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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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是要祭祀先祖

大年三十上午，家家户户都要把家谱、祖先像、牌位等供于家中上厅，安放供桌，摆好香炉、供品。祭祖的同时，也会到古城巷口土地庙祭祀土地神，烧三炷香，叩拜后，祈求丰收，最后烧纸，俗称"送钱粮"。人们在春节期间祭祀祖先、叩拜神灵，其实就是给祖先、诸神拜年。

按照习俗，自己的祖先和天、地、神、佛一样是应该认真顶礼膜拜的。因为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时时刻刻的在关心和注视着后代的子孙们，尘世的人要通过祭祀来祈求和报答他们的庇护和保佑。 春节时必须祭祖，缅怀自己的祖先，激励后人。

1，年前的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尾牙。访谈中，取得老者的描述：“本地有‘初二、十六牙’的说法。每个月的农历初二、十六两天是头家（即雇主）给伙计（即雇工）改善伙食的日子。十二月十六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牙日’。头家除了给伙计工钱，请伙计吃顿饭之外，还要决定是否继续留用。有些话不方便直接讲，于是头家照样包红包、请吃饭，但是用摆放筷子来暗示。如果筷子头冲里就说明这个人还可以留下来，如果筷子冲外放，那明年这个人就识趣不要再来了。”当然，随着社会的变迁，老人所描绘的场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十二月廿日：“清船”或“清沌” 。过年之前扫除晦气、弃旧迎新的习俗，小溪镇在这一天进行，闽南其他地区清船的时间不一，但内容基本一致。在这一天，主妇会带着孩子清扫家里的所有角落，除了平时打扫的地方，还要搬动家具，清理卫生死角；刷洗家具、地板、窗户，用特制的长扫帚清扫天花板，把积了一年的灰尘和积垢清洗干净。今天这一活动仍然保持了下来，但笔者在访谈中得知：“以前，清扫完毕后每家每户会在厅堂挂上祖宗像，在春节期间摆放清水、茶酒和鲜果供奉，到正月廿日以后方才撤去。”现在很少有人家在厅堂里长时间供奉祖先，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仅仅是彻底清扫卫生的日子了。这时，平和县城已被节日的气氛笼罩住，各单位门前挂着“欢度春节”的横幅，街边巷尾和过年有关的商品越来越多，火红的春联，鲜艳的衣服，小孩子们放寒假了，大人上班也渐渐松散，准备过年了。

十二月廿四日：送神（灶神）上天。民间传说在人间监督了一年的灶神在今天回天庭复命，所以家家户户会摆堂，供上香烛、清茶送神上天，祈祷灶神上天庭时多报好事。供品主要有糖果、饼干、红橘（取吉祥之意）、发粿 、萝卜 等。今天，活动和祭品没有太大变化。

节日准备过程中，除了卫生、祭祀以外，自然少不了食物，现在县城里的居民大多直接从市场购买鱼肉等食物，已不同于传统的做法了，而正像歌谣中所说的，准备节日食品在过去是春节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这里将变迁之前的节日习俗记录如下：

十二月廿五日：戽塘鱼。人们将池塘里的鱼全部捕出，作为年货改善生活。常见的有鲢鱼、草鱼、鲤鱼等。

十二月廿六日：阪子圩。这天当家人去赶集，初步购置年货和礼物，比如春联、甘蔗 、孩子的新衣服等。平和县有这样的民谣：“孙吵要鞭炮，老某要黑裙，媳妇要花粉” ，形容当家人的家事繁多。

十二月廿七日：杀公猪。商品经济不发达时，往往几户人家合养一头猪，到这一天杀猪，每家平分猪肉，春节所需的猪肉便有着落。现在，主妇会在这一天赶集购办春节时需要的食物。

此外，城乡之间亲朋的感情、礼物、文化交流主要在这段时间进行。乡下的亲朋在拜年时会送一些家禽、农产品（冬笋、杨桃、甘蔗等）及自制的食品（如米粿、年糕等）作为礼物；而城镇的居民则用年画、挂历、毛巾、茶叶等物品回馈。一来一往时，聊家常，说年景，相互之间的感情得到表达和交流。在平和县，这样的习惯一直没有太多变化。

十二月廿八日：赶尾圩。在以前，这便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次集市，人们会把春节期间该用到的物品买齐，比如油、盐、菜、肉等，正常的供应会在正月初五之后才陆续恢复。访谈中得到老者的说法：“正月初五之前，只有急用的像鞭炮、香烛这些商品出售。连药店也只会开一个小缝！有一年初几碰到家里半夜有人生病，敲半天门大夫都不出来，急死人。东西也比平时贵很多，有时甚至贵出几十倍。”现今虽然不存在商品短缺的问题，商店从正月初三开始陆续营业，不过营业时间缩短而已，但人们还是习惯在廿八这一天把不易腐坏的食物购买齐全，给自家贴上新春联，到理发店整理妆容，并且准备好第二天要制作食品所需要的配料。

另外，平和县还一个习俗，即欠债的人会在农历廿七、廿八，自觉还债，如果没法还清，要与债主再商议来年还债的时间。无能力还债的人，到了大年三十年关到亲戚或朋友家躲债。

十二月廿九日：杀鸡鸭。春节期间较为重要的食品在这天必须准备停当。包括鸡、鸭、五香杂菜、自灌香肠、炸枣（传统的自制节日食品）等。鸡与鸭是不可或缺的食物，老人说：“解放前由于卫生条件、养殖技术所限，鸡鸭很难养活，但是再穷的人家也会想办法凑足一整只‘鸡’，人们常常会用成活率较高的鹅来代替鸡。”今天，食品丰富，人们只需去商场采购了。

到了大年廿九，外出工作、求学的游子大多已经回到县城。过去住在老房子的人家会在院子里和过道里支起大锅烧热水，设起流水线准备过节食品。有人操刀杀家禽，储鸡血和鸭血；把杀完的鸡、鸭在热水里泡过以后，人们一边围坐着拔鸭毛，一边说自己一年来的故事；有人接着给鸡鸭开膛剖肚，把内脏取出来清洗干净；还有人煮鸡鸭、抹食盐，冷却后挂在通风处保鲜；还有人准备需要用的蔬菜、肉食、海鲜等食物。家人团聚不仅仅是除夕夜围炉时的吃喝，在家务劳动中的分工配合更能体现闽南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教育子女的观点。随着住在独门独户院子里的人渐少，单元房成为人们的主要住所；市场也越来越活跃，年前家人集体劳动的场景也很少见。主妇会从市场买回来杀毕、洗净或者烹煮好的过节食物，对于小家庭而言，这种方式更为干净、省事，远归的家人可以围坐喝茶、谈天说地，当然也很少体会到儿时一起劳动拌嘴的乐趣了。

春节前的最后几天，人们在期待的热情和劳动的疲惫中度过。

2、节日的仪式与活动

十二月三十日：过年。准备了十余天，终于到了大年三十。因为闽南人对说话的“彩头”与禁忌 很是重视，因此，年夜饭前，大人总会一边给小孩洗澡，一边再三叮嘱小孩不能乱讲话，不能骂人，要说好话；大人在春节期间也很少骂孩子了。

询问老者得知：“以前在年三十会有一个祭祖的仪式，或者去祠堂，或者就在家中祖宗像前祭拜，全家按长幼给祖宗行礼。一方面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不要忘本，希望祖先有灵佑护晚辈；另外，我们小时候关于礼节、长幼秩序、待人接物的观念就在这样的仪式中得到教育和巩固。”现在，在平和县城有人家在团年之前会到土地庙里祭拜、放鞭炮 、烧纸钱等，然而祭祖的景象已经较少见了。

年夜饭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重要，在闽南地区也不例外。不同于北方地区的合家包饺子，平和县有其他的习惯与讲究。从前“祭祖完毕撤走供台和供品以后，放过鞭炮，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个崭新的红泥火炉，用木炭生起红旺的炉火，全家人团坐在桌边吃饭，又团圆温暖，又表达财气旺的愿望。饭桌上，再穷的人家也会想办法凑足十二道菜，前一天做的五香杂菜、香肠都会上桌，鸡更是不可或缺的一味。有条件的家庭在拼盘上有讲究：鸡头、鸡尾、鸡翅、鸡爪都不能缺，其他部位的肉也要整齐码放，就像一只完整的鸡放在盘里。而穷人会用鸭肉或鹅肉摆成整只家禽的形状，加上从邻居家借来的鸡头拼成一只鸡，称作‘凑鸡头’。他们常常要为保存鸡头费尽心思，借来的鸡头在每一餐围炉之后都要放在腌菜缸里，有客人来时才重新拿出来摆放。”

现在，摆火炉的习惯已经不见了。以目前的生活水平，也不用“凑鸡头”了。但是，饭前放鞭炮，饭桌上拼盘保持鸡鸭原来形状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小孩和成年男子到室外燃放一挂鞭炮，说明开始围炉。主妇在开饭前盛出一整碗米饭，留待第二天食用；或者会故意多做米饭，年夜饭时吃不完，这都是“春饭”、“年年有余”的意思。全家人团坐在饭桌前吃喝说笑，小孩在这一天被允许喝一点酒，敬酒时互相祝愿，长辈对晚辈提新一年的要求，气氛很是热烈。本县近海，血蚶是很重要的一道菜。蚶洗净后用刚烧开的水烫过，半熟便可食用。 “以前，蚶壳很少扔掉，而是放在门后、地上，俗称‘蚶壳钱’，走路时踢到蚶壳有来年赚大钱的好兆头。吃完年夜饭后，全家人围坐在厅堂，由老人讲家事、传家谱，老人一般会给儿孙讲祖上艰苦创业、行善积德的故事。饭后，小孩到外头群聚放鞭炮玩耍。而大人则围坐在桌旁，品茗谈天，‘守岁’ 至凌晨，祝愿父母长寿。”调查者听过自家的一个故事：祖上家里穷，作佃户租地主的田。端午节地主来家里收租，当家的连忙给地主端上粽子和红糖，请地主食用，求地主暂时缓债。自家的孩子在厨房里用粽子蘸盐吃，地主看见了，误以为孩子吃的是白糖，佃户故意怠慢自己，于是地主大怒，逼债更紧。当家的交完租，教育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当佃户受人压迫。后辈果然发奋图强，到他的子辈就把没落地主的田地买过来。这样的故事传承下来，提醒孩子珍惜现在的生活，又鼓励晚辈继续奋斗。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的普及，旧习俗受到现代娱乐方式冲击渐渐衰落。除夕夜合家聊天、长辈传家谱的惯例如今已被收看“春节联欢晚会”所代替，人们吃完年夜饭便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晚会，家族内文化传承活动的机会变得很少。老者感慨：“我讲的过节习惯，你父亲那辈人都不一定经历过，可能会有一点印象。你们就更不知道春节该怎么过了，吃的玩的也不一定非等到春节，平时都有。可能就是回家休息一下，看看亲人。现在不讲传统礼节、家族传统，这些习惯也越来越淡了。”

到了午夜十二点，平和县城里鞭炮、烟花大作，把整个夜空照得白昼一般。新的一年在烟雾缭绕和隆隆的鞭炮声中到来，守岁的人也陆陆续续休息去了。由于平和县没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一习俗也延续至今。

正月初一：旧俗规定这一天应该早起。特别是当家人，需要在寅时至卯时（凌晨3点至7点）“进头香”，即敬天、敬神、敬祖宗，祝愿新的一年合家平安、万事如意，过后大放爆竹迎接新年的第一天。因为大年三十人们熬夜看电视，初一早起、“进头香”的风俗也渐渐变成午夜临睡前进香，早晨睡觉。老人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现在的人好命，过去哪能一觉睡到初一中午，都要早起进头香。起的早这一年才勤快，赚大钱。”

早饭时，旧俗规定要吃“长年菜”，即将整株青菜用盐水清煮素食。人们认为初一早晨素食会保佑一年出门不会淋到雨。今天这个习惯仍然沿袭下来。

饭后，大人小孩穿着新衣服，到亲戚朋友家拜年，小孩常会得到“红包”（压岁钱）。长辈给红包时祝愿小孩身体健康，听话，学习进步等；小孩收下红包除了道谢之外，也会说一些祝愿的话。虽然没有规定，但在给、受红包的两家互相之间得保持平衡，也就是说收下红包的家长要给对方子女相近数额的红包。因此，红包的数额不一定，具体看给、受两家的经济水平，但数额一定要是双数。另外，也有参加工作或事业有成的晚辈给老者红包的习俗。现在仍然保留了下来，只是对象和范围都有所变化。

正月初二：闽南多数地区都有“女婿日”的习俗，即已婚妇女带着夫婿、孩子回娘家拜年。当地有民谣：“有孝女初二三，不孝女月半担”，即孝顺的女儿正月初二、初三就带着夫婿回娘家做客，给父母拜年；不孝的女儿到正月十五才回娘家。结婚头一两年的女儿回娘家必须准备8样礼物：鸡、鸭、猪肉、香肠、红柑、发糕、烟、酒。丈母娘把“女婿”送来的礼物收一大部分，鸡、鸭要切一半给女婿带回。岳家摆一桌酒菜请新女婿，请客时对座位顺序和菜肴都有所规定，新女婿和女儿在初二这一天要坐“大位”（重要的位置），桌上要有鸡肉、鸡头。做客时，女婿、女儿要给父母红包。如果是结婚若干年且生有小孩的女儿在正月初二、初三照样要回娘家。早上女儿全家到岳家做客，带些礼品（不是很严格），丈人也会设宴款待女婿一家，但没有座位次序的要求；女儿、女婿给父母红包；丈人有红包给外孙，到黄昏时回家。而不同家庭之间在这一天一般很少串门，以免打扰其他人的团圆气氛。今天，这一习俗也仍然保持着。

正月初三这一天俗称“赤狗日”，即不吉利的日子。人们很少做客，也不喜欢有客人来。睡醒后在家里拿起好几天没动过的扫帚扫地，在芦溪乡还有把扫帚和垃圾一起丢掉的风俗，有“送穷日”之说。关于这一天，没有太多的习俗规定，其实经过十几天的酝酿准备和新年两天的狂欢高潮，人们从肠胃到精神都需要有时间休息和放松，也逐渐需要从节日的气氛中过渡到工作和日常生活当中。

到了正月初四又得早起，人们接回在天上休息了十天的灶神，供品和拜祭过程都没有多大变化。

初五日俗称“隔开”，日常的生活劳作开始步入正轨，农户开始准备春耕。

接下来几天民俗上没有具体的规定，访谈中得知：“解放后到七十年代以前，在正月里会有猜灯谜、说书、球类比赛等文体活动，都是民间举办的。大、中专学生假期返乡也会组织一些文化活动，比如话剧公演之类的，传播文明思想。这样的活动在近十几年慢慢没有了。这几年，人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看电视、上网等，对具体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不是很热心。

不过现在在农村，仍然保留着举行座谈会的习惯。参加座谈会的大多是外出创业有成、学业有成的本乡人。在会上，由主持人表彰努力拼搏的先进者，有一定财资的人也会捐资公益事业，像修桥、修祠堂这一类，回报乡亲。这些座谈会的主要是为了鼓励乡民继续发奋，创造更加进步文明的生活。”

初九日是“天公生日”，各家各户都准备好年糕、水果、清茶祭拜。旧俗规定，祭拜应当在凌晨四五点钟进行，供桌上摆放有鲜果、鲜花、炸枣、素菜、清茶等供品，主妇分三次将茶斟满，祭拜完毕后烧纸钱祭天，放鞭炮以示仪式的结束。整个过程大致要有半个小时。但是现在人们更容易接受初九凌晨拜完天公再睡觉的习惯，午夜祭拜天公时燃放的鞭炮很集中，大家心照不宣地将热闹的时段调整在一起，过后安心睡觉。

初九过后，在外地工作、学习的人们要陆续回到岗位上，县城居民也渐渐安心进入日常生活。但传统的年还没有过完，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闽南称为“过小年”。

访谈得到的信息：“以前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各姓祠堂都会张灯结彩，由新婚或添了男丁的家庭负责在祖祠内点灯。”平和县城里已经很少见这样的做法，反而可以见到比除夕夜丰富得多的娱乐活动。家家户户门口高悬红灯笼，县城有舞龙、舞狮、龙艺等活动。舞龙、舞狮与常见的龙狮队没有多大差别，这里不赘言。龙狮队伍会进到巷子里每家每户门前表演，每到一户，民众都放鞭炮迎接，并给龙狮队的小伙子“红包”。

龙艺是平和县县城特有的民间娱乐项目，费用一般都由县里经济情况较好的乡、镇负担。“龙”的每一节用木版搭出底座和顶棚，底座上面放有竹椅，可供人坐；底座两边有木棍支出，用来扛在肩上；棚子上披着塑料薄膜。整条“龙身”都用塑料花、彩带、彩灯加以装饰。每一节有一个四、五岁小孩打扮成古代才子佳人的模样端坐其中，他们手执小伞，浓妆淡抹。到了元宵夜七点多钟，小伙子扛着龙艺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历，龙身上彩灯闪烁，孩子们装扮精致，每到一处，总有万人空巷的景观。在元宵夜的绵绵细雨中，马路边树上的彩灯，龙身上的花灯，临街的住户燃放的烟花爆竹，五彩缤纷，龙艺将春节活动推向高潮。

近几年，县政府组织县内的各企事业单位在各主要街道上摆摊设棚，举行元宵灯谜活动。男女老少晚饭后结伴而出，从这个摊点逛到那个摊位，猜完谜再做游戏，边看烟花边聊天；而每个单位都会准备一些牙膏、洗发水、香皂、文具等奖品，送给优胜者。居民从前一阵的美食与忙乱中活动起来，到街上看人看景，收拾心绪，准备投入新一年的生活和工作。

正月廿日俗称“天穿 ”。“传说女娲炼石补天就在这一天。民间吃甜馃、咸饭 来‘补穿’。妇女们打扮一番，到田间地头‘走穿’，实际是踏青去了。”传统春节活动也在今天正式结束，新一年的生活到来。

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具有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特点，但是它同时也是处于范围更广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仍然具有整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闽南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由于地域条件的影响，该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这些差别也明显地反映在节日当中，具体表现为如上所述的节日活动安排，各种民间习俗和禁忌等；然而，在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上，闽南地区同样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特征。比如，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在春节节日过程的后半段，有祭祀神佛、祭拜祖宗，家庭团圆、家庭教育，串门拜年，娱乐休闲等活动，这些活动以及其中包含的种种习俗和禁忌，体现出中华民族共有的期冀未来、趋吉避害、勤劳行善、家族团结等社会心理特点。但是，从上文的描述也不难看出，春节的整个过程面临着变化，传统节日的许多构成因素正在消解，并且从不同侧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二、节日文化与文化变迁

人类学研究表明，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生物性差别不大，但文化却相距甚远。显然，文化一直是处于一种恒常的变迁之中，变迁是所有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一种永存的现象，文化变迁研究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主要课题。在社会物质各方面剧烈变化的今天，以往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地区及传统文化，也进入了较为剧烈的变迁过程中。

1、文化变迁及其原因

对于文化变迁及其变迁原因，人类学、社会学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大多同意，变迁既可能来自文化内部的发现、发明和长时期的变异，也可能来自外部的接触、传播和涵化。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费尔丁•奥格本认为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是由物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的；一旦物质文化发生变革，非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价值观、规范和意义、社会结构等也发生变化。而克莱德M伍兹则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这里的社会文化环境指人、文化和社会；而自然环境指的是某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包括天然的和人造的两种。当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迁，通常会引起其他部分相应的变迁。物质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要求，会导致传统文化日益卷入现代世界，并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民间信仰日益疏远。

闽南地区天然的自然环境变化不大，但是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本文认为，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是引起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在闽南地区的春节过程中，作为生活基础的自然环境和物产没有太大变化，人们继承了传统观念和节日习俗的整体框架，比如节日活动的时间安排和节日食物的组成，大部分生活观念仍然能够适应闽南地区物质环境的要求。另外，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人们不愿意过大地破坏本地区长期习惯的生活方式，使自己都无法辨认，所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禁忌和民间信仰也延续下来，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但是，在节日习俗的操作层面，一些不适应现代经济方式和物质生产的习惯被人们放弃，比如“尾牙”的习俗、节日食物准备的安排等。由于与现代的时间安排冲突较大，传统活动中一些比较严格、繁锁的程序被人们减省或改装，以适应逐渐加快的生活节奏和随之普遍的速效心态，例如清晨“进头香”和初九凌晨放鞭炮的习惯。现代因素并非完全取代传统习惯，人们根据自身的社会生活需要对它们进行选择，有时调整传统行为习惯以适应现代生活，有时将现代技术增添到传统操作中，文化便在这样的互动中变化着。在这个变迁进程里，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更复杂，技术上更加先进，变化更加急速的生活方式。

但文化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关变迁的内容、方式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很难用某种理论简单概括。因此，关于文化变迁的原因，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传统文化需要从其内部进行调整以适应物质技术环境的变化，需要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项社会制度的变化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作为传统社会精神层面的一部分，无法逃避变迁浪潮的冲刷。另外，随着人口流动、现代交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交流传播，各种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接触，进而发生互相取代、增添和同化。现代生活和传统文化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

2、文化变迁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节日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出社会文化的特点。不论是一个地区的生活秩序，还是人们的行为特征和社会心理，都可以在节日中表现出来。可以说，节日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同时，也是人们生活方式。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就正经历着“正在进行时”的变迁，新旧文化的共时存在对比，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变迁的动态过程和不同文化因素在变迁中的时间规律性。

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年”为周期，春节正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节日，在时间上处于承先启后的农闲阶段，人们在这个时段进行休息、消费和祭祀等活动。春节起到了调整生产生活、表达感情的作用。在传统春节的节日过程中，人们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安排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节日文化活动，家庭的休息、教育、娱乐功能得到更明显的发挥。此外，传统节日习俗中还包含着一系列传承文化的活动和仪式，比如上文所描述的节日准备阶段进行的祭祖、拜神、城乡交流、集体劳动等活动，使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如重视亲情、尊重劳动等），在带有仪式性的节日活动中得到肯定和继承，并在这个传承的过程里将社会成员纳入传统文化之中。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现代化对传统节日的冲击，传统节日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着改变，并且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在调查地点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以往家族交流的机会被现代大众传媒取代，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也随之减少；其次，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普及，传统观念对社会成员的影响逐渐淡薄，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意识和行为也逐渐减弱；以上种种观念的变化反映在实际行动中，便是节日习俗中传统部分的日渐式微。观念与实际行为的相互作用使得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比如重视家庭结构和秩序、向上进取的精神和为目标付出的决心等等，在循环中渐渐丧失。当然，本文在强调引起节日文化变迁的外部刺激（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交通发展，大众传媒普及，标准化教育普及等）的同时，也承认文化内部的发展导致变迁，以及文化变迁的内部整合与调适机制运行的过程。

然而，传统休闲方式、生活方式的衰微和传统文化的变迁，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对现代生活的适应。而是意味着，要么先前存在的模式必须改变，要么人们必须采纳受到现代化影响较早的社区人群用较长时间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模式。比如，调查地居民对同处于闽南文化区域内的厦门、漳州等市区居民生活方式的模仿，特别是在春节期间的节日活动安排模式，以及表达感情和信仰的方式。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实际相伴而生的还有社会成员对文化生活空缺的不适应，以及在新的文化生活方式还未建立起来时，人们对休闲、消费方式的盲目选择。比如春节期间县城居民之间互动交流的形式明显减少，人们不再热衷于家庭交流和各种文体活动。而近三、四年来，春节期间大人们赌“六合彩”、小孩到网吧玩电脑游戏的现象不断增多，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以及传统文化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理缺失。从节日文化的变迁反映出来的生活方式变迁让我们意识到，由于旧有文化正在瓦解，新的更适应于地区和人群的文化尚未确立下来，这种文化上的断层无法满足社会、居民在现代社会的需要，寻求可行的替换制度显得越来越必要。

传统文化可能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也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动力，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对待两者的态度。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引发的社会认同感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凝聚作用，也即文化的内核部分，长期以来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动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引导以使其发挥功用。当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需要重新解释和转换人们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认识社会中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变迁，科学地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使整个社会系统平衡发展，这正是研究者面对文化变迁时需要反复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