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平简介：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人物评价：

1、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2、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以上内容参考-梁启超

（1）主要原因：受宗法制的传统影响，中国人重视血缘和家族观念；小农生产方式的影响；彰显家族声誉，弘扬传统美德。 作用：凝聚亲族；弘扬正统观念；规范人际社会关系；巩固统治。

（2）作用：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国家完全统一。

（3）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可以拓展史料来源；家谱隐恶扬善的笔法和孤证会影响其史料价值。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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