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有族谱的人家都是祖上出过牛人或者家族当家人比较重视的人家。因为族谱是中国传统家庭宗法制的产物，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物质基础。如果家道中落，或者本身不具备相应物质文化条件就没人有能力、精力来写族谱。你们家可能是其中一种情况吧。希望能帮到你

  小时候看电视都说把谁谁逐出族去，从家谱除名，就觉得家谱是个极其高大上，有很高权威的东西，我就问过家人我们家是不是有家谱，遗憾的是没有，我甚至连自己的辈分都不知道。现在，能知道自己辈分，还按辈分取名字的少之又少了。也许在农村还能找到有家谱的，按辈分起名的家族。

  家谱的流失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古代的时候战乱频繁，人们饱受战火侵蚀，很多的人死于战乱，侥幸活下来的，也多是孑然一身，自己上路，还怎能保住家族宗祠里的家谱。并且可能全族都死完，只剩寥寥几人，家谱对那些不知能不能活过今日的人来说，也就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自然灾害对人的影响都是最大的，人类最大的天敌就是自然灾害。只不过在过去，水灾旱灾就能让全村人选择离开生长的土地，逃荒到新的地方。

  我们家就是在太爷爷辈逃荒来到现在生活的地方的，那时候真正的老家发生旱灾，颗粒无收，再在家乡呆下去只能是全家老小饿死的命运。太爷爷毅然决定带着家人迁徙，路上还是有人去世，命大的，来到了现在的土地，开启了新的生活。这样的情况下，就与本来的家族失了联系，再过一代两代，完全找不到自己的辈分，也寻不回自己的根。

  还有就是现在社会的发展，让人们曾经落叶归根，家族思想越来越淡。现在来说时隔三辈就出了亲了，有些人知道是亲人，但还不如朋友亲，从小没长在一起，见了面也都不认得。我表姐表哥的孩子，见了我都肯定是认不得的，等我有了孩子肯定也是认不得他们的孩子，也认不得他们。因为各自在不同的城市发展，爷爷奶奶都不在了，也没有相聚的理由。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用来记载一个同宗共祖家族的历史，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很多家族的《家谱》，祖先都追溯到千余年前，甚至数千年前。换言之，很多家族的《家谱》都能白纸黑字将上千年的祖先，记载得一目了然，世系不乱。

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在科技水平十分低下的时代，国家（王朝）要做到这一点都很难，因为国家的历史有较充足的文献史料，科学的考古支撑，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各种资源可以充分调动，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想做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历史上战乱频繁，国史都难保存，更何况家史。

据湖北罗田《聚星堂陈氏宗谱》记载，他们自认是江西义门陈氏罗田分庄祖光大公的后裔，但光大公以下世系不详，存在“世数且有脱漏”现象。

也就是说，聚星堂陈氏认为他们是“光大公”的后裔，而“光大公”与他们之间已传了很多代，这段时间已无法找到资料，甚至连“传说”都没有。

家谱中早期世系错漏现象比较普遍，解决的办法往往是世系嫁接，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始迁祖与统谱世系进行连接，一般是通过变换先祖字号或新造支系来实现。

聚星堂陈氏想到解决这种“断代”问题的办法，就是“扶乩”，即通过“扶乩”，请“神仙”告诉祖先是谁。

扶乩是古代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降笔、请仙等。在扶乩过程中，一般有多人参加，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被为鸾生或乩身，据说神明会附身在鸾生身上，在纸上或沙盘里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明的意旨，实现人与神的沟通。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