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的夫人为单氏高清朝格格。她的性格倔强、任性、嫉妒、坦率，有着不乱、顾全大局的贤惠智慧。刘墉出生于山东诸城市庞各庄（今高密）。

从他的曾祖父刘必显到刘墉，进士7人，举人24人，知府及以上的亲属数不胜数。刘墉30多岁的时候参加考试，排名第一。

刘墉是清代乃至古代罕见的长寿人，共活了85年左右。当时，刘墉是朝廷的重要大臣。在他死后，他被授予了一个谥号。乾隆十六年（1751年），刘墉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印举人的身份参加中考和堂考，是二等功课中的二等生。

他被授予翰林学院的监护权，在《三官》任编辑，不久晋升讲师，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历史上刘墉有老婆，不光是正房，还有妃子房。关于刘墉老婆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刘墉有老婆。根据刘墉的家谱，刘墉至少娶了个老婆，这个老婆就叫单氏高。

但关于刘墉的妻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据清代文人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写道：“诸城（指刘墉）有一张妻子黄氏，嘉兴人”，也就是说，刘墉有一个老婆叫黄氏。目前尚不清楚单氏高和黄氏是刘墉的妻子。

我和刘墉同族，19世纪末先祖从山东渡河到辽宁，后到内蒙，清爱堂刘氏，抄斩纯属扯，之前平坟，我家族不少人都被刨了，还有不少族人在，怎么可能抄斩，被平坟后政府都给重建了，中央也下命令了，先祖离开时说过家族还有不少亲人在做官。我家只是东武刘氏，但不是刘墉后代，刘墉后代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我先族没带家谱，和兄长父亲在辽宁分散，先祖说是刘墉后代，然后我做了基因检测和东武刘氏的对上了。东武刘氏后人的家谱搜索下网上应该有，我之前微信别人山东的亲人给我传过，那格式我没看懂，刘墉有没有后代都不好说，有传说刘墉没有代，清爱堂刘氏也没多少和东武刘氏有关系的，东武刘氏自己给别的老刘家送的牌匾清爱堂。特意搜索的来回复你的，闲着没事刷手机，热搜上冒出个刘墉后代满门抄斩，你知不知道满门抄斩，我们这些只要没和刘墉支系分家，会一块杀了。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五岁,谥清正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学政江宁知府太原知府广西考官江西盐道漕运按察使湖南巡抚吏部尚书河道总督直隶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他还是诗人书法家有<<石庵诗集>>与<<清爱堂帖>>传世

　　观其一生,足智多谋刚正不阿再其调回京后不阿附和绅而独善其身,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不可能与权势滔天的和绅针锋相对

　　与纪昀、和珅并为乾隆朝三大中堂。 刘墉与纪昀与和绅年纪相差十分悬殊，有三十多岁，即他们的暮年正是和珅的盛年，二人即使反和，也没站在一线主力军上，最多是参谋之类。甚至据说和还救过纪，因此二人关系不差。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刘统勋死前，刘墉一直未得入京为官。他死后，刘墉才入朝为官。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纪昀

　　(1724-1805)

　　纪昀（jì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文学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小莲庄为南浔景致之最，原是“四象之首”清光禄大夫刘镛的家庙和花园。传说因为主人钦慕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建于湖州的莲花庄得名。有人估算，刘镛的家产，在19世纪90年代时达到了2千万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是7千万两白银。1885年，通奉公刘镛59岁，开始修建私家庄园“小莲庄”，他准备在庄园里修整一个十亩的荷花池，再在池边建几座亭台楼榭，以便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赏荷、垂钓，安享晚年。这时候的刘镛，已居南浔“四象”之首。也许，他希望静对荷花池时，能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或许，他会想，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只要你的心足够大。此时的刘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绵绸布庄的小学徒。那一年他15岁，由于家境贫寒，刘镛在布庄帮工，他起早贪黑，从厨房到澡堂，什么事都干，但辛苦一天却只能得到十文点心钱，即使像他师傅，身为店中执事，岁俸也不过百缗（一千文为一缗）。

对于处处留心想要自己起家创业的刘镛而言，每日十文的酬劳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考虑着，要往丝业上发展。南浔，倚天目诸山之胜，揽太湖苕溪之秀，所有的灵气凝结为一缕缕蚕丝，绵软柔韧，质地晶莹，名闻遐迩。当时正值“欧洲诸国开商埠于上海，大购湖丝，岁出口八九万包，业丝者赢获过多”。这一切皆被刘镛看在眼里，不禁为之心动。若想开创自己的事业，从丝上着手，当是一条捷径。于是，1842年，16岁的刘镛“跳槽”到谈德昌丝行当伙计。丝行的待遇比绵绸布庄大有提高，不仅“年贴膳洋银十圆”，年底，谈老板因刘镛勤快能干还“酬洋银六圆”。（岁月几经变迁，人世几度沧桑，十亩荷花池，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今天，当我们徜徉在岸边，赞叹它的美丽、惊羡主人的财富时，有几人能够想到，当年的刘镛，在成为一方大亨之前，只是那么一个不起眼的穷小子，足见人的心有多大，就能走得多远。）

刘镛进入谈德昌丝行当小伙计时，早已存了心机，将来要另立炉灶，开创自己的事业。由于他聪敏好学，短短四年时间，便“靡洪靡纤，不待提谕，劈见症结”，尽通丝业经营的奥秘，掌握了经商的规律。1846年，正月新春，家家户户都忙着辞旧迎新。刘镛的心中，也涌动着开始新生活的想法，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开始着手做一番自己的事业了。于是，他辞别了谈德昌丝行，拿出所有积蓄，开了家叫做“刘恒顺”的小丝行。南浔最富有的一“象”，就从这里，开始了最初的萌芽。沿着曲曲折折的水路，往北，摇上三天三夜的橹，穿过那一座又一座的石桥，便到达了上海十六铺。这是刘镛第一次去上海打听丝价，此前，他的小丝行每日收购蚕丝，打烊后立刻转手卖给广东商人开设的大广庄，赚点小小的差价。

日子本来倒也安逸，只是这一年的春天，春丝抽得特别多特别好，广庄联合几家大的丝行有意压低辑里湖丝的价格，眼看生意就要赔本了。是不是可以自个摇船把丝直接卖到上海去？刘镛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随即又把这念头打压下去——没资金、没大船，这样莽莽撞撞地去了，能行吗？

倒是刘镛的夫人沈氏，另有一番见解：“咱们没有本钱没关系，从小做起，慢慢积累，没有大丝船，哪怕去租农船或者航船，总得试试。”是啊，总得试试，与其坐而待毙，何不放手一搏？当年从小学徒小伙计，不也这么过来了吗？那时候行，现 在为何反而不行？刘镛哗哗摇着橹，日夜兼程，顺着那曲曲折折的水路，到了上海十六铺。上海十六铺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大轮船，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洲，刘镛的小船似乎格外寒碜，他的心，沉甸甸的。

刘镛摇着船，在大轮船的缝隙里几经辗转才靠了岸。一上岸，便迫不及待地打听丝价。“辑里丝每两售价2两白银。”丝行伙计报价的声音响亮。“2两？当真？”刘镛惊呆了，要知道，辑里丝收进每两才7分1，这丝行伙计报出的价格，是收购价的3倍啊。刘镛大喜过望，忙把带来的亮晶晶的丝全部卖掉，换回了同样亮晶晶的银子。这一年春天，刘镛靠着自家的丝船，生意做得特别红火。其他的丝行看到刘恒顺丝行的生意这么好，纷纷前来打探。刘镛却是一个大度非凡的人，将自己发财致富的门路，一一细告同行。大家纷纷效仿，很快，这通往上海的曲曲折折的水路上，摇满了各家各户的丝船。雪白的辑里湖丝运出去，雪白的上海银洋运进来，南浔，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渐渐成为比上海还要富裕繁华的一方宝地。(而今，站在那镌刻了岁月痕迹的石桥上，望眼是悠悠长长的水、悠悠长长的路，耳畔仿佛依稀传来那哗哗的摇橹声。

那哗哗的声响，穿透了历史的尘埃，浸透了百年的岁月，延续到了今天。今天，在湖商们把生意做到欧洲，做到美洲，做到全世界的时候，他们手中，应该仍是摇着那样的一把“橹”。)沿着小莲庄内十亩荷花池，穿过一道道回廊，走过一座座亭榭，一转身，一抬眼，两座高大肃穆的牌坊赫然眼前。那两道灰白的牌坊，高10米，一眼望不到顶，其中一道牌坊上书“乐善好施”4个大字。南浔小镇上的老人都知道，这座牌坊建于1893年，是清帝为了表彰刘家“乐善好施”的传统，特别钦准修建的。

那是1863年，刘镛通过自己的艰辛劳作和聪明才智，已从一开始的丝业经营，进而开始盐业经营，家底十分雄厚。那年夏秋之交，正当“秋老虎”，天气十分炎热。刘镛去严州经理盐茶商务，一路上看到百姓饱受寇盗蹂躏，房屋田产多遭毁坏，满目创痍。于是决定将此行的经商之资拿来“赈灾民，施医药，举掩埋，收养流亡，恤赎孤寡”。他日行数十里，奔走赈济，在酷暑之中不顾秽气熏蒸，大病一场，病中仍不忘交代朋友继续救灾，自己却险些丧命。那是1889年，浙江大水，湖州尤甚，灾民万千。刘镛见状，拿出数万银两，向安徽芜湖购米万石，以赈灾民。

一场百年难遇的灾难，在刘镛的慷慨支助下，终于化解。为了能长期推广善行，救助乡里，刘镛还拿出数万银元，借贷生息，每年取利息购米济灾，名曰“爱米”。刘镛对他人慈善大方，自己的生活却朴素淡然。他常说，富足之家就好比肌肤充盈的人身，肌肤充盈的人看起来很健康，但若是阳气太盛，则反而会伤害到脏腑。他深知财富过多容易奴役人的性情，反受其害，所以他将赈灾义举，比作是为自己治病：

“吾岁散数千金以与人，非求福也，盖以疗吾之疾也。天地之道，蓄极必泄，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庶以惩。夫肤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而早药之也。”致富不忘本的刘镛获得了乡邻的爱戴，刘镛去世之时，远近百姓得知，纷纷吊唁，哭声一片。

刘镛（1825—1889），名介康，字冠军，一字贯经，浙江湖州南浔人，祖籍绍兴上虞，晚清“南浔四象”之首，据信资产达白银二千万两之多，光绪皇帝曾钦赐 “乐善好施”牌匾表彰其善行。因为刘家资产最为庞大，在“四象”中被称为“刘家的银子”。刘镛初在一家绵绸庄为学徒，后到邱启昌丝经行当伙计。曾与邢赓星合资创办正茂和恒顺丝经行。发迹后，独自经营蚕丝生意。经销淮盐，在扬州设盐务总管理处，为全国的大盐商。还在上海投资大达轮埠。先后在上海、杭州、青岛、汉口、常熟等地经营房地产；在南通创建通州垦牧公司。清末状元资本家张謇曾感慨地说：清咸同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光墉（胡雪岩）、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在南浔，一天下之雄镇，已莫不闻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