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辽国契丹族是现在的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

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扩展资料：

蒙元时期，元朝为统一中国，开疆辟壤，动员契丹兵马参加灭金、灭南宋的战争。契丹人也对女真亡其国十分不满，遂积极参战，而且屡建战功。从地域来看，蒙元时期的契丹人主要部分仍分布在故地，即今内蒙古的赤峰市、通辽市和辽宁、吉林一带。

但随着蒙古人破西夏、灭金、降高丽、平大理、亡宋、西征等战争的进行，部分契丹人被征调出征，离开了上述地区，开始遍布整个中国，甚至远至朝鲜、中亚和西亚地区，他们有的被安排在各地驻防，有的留在当地做官并定居下来。

金灭辽以后，原辽朝境内的居民大部分都投降了金朝。但辽宗室耶律大石则率领一小部分臣民穿过大漠，在西北地区重建辽国，史称“西辽”，西辽的契丹人和汉人都非常少，大部分人口是当地的各种突厥语部落（包括后来窃国的乃蛮人），以及从中西亚迁入的穆斯林。在西辽统治后期，契丹人通过文化和血统、很快就与这些突厥语居民融合，还有的改信了伊斯兰教，不然西辽臣民也不会把皇位拱手让给一个乃蛮人屈出律。。蒙古灭西辽的时候，西北几乎已经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契丹人了。

而降金的契丹人较为优待。尤其是军队当中， 仍有大量的契丹士兵和契丹将领，继续效忠大金王朝；金朝在东北边境驻扎的戍边精兵“乣军”，也是直接继承辽朝遗留下来的建制，官兵几乎都为久经沙场的契丹人。。但另一方面，金朝又试图废除契丹文化，将契丹人女真化，比如废除契丹文，以及把契丹和奚人的两大姓耶律氏、萧氏分别改为女真语读音的移剌氏、石抹氏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蒙古攻金以后，由于这时金廷内部忙于争权夺势，朝政混乱腐败，主力军队御敌不力。遂有大批契丹人投靠蒙古，有些还恢复了过去的耶律姓、萧姓。其中汉化的契丹文官耶律楚材，还有上面所提到的“乣军”，就是其中之一。

元朝统一整个中国以后，把中国境内的民族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其中这里的“汉人”指的是原金朝统治区内的居民，也包括了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奚人等。由于金朝中后期，居于关内的女真人等少数民族早已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后期有些皇帝和女真大臣甚至都只会说汉语。元朝此举更是加速了他们的汉化进程，到了元末，关内的契丹人已经完全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但元军当中仍有成建制的契丹人和女真人部队，今天的云南有一个蒋姓汉族村落，宗祠竟然供奉着耶律阿保机的牌位，相传他们的祖先就是元代移防至此的一支契丹人部队

还有一些居于关外的契丹人，被认为是今天达斡尔族的祖先。他们则和关外的女真三部一样，继续保持森林游牧生活，但语言接近蒙古语；大多散居在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努尔哈赤征服此地以后，将他们和鄂温克人一起编入满八旗之中，并且都属于正黄、镶黄、正白的“上三旗”，至此这些契丹人后裔又进入了满洲化的阶段。清朝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便是达斡尔族。乾隆皇帝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在正史当中第一次提到了“达呼尔”的说法，认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之一大贺氏的音译，这个“达呼尔”就是“达斡尔”的另一种译音。。如今随着DNA技术的发展，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的说法，已得到了科学上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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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几个世纪以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东部，曾经有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契丹，他们创造了名震中外的辽王朝。但是在官方修订的史书中，辽史却是最薄的一本，契丹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印象。这个民族从哪里来？为什么自明朝以后突然就在历史的记载中神秘消失了呢？这至今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到

　　困惑，没有完全揭开的谜团。

　　。

　　人们根据着一点一滴的线索去寻找历史的答案。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图）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图）他们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形成了契丹族。

　　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末年，一个叫耶律阿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辽，辽与北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常年征战之余，中原地区林立的城镇和喧哗的都市，给了“逐草而居”的契丹人不小的影响。（图）他们仿效北宋的都城--东京，建立了东、西、南、上、中五个京城。辽代的南京就是今天的首都北京。辽代是草原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图），生活在交通要道上的契丹人得到了来自中原和西方的商品，同时也被两种文明所浸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图）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19年后，公元12世纪，辽被金所灭。又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契丹的名字就从史迹中销声匿迹了。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又是另一个亟待解答的历史之谜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图1）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册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所创立的辽，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它的疆域曾经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叶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此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通路曾一度被暂时阻断。以至于那时亚欧大陆中西部的许多国家都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辽的统治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在斯拉夫语国家中，这种称呼还一直沿用至今，这也足以说明辽王朝在当时的影响了。

　　辽在中国北部存在了两百多年后，公元1125年被完颜阿骨打率领的金军所灭。朝代的更迭本无疑义可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历史上无论谁掌握政权，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还能代代相传。然而辽王朝覆灭后，却为什么连整个契丹文化甚至契丹民族都突然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呢？

　　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古墓的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这些形如天书的符号就是契丹文字。（图2）契丹文字被发现以后，关于那个远逝了的王朝和销声匿迹的民族才重新显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识别的契丹文字仍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些文字帮助人们发现了契丹后裔的去向。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字进行比较，发现今天的达斡尔族人和云南境内部分的居民，有着与契丹族极为密切的联系。后来又通过DNA的科学实验，更证明了他们与契丹族的遗传关系。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大略地知道契丹族在史迹之外的踪迹了：（图）公元1125年，辽被金所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收集契丹各部的残余力量，向西越过沙漠，到达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政权，史称西辽。西辽存在了80多年后被蒙古元军所灭。元代连年征战，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入伍，他们随元军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了较大的族群，达斡尔人就是这样作为民族存续了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就像当年落籍在云南的契丹人后裔。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 海上诗作者:耶律倍 年代：辽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耶律倍(899-936)，辽太祖长子，契丹名图欲。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渤海国，建东丹国，他被封为东丹王。辽太宗即位，遭到疑忌，逃奔后唐。此诗作于其流亡途中，是见于记载的辽代最早的五言诗。其诗以物拟人，大山喻己，小山拟弟太宗，仅寥寥几笔，即勾勒出皇室内部斗争的残酷场面。 题李俨《黄菊赋》作者:耶律洪基 年代：辽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耶律洪基(1032-1101)，即辽道宗，契丹名查剌。在位四十五年，好汉文化，习儒学，所作诗赋很多，编为《清宁集》。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辽代文学

　　辽代诗歌

　　契丹族的民族性格 契丹族的代表诗人 由契丹文译成汉文的长诗《醉义歌》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907年，迄于1125年，恰与整个五代、北宋时期相终始。契丹是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随季节而迁移放牧，以车帐为家，从而形成了豪放勇武的民族性格。 “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苏辙的这句诗是对契丹族社会风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

　　辽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七十馀首，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其中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契丹诗人大多是君主、皇族和后妃，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有机会接触汉文化。

　　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如《怀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诗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醉义歌》。此诗署为“寺公大师”作，作者当是一位僧人。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后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译文为七歌行体，长达120句。此诗从重阳节饮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慨，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水滨。”也表现出要以佛道思想来消解人生烦恼的意愿：“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由于议论众多，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但全诗结构开阖有致，脉络鲜明，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原诗虽用契丹文写成，却运用了许多属于汉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诗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动例证。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写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方民族的本色。

　　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辽王朝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创建的，本名契丹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统治中国北部地区，以今天的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为界，与北宋对峙。

　　契丹族自北魏以来，就在今天的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在该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

　　阿保机本为契丹族迭刺部首领，于十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并控制了邻近的女真、金韦等族，终至开国称帝。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建筑城郭，发展农业与商业，创制契丹文字，因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就促使契丹族与汉族较快地融合。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较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发达，契丹族吸收汉族的长处以壮大自己乃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汉族人也受到了契丹族的影响。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秉政时仍继续保持下去。加以辽在五代时疆域迅速扩大，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人数也迅速扩展，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在契丹族中有不少人能以汉文从事写作。本书所说的辽文学，即指以汉文所写的文学作品。至于以契丹语创作的作品，除了个别已译成汉文的以外，限于主客观条件，这里就无法述及了。

　　辽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属于纯文学范畴的作品更可谓绝无仅有。但也有些文章虽非纯文学性质，却由于感情炽烈，文字凝炼，颇具感染力。例如王鼎的《焚椒录序》：

　　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①，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构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

　　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阻，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 ①辽的百官分为两大系列：“北面”与“南面”。“南北面官”实即百官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是辽王朝一个重大的政治、宫闱事件。辽道宗的后——懿德皇后（1040—1075）姓萧，小字观音，能诗善书，爱好音乐。权臣耶律乙辛感到皇太子已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企图通过诬害懿德皇后来打倒太子，就与人合谋，诬告懿德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道宗命乙辛与另一权臣张孝杰审理，遂以私通属实定案。结果，道宗赐懿德皇后自尽，惟一灭族。这之后，乙辛又害死了太子（参见《辽史·奸臣传》与《焚椒录》）。王鼎此序写于大安五年（1089）。当时道宗虽已感到乙辛与孝杰是奸臣，并在前几年诛杀了乙辛，将孝杰削爵为民，但懿德皇后却并未平反。他为懿德皇后鸣冤叫屈，也就是对道宗的间接批评，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洪迈《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呢，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所谓“今之诗人”，指宋代诗人。《焚椒录序》虽不是诗，但于此一宫禁之事也“略无隐避”，“反覆极言”，毫不保留地表现了他对懿德皇后的同情和由这事件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混浊的不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直白地说：“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焚椒录·懿德皇后论》）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像这样的直言指斥，也是宋的士大夫所“不敢”的。 在这里正可看到辽、宋文学的相异之处。

　　作者之所以在这事件上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至为涕**下”，显然与其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他由“侍禁近”而沦落到“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其心情的痛苦可以想见。他与懿德皇后都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遭到重大打击的人，因而同病相怜，不顾君臣之分、男女之别而直抒胸臆。这种率真任情的特点，就是此一作品具有文学感染力的最重要原因。它也同样体现在辽诗中。

　　辽诗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时代最早的当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诗》。

　　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本已立为太子。但在阿保机死后，他把帝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辽太宗）即位后，反而猜疑和排挤他，他很生气；后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来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后唐去了。临走时，他“立木海上”，并刻诗于木：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辽史·宗室传》）

　　诗本无题，后人习称为《海上诗》。开头两句的比喻虽显笨拙，但设想奇特，颇能表现兀傲之气、不平之感。

　　耶律倍作此诗时，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余年。宋王朝建立后，宋诗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重理智轻感情的特色愈益明显。这种特色也出现在辽的部分诗篇中。如辽兴宗的《赐耶律仁先诗》、《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沙门海山的《和兴宗诗》、《天安节题松鹤图》等，就都仅仅是理智的产物。兹引《天安节题松鹤图》为例：

　　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见《辽东行部志》）

　　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若就技巧说，此诗自然比《海上诗》圆熟；

　　但它除了显示出作者的善祷善颂以外，在感情上并无可以打动读者的地方，而善祷善颂只不过是理智的运用。这类辽诗的产生，是继承了唐代已经存在的仅仅诉诸理智的诗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传统，抑或受了宋诗的影响，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已难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此类诗歌主要用于应酬及阐教说理，在抒情诗中，则仍保持着任情而轻理的倾向。

　　辽代抒情诗最负盛名的，就是懿德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十首（见《焚椒录》）。从诗篇内容来看，她写此诗时，道宗对她的恩宠已衰，而她却仍渴盼着恢复当日的情爱。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转展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回心院》其三）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其四）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其六）

　　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其九）

　　这四首虽都写其对“君”的痴心等待，但重点各有不同。第一首直叙孤栖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对比来表现独处的凄凉，第三首陈述其不愿当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则自言美好，渴望与“君”同欢共娱。无论哪一首都充盈着并不掩饰的热烈感情，因而颇具感染力。

　　从《文选》所收的《怨歌行》（《团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宫怨诗，写宫中女性对君王的期待或被疏远、遗弃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从无如此热烈、鲜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写出“香彻肤”、“待君娱”这样的句子，衡以封建礼教，也实在有失体统。所以，这是一组放任感情、违礼背理的诗。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诗》相通的。

　　体现这种特色的诗，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寺公大师的生平不详。耶律楚材《醉义歌序》说他是一时豪俊，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又说他的诗旨趣高远，“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则其时代当不至早于苏轼、黄庭坚。否则，称赞前一代的人“可与”后一代“并驱争先”，未免不词。所以，寺公当是懿德皇后的同时人或其后辈（懿德皇后的生年早于黄庭坚而迟于苏轼）。从“大师”的称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义歌》的内容看，他写此诗时尚未出家，由于受到“斥逐”，“病窜”“天涯”已经三年；那么，他原先也是在朝中为官的。

　　此诗从作者自己被斥逐天涯的悲伤写起，进而宣扬人间万事皆空，只有醉乡才是乐土。

　　……问君何事从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

　　这一连串铺叙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看似说理，实则表现了一种急欲摆脱悲伤、求得自我安慰的感情。这些句子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混乱。物我齐一是庄子的齐物论，它虽否定了此物与彼物的区别和界限，但物仍是真实的存在而非心的幻影。三界唯心则是佛家的学说，它把物仅仅作为心的派生物。二者本是相互矛盾的。但诗人却把它们揉合在一起，热烈地堆砌有关的观念和事例，而不问其是否彼此排斥。这说明诗人只是渴求解脱，至于用来解脱的武器到底是庄子的齐物论抑或佛家的唯心说，他都无所谓。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上引的那段文字之前，他已经说过：“争如终日且开樽，驾酒乘杯醉乡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乐无形难说似。……一杯愁思初消铄，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

　　那段文字的结句，则又是“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可见真能为他解忧而带来至乐的却是醉酒，那一连串宣扬物我齐一、三界唯心的句子，不过是醉酒后的感情宣泄罢了，何尝是什么理论阐述？这首诗所显示的，是一个陷在痛苦里而力图摆脱、并藉助于醉酒和某些理论在幻觉里寻求快乐的灵魂。这同样是一篇任情之作。由于这种强烈感情是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详赡描写、丰富的想象、思想史上大量材料的自由驱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和纵横自如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辽代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此诗原是以契丹语创作的，后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收入《湛然居士文集》。上文所引，即以耶律楚材的译文为依据。

　　与寺公大师同时（或较其稍后）的辽诗人，尚有王枢。枢字子慎，良乡人，为辽末进士，辽亡后曾仕金，直史馆。所作诗今仅存一首，见于《中州集》的《三河道中》：

　　十载归来对故山，山光依旧白云闲。不须更读元通偈，始信人间是梦间。

　　作此诗时，辽亡已经十年，他又回到了故乡，山光依旧，白云也仍如旧时地悠闲飘浮，但人间却已经历了一个王朝灭亡、一个王朝兴起的大事变。他实际上是以自然界的永恒（“依旧”）和宁静（“闲”），与人世的短促、烦扰相对照，由此引出人间如梦的结论，感情朴素而深沉。

　　总之，从辽初到辽末的诗歌来看，一方面是诗歌技巧在不断提高，诗歌艺术在不断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点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如宋诗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这就使辽代诗歌具有自己的成就，并对金代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