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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李姓分布地域遍布神州，史籍载李氏郡望存13个之多……。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以李姓人多名望而作诗曰：“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可见唐代时期，李姓的分布已经很广了。时至当今，李姓更是遍布于中华民族的每一片土地，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庞大的李氏家族，拥有众多的堂号和郡望。所谓“郡望”，是指长期居住在某一地而形成的家族祖地。郡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李氏家族的主要分布。

　　史籍记载的李氏郡望有13个，它们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柳城李氏、略阳李氏、鸡田李氏、武威李氏、代北李氏、高丽李氏、范阳李氏、渤海李氏、西域李氏、河南李氏，还有一个是陇西徙京兆的李氏。

　　略阳李氏出自廪君之后，世居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汉末大乱，于是迁于汉中(今陕西汉中)杨车坂，号杨车邑。曹操定汉中，又从杨车坂再迁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南)，以后便定居下来，故被称为略阳李氏。

　　略阳李氏家族是至将军李武时归魏而迁略阳的。李武生东羌猎将李慕，李慕生五子：辅、特、骧、庠、流。李辅，为骁骑大将军；二子李特，字元休，宣威将军、长乐乡侯，因其子李雄即帝位，而被迫谥景帝，庙号始祖；三子李骧为骁骑将军，以其子李寿即帝位，而被追谥为献帝；四子李庠，字元序，为威寇将军、杨泉亭侯；五子李流，字元通，为秦文王。

　　李特三子：始、荡、雄。李始为武威将军；李荡为骁骑将军；李雄，字仲隽，为位前将军，即帝位，国号蜀，在位36年，谥日武帝，庙号太宗。李荡有五子：班、（王含）、稚、（王午）、都。李班，字世文，袭帝位一年，而李雄之子李期杀之于殡宫；李（王含），为中领军，李稚为将军，皆死于氐人；李（王午）弃涪城奔晋都，为中宗所杀。

　　李雄有四子：越、期、霸、保。李越为建宁王、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李期，字世运，杀李班而自立，在位三年，骧子李寿废之为邛都县公，谥曰幽；李霸、李保皆不病而死。

　　李骧子李寿，字武考，废李期而自立，在位五年，谥昭文皇帝，庙号中宗。

　　李寿有三子：势、广、福。李势，字子仁，嗣父位，五年而国亡，晋封之为归义侯、广大将军、汉王，后因求为太弟而坐罪，贬临邛侯，自杀。

　　李寿弟李攸，为安北将军。

　　李流子李世，为位将军。

　　京兆，即首都，唐时为长安。陇西李氏后徙京兆者，是岷州刺史李嵩。李嵩生洮州刺史思恭；李思恭生钦；李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生晟；李晟字良器，德宗时为相，任太尉、司徒、中书令、西平王。李晟生有十二子：愿，为河中节度使；聪，为光禄寺主簿；（纟总），为太子中允；（孙心），为左神武大将军；（冯心），为右威卫大将军；恕，为光禄卿；宪，为岭南节度使；（朔心），为陈许节度使、左仆射、同平章事，平蔡功为多；懿，为渭南尉；听，字正思，为检校司徒、凉国公，生左神武将军琢；（其心），为右羽林将军；（殷心），为岚州刺史。

　　十三望李氏家族中，陇西和赵郡两支郡望名声最大，人口最众，今天下李氏多出自这两支郡望。

　　陇西和赵郡的荣耀甚早，秦、汉两朝将相辈出，至唐朝则显赫无比。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是来自当时的陇西，大唐帝国在290年之间，宗室本支日繁，有大房39房；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同是秦朝御史大夫李昙之后裔。赵郡李氏在唐朝一代总共出了17位宰相，文治武功，没人能比。据明代学者朱彝尊所说，赵郡李氏之族最大，甚至超过张、王、刘、赵等诸姓之上。

　　秦国的司徒李昙，其幼子李玑传下了赵郡房，其长子李崇传下了陇西房，赵郡房与陇西房同出一源，又各有所

　　李氏字辈谱100例(一)

　　1、湖北： 逢水仕金廷，阳一可必自，居世成善国，其家祥光美;

　　2、四川安岳： 华时应有，文才必仲，仁义智信，正大光明，克承先绪，世代荣昌;

　　3、四川安县： 大福智忠信，文才必仲行，国德应有庆，世守常增培，孝顺绵基绪，诗书启俊英，若能立邦本，定可振家声;

　　4、江西： 光天化月照, 鸿先喜泰尧, 才发兴隆茂, 林应登文朝, 忠厚传家远, 开祥重得尊;

　　5、浙江仙居： 仁义礼智信, 天地元黄宇, 宙兰馨竹秀;

　　6、 有、芳、毓;

　　7、李煜同族： 大祖原安福，衡湘玉树连;

　　8、重庆涪凌： 万文登联国，弘世成福大, 伦常家齐治，山青永长安;

　　9、湖北当阳： 世时正宏大，光宗承荣昌，永远传家德，贤名达万方;

　　10、重庆梁平：汝名时闻，可仲彦仕，为善承宗，大光万世---金堂衍圣, 江佑开先，诗书继首，代启英贤;

　　11、陕西汉中：作、芳、树、阳、建；

　　12、 国、勋、业、秀、广；

　　13、福建： 正自大学继，洪儒道法传，时中国乃泰；

　　14、 俊发齐英启瑞祥，经伦华史庆贤良。国正家兴栋林茂，盛大日新富有常；

　　15、湖茫李氏：再如承先祖，文嗣仕永昌，德厚能继美，声名必远扬；

　　16、四川威远：忠、仁、希、尚

　　17、湖北安陆：派衍陇西代象贤， 簪缨甲第庆缠绵 ，南宫归获超今古， 兆楚人文极万千；

　　18、 华国才猷真裕俊， 经邦读列可光前， 云初祖尔原同气， 源远流长百世传；

　　19、 常绍前光修德大 家声远振诗书长；

　　20、 国治家齐维尔克昌， 存心宽忍百世其长， 兴宗耀祖富贵永强， 继传忠义安吉宏扬；

　　21、山东海阳：仁、孔、作、树、超、知、忠、京；

　　22、四川岳池：文松逢先新林芳，时振飞继生元良，健代荣华永世昌；

　　23、山东莒县：:元、东、实（钦）、成、作、山、明、永、秀；

　　24、湖北荆州：成、中、召、祖、训、孝；

　　25、 万，清，绍，德，长；

　　26、山东青州：学、永、临、田、增、景、修；

　　27、辽宁： 咏云成文尚，空广生树久，洪世长积德，学中万国书；

　　28、江苏徐州：敦厚恒存，敬成自守；

　　29、四川： 其文忠福井,百万兴庭大,朝臣芳楚玉,治国定安邦；

　　30、湖北麻城：西开广达，文贤忠厚；

　　31、灯久光明，永怀道德；

　　32、桂、明、福、印；

　　33、安、永、怀、瑞、兴、启；

　　34、世守其业，继祖承德；

　　35、正大光明，修齐治平；

　　36、文学丕万世，永玉国鸿昌；

　　37、文守继兴世治廷永成希，春明毓殿英政东；

　　38、元向知本大， 文运振明新 ，学道恢仙泽， 存仁潜信真；

　　39、龙殿腾飞，屏翰洪广，俊美英奇，声名显达，简策昭垂。宽怀功厚，猛勇雄威，书谟典训，忠孝友魁，人文蔚起，世第永辉；

　　40、显、 万、 鸿、 清、 荣；

　　41、大田逢春玉，国辉久长开，德泽永世远，福禄自天来；

　　42、荣绍士汉孝，克明必本元，国邦朝山林，承；

　　43、文、朝、述、先、伟；

　　44、正裕厚培，长春肇庆，尔履惟恒，端本崇敬；

　　45、人文未起，升朝辅正；

　　46、光良久远善 ，任孝一正方， 元启天开宗， 易长文明辉， 先绪克定大， 吉昌荣国邦；

　　47、原裕广崇兴，时青显达隆，贤良昭祖训，俊秀绍先忠，交慎缔；

　　48、桂荣盛昌茂，征应念仕升；

　　49、贵宗云朝春光庆 天道显昭崇典则 玉成才美期登用 大建文模转正直；

　　50、必宴馀定全，登宗如得相，呈绣高颖景-----顺继文明远，功崇振泽长，学科连步上，邦国永增光；

　　51、万代朝天子， 大圣尊周孔， 嘉言启世儒，弼教歌熙绩；

　　52、万代朝天子，金阶玉殿行，少年如有志，永远立功名；

　　53、方汝绍世孔，作树超智忠，昌书耀志用，庆辅昭继凤；

　　54、宏、世、开、庆、胜、玉、春；

　　55、西、腾、登、尚、忠；

　　56、仕文武国中尚元，金玉兴隆永帧祥，才汉豪杰显育秀，富贵英华大吉昌；

　　57、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58、方正端凝，启延宗庆，统承宏绪，基贤继盛，显扬先业，邦家之光，文章炳耀，永世其昌；

　　59、启、登、朝、正、大、光、明、宗、祖、德、承、世；

　　60、纯玉振金生，九学光显文，殿传明世焕，万芳清春；

　　61、令再仲常，仁定文德，昭仕承宗，源紫百千，祖代昌荣，安居永远，忠孝才良，万世光显，高曾衍庆，祠裔维蕃；

　　62、百世年千万，文武安邦守，于浩居中一，方知思可久，继序从兹发，科甲承诗斗，积善流泽远，齐家惟孝友；

　　63、上仲孟季、文治玄邦、世必有子、国应宗昌、远法近守、永正贤良、道崇德盛、厚笃伦常、恢弘先志、启迪辉光；

　　64、正、亮、先、仁、德；

　　65、山依益世雨，继学仰锦品。国公天水茂，元德振家声。大本先忠孝，从延发正音。诗书登甲第，礼仪习光兴；

　　66、英俊贤良泰，荣华富贵昌，首源应天远，世代永贞祥；

　　67、德、传、延、长、孝；

　　68、宝、玉、凤、振；

　　69、丰寿永德文，芳宝玉凤振；

　　70、元、枝、勋、在、锡；

　　71、新、宗、世、芳；

　　72、宏、承、贵、显、学、守、尊、光；

　　73、春之有永洪朝景-----------宗继守学兰克广世传；

　　74、仲、？、建、淑、长、朝、国、功、印、庆、鸿、志、然、松；

　　75、克、作、合、祥、金；

　　76、大、义、必、尚、尧、仁、中、和、恒、孝、本；

　　77、华源文师，宗祖仁庭，永达逢茂，先安帮国，存德本良，立忠尚正，手绍道学，世延浮应；

　　78、浴、师、宪、培、法、承、钦、敬、持、循、广；

　　79、正裕厚培，长春肇庆，尔履惟恒，端本崇敬；

　　80、世光孟行（仁）廷延宣，明最仲念信（文）士兴，元时家声礼乐先，均（善）嗣尚彦思孔子，应居春景道贤良，运启光昌宗本大；

　　81、克、盛、书、孟、修(或振)、长(或锡)、洪、庆(或福)、瑞、广、祥、宗、传、道、希、殿、安、效、华、永、中、正、建、全、兆、清、祥；

　　82、珠火朝君文，友笃宽松云，文大创景馈，树柏尚元荣------正德由来远，忠臣作儒生；

　　83、全、万、凤、庆、国，建、富、继；

　　84、世、守、海、孝、存、灵、圣；

　　85、玉、春、守、俊；

　　86、洪、自、树、延、传、继、增、明、世、永、汇、清、泉；

　　87、生、有、日、月、星、辰、瑞；

　　88、朝、纲、世、登、永、吉、大、昌；

　　89、崇孝阳衡，文忠武烈，正大光明；

　　90、振、凤、玉、树、国、永；

　　91、流、芳、清、白、世；

　　92、月、成、兴、相、道；

　　93、克茂见兆增，树来延纪宗，永成世文明，续传焕之卿；

　　94、国文向其春，心正是子（瑞）荣，宗之必永胜，光大为家庭；

　　95、先、泽、远、志；

　　96、继厚传家广，兆德炎思昌；

　　97、显令维泽毓，昌世远延年，绪德思恩广，绍忠庆吉贤；

　　98、玉福学廷荣，芝兰百世昌，忠厚传家远，诗书礼义长；

　　99、一、之、承、国、庆；

　　100、正学先光大， 逢开世永成，茂盛生德秀，魁占上林时

百家姓里没有，但这个姓从古到今一直存在。 关于老姓的来源，有很多种不同说法，现根据维客万家姓中的“老姓”留言簿整理收集如下版本。 老延兵： 一直以来，我们家都自认为是地道的满族人，认为我们的老姓是从满族的复姓改过来的。但是，这段时间通过和敏康兄一同探究，发现我们这支老氏几乎可以肯定不是满族。因为按照辈分看，到我这代我家已经延续十二代，至少也得七八百年时间。而满族改汉姓那只是三百年前的事。也就是说，在满族改姓之前我家已经姓老至少四百多年时间了。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这支老氏在清朝建立时加入了汉八旗，所以老人们认为自己是满族。 辈分排序：晋、天、骏、成、文、振、德、永、昌、兴（我高祖老兴荣）、忠、孝、延（我老延兵）、世、哲、既、是、可、久、骋。 老敏康： 籍贯是顺德，但早就没有亲戚，更没有什么祖屋了；我爷爷叫老时，他健在的时候已经操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完全没有顺德口音，所以我对顺德一说，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从来没听说在顺德有家谱。 至于南雄一说，也有点奇怪：珠玑巷一百多个姓里面，并没有提及姓老，而且，经过本人访问珠玑巷的老居民（都是七、八十岁的），他们均对姓老的没有一点印象，甚至是第一次听说，这也难免让人存疑。 最近，有东北姓老的，主动跟我联络，说他们也姓老，是满族人的后代，是由“萨克达”这个满族姓更改汉姓而来，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萨克达”的满语就是“苍老”和“老的”的意思。他们有家谱，他们姓老也绝对有明确的根由。 同时，广州日报提到，也是在二、三百年之前，乾隆曾派出1600多名满族八旗官兵携眷驻防广州，辛亥革命爆发，该1600多名满族八旗官兵及其家眷不得不扎根广州；由于篡权的军阀仇视满人，所以致使在广州扎下根来的满人不敢张扬自己满族八旗子弟的身份，纷纷隐姓埋名，并全部已改为汉姓。据分析，其中就有改成姓老的。 总之，老姓由来，真的是众说纷纭，但却始终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 我呼吁，手头上持有家谱、族谱的老家人，是否可以约时间坐下来，一齐饮啖茶、食个包，大家倾倾计。 老冷： 1--------黄帝子孙老童后代， 2--------老聃后代， 3--------春秋时期宋国司马老佐后代，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很多人姓老，如老莱子、老成子、 老祈、老麻。。。 据最新考证，老子非李姓，乃老姓是也，所以如果从名人效应来看，老姓应是伟大思想家老聃后裔。。。 另，日本也有老姓，不知出自哪里也 老志双： 其五，源于老姓说。这种说法主要源于对老子姓氏的考证，认为老子不姓李而姓老，李姓源于老姓。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老子姓李名耳的说法不确实："据当时人普通的称谓，老聃的老字是他的氏族的名称，因为当时称子的，像孔子、有子、曾子、阳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以及其余，都是氏族下面加子字的"，"老聃在古书中丝毫没有姓李的痕迹"。〔2〕唐兰明确地说明：老子并不姓李，而是姓老。郭沫若、马叙伦、陈独秀等人同意唐兰之说。高亨对此说有进一步的考证，他在《老子正诂前记》中说："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3〕依高亨等人的说法，李姓不是由理姓演化而来，而是源于老姓。高先生从音韵学的角度引证甚详，有说服力。 考索以上李姓起源的五种说法，概而论之，笔者认为：《北史》李延寿《传序》和《新唐书宗室世系》所记李姓源于嬴姓之说，虽载入正史，流传甚广，几为定论，现在许多新编姓氏书籍多采此说，但是，一则因为食木子得生传说离奇，老子之前人物如李利贞等人未见史载，言之无据，且以后证前，以近证远，以神话传说证史，不够严谨；二则因为此说起于唐代，有为李唐宗室抬高门第，强为攀附，主观臆测的成份，可信度不高。老子自指李树为姓之说纯系传说，乃道教神化老子之所为，不为信史。李树图腾说证据不足。相比而论，笔者赞同高亨等人所论李姓源于老姓之说，此说以大量音韵训诂为据，持之有故，所论甚详，且可与虎图腾说相结合，以民俗学为立论基础，更为可信。据此，笔者以为：李姓源于老姓，李姓得姓始祖为老子，老子姓老，名老聃，又以虎图腾为号，名李耳，其后裔以祖名为姓，为李氏。 老国钊： 老氏的后人在佛山也只剩下24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据一位老姓后人介绍，老姓的始祖在粤北南雄珠玑古巷。南宋度宗皇时期有一姓胡的妃子，因为遭到当朝宰相贾似道的陷害，被令出宫为尼姑，后来胡妃逃出了寺庙，四处流浪，在杭州被运粮食到那里的珠玑巷富商黄贮万搭 救带回，纳为妾，不料此事被人告发，朝廷便发兵前来围剿，于是珠玑巷连同周围数十里的民众纷纷逃离家园，大举南迁。而老姓的始祖就是在这个时候迁移到如今的南海市沙头镇世老村和大老村。从宋朝直到明末清初，老姓人家有不少人纷纷从沙头镇世老村和大老村搬迁出来，到当时的佛山镇做生意。老姓后来发展成为佛山的一大姓氏。但在抗战爆发后，原来的老姓族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到港澳地区谋生，而且都留在当地没回佛山了，所以如今老姓人家在佛山工作的为数不多了。 老利娟： 我曾经听爸爸讲过，以前我们的祖辈是清朝中的大官，但后来吾知得罪了谁，就改了姓老，避难到了南海，偶是南海沙头的。 本来是姓童，后来，就改左相反的意思，姓老。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爱新觉罗宗谱》共8册，即：星源吉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戊册、己册、庚册。《星源集庆》册为直系皇室册，甲、乙、丙、丁册为宗室册，戊、己、庚册为觉罗册。《爱新觉罗宗谱》原称《玉牒》。清初沿袭明制于顺治九年（1652年）设宗人府，掌皇族属籍，并纂修皇族谱系《玉牒》。清代《玉牒》始修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嗣后每越十年续修一次，至1921年共修28次。清制定显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以下子孙为宗室（黄带子），兴祖（努尔哈赤之曾祖福满）、景祖（努尔哈赤之祖父觉昌安）之子孙为觉罗（红带子）。宗室记入黄册，觉罗记入红册，共为《玉牒》。爱新觉罗氏之宗谱，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一次修续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由《爱新觉罗氏宗谱》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并改称《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

新宾境内的爱新觉罗氏祖努尔哈赤的三祖父索长阿后裔均为觉罗，记入己册。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宁公台”六贝勒之一，居住在“六祖城”之一河咯噶善城。该城址初步认定为新宾永陵镇草苍北沟内的罗家堡子古城址。索长阿共生5子，长子履泰，次子务泰，三子绰奇阿注库，四子龙敦，五子飞龙敦。务泰生6子，长子隆苏，次子威准，三子望喜，四子务巴泰，五子僧额，六子洞峨洛。洞峨洛生5子，长子枯迈，次子龙锡，三子禄赫，四子图兰，五子图禄。龙锡生2子，长子阿哈，次子阿塔。

新宾支爱新觉罗氏始祖为阿塔。阿塔生于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满洲镶蓝旗人。由副理事官历任，康熙七年升山西巡抚，康熙八年降为四品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授永陵副尉，康熙三十年六月授永陵总尉。康熙五十六年卒，年85岁。生子13，长子德特赫，次子凤库，三子福海，四子缓山，五子留格，六子察馨，七子察库兰，八子特克新，九子尹登，十子察库丹，十一子哲尔恳，十二子巴图，十三子赛必图。阿塔由巡抚降为四品，康熙二十五年授永陵副尉，乃携家带子由京城赴永陵任上，途经新宾上夹河腰站村时，见此地山青水秀，即将家小安置于该村，他另携十二子巴图赴永陵上任。阿塔自京城来关外赴任时，共携来7个儿子，即留格、察馨、尹登、察库丹、哲尔恳、巴图、赛必图。除十二子巴图安置于永陵居住，余6子皆安顿在腰站村。五子留格居住在腰站村街里，六子察馨住前街，九子尹登住胜利村（距腰站2里）北山根底，十子察库丹住西头后街，十一子哲尔恳住村东头，十三子赛必图居后台子。这六支形成了今天腰站村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六大支派。

阿塔举家迁回新宾后，即形成了新宾满族爱新觉罗氏宗爱新觉罗氏今天主要居住在上夹河、下营子、永陵、嘉新宾镇等乡镇。

《爱新觉罗宗谱》现藏新宾图书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共7册，缺第一册《星源吉庆》。近年来，肇恒奇、肇毓勇、肇祥祯等肇氏子孙均在续修宗谱。他们曾数次研究出版本支宗谱，肇毓勇已编出初稿，但终因无专人投入，以及经济拮据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爱新觉罗氏是满族老姓，有悠久历史。这个姓氏源于金代的“交鲁”姓，在金代为小姓。经元、明、清的三四百年间的繁衍，发展为满族重要姓氏。尤觉罗脉系是个庞大的氏族“哈拉”（hala），支脉繁多，分布也很广，分化出众多的子氏族“穆昆哈拉”（mukunhala）。

爱新觉罗氏最初使用的姓氏，据文献记载为佟。明朝人和李氏朝鲜人都留下了许多有关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珍贵史料。如茅瑞征说：“奴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傅国说：“万历戊午夏四月，故龙虎将军建酋佟奴儿哈赤初发难，袭我抚顺关，陷之。”张鼐说：“奴之祖曰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佥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日奴儿哈齐，速儿哈齐。”曾经见过努尔哈赤的朝鲜主簿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从佛阿拉回国后，记努尔哈赤祖父名为“佟交清哈”，还说努尔啥赤自称佟姓。努尔哈赤在其致朝鲜国王的回帖中，也自称为“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在努尔哈赤家族早已改为爱新觉罗氏以后的十八世纪末，朝鲜史家李肯翊还坚持努尔哈赤佟姓之说。因此，可以肯定爱新觉罗氏早期本以“佟”为姓。

努尔啥赤之“佟”姓如何而来？这要从他19岁结婚时说起，他的结发妻子（元妃）是佟佳氏。佟佳氏之父为辽东巨富塔木巴彦，汉译为“佟巴彦”，努尔哈赤入赘佟家，遂随妻姓佟。此外，他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提高声誉，也需要强调猛哥帖木儿家族的血统。猛哥帖木儿家族既以佟（童）为姓，那么与努尔哈赤既用“佟”姓又用“觉罗”，这是什么原因呢？“觉罗氏”就是金代的“交鲁氏”。努尔哈赤又以觉罗为姓，根据之一是他表彰功臣时多次赐姓觉罗。其继承人皇太极亦如此。另据乾隆上谕亦有“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之语。据《金史》载， “夹谷曰仝”，仝者，同也，即夹谷汉姓曰仝，同同，同、童、佟三者音同，因此，有的史书译全为童或佟。郑天挺先生说：“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书与《龙飞御天歌》时代相若，所据皆当时记录，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这说得很清楚明了。努尔哈赤一会自称“佟”姓，一会又自称“觉罗”，原来是同一个姓氏。“觉罗”系以居住地而得姓，汉译角落，引申为故里老家之意。后来由于日久年深，氏族繁衍和迁徒，于是形成了人口众多的觉罗氏族。

在努尔哈赤后期，“觉罗”的涵义又发生了变化，即由代表爱新觉罗整个家族而转为特指这个家族的旁系，即疏族——塔克世堂兄弟的后裔。于是，“觉罗”就从姓氏变成了身份地位的代称。姓爱新觉罗的人，就分成了皇家嫡系（直系黄带子〕即宗室和旁系即觉罗（红带子）。自努尔哈赤始，其宗室用爱新觉罗这个姓达300余年。满族使用姓氏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因此，在官方文献中极少见到“爱新觉罗”这个字样。

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为什么有取姓为“金”、“肇”等汉姓的呢？有说，“爱新觉罗”汉译为肇姓， “爱新”汉译为肇，因此猛哥帖本儿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肇者，起始者也。又说，“爱新”汉译也为“金”，“爱新觉罗”即“金姓”，清朝皇室贵族和金代统治者出于同一部族。上二说法都是因为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而产生的。其实，早在清朝初年顺治追封肇祖原皇帝之前，早已使用“爱新觉罗”姓氏，这点皇太极加以否认：“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可努尔哈赤为巩固以其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统治，强化其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独尊地位，在觉罗前面加“爱新”，“以示其异”，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姓氏“爱新觉罗”。其余的觉罗氏则于前俱加土“民”字，构成了“民党罗”，其族属众则以地名为氏，以与爱新觉罗氏相区别，于是，爱新觉罗氏即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成了“国姓”。这样， “爱新觉罗”就不应认同为“肇”姓、“金”姓、“金之遗族”等意思，而应是“金子般尊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觉罗族”的意思。这也是神女吞朱果诞育努尔哈赤家族这一神话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反复强调自己的始祖为上天所生（君权神授）的基本依据。

爱新觉罗氏家族按血统亲疏分为宗室与觉罗，“以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系黄带，六祖（其余的）子孙俱称觉罗，系红带，以别之。”另有获罪而未除氏者，系紫带子。爱新觉罗家族在有清一代享有特权，因此，无人愿舍弃其姓氏。直至清亡后，族人则皆冠以汉字单姓，只宗室支，仍姓爱新觉罗，但“宗室与人私生子，则不入属籍，赐姓口觉罗禅，犹言非正支也。”

爱新觉罗姓氏400余年的演变，首先表现在－名字的汉化上，如福临、玄晔、乾隆等名，即已汉化。据史载：乾隆“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道光丁亥，钦定续拟‘溥毓恒启’四字。咸丰丁巳，又钦定续‘焘闿增祺’四字，均见谕旨。”取名已经汉化，但“爱新觉罗”这个姓依然不变。

辛亥革命以后，爱新觉罗氏族成员，除极其个别的，多冠以汉字单姓。起冠汉字姓规律为：一、以满语意思冠以汉字。爱新，汉译为“金子”，即以“金”字为姓，如清末肃亲王善耆之女金璧辉、清高宗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七世孙金启孮。另如金寄水等。二、以名为氏。清末以后，以父祖名字得姓者，有汤、英、祝、荣、永、万、成等。如新宾支迁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几个分支，“溥”字辈的汤武涉之子孙，即以“汤”字为姓至今。汤武涉生有五子，为“毓”字辈，长子汤毓琮，次子汤毓琰，三子汤毓琢，四子汤毓瑁，五子汤毓睁。他们的子女则为汤伟刚、汤洋、汤巍（女）、汤伟红（女）、汤伟玉（女）、汤隽东、汤隽王嬴。汤伟刚之子，即汤武涉之曾孙，为汤灵岳。溥哲后改名为洪哲，其子孙即以“洪”为姓。沈阳的肇凤来（毓字辈）之侄肇恒增，据其父辈名之首字而改肇姓“凤”。恒增同辈亦有用“恒”为姓的。三、以“肇”（或赵）为姓。居于新宾的爱新觉罗氏除上述冠以“汤、洪”等姓氏者外，绝大多数冠以肇姓，乃缘因肇祖猛哥帖木儿。但索长阿一支之后裔则没有冠以“赵”姓。其他地方爱新觉罗氏有冠“赵”姓者，如努尔哈赤第十三子赖穆布之后裔在20世纪40年代改姓肇（或赵）为金，辽宁省北镇县赖公堡一带赖穆布的后裔也以金、赵为姓。美术学家爱新觉罗·溥仙，又名赵师兴。四、将爱新觉罗简化为“罗”，并以之为姓。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即是。五、原姓不变。极少数爱新党罗氏之人仍然使用原姓，如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爱新觉罗·毓（上品下山）等。一些地方的爱新觉罗氏，也有冠以其他姓氏的，但都不忘其爱新觉罗的旧姓。如居于北京等地的爱新觉罗氏冠以金、罗等姓，居于辽阳的冠以海姓，居于沈阳的冠以肇、德、洪、凤、恒、铁、毓、涛等姓，新宾这支除冠以肇姓外，还有冠以依、罗姓的。

爱新觉罗氏字辈问题。《爱新觉罗宗谱》自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以下24代世系，自18世以后改汉字姓“肇”。可在《宗谱》中既没出现“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又没出现汉字“肇”姓，这是满洲个氏族修谱的共同特点，即姓、名不连写。爱新觉罗氏字辈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近几年来，一些书刊杂志上刊登的爱新觉罗氏的字辈多是不正确的，原因都是以《玉牒摘要》《肇白山世代要则》序中的《肇白山百字派》来作为爱新觉罗氏字辈的。此字辈中只有“胤弘永增祺”是爱新觉罗氏字辈，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民字辈。

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阁（错字，应该为“闿”）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字辈。

正确的爱新觉罗氏字辈应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这14个字辈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玉牒》上所定的字辈序和字辈数。爱新觉罗氏宗谱从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续修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是由爱新觉罗氏宗族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官光绪三十二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而成，并改《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即“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至此，爱新觉罗氏字辈为：觉、塔、努、皇、福、玄（这是肇氏宗族自认的字辈首六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爱新觉罗宗谱·己册》世系中所记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三子索长阿的后裔。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为清前宁公台六贝勒之一，住河咯噶善城，此城位于永陵镇后沟罗家堡子后的台地上，距赫图阿拉城9公里，为清前六祖城之一。索长阿有5子，为努尔哈赤的伯、叔。此5子在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的过程中，参与了阻止和加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史料对绰奇塔和龙敦二人的活动记述，尤为详细。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李成梁部下杀害与古勒城后，年轻的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征讨仇人尼堪外兰，这在爱新觉罗宗族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宗族中五祖子孙在龙敦的煽动下，听信明朝边臣的传言和威胁，“皆归尼堪外兰”，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势力。在五祖子孙中，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成为宗族中反对努尔哈赤的核心人物。以龙敦力代表的族人千方百计地阻挠瓦解努力哈赤的势力，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颇多。明“万历十二年初！王祖之子龙敦…¨唆萨木占口：‘尔妹见在我家，汝可与我谋杀噶哈善（努尔哈赤妹夫）’”。萨木占听其言，带领族人遮杀于路。太祖闻之，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往者。太祖带数人往寻之，族叔尼玛兰城主棱敦止之曰： “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受其害”。当努尔哈赤率部欲攻取兆佳城时，龙敦亦暗中遣人将此密告兆佳城主李岱，致使努尔哈赤劳师往返，一事无成。龙敦又频繁地策划刺杀努尔哈赤，五祖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使努尔哈赤寝卧不安，每“睡到半夜，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令后故意如厕，太祖紧随，以后之体蔽己身，潜伏于烟突侧。”竟致利用妻子的身体掩护自己，以防族人的刺杀。甚至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仍惧怕其势力，不敢杀掉，以免族人以此为口实，兴兵问罪，而以窃牛名释之。此时努尔哈赤是何等的艰难。

刺杀努尔哈赤不成，索长阿的第三子绰奇塔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佳和觉善三人同谋，“纠合哈达国万汗兵，以浑河部兆佳城主李岱为向导，劫掠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

索长阿的子孙在努尔哈赤创业时，全力地阻止遏制其势力的崛起，在分化宗族势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当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挥师西逆时，其宗族，包括索长阿的子孙们又在其率领下奋力冲杀，为建立清王朝树立了汗马功劳，其后人被赐“红带子”。

满族肇氏，经《宗谱》与史料相互印证，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的兄长德世库的后裔，原为觉罗，后被革退，系紫带子，沿用祖姓觉尔察氏，其家中存有《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在谱序及奏折中都有其先世居呼兰哈达山下觉尔察地方的记载，并“因以为氏”。该氏的先世与努尔哈赤所居毗邻，称努尔哈赤为兄。当觉尔察氏的先世在努尔哈赤起兵后因故受到努尔哈赤的处罚，“抽了红带子，降为陈满洲”时，德世库的后代！尚以觉尔察为姓氏。此足证，努尔哈赤宗族此时尚没有以爱新觉罗为姓氏。

对改用汉字“肇”为姓的满族人，《兴京县志》载：“肇氏即爱新觉罗氏”。此记有错。在有清一代，同为六祖之一的德世库和索长阿二人之后裔，前者为觉尔察氏，后者为爱新觉罗氏，非皆为爱新觉罗氏。

综上，清朝发祥地新宾的《爱新觉罗宗谱》，虽远不如爱新觉罗氏宗室《玉牒》完整全面，但它全面书录了索长阿的后裔世系，并佐证了《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爱新觉罗氏宗族内部的纷争，揭示了清前努尔哈赤创业的艰难和蹉跎生涯。《爱新觉罗宗谱》和《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两部民间谱书，无疑是研究清前努尔哈赤家族发展的两部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满族社会发展史的民间资料。

《李白诗词》

朝代：唐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王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路纬秋啼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

云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宣城风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风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春夜洛城闻笛

认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裂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扇，訇然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