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丢失可以到同姓氏家族中家或祠堂存放家谱中查阅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等，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

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家谱。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结构内容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以下摘录了一套家谱的七大主要内容。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

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家谱》中有详细记载。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和确实性，后人不可不慎。

《家谱》中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它的目的也在于“明世次、别亲疏”以及考订姓氏源流。《家谱》均有记载姓氏的一章，以叙述家族得姓的来源，或是家族因某种原因改姓的历史。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就变得很重要，它是明辨您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是原有的家谱丢了，找不着了，还是对自己的先辈世系搞不清了？

如果是找不着家谱了，找家族里的有家谱的复印一份，或者主持家谱编写的人再请一套。

如果是弄不清家族世系，先辈，那就找家族里的长辈给你重新排一排，续上家谱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就绘画而言：

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

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一、英国

　　英国所藏清代档案，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档案，其形成者是中国地方政府，如两广总督的档案；二是英国在华机构，在与清政府及所属机构的日常工作交往中形成的档案（中英两种文字都有），如东印度公司及外交机构的档案。以上档案均已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调阅、抄录、复制等，用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研究等。

　　（一）英国公共档案馆

　　1、被掠夺的清代档案（1765—1857年）

　　这部分档案共1954件，是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广东劫掠的中国官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地方政府本身形成的文书；原存放在两广总督千门、广东巡抚衙门等机构的文书。这部分档案可分为以下六类：

　　（1）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档案（1835—1857年），73件；

　　（2）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往来公文书（1765—1857年），337件；

　　（3）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档案（1810—1857年），529件；

　　（4）起义、秘密结社、军事组织与作战，以及镇压起义（1811—1857年），820件；

　　（5）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6—1857年），84件；

　　（6）地图与插图，71件。

　　以上档案，我馆已从该馆复制成35毫米缩微胶片25盒。

　　2、英国在华机构形成的档案

　　（1）东印度公司中文秘书处档案（1793—1834年）

　　这部分档案共34卷，是由东印度公司设在广东和澳门的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形成的档案。该委员会在1834年撤销之前，实际行使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英国在华贸易垄断权。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793年英王乔治二世致中国乾隆皇帝信函的中文译本。信中介绍了马戛尔尼勋爵作为使团正使，前往中国。大量的通信是关于茶叶、棉花贸易；在广东的贸易代表与中国地方当局关于司法纠纷的交涉；洋行商人破产问题以及关税问题等。此外，还有渉及鸦片走私贸易的档案。

　　（2）英驻华使领馆的档案（1727--？）

　　这部分档案结止时间不祥，共699件。内容涉及：中央政府、排外运动、义和团起义、市民动乱、教育、财政、中外关系、工业、劳工、矿业、鸦片、护照、公共卫生、铁路、改良运动、航运、中日甲午战争、电信、贸易等。

　　（二）大英图书馆东方书稿图书部

　　该馆保存有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其中，满文档案有满文朱批奏折、满文请安折等；汉文档案有中国皇帝给英国王的敕谕、康煕南巡图、道光二十一年镇海营水陆图册，广东吴川营、大鹏营、顺德营、外海、内河水师名册，罗浮山动植物、矿物调查册、广州城图、广州至澳门珠江沿岸军事防御图册等。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军事文书、完整的《图书集成》（1726年第一版）、《情报》（又称《北京公报》，从1820年开始，1840—1908年间的几乎完整）。

　　（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并入大英图书馆）

　　1、东印度公司同中国广东贸易档案（1715—1833年）；

　　2、有关中印边界的外交档案（1800—1947年）；

　　3、印度事务部就中国问题同外交部的联络档案（1858—1947年）；

　　4、广东工厂档案（1623—1841年），这部分档案是1931年通过英外交部移至印度事务部的。主要内容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部分是工厂档案的复制件；

　　5、西藏档案（1760—1904年间），内容：印度与西藏的双边关系；贸易代表处活动；各类英属印度使团访问拉萨。

　　（四）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

　　1、中国海关档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和梅乐（Fenderick Maze）的信函136封（1868—1906年）；1884—1885年金登干关于中法和议的备忘录。

　　2、在华教会监理会的档案：会议记录和通讯（已制成缩微胶卷）。

　　3、太平天国实录；

　　4、澳门地图、清宣统皇帝给庄士敦的国画册页等。

　　（五）剑桥大学

　　在华洋行档案：信函176万封，及装订成册的信函78卷。

　　（六）伦敦大学

　　在华教会档案：伦敦会（1803—1939年）来函、通讯档、报告、日志等（已制成缩微胶卷）。

　　二、美国

　　（一）美国国会图书馆

　　1、清内务府档案，28卷。

　　2、堂行簿，1卷。道光29—30年。

　　3、完婚登记簿，2册，道光27年至同治8年。

　　4、开销总簿和实存经费并开销银两总簿，7卷，光绪28年至宣统2年。

　　5、丧礼簿，1卷，宣统一年。

　　6、题本和奏本，乾隆7年。

　　7、内务府编写的北京店铺详细名录，30页。

　　8、家谱图表，其中有5卷为满文。

　　9、镶蓝旗应得口食、银两、兵丁等花名册，8页，道光12年。

　　10、正白旗闲散幼丁等花名册，10页，乾隆朝。

　　11、红白事银两数目册，乾隆朝。

　　12、帐本，嘉庆7年。

　　13、各库武器和供应帐册，乾隆至光绪年间。

　　14、有关建筑物规范的件册。

　　15、盛京内库出入细数销算清册，乾隆12年。

　　16、富人收税人名录。

　　17、帐册，康熙至嘉庆年间。

　　18、圆明园大木作定例。

　　19、普详峪万年吉地工程做法清册，8卷。

　　20、公主府工程做筹册，19册，光绪一年。

　　21、朝阳门箭楼各项银总册，6卷。

　　22、估修复圣林工料细册，4卷。

　　23、宣统崇陵工程做法，47卷，宣统一年。

　　24、菩陀峪万年吉地东西配殿做法，7卷。

　　25、奉天省东大陵照片，81张，光绪20年。

　　26、桂公府内阁间工程做法册，3卷。

　　27、宗人府选册，4卷，光绪10年至宣统9年。

　　28、宗人府选册，4卷，同治12年至光绪15年。

　　29、咸丰果园人丁清册，4卷，咸丰6—9年。

　　30、光绪果园人丁清册，4卷，光绪21年。

　　31、江南提督公文，1卷，光绪19年。

　　32、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光绪13年。

　　33、京察满司宫履历清册，2卷，咸丰7年。

　　34、恩旨豁免赔项册，4卷，嘉庆25年至道光1年。

　　35、广东布政使司武职各官罚俸册，1卷，光绪27—28年。

　　36、江苏夷务军需制造销册，57页，道光22年。

　　37、江北粮台帐目抄本，2卷。

　　38、江北藩库收银放银簿，4卷，光绪31年。

　　39、直隶地粮未解及豁免清册，1卷，咸丰7年至同治9年。

　　40、王府帐房总帐、分蓝甲银帐、人名簿、升迁降革病故帐、存制钱帐、银钱帐、分金帐等，9册，光绪10年至同治7年。

　　41、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24卷，光绪30—33年。

　　42、大清同治吏部奏议，4卷。

　　43、驻津验米大臣来往文件，4卷。

　　44、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议，4卷，光绪7—10年。

　　45、上谕档，2卷，光绪5—13年。

　　46、江苏夷务军需章程，1卷，道光22年。

　　47、鸦片战事公文，道光22年。

　　48、京抄，42卷，道光23年。

　　49、京报，38卷，光绪33年至宣统3年。

　　50、徐州粮台并军需章程，1卷。

　　51、乾隆嘉庆两朝奏谱，40卷。

　　52、秋审档案，9卷，嘉庆18年至道光2年。

　　53、秋谳比，16卷，嘉庆8年至道光12年。

　　54、法部直隶各省重囚招册，65卷，光绪33年。

　　55、秋审要案，4卷，乾隆39年至道光14年。

　　56、江西调查民事问题，2卷，宣统2年。

　　57、乡会试朱卷汇辑，38卷，嘉庆至道光年间。

　　58、历朝岁试，4卷。

　　59、乡试题名录，47卷（手抄件）。

　　60、江康虎手稿，包括一份会试朱卷，6份书单，1份起居注后跋和若干试卷。

　　61、苏藩政要，2卷，道光6—7年。

　　62、府库风俗颂庆祥宫号玉磁铜等件和道库公字玉器陈设，4卷。

　　63、内府物器谱，5卷。

　　64、拟办宣化府等处煤矿文件图说，1卷。

　　65、苏郡九邑孝子节妇册，1卷。

　　66、吏部铨选满州官员则例，1卷。

　　67、长沙市各业公所章程，2卷，乾隆58年至民国6年。

　　68、谕折汇存，700卷，光绪20年至宣统3年。

　　69、上谕条例，240册，雍正13年至乾隆56年。

　　70、山东交代章程，8册，光绪28年。

　　71、豫东历年刊公布条例，16册，咸丰元年至光绪21年。

　　72、泉漳治法论，1册，同治7年。

　　73、历年钱毁条例，120册，乾隆16年至嘉庆22年。

　　74、吏部奏定章程，12册，道光至咸丰年间。

　　75、刑律条例，内容包括户律条例和礼律条例，70册，乾隆年间。

　　76、刑钱必览，嘉庆19年。

　　77、解州清丈图说章程，光绪7年。

　　78、宛陵判事日记，1卷，光绪29年。

　　79、上谕条例，12册，咸丰1—10年。

　　80、本朝题驳公案，11卷，康熙59年。

　　81、历年有关秋审，1册，乾隆7年至嘉庆12年。

　　82、定例汇编，86卷，乾隆21年至道光19年。

　　83、1662年前绘制的中国地图集。

　　84、1673年绘制的大型中国地图。

　　85、182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挂图。

　　86、1831年印制的大型中国水墨挂图。

　　87、长城边界手绘图。

　　88、天津至广州海域图，两张。

　　89、西安至成都手绘路线图。

　　90、18世纪浙江地图集（手绘）。

　　91、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手绘挂图。

　　92、南京市手绘明细图，注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收复情况。

　　93、广西南部边界山区通道军事图。

　　94、云南、四川边界军事手绘图，两张。

　　95、广西省军事防御挂图。

　　96、18世纪杭州市手绘图。

　　97、18世纪钱塘江和杭州湾挂图。

　　98、18世纪浙江省海岸线挂图。

　　99、山东省莱州市平面图。

　　100、吉林省手绘挂图。

　　101、山西省太原市挂图。

　　102、18世纪长沙市地图集。

　　103、日本占领前台湾地图集（印刷本）。

　　104、黄河流域图三张（手绘）。

　　105、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包括长江和运河工程图，20张，康熙至乾隆年间。

　　106、黄河图。

　　107、山东全省河图。

　　108、豫东黄河全图。

　　109、河源图。

　　110、中游河工全图。

　　111、黄河下游图。

　　112、黄运湖河全图。

　　113、六省黄河堤坝河道全图：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南。

　　114、中河厅属光绪元年分补厢中牟下汛三堡顺堤扫工题估河图。

　　115、河北道属光绪二年黄河形势工程全图。

　　116、下北河厅属光绪二年比较元年抢修扫工平险丈尺图。

　　117、下南河厅属光绪二年分抢修工段比较上年化险为平河图。

　　118、黄河水坝图。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

　　该馆藏有明清档案，约计千件左右；藏有中国善本和手抄本2500余种3万余册；中国地方志约3525种35000余册；满文图书百余种及不少满文档案等。主要清代档案目录如下：

　　1、驻美公使梁诚档案，2函12册。

　　2、全衔奏档，1函6册。

　　3、各省秋审实缓比较，2函17册。

　　4、道光钱粮奏折，1册。

　　5、富德奏折档（满文），1册。

　　6、嘉庆禀底本，1册。

　　7、嵩年奏折档，6函24册。

　　8、小玉牒，1册。

　　9、大清奏稿，1册。

　　10、京师城内首善全图，系木版印刷。

　　11、京师全图，系木版印刷纸本。

　　12、陕西全图，系方格木版图。

　　13、嘉峪关外安西青海合图。

　　14、嘉峪关外镇迪化分伊犁合图。

　　15、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16、八旗钮祜禄氏通谱。

　　17、吉勒图堪尉诺命。

　　18、陈庆慈知县父母诰命。

　　19、武备院库藏册。

　　20、钞本上谕。

　　21、满汉奏折对译。

　　22、满汉奏折录。

　　23、奏折。

　　24、奏折录。

　　25、陵寝事奏折。

　　26、内务府事务。

　　27、批折旧式。

　　28、行各部院衙门白文。

　　29、夸兰达存之户口。

　　30、乾隆52年6月来文档（正黄旗满洲都统）。

　　31、嘉庆12年10月来文（正黄旗满洲都统）。

　　32、正蓝旗满洲都统档册。

　　33、正红旗满奏本（正红旗满洲都统）。

　　34、镇守杭州等处将军档册。

　　35、镇守荆州等处将军档册。

　　36、奏折档簿。

　　37、户部奏折底。

　　38、上谕奏折档。

　　39、驻藏办事大臣奏折档。

　　40、第四甲喇档册。

　　41、清俄条约。

　　42、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顺治4—8年）。

　　43、清阮元收藏的铭文拓本，吴大澄收藏的墓志等，约有2000张。

　　（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

　　1、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至第6卷），顺治2年6月—12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2、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第14、40—42卷，朱丝栏写本）。

　　3、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60卷）乾隆15年4—6月，朱丝栏写本，蝴蝶装。

　　4、满文纪，朱丝栏写本，2函16册。

　　5、《汉文国史列传》6函60册，乾隆朝抄本。

　　6、《满文忠义列传》12函24册。

　　7、《满文礼部则例》4函186卷，朱丝栏写本。

　　8、满文小玉牒，1册，系第六代世祖章皇帝支本。

　　9、大清上谕奏事档集，18函112册。

　　10、清内务府档案，包括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11、《治平胜算全书》（年羹尧辑著）1函8册，序文所署日期为雍正2年春正月，似为原写本。

　　12、《兵钤外书》1函12册，系原写本，沈阳吕磻、广宁卢函恩同辑。

　　13、《重刊洴澼百金方》2函20册，道光12年4月。

　　14、《大清律例按语》10函70册，绿格原写本。

　　15、《秋审比较汇案》1函8册，7行红格原写本。

　　16、《说帖》7函24册，9行红格写本，道光18年—光绪11年。

　　17、《律例统纂集成》24册。

　　18、《沈家本监狱访问记》（线装铅印本）。

　　19、清末载泽等大五臣《考察日本宪政报告书》2函10册，为宪政编查馆朱格写本。

　　（四）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该馆所藏中文图书约有19万册，以现代中国史料最为丰富，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藏书，共有320种640册。该馆还藏有反映16至18世纪的各式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该馆藏有中文图书约计15万余册，与钓鱼岛事件有关的资料，约有360种；太平天国资料103种；康有为著作及传记资料72种；梁启超著作及传记资料82种。还有原属张学良藏《满文篆书御制盛京赋》10函40册；广西云南地方的苗民图说共10册，等等。

　　三、日本

　　（一）国立国会图书馆

　　1、族谱360种。

　　2、黔南识略。

　　3、滇系，两套4函、另6函。

　　4、江苏赋役全书，14函。

　　5、福建赋役全书，4函。

　　6、吴县洞庭山鱼鳞册，12函120册。

　　7、长洲县鱼鳞册。

　　8、鱼鳞册，康熙15年丈量，2函2册。

　　9、吴县租册，6函。

　　10、长邑鱼鳞册，16册。

　　11、长卢盐务册（原档），11函22册。

　　12、吴县忙银漕粮实征文册，32函133册。

　　13、河南钱粮册，87函1092册。

　　14、乾隆邸报（乾隆36年、38年、40年、44年，嘉庆6年）。

　　15、第一期修理昭陵明楼等工程约估清册（上、下）24册。

　　16、盛宣怀致井上馨函，5件（未发表过）。

　　17、袁世凯函件（日本国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文书内）。

　　（二）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收藏满蒙藏文图书：《镶红旗档》，自雍正五年至宣统，共2420件；蒙文《甘珠尔经》一部，共108套；《宗喀巴法句集》一部20套，零星佛经220余种；藏文《甘珠尔经》一部103套，《丹珠尔经》一部225套。主要目录如下：

　　1、养寿园电稿（写本），光绪16—24年，1函3册。

　　2、从政观法录，30卷。

　　3、江西赋役全书，影印。

　　4、老账，5册。

　　5、吴县漕米实征册（档案）共26函，156册。

　　6、浙江赋役全书，7函。

　　7、淮关统志，满汉文，6函。

　　8、续淮关志。

　　9、四川赋役全书，2函10册。

　　10、河南赋役全书，13函78册。

　　11、直隶宣化赋役全书、直隶畿辅赋役全书，共35册。

　　12、苏州赋役全书，8函48册。

　　13、山西赋役全书，6函36册。

　　14、福建赋役全书，4函24册。

　　15、钱票标本集（实物），10册（中国纸币的各种式样）。

　　16、内务府造送皇产地亩册，2函33册。

　　17、定陵注略，2册（影印）。

　　18、奏折档乾隆3年3月、11月—60年12月。

　　19、奏折档，嘉庆元年正月。

　　20、奏折档，道光27—29年，1函8册。

　　21、吏部考功司题稿，嘉靖20—22年，4函11册。

　　22、上谕档，乾隆53年—嘉庆元年，5函16册。

　　23、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朱格10行写本，二品衔署长卢监运使津海关道周馥谨识。

　　24、边事汇钞，1函。

　　25、苗族风俗图，册页彩绘，1函。

　　26、苗册，册页彩绘，2函。

　　27、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族谱，2函10册。

　　28、朝鲜国王来书簿，写本4册，1935年照沈阳崇谟阁藏本抄。

　　29、掌仪司嘉庆元年册封后妃档，6函6册。

　　30、查办八旗事务表档，24册。

　　31、满洲旗世袭武职及世受佐领家族谱，19函。

　　32、满文八旗则例。

　　33、各种佛经。

　　四、俄罗斯

　　（一）俄历史档案馆

　　1、中俄谈判御旨。

　　2、中东铁路文书，1817—1930年。

　　3、中国到俄国考察海军，1888年。

　　4、张作霖政府时期的商业活动，1902年。

　　（二）俄海军历史档案馆

　　1、1840年北京地图。

　　2、1886年中国通商文书。

　　3、1989—1916年光绪请俄抢救中国船员。

　　五、加拿大

　　国家档案馆

　　中国个人或家庭移民及人头税的档案。

　　六、澳大利亚

　　华人去澳洲的移民档案。

　　七、意大利

　　罗马国家档案馆保存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卖身契和雍正年间的军饷档案，数量不详。

　　注：未注朝年者，均为原稿未提供。

　　专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