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樊（Fán）姓源出有三：

1、出自姬姓，形成于西周，是周文王的后代，其始祖为樊仲山甫，史称姬姓樊氏。据《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所载，周文王的儿子虞仲有孙名仲山甫，他同召伯虎、申伯、南仲、尹吉甫等大臣一起，辅佐周宣王南征北战，使周人统治的疆域扩大，号称“宣王中兴”。由于仲山甫功勋卓著，宣王封他为樊（今河南济源县东）侯，他的子孙即以樊为姓，樊氏。

2、出自子姓，起源于商代，是成汤王的后代，史称子姓樊氏。据《左传》所载，商汤的后裔子孙，在商中期以后，形成了陶、施、樊、繁、锜、几和终葵七大族，其中有樊姓，子孙一直沿袭下来。商朝灭亡之后，周武王把商的遗民七族，划归齐国管辖，故战国前后，樊姓多在齐、鲁一带。孔子的弟子樊迟，便是商人七族中樊姓的后人。

3、为西南少数民族姓氏。东汉时，巴郡、南郡蛮夷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莘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省长阳西北）。

得姓始祖：仲山甫。周宣王时之名臣，因食采于樊，故又称樊仲山甫，亦称樊仲山父、樊仲（见《国语·周语上》、《晋语四》），卒谥穆，故亦作樊穆仲。樊重即其后。又易蹇卦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疏曰：“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类聚卷·二○》引作“夙夜匪懈”。樊姓的始祖，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辅佐周宣王中兴的名臣仲山甫。他是鲁献公的第二个儿子，仕周为卿士，后来因功被周天子封在樊国，爵位为侯，在当时的诸侯之间，地位十分崇高和尊贵。他的后代子孙，后来也按照当时的习俗，纷纷以国为氏，而我国就开始有了“樊”这个姓氏。樊氏后人尊仲山甫为樊姓的始祖。

二、迁徙分布

樊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樊姓出于姬姓。周太王有后代叫作仲山甫的因为作战有功被分封到樊地（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南，一说现河南省济源市），他的后代以国号为姓，世代以樊作为姓氏。而樊姓最早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商汤时代。上古汤王建立了商朝，汤王的后代十分兴盛，后来渐渐分离成了七的大族，其中就有一族为樊姓。后来商朝被周武王打败，周朝平定天下以后，周成王的叔叔康叔管辖商朝的遗民，他将这七大王族迁到山东山西一带，让他们在此定居。所以樊姓的名门望族亦大多出于山东山西一带。在古代，樊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上党。樊氏族人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均有分布，如北京，河北之尚义、景县，山东之平邑、龙口，山西之太原、长治，广东之新会，广西之田林、灌阳，贵州之从江，云南之泸水、陇川等地。樊姓是当今常见姓氏，分布较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17%，居按中国姓氏人口多少排序的第一百零二位。尤以陕西、河南、江西等省多此姓，三省樊姓约占全国汉族樊姓人口的50%。在山西省按照姓氏人口多少排序中，居第四十五位。

三、历史名人

樊 哙：汉初将领，沛县人。楚汉战争时，项羽的谋士范增打算在鸿门宴上谋杀刘邦，樊哙持盾闯入，斥责项羽，使刘邦得以脱身。灭秦后，与张良谏刘邦不要贪图咸阳宫室安乐，遂封存重宝财物府库。以军功封 舞阳侯。

樊 英：字季齐，生于汉代，南阳鲁阳人。他通晓阴阳地理，并洞悉其中的奥妙，能推测灾异。他在壶山之阳隐居时，向他求学的人从四处涌来。无论州郡如何礼请他，他都不应。有一次，有暴风从西方吹来，樊英对学生们说：“成都市正在发生火灾。”就喝了口水冲西喷去，并让学生记住当天的日子。后来有人从蜀郡来，说那里大火，发生的时间与与樊英喷水的日期正好相符。来人还说，当时有黑云从东边突然袭来，须臾之间转为大雨，于是火灾得以扑灭。永建年间，宫殿上有一架钟在无人敲击时，自己能发响，皇上对此甚为忧虑，公卿大臣们无人能解。于是便去询问樊英，樊英说：“蜀岷一带发生山崩了，山是铜为母，母亲崩，所以儿子鸣。这并不表示当今圣朝会有什么灾祸。”时隔不久，果然有人向朝廷奏报，蜀地发生了山崩的消息。在中国古代，隐士多是修道之人，修道人具有特异功能并不足为奇，因此他能用遥识功能看见成都市的火灾，并用功能扑灭它。

樊 逊：北齐哲学家，他对道教神仙方术加以批判，认为皆虚妄之术，“秦皇汉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归，栾大往而无获。犹谓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还入骊山之墓；龙媒已至，终下茂陵文坟”（《北齐书·樊逊传传》），到头来都进了坟墓。

樊 兴：安州人。以罪为奴。从唐公平长安，授左监门将军。从秦王积战多，封营国公，数赐黄金杂物。后坐事削爵。贞观六年，陵州獠反，命讨之，为左骁卫将军。又从李靖击吐谷浑，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后军期，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勋减死。后为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公。太宗征辽，以兴忠谨，副房玄龄留守京师，检校右武候将军。卒，赠左武候大将军、洪州都督，陪葬献陵。

樊 圻：明万历四十四年至清康熙三十三年后（1616-1694后）清画家。字会公，江宁（今江苏省南京）人。擅画山水、花卉、人物。为“金陵八家”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柳溪渔乐图》

樊 弘：四川I江津人。民国14年北大毕业后，任北京《中美晚报》编辑助理和《国民公报》编辑 员。后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历任湖南大学、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和复 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民国31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专项研究员。民国35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1950年加入中国***。曾任政协第一、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七 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1988年4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著有 《劳动立法原理》。编有《社会调查方法》、《中国劳动年鉴》（与人合编）、《工资理论之发展》、《论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 律》等。

樊于期：战国时秦将，避罪于燕，得燕太子丹之庇护，后因荆轲欲替太子丹杀秦王，愿得其首级以入秦，遂自刎而死。

樊宗师：字绍述，河中人。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中，擢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历金部郎中，绵、绛二州刺史。进谏议大夫，未拜，卒。诗七百六十九篇。今存一首。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上党郡：战国时韩国设置，秦灭韩后沿用，其地相当于今山西省沁水以东地区。

南阳郡：战国时秦国初置，其地在今河南省南阳一带。

2、堂号（缺）

 大航海时代:帝国兴衰的缩影

　600年，作为明帝国首都的南京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庞大的宝船队七次从南京龙江关缓慢地驶入长江，借道太仓附近的浏河口进入波涛汹涌的东海，然而这些奠定了明帝国15世纪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动并没有使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海运城市而流传于世，仅仅在郑和最后一次泛舟下海后几十年，曾经宏伟的南京宝船厂就变成了荒芜河滩上的小作坊，宽阔的浏河入海口也逐渐淤塞。同样，当1498年达茄马带领他的小舰队到达东非时，当地的原住民对他们带来的诸如玻璃珠、粗呢等礼物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欧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为何明帝国的海上事业在最辉煌的顶峰突然衰落？答案似乎必须从曾经作为它诞生地的遗址中才能找到。

　宝船与奢侈的肮行

　相对于整座喧闹的南京城，位于南京滨江路与草场门大街的宝船厂遗址还算是一个静谧的地方，尽管遗址的门口已经打出布告，宣告即将把这里变成拥有包括南洋半岛景观群落、波斯湾景观群落，乃至明式水乡与小吃街的“郑和下西洋文化公园”，但除了一些在建筑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几乎没有游客来参观这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600年前的中国无敌舰队”诞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与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环绕着三座“作塘”，布满藻类的水面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已经淤塞的沟渠。然而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这里，而非那座位于西北，已经荡然无存的明代龙江船厂，才是制造那些犹如海上移动城堡般“宝船”的确切地点。“我从1959年就住在这里，从三叉河口到现在的银城花园，漓江路。有两公里长的地方都叫宝船厂。”新华造船厂退休干部杨斌对记者说，“清代管中山路这一带叫宝船滩，这里的老百姓以南为上，北为下的原则，将这里称呼为上、中、下宝船，直到民国初年重新规划南京时更名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实就是制造宝船的干船坞，在解放初期还能看到6个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个。宝船厂当年就处于长江岸边的河漫滩地带，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积在作塘两侧，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坚实的黄土，再次加固，经过夯打形成堤岸。”曾参与过2004年6号作塘发掘清理工作的江苏文史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对记者说，“这里应当可以制造相当规模的船只，因为6号作塘长为400米，宽是40米。1957年就在这里发现高达11米的大型舵杆，我们还找到了34处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台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残件。”

　考古发现是否能证明这些海上霸主确实存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夸大杜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坚称，早在宋代，中国就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而自 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它们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可达120吨。在设计上，船底变窄犹如刀锋一般，以便能够劈开海浪，从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运来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他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干船坞造船法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提及：“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从墩台和水深来看，宝船应为平底船。因为墩台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还有大约1迈克尔的台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业时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么这个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够，所以宝船一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成员季士家表示，“像福船这样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稳定性强，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滩上，作为陆地上的指挥办公场所。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满喇加，就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描述，最大号宝船的船体建筑包括头门、仪门、官厅、库司等建筑，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能当作一般的演义小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对记者说，“它证明了诸如曾经随同郑和出海的马欢、巩珍等人对宝船记载的确实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宝船完全可能存在过。宋徽宗时期为了出使高丽，造有6艘顾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笔记小说《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南宋时期洞庭湖杨么起义军所用的车船，可以达到三十六丈的长度。”

　在研究人员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到600年前在这片江岸上宛如好莱坞巨片一样的场景：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各省的能工巧匠，连同家属络绎不绝地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在永乐初年的鼎盛时期，大约有2万——3万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按照技能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厢大约一百户。另外还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运建材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在船厂中央，7座作塘中横亘着宝船巨大的龙骨，工人们在塘底先修筑以夯土为基础的墩台，在其上搭建名为“台架”的脚手架，然后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然后再以层层叠加的木板构成船侧板，桅杆则竖立在已经丈量好，被称为“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子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并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样的涂料也被覆盖在联结船板的耙钉与马蹄钉上，以免铁锈腐蚀木头的纤维。桅杆使用的材料是坚固的杉木，而船身则使用榆木和来自四川的楠木。较大的船只拥有四层甲板，最底层用来安置泥土与石块等压舱物，第二层则是船员的宿舍与货舱，第三层甲板则连接舱外的厨房与舰桥，最高层的甲板往往是士兵们的作战平台。当船只完成后，作口的门闸就缓缓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从而让宝船直接进入浩荡的长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并非一个随便的数字，官方长度的一尺，从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国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维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种——礼、义、廉、耻。在整个船队中，除了最大的宝船，还包括载运供品的八桅马船，承载给养的七桅粮船，和使团成员乘坐的客船。根据马欢《瀛涯胜览》与《郑和家谱》中的记载，全体人员包括品级不同的太监，户部与鸿胪寺官员，乃至医生，军士，通事，书算手，买办，共计26000——27000人。

　船队一旦开航，最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谙习水性，不畏风浪”的水手，他们用“牵星术”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准确判断船队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痦也”。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在《武备志》中保存的二十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四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至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成圆形的罗盘上刻有八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四十八方向的导航。负责这些复杂观测职务的海员被称为“火长”。这些经验丰富的首领海员还要同时担负起计算时间与航速的责任，在海船上，一昼夜被分为十更，每更大约是2小时24分钟，良好天气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是一更20英里，即每小时八节。这个速度无疑是这些大小不一的船只都能轻松保持的，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船队在海上航行时不可能保持《武备志》中复杂的密集队形，而很可能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

　从南京到浏河的见证

　马府花园坐落在南京太平南路东侧的马府街上，与街道上车水马龙的繁忙相反，在公园里，只有一些老人在荷塘边浓密的树阴下专注于琴棋与太极拳。作为南京郑和研究会理事，郑和第19代嫡孙的郑自海先生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这座曾经是郑和府邸的公园将被重新修建为郑和博物馆，“建文四年，郑和作为守备太监进入南京时，还用原名马和，因为他在靖难之役中，于北京附近的郑村坝立下军功，所以在永乐二年，才改名郑和。但是府第仍然被称为马府。”郑自海说。根据老人回忆，马府有72进房子，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南京时都被焚毁了，后来光绪年间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浙江人聚集的新安会馆，而郑氏家族就散居在南京，或迁移至苏州、常州，甚至祖籍所在地云南玉溪和昆阳。不过传说郑和全副戎装的云锦绣像，还有使用过的宝剑，仍然埋藏在马府街的地下。老一辈人都传说，这张画像上的郑和与史册中描写的一样，是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浓眉大眼，符合他有智略，知兵习战的个性。

　相对于这些传说，郑自海在近几年中最关注的是家谱的搜寻，根据家族中的记述，郑和的家祖是元朝的咸阳王赛典赤，全名为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尔，“赛典赤”的意思是“圣裔的贤者”。按照《元史》中的说法，赛典赤是归顺成吉思汗的西域 ，历任燕京路总管，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在忽必烈时代，担任云南行省政事，后被封为咸阳王，“明初沐英平定云南后，不许用胡姓，让所有 改为汉姓，所以分为十大姓，长子叫马速忽，就是郑和的直系先祖，迁到南京后，直到建国初期，每年初一，郑氏家族都要聚集在净觉寺，打开家谱，把新生的成员名字登上去。”郑自海说，“家谱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咸阳家谱》，明代史仲彬《致身录》中就记载有这本书，明确称‘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永乐中，受诏而行游西洋’。”遗憾的是，《咸阳家谱》已经在“文革”中散轶，踪迹全无，直到1990年，在十九世孙女沈郑氏的家中，发现了四块木板，盖过水缸，结果发现是《咸阳世家宗谱》的木刻封面。也证明了家族内部，关于自十世以下，就以“大尚存忠孝，积厚自流宽，蕃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二十字为排行字的习俗是正确的。

　相对于马府，另外两处见证了郑和功绩的遗址多少令人有些惆怅，从马府行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位于下关区热河路的南京静海寺，院落和建筑虽然宏伟，但却是1987年与1996年重修的结果，除了那块在厢房墙壁中被发现，记载了郑和率27000之众，乘坐两千料海船下海等只字词组的静海寺残碑和邻近天妃宫遗址中残留的“洪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惟一见证了600年历史的只有两块衔接房梁与支柱之间，刻有花鸟图案的“鹊替”。而距离它不远，由郑和监工，耗资250万两银子，动用了10万名夫役，从永乐十年开始历时20年才完工的大报恩寺更是片瓦无存。那座高达240英尺的琉璃宝塔，于1856年毁于战火，我们只能从著名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中领略它的雅致与优美：“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整座塔多彩多姿，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从南京出发，乘坐长途汽车沿高速公路行驶3小时，就可以到达郑和庞大船队的出海口，位于太仓东南的浏河镇，这里不仅是太湖的泻水道，也是浏河与长江的汇合处。在镇东南的河口，河面已经宽阔至百米以上，大大小小的驳船与拖轮在河面上缓慢地行驶。向导指向远方一处高岗说，那里就是明代烽火台所在“宝山”的地方。根据道光朝《刘河纪略》的记载，永乐十年，平江伯陈暄因“黑夜风雨，船多覆溺”，而奏请在刘家河海口东南建一座土山，在上方建烽火台，烽火台高三十余丈，以狼烟与烽火引导进港的船只，永乐一朝之内，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刘家河遂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作为见证，明代诗人陈升曾有诗《娄江夜泊》，描写当时海洋贸易的盛况：“古娄江上浪掀空，万斛楼船苇叶同，蜃气虚洋掩明月，尤雨度淮乘疾风。”从河口再向南20公里就是长江与东海交接的吴淞口，崇明岛的轮廓在淡薄的雾霭中清晰可见，在河岸一望无际的芦苇中，掩藏着望海亭的残基，季士家告诉我们，从元代开始，海员们都习惯出海前在这里烧香，请求天妃和其他神灵的保佑，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在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十六日立于刘家港天妃宫的《通番事迹记碑》上，讲述了他们在远洋中的“圣爱尔摩火焰”，这种常出现在暴风雨中树梢、桅杆、尖塔顶部的青色闪光，无疑是他们在出航时虔诚祈祷，从而使天妃显灵的标志，“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刘家港在海运停止，漕运兴起之后就逐渐废弃，清代初年《崇明县志》也有记载，说郑和宝船船大，难进浏河，而附泊崇明，说明航线由于逐渐停运而开始变窄。”浏河镇郑和纪念馆馆长刘咏说。到了清代，严如煜已经在《洋防辑要》中记述在万历年间，这里的港口已经被海潮带来的沙土所壅塞，“仅存一线”。港口的兴衰无疑是一个国家海运兴衰的晴雨表，15世纪初，明朝的水师还拥有3500艘各型的舰船，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岸各海岸巡检司，而400艘则集中在南京一带。但仅仅过了一个世纪，登记在册的船只就只相当于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小部分，其后的整整300年中，中国驶向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字只增长了一倍，最高峰时不过295只，载重不超过500吨。在位的弘治皇帝下令，民间修造两桅以上的船只即为死罪。在郑和的航海壮举100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苏州府志》再次提到了一批从刘家河登陆，来自海上的外来者，然而他们不是外国贡使，而是倭寇。他们登陆后，肆虐至昆山、太仓、苏州，屯兵和临时集结的乡勇在接敌后一触即溃，兵器火药与铳炮“半被掳去”，然后占据昆山县城作为巢穴达45日之久，从而成就了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此立下的赫赫战功。

　航海终止与郑和的命运

　浩荡的宝船队无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缩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蕴涵在繁荣之中：永乐十四年，大运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河道被疏浚，从而使作为国家税收命脉的漕粮不必再通过海道运输。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时决心迁都至北京，在郑和远航的同时，大约超过100万工匠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终于一场天降的灾难被不满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满的警告：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北京，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作为天子，朱棣不得不对这种警告有所反应，他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并豁免昔年受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取消了宝船船队的远航，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而且朝廷的国库现在几乎空虚。这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而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当成祖之子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刻对父亲的政策采取了极端的收缩：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从实际的立场出发。维持这个八方来朝的帝国代价巨大：大量进贡的外来奢侈品“番货”，不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加倍给予赏赐。在永乐九年，郑和船队初次访问满剌加后，以国王为首，总数达54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赏赐给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黄金百两、宝钞四十万贯、钱两千六百贯，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锦绮与帛。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库中供应朝廷的开支，很难作为流通的资本对整个经济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作为对策，朝廷不得不用这些“番货”来发放官员的工资。《明实录》中就记载，宣宗时，户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员领取苏木、胡椒来作为他们的俸米折钞，苏木每斤折合宝钞五十贯，胡椒每斤折合宝钞一百贯。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与苏木，3/10发米。

　在郑和的反对者中，最坚决的也许是重掌户部尚书一职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宁家。”而庞大的远洋舰队则被安置在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永乐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险和宫殿营建超过了当时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岁入的两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财政制度。1425年，当宣德皇帝即位时，作为朝廷流通货币，没有准备金与盈余的宝钞已经贬值为1/4到1/7，仅仅被允许用来交纳税课和赃罚。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田赋也开始不为国家所掌握，因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开登记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应当负担的“役”与“均平银”等具备累进税制，同样，由于缺乏现代性的统计核算制度， 也无从掌握那些脱离土地的户籍人口，结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税额不断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头上。在为建造郑和船队出力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频繁的海上探险而衰落。维持郑和宝船队所需的浩大开支与物资供应，常常是无偿供给或者从田赋中扣除，称为“役”与“办”。《皇明典故纪闻》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与楠木，分别每隔五年与七年征收一次，开支由军队卫所与里甲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分摊，然而地方 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或准备金来支付这项浩大的开支，只能分摊到田赋上，或者以库房中囤积的陈年货物来抵账。而在造船时，即便是像《漕船志》这样的官方文献，也认为官办工厂制订的营造标准过分苛刻。一条长十丈的运输船，官方制订的木料耗费大约是200“料”（10料为1丈），而民间标准则是官营标准的一倍，其他诸如油灰，铁钉与绳索等耗材也会相应增加。在顾炎武等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措施很难摆脱“暴敛”与“苛政”的名衔，然而他们并不明白各地的“提举司”与船厂并非现代意义上拥有预算、现金储备和会计制度的企业，船厂只负责指定工程标准，并将征集来的原料下发。而在船只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要卫所与工匠自行承担，从而使得官营工厂的工匠与卫所水军常常集体逃亡，以躲避这些不可承担的开支，这种现象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到了15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营手工业户已经逃亡了3/4，而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无力征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出洋，因为这些服兵役的军户很多并非自愿。根据大明会典，每一军户除开要出一男丁应军役，还要承担本卫所的其他征发。除了月粮一石，士兵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宝钞赏赐，从宪宗朝开始，就连月粮也已经开始被折支苏木和胡椒。这样就使卫所军士的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洪武朝广西官军定额为12万人，而到了孝宗时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约18000人。郑和航海下属官军，也来自南京之龙江卫、水军卫、金吾卫、锦衣卫以及太仓江阴地区其他卫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后，南京的兵部尚书就上奏折，称曾经跟随郑和扬威各国的水师已经蜕化为一批鹑衣百结的“狡谲诬赖”，他们“典卖旗甲，恣意横行，折干盗卖之弊，种种莫诘”。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癌里。"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教子孙两行正路克勤克俭；继祖先一脉真传 惟读惟耕。" "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 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 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后，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然而极富人情味儿。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双重思想在苍坡村显得尤为明显。苍坡村以文房四宝思路建村，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写照，而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凿东西两砚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显受着道家思想与民间堪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来加以阐释与发展，而这种体现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还是古代楠溪江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聪明的体现，它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强烈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

山西长子县，河南南阳市

樊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二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七。

「樊」源出

樊（Fán）姓源出有四：1、出自姬姓，形成于西周，是周文王的后代，其始祖为樊仲山甫，史称姬姓樊氏。据《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所载，周文王的儿子虞仲有孙名仲山甫，他同召伯虎、申伯、南仲、尹吉甫等大臣一起，辅佐周宣王南征北战，使周人统治的疆域扩大，号称“宣王中兴”。由于仲山甫功勋卓著，宣王封他为樊（今河南省济源市东）侯，他的子孙即以樊为姓，樊氏。2、出自子姓，起源于商代，是成汤王的后代，史称子姓樊氏。据《左传》所载，商汤的后裔子孙，在商中期以后，形成了陶、施、樊、繁、锜、几和终葵七大族，其中有樊姓，子孙一直沿袭下来。3、按李学勤考证，信阳平桥樊君墓出土铭文，樊为芈姓。4、为西南少数民族姓氏。东汉时，巴郡、南郡蛮夷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莘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省长阳西北）。

樊姓分布

当代樊姓的人口已有170多万，为全国第一百零七位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14%。自宋朝至今1000年间樊姓人口增加率是呈上升的态势。目前樊姓的第一大省为河南，大约占全国樊姓人口的18%。在全国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山西、安徽，这四省集中了樊姓人口的49%，其次分布于江苏、湖北、河北、江西、甘肃，这五省又集中了樊姓人口的26%。全国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的'向东南递减的一条樊姓分布带。樊姓分布很广，但不均衡。樊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表明：在陕宁、晋豫鄂、甘肃大部、河北西部、内蒙古中部、安徽西端、江西北部、川渝北部、湖南西北，樊姓在当地人群中分布频率大约在027%以上，中心地区可以达到08%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19%，该地区居住了大约49%的樊姓人群。在皖苏大部、湘赣中部、贵外I二itllS、重庆南部、四川中部、山东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内蒙古东南、辽宁西部，樊姓在当地人群中分布频率大约在018%一o27%之间，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118%，该地区居住了大约25%的樊姓人群。

樊圻：明万历四十四年至清康熙三十三年后（1616-1694后）清画家。字会公，江宁（今江苏省南京）人。擅画山水、花卉、人物。为“金陵八家”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柳溪渔乐图》

樊继祖：字孝甫，号双岩，郓城县人，明正德6年 (1511年)进士。著有《双岩奏疏》、 《十友传》、《山海纪程》、《金丹集》等，流传于世。

郑姓原出自姬姓，发祥地为郑国，为华夏祖先黄帝的后裔。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郑姓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5000多年前，轩辕皇帝以姬水为姓，建都有熊，后来春秋时期的郑武公、郑文公也在有熊建立国都。黄帝的第五世孙后稷是郑姓的血缘始祖。黄帝的第19代孙姬昌是商朝的西伯，姬昌的儿子姬发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成为周武王。因此郑氏即是周朝王室的后裔。

公元前807年，周宣王姬静封他的异母兄弟姬友（周厉王少子）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定国号为“郑”，建立西周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由此诞生。姬友死后谥号为桓公，所以史称郑桓公。到周幽王时，郑桓公任周朝司徒，掌管教化，他眼见周幽王昏庸无道，宠幸褒姒，重用奸臣，使王室矛盾激化，内忧外患交织，预感到将要发生变乱，便向太史伯请教躲避战祸的办法。太史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位于洛水以东、黄河以南的虢（河南荥阳东北）、郐（今河南密

县东南）两国之间，土地富饶，交通方便，是个既比较安全、又可图日后发展的地方，可以把妻子儿女先安排到那里。郑桓公采纳了太史伯的建议，于公元前772年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之间一个叫“京”的地方（今荥阳京襄城村），史称“虢郐寄孥”。次年，西周王室发生了“犬戎之乱”，桓公为国捐躯，其子掘袭位，是为郑武公。后来，郑武公乘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之机，先后攻灭郐、虢，建立新的郑国，定都新郑（今属河南）。郑国在春秋初年为强国，后渐衰弱，共经历了23君，计431年，于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子孙播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以原国名为姓氏，就是郑氏。

对于上述情况，《新唐书"宰相世系》曾有过简要叙述：“郑氏出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封于郑，是为桓公，其地华州郑县是也。生武公，与晋文佛夹辅平王，东迁于洛、徒溱、洧之间，谓之新郑，其地河南新郑是也。十三世孙幽公为韩所灭，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民。”按《史记"郑世家》，幽公被韩武子所杀，幽公弟骀立，是为儒公；儒公被弑，幽公弟乙立，是为郑君；郑君乙“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郑姓始祖世系如下：黄帝→玄嚣→峤极→高辛→后稷→不窟→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俞→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父→公季→西伯昌（周文王）→武王发→成王诵→康王钊→昭王瑕→穆王满→共王医扈→懿王燮→夷王燮→厉王胡→共和行政→宣王静→封姬友（郑桓公）于郑。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散居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制（今荥阳西）、祭（今河南郑州东）和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为纪念故国，相继改姓为郑，自此，郑姓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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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源流

欧阳（ōu yáng 欧阳）姓源流单纯，源出有一：

出自姒姓，与欧阳姓同宗，以封地名、侯爵名为氏。夏朝帝王少康的儿子无余，被封于会稽，建立了越国，为诸侯国。到春秋的时候被吴国给灭掉了。十九年后，钩践又复国。到钩践六世孙无疆为越王的时候。被楚国所灭，无疆的次子蹄被封于乌程欧余山的南部，以山南为阳，所以称为欧阳亭侯，无疆的支庶子孙，于是以封地山名和封爵名为姓氏，形成了欧、欧阳、欧侯三个姓氏。

得姓始祖：无疆。欧阳氏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越王勾践的后裔。欧阳氏与欧（区）氏同出一源，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越王无疆，则是距今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欧阳氏的得姓，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根据《路氏》上的记载说，越王无疆的次子，被封于乌程欧余山的南边，后代中有欧氏，欧阳氏。根据《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欧阳姓出自姒姓，夏帝少康的庶子，受封于会稽，传至越王无疆时，为楚国所灭，无疆的儿子蹄，改封乌程欧余山南方，为欧阳亭侯，子孙就以欧阳为氏。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族居于渤海郡，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沧县。由此可见，欧阳氏和欧氏同出一源，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越王无疆，根据考证，则是距今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换言之，欧阳氏和欧的得姓历史，大致2000年。故欧阳氏后人尊无疆为欧阳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欧阳姓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位列宋版《百家姓》复姓的第4席，其发祥地为渤海郡（今河北省沧县）。据《姓谱》载，越王勾践之后，支孙封于乌程欧阳亭(浙江湖州)，其子孙以此地名为姓。欧阳氏中曾有“继固承迁五代史，勒碑刻铭九成宫”之誉，指的是宋欧阳修撰成《五代史》。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留芳史册。欧阳氏出自姒姓，战国时，越王勾践的六世孙越王无疆受齐人唆使，出兵伐楚，结果被楚灭，无疆也被楚军所杀。无疆的儿子们争夺王位，各居一方，次子蹄占得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的欧余山，由于位处山的南面，又称之欧余山之阳，自任为欧阳亭侯。他的子孙就用此封地为姓氏。其中有姓欧阳，有姓欧，有姓阳，甚至，有的姓欧候。汉时有欧阳生，字和阳，博通经史，为“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之4世孙欧阳也余曾为王莽的老师。唐时有欧阳询，字信本，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北宋有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出渤海郡。西汉时置郡，地点在今天的河北省沧县。当今，欧阳姓主要分布在江西省吉安、永丰、万载，湖北省枝江、荆州、潜江，广东省广州、河源，河南省新郑，四川省绵阳、遂宁，安徽省阜阳、滁州，湖南省长沙、浏阳、隆回，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滕县等地。湖北省枝江欧阳氏族为欧阳修长子欧阳发的后裔。现在，江苏省欧阳氏宗人大都居住在丹阳西门外荻塘欧甲（司徒）、下坯欧甲（全州）。至2000年5月8日，全市在籍的欧阳姓族人有1450余人（余略）。

■历史名人

欧阳生：名容，字和伯。西汉千乘人，曾从伏生学今文《尚书》，为博士，授倪宽。他的后代也多出学者，其曾孙孙高、高孙地余均为博士，世代以研究《尚书》为特长，因此《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今山东省高青东北）人。东汉光武帝宰相。为人廉恭礼让，以祖传“伏生尚书”任博士。王莽时任长社宰，后投更始刘玄任原武令。东汉建立后任河南尹，封波阳侯，后又迁升汝南太守。在汝南任官九年，教书育人，任用贤才，颇有政绩。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拜相，任大司徒。

欧阳建：西晋哲学家，字坚石，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人。历任尚书郎、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甚得时誉，后来被赵王司马伦所害。他曾提出“言尽意”的学说，认为“形不待名而圆方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概念和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但语言概念又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他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彼，非名不辨。”驳斥了当时玄学家“言不尽意”的论点，即认为语言概念无法表达事物真相的一种看法。著作有《言尽意论》，载于唐朝人纂集的《艺文类聚》卷十九。

欧阳询：唐朝唐州临湘人，入唐官至弘文馆学士，善书法，初学王羲之，八体尽能。后又做过太子率更令，故世称其书体为率更体。流传的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等。参与编纂《艺文类聚》一百卷。

欧阳通：字通师，唐氏潭州临湘（今湖南省长沙）人，欧阳询之子。官兰台令，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封渤海公，天授初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二年为相，因反武承嗣为太子被害。。自幼丧父，母徐氏教其家虽贫，却能遍购父书，继父名，号“大小欧阳”。工于楷，尽得父法。晚年颇有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犀象骨做管。其传世作品有《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基志》等。

欧阳詹：字行周（756-800），南安人。他天赋聪颖，博览群书，文章诗赋名噪一时，受到泉州刺史薛播、席相及福建观察使常衮的赏识和鼓励，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冲破闽人不愿到外地应试做官的习惯。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以优异成绩荣登进士第二名（榜眼），同榜有贾×、韩愈等名士，时称“龙虎榜”。贞元十五年（799年），欧阳詹任国子监（即皇家贵族子弟高等学校）四门助教。所以人们尊称他为“欧阳四门先生”。欧阳詹虽英年早逝，但他才高学博，对福建文教事业有较深远的影响。《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宋朝人。天圣八年中进士甲科，官至参知政事。因议新法与王安石不和，退至颖川。博学多采，以文章闻于世。纂有《毛诗译本》、《新五代史》、《集古录》等，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后人辑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玄：字原功（1283-1357），别号圭斋，元浏阳人，欧阳万公后裔。官翰林学士，国子祭酒（主管教育的长官），以文章著名。修《宋史》、《辽史》、《金史》，有《圭斋文集》十六卷。《元史》有传。

欧阳海：桂阳县两路乡（今欧阳海乡）人，家赤贫，7岁乞讨，8岁随父砍柴烧炭，分担家庭生活重担。1958年，欧阳海刚满18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仅三个月就加入共青团，一年后升任班长，不久又入党，曾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他领导的班也被评为“四好班”。1963年11月17日，部队进行野营训练，欧阳海班担任收容任务。18日清晨，欧阳海班随着炮连刚走进衡山某地的两山夹谷间，远方就传来282次列车呜呜的汽笛声，前面部队按照行军纪律，都闪到离铁路4米远的地方鱼贯前进。欧阳海也连忙关照全班：“火车来了，注意安全！”同时，看了看前边炮兵连的马匹，也已靠到山边前进。可是，当庞然怪物般的火车头呼啸着沿新月形铁道突然出现时，炮连最后一匹黑骡马惊怒了。驭手勒不住野性大发的牲口，被它拖着直往轨道上奔去，当奔至铁道上时，这匹驮着炮架的骡马惊惶地横在铁道上死也不动了。看到这一情况，火车司机紧急刹车，但由于巨大的惯性，列车仍风驰电掣般前进了一段。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眼看马死车翻人亡的惨祸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欧阳海不顾个人安危，以异乎寻常的敏捷，毫不犹豫地冲上铁轨，使尽全力，把惊呆的烈马猛往轨道外面推了出去。列车呼啸而过，安然无恙，而欧阳海却被卷入车底，左腿压断，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经多方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竟无：名渐（1871-1943），字镜湖，号竟无，江西省宜黄人。近代著名佛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人称“宜黄大师”。欧阳竟无毕生穷究佛学，初研瑜伽，中研般若，晚精法相唯识，实集佛学之大成。他在《竟无内外学》巨著中提出的“结论后的研究”的方法和“佛教宗教非哲学”、“法相唯识非一”的思想，在当时颇有影响。

欧阳继修：本名阳翰笙（1902-1992年），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曾用华汉等笔名。四川高县人。黄埔军校教官，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文联副主席。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