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人物概述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居住过的 欧阳故宅(16张)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对于家风家教，世人景仰曾国藩。下面让我们走近曾国藩的家风家训与教子之道。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 ”三不朽”被誉为「 ”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然而，他有个成就更应该被世人记住，他是一个优秀卓越的家长，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家庭具有高度责任心，一生修家书近1500封，对曾氏后人产生重大影响。 两百多年来，自曾国藩以下八代人中无一「 ”败家子”，有名望者多达240余人，构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华夏望族。 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唐浩明先生作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他认为曾国藩家风家教包罗万象，如果用精简的语言表达出来，那就是曾国藩写给他儿子的一句话，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那么读书应该怎么读才对？曾国藩教给子女读书方法主要有三条。 他在给大儿子曾纪泽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 我们为什么读书？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智慧与思想，让作者的高能量场影响着我们。知识性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但思想性的东西、智慧性的东西，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越有学习的价值。所以，读书最大的捷径，就是读经典。经典一定要精读，因为从学习的效率上来说，精读要比泛读还要重要。泛读虽然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学得多，忘得也多。但精读就不一样，能吃得深、吃得透。 第二，「 ”一书不尽，不读新书”。曾国藩主张一本没读完，就不要忙着去读其他的书，这实际上就是沉浸的读书法。 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他对儿子说：「 ”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 读书应该是件轻松愉悦的事，但曾国藩主张看书的时候要作札记，也就是看书的时候得学会动手，边看边写，要「 ”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也就是要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思、所想，不论是心得体会，还是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要能随手记下来，这样才能有助于读而后学。 第三，就是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曾国藩就鼓励他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而且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 对于老二曾纪鸿，曾国藩就更是这样了，不仅鼓励曾纪鸿培养出数学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鸿结婚之后，他的老婆郭筠是个喜欢读书的女性，曾国藩觉得在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儿媳妇能喜欢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教儿子的时候，还顺便教儿媳。郭筠不像曾纪鸿一样喜欢数学，她只喜欢文学与历史，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大家。所以在曾国藩的引导下，郭筠通读《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鉴》，也成了一个有名的才女。 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要想自己好，家庭好，读书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读书能增长知识提升技能，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涵养心灵，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展，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读好书可明理，明理，依理行事便是君子。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在曾国藩看来，要教育孩子立足社会，并让这个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关键就是两个字:勤与俭。他要求孩子们一生铭记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晚年留下一个年谱，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她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 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 曾国藩认为，「 ”儿女越贫贱，越知生活之艰难；越知发奋，亦就越易成器”。「 ”而世家子弟条件优越，易犯奢侈”；一门心思都用在追求豪华的生活上，不仅难以成才，而且还会由此变坏。因此世家子弟欲成大器，就须”崇俭”，「 ”以戒奢侈为要义”，努力像普通贫寒子弟那样生活。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家庭的物质生活管束很严，规定甚细。他们家日用家具是「 ”但求结实，不求华贵”。文房四宝是「 ”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每月生活所需银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盈余，不准亏欠＂。吃饭方面，他自己经常「 ”夜晚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 ”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菜而不用肉汤”。穿衣方面，他自己「 ”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要求子女「 ”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婚丧喜庆则「 ”一切皆从俭约”，就连他亲母的丧事，也照一般人家开席用菜，「 ”不用海菜”。 对于勤。曾国藩要求子女黎明即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在曾家，男子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写字做文章，除此之外还必须参加一些诸如打扫卫生、喂鱼养猪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曾国藩归纳为「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事，其中除「 ”考、宝、书”讲的是祭祀、待邻、读书外，其它五事讲的都是劳作。他反复叮嘱：「 ”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女子则要求每天都必须做些针线活，还要求学会做小菜，下厨房做饭。 同治三年，曾国藩夫人、女儿、媳妇来到安庆督署，曾国藩「 ”共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终日响着纺车声，可见曾国藩治家之严与曾家家风之淳厚。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曾国藩要求家人所做的事情，他自己不仅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人格力量比一些刚性的规定更有用，曾国藩这种高大的形象，这种厚重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印刻在他子孙后代的心里，这种力量兴许比他的家书对后代的影响更大。 曾国藩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曾国藩不仅在穿着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吃饭的时候，碰到饭里面有带壳的谷物的话，他要把这个壳磕开，把里面的谷物吃掉。 在工作方面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从不懈怠。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在孝的方面，曾国藩堪称模范。曾国藩对祖父母、父母极其恭敬孝顺。他始终以很低的姿态给父母长辈写信，常常盛赞其德其行，时时嘘寒问暖，经常禀报商议家事，恳请兄弟子侄尽孝尽责。曾国藩经常为不能亲身孝敬父母长辈而内疚惭愧。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 ”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当父母长辈稍有病恙，曾国藩深切担忧，他说：「 ”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当母亲病故时，曾国藩更是哀痛不已，深深自责。咸丰二年七月给纪泽的信中说：「 ”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

曾国藩辅佐过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个皇帝。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

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道光十四年(1834)求学岳麓书院，师从欧阳厚均。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1852年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曾国藩书法源于深厚的传统帖学基础，习字极其勤奋，不管是驰骋战场，还是赋闲在家，俱不忘事翰弄墨，其对于子女临习碑帖也极其严格，这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以见到这类记载。曾国藩毕生信奉程朱理学，书法讲究笔笔有法，从不逾规矩，可惜缺乏个性。

扩展资料：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

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曾国藩

曾国藩

曾国藩子女后代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号梦瞻，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妻贺氏（1840—1857，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继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数学家），妻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长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适袁秉桢（乃同乡好友袁芳瑛之子，性傲慢，不甚长进）

次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适陈松年（字远济，茶陵人，好友陈源兖之子，曾随纪泽出使欧洲，幼育于曾国藩家，有隐疾）

三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适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四女：曾纪纯（1846—1881），适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五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适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