展的表现。

但宗族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连封建皇权都无法遏制。

东汉的法律没有提到租饷兵。但政府选择默许宗族扩张土地，雇佣大量仆役耕种的现象。魏的调租制度允许征户按户征税，使宗族得以保护工人的特权，被视为这一制度改革的先行者。西晋的授客制度和东晋的授客制度都承认家族特权。

因为封建皇权总有要保护的东西，限制了宗族的特权，后来就逐渐放开了。皇权和宗族的冲突正在缓和，它们逐渐变得相互依存。但是，这种放松不代表完全没有冲突，依赖不代表两者一致。

宗族与皇权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因为随着宗族的发展，这种矛盾无法消除，或多或少是存在的。只要皇权足够稳固，宗族是非常愿意为皇权服务的。宗族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托付给皇权。毕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政权稳定，宗族才能繁荣发展；如果政权混乱，氏族的发展就会受挫。

东汉时期，社会相当动荡。当时的宗族不仅不敢轻视皇权，就连大臣们也争相献技，希望恢复稳定的政权。东汉末年，朝廷虽然名存实亡，但当政的董卓不敢轻易废帝。而是整顿朝纲，尽快稳定朝廷。当汉朝真的不存在的时候，曹操和他的人才分裂，强大了。

也正是因为家族对汉朝的支持，这些诸侯不敢轻易改姓。

我们以东汉为例。皇权控制宗族。如果皇权稳固，宗族就是皇权的支持者；如果皇权不稳，宗族就会想办法复辟汉朝。如果皇权已经崩溃，没有办法恢复，那么世界的统治者就会竞争，然后新的皇帝就会诞生。而且，新皇帝必须有宗族支持，否则，他不可能成功。

曹操拿下袁绍，联合了一些强大的宗族，获得了宗族的支持，导致了后来的局面。在混乱的情况下，胜利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皇权，但一旦这个皇权稳定下来，它可能会再次与氏族发生关系。曹丕建立的魏国比较特殊，因为它在还没有稳定下来之前就被司马家族所取代。

显然司马家也获得了强大的宗族支持，才导致了这样的新局面。西晋代魏后，皇帝的姓氏虽然变了，但国家的格局没有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魏与西方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因为，古代混乱的社会回归正常秩序的时候，肯定会经历一些波动，但这不一定是阶级变化。

通常皇权是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宗族势力还是其他势力都要受皇权控制。东汉时期，宦官专政只是皇权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宦官拥有皇权以外的权力。皇权权力最大，其他人只能通过控制皇帝，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来获得他的权力。但是，这些都是窃皇权，不是否认。

类似这种现象，法院内部争议不断。当权者通过废除旧帝，重建新帝来为自己谋取权力，从而铲除异己。然而，胜利者是难以维持的，因为这种权力属于皇帝，而不是其他人。大家族会维护皇帝的权益，打击夺权的宦官和外戚。因此，贵族氏族的影响将会扩大。

魏晋时期，士族占据了曹家和司马家族的阵营，并通过学术支撑其政治地位。魏统一到金朝，这些士绅就统一了。在大一统王朝下，士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无法超越统治阶级司马家族的力量。八王之乱时，士族还只是诸侯的座上宾。

著名学者王弘帮助东海王司马岳治理洛阳。他们的结合改变了权力结构，族法的族权开始与皇权并驾齐驱。

从此皇权政治变成了门阀政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西晋的司马睿不具备继承皇位的条件，因为司马睿在诸侯中没有威望、实力和信用。如果没有宗族的支持，他可能无法站在姜佐一边。

此外，司马睿没有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他与西晋皇帝的关系也很疏远。

由于当时晋朝仍然存在，司马睿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只能通过门阀家族的支持来增加。此外，司马睿不仅得到了王氏兄弟的支持，还得到了司马越麾下士绅的支持，从而形成了江左的政治格局。我们需要司马睿士绅的支持，这些士绅也需要司马睿的保护。

为了躲避胡人的暴动，这些士绅不得不渡江南下。此外，这些士绅知道，只有坚持金朝的正统，才能保证家族的利益。然而，长安的正统王朝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所以他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新王朝的发源地司马睿。

因此，这些士绅寻求司马睿的保护，司马睿依靠他们获得了继承金朝的条件。

司马睿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决定等中原的皇帝被抓起来，自己当国王，自己去打贼。有了士族的支持，大臣们会更亲近，伟大的事业才能实现。但是，我们不能把士族和皇权混为一谈，因为它们不可能完美结合。甚至前面提到的王洪和司马越的关系也只是士族和皇权的关系。

但由于特殊原因，这种关系往往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杜南的贵族是那些失去了土地，正在寻找地方居住的人。他们想要一个住的地方，他们立场坚定。所以他们必须支持司马皇朝，让这个皇朝给他们提供庇护，但又不希望皇帝限制他们的自由。但对于金元皇帝来说，他们不仅受到皇帝的热情对待，而且行为可能会受到限制。

因此，要稳定世界政治秩序，必须经历皇权与士族的斗争与较量。

据我所知，晋元帝利用镇压王氏兄弟，导致王敦与王氏兄弟勾结，与南方人造反。此后，王敦以“除汉奸”为名发动了反对刘晶的叛乱，并得到了士绅的支持。所以士绅的利益不会轻易被皇权侵犯。后来，王敦再次造反，企图吞并江左，取代司马家，但这一梦想最终因士绅的反对而破灭。

毕竟司马黄的权力是有士绅支撑的，谁想取而代之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士绅和皇权，稳定和平衡的政治秩序仍然可以维持

起初只是士绅与皇权暂时的平行状态，被双方所接受，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典范。后来掌权的虽然权力更大，却不敢破坏这种政治平衡。

所以这种门阀政治，士族与皇权并行，不变。

这种形式在水资源战争后发生了变化。

士绅势力已经不能和以前相比了，东晋政权就要结束了。梁武帝试图重振皇权，但收效甚微。毕竟当时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门阀政治开始瓦解，是由于王作为后宫中的一个亲戚在太原干预政务。

武帝死后，司马道子、司马元宪反对门阀政治，王恭、尹仲侃、恒玄支持门阀政治。王恭起兵失败，恒玄吞并尹仲占领建康，消灭了反对门阀政治的司马元宪父子。如果恒玄处理得当，可以复兴门阀政治。毕竟很多士绅不仅支持恒玄复辟门阀政治，也接受恒玄。

但是恒玄没有走正道，因为它破坏了世界局势。君子各有所忧，不过分。我们只知道杨府曾经对恒玄提出过异议。杨府不同意恒玄篡金独立，这也是士绅的愿望，只是这些士绅不敢表现出来。其实真正有能力对抗恒玄的是刘裕。

现在士绅对恒玄的态度和之前的王敦很像。为了防止司马道子的专制统治，士绅们欢迎恒玄进京。阻止恒玄篡位，就是维护士族与司马皇权的关系，阻止恒玄吞并江左。这是江左士绅处理与王敦关系的方式，也是政治权力分配的需要。

但不同的是，在王敦一次又一次造反的时候，士绅们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采取行动阻止王敦篡金，可见前朝士绅的厉害。面对恒玄，士族不敢公开反对他篡金，因为恒玄是在他们的邀请下反对司马道子的，所以士族也不好意思公开反对他。

然而，恒玄的对手宋武帝赶走了他，这使恒玄的努力成为东晋最后的斗争。以前思维敏捷的先生，现在也没那么厉害了。之后，刘裕恢复了东晋的统治秩序，但未能重建与士族的关系。因为，士族推翻晋朝，建立南朝，不是一步到位的，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是东晋的政治局面，门阀政治为皇权回归提供了条件。

宗族通常是在同一聚居地形成的大的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模糊的族群概念。类似的用语还有“家族”，小范围内，有时“宗族”和“家族”互相混淆使用。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一个姓氏，如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并构成的居住聚落;一个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

然而，宗族能够在百姓中迅速发展，还是要等到封建皇权出现之后。但是，封建皇权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个新生事物跟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每次都选择了抵制，抑制其发展。西汉时期，朝廷打击豪强;东汉时期，朝廷实施丈田，这些都是抑制宗族发展的表现。但是，宗族却是依靠社会经济发展起来的，即使是封建皇权也没有办法扼制。

东汉的法律，在租赋兵徭上没有任何表示，但是，对于宗族扩田、雇佣大量佣人种田的现象，政府却选择了默认。魏国的租调制度，让征收户可以以户来计算，使宗族能够庇佑劳动人员的特权，这是制度上算是改革的先锋。西晋时期的荫客制度和东晋时期的给客制度，都是对宗族这种特权的承认。因为，封建皇权总有自己要保护的东西，所以，对宗族特权有所限制，这种限制在后来也慢慢被放开。皇权和宗族的冲突正在缓和，它们渐渐开始相互依存。只是，这种缓和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冲突，而依存也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一致的。

宗族与皇权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因为，随着宗族的发展，这种矛盾无法消除，或多或少存在。只要皇权足够稳定，宗族还是非常愿意服务皇权的。宗族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皇权，毕竟，它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如果政权稳定，那宗族就可以繁荣发展;如果政权混乱，那宗族的发展将会受挫。

东汉时期，社会比较动荡，那时候的宗族不仅不敢轻视皇权，连大臣们都争相献技，希望能够恢复稳定的政权。直到东汉末期，朝廷虽然已经名存实亡，可是，掌权的董卓却不敢轻易废除皇帝，而是整顿朝纲，使朝廷尽早稳定。当汉朝真的不存在时，曹操一伙人才群雄割据，各自壮大。也是由于宗族势力对汉朝的拥护，所以，这些诸侯才不敢轻易改变皇帝的姓氏。

我都知道，晋元帝利用刘隗来压制王氏兄弟，进而引发王敦与王氏兄弟勾结，跟南人沈充一起反叛晋朝。之后，王敦发动叛乱，以清理叛徒为名反对刘隗，取得了士族们的支持。由此，士族的利益不会让皇权轻易侵犯。后来，王敦再次叛乱企图吞并江左取代司马家族，但最终因为士族的反对梦境破灭。毕竟，司马氏的皇权还是受到了士族们的支持，任何人想取而代之，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向我们说明：只要士族和皇权愿意一起努力治理天下，那么，政局稳定的平衡秩序还是可以维护的。原本只是暂时存在的士族和皇权平行的状态，由于被双方共同接受，而成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模式。后面执政的恒氏、谢氏，即使再有权力，也不敢破坏这种政治平衡。因此，这种士族和皇权平行的门阀政治才得以维持，没有太大的变动。

东晋的政治局面就是这种，其中，内容无非是门阀政治为皇权回归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