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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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经常出现认祖归宗，他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于家谱你又有多少了解呢

家谱文化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是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家谱文化的意义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了解一些家谱知识都是必要的。

家谱文化的源流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我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我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中国一直都说认祖归宗，外国人都来认祖寻亲的，我们不该认祖寻亲吗？

这是关于他和他老婆父母间的一些事

1914年，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对全国的妇女颁布了一个《褒扬条例》。明文规定：凡是男人不到50岁而死，女人为丈夫守节达6年以上的，凡是丈夫死后女人也不想活、陪丈夫一同去死的烈妇烈女，都要给予扬名表彰。一时间，中国的大报小报扬起一片封建尘土，到处是对贞节烈女的宣传和称颂。

几百年来，那些死去的姐妹们到死也没明白，她们其实可以不这样去死的，而男人们也同样沉陷在困惑之中。

1912年，20岁的张琼华由父母做主，与一个正在成都读中学的男人订婚。当她拖着一双小脚走下轿子时，迎接她的是一个青年男人惊恐的目光。

当郭沫若发现新娘是个并不漂亮的、会抽水烟的小脚村姑时，心中叫苦不迭、转身而去。张琼华空守了一夜洞房，痛苦不堪的郭沫若则跑到厢房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落满灰尘的老书，一直读到天亮。几天后，郭沫若不顾家里阻挠去了日本，这期间他曾写信给父母，希望解除与张琼华的婚姻，但遭到父母严厉的拒绝。一气之下，他26年不曾回家。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二十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张琼华，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守了一辈子的活寡，并无怨言。当她知道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成家、生了五个孩子，她只是偷着哭了几回，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孝敬着公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世界都为日军的血腥暴行感到震惊。他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安娜，从1947年抗战结束直到解放战争，安娜一个人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一边抚养孩子一边苦苦等待丈夫回来。

就在1937年7月，回国后的郭沫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这时他与比他小24岁的青年演员于立群相识了。那时的郭沫若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因此于立群对他十分敬重与爱戴，于立群深而不露其外、蕴而不露其表，默默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相伴着走完了以后四十年的人生旅程。

解放后，在日本等了整整11年的郭沫若第二个妻子安娜带着一群儿女历经辛苦来到北京。当她看到日思夜想的丈夫身后站着年轻的于立群和五个孩子时，这才相信丈夫果然另有家室了。

此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1939年，郭沫若衣锦还乡，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郭沫若向原配妻子深深鞠躬表示道歉，这区区一躬竟使守了一辈子寡的张琼华感到了极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