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然而并非如此，门阀政治是东晋特有的政治现象，曹魏不是、西晋不是，南朝和北朝都不是。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然而只有在士族门阀势力的巅峰-东晋政朝时才形成了门阀政治。可以说，门阀政治是东晋最显著的标签，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门阀政治是东晋所特有的呢？

门阀政治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如果出现皇权重振而士族丧失兵权的情况，那么门阀政治必然会走向崩溃。这一点从淝水之战后门阀政治没落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晋孝武帝提拔自己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进入中枢，录尚书事，以相权佐皇权，促使皇权复兴。另一方面，东晋后期最后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士族门阀-太原王氏，也因为无力掌握北府兵而覆灭。此后，门阀政治迅速土崩瓦解，至刘裕篡晋立宋时，门阀政治正式宣告终结。由此可以看出，当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这两个条件不复存在时，门阀政治必然走向终结。

首先来讨论皇权不振。东晋皇权不振是学界共识，而东晋的皇权不振，是从东晋建元之初就存在的。东晋建立后，皇权虚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晋孝武帝重振皇权之时。皇权不振的根源出现在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身上。

来源网络

司马睿和西晋皇室的血缘关系远，他是晋宣王司马懿的曾孙、晋文王司马昭的侄孙、晋武帝司马炎的堂侄，理论上没有继承西晋法统的可能。西晋皇室最正统的世系是“晋文王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八王之乱爆发后，晋惠帝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燏被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害死，那么能继承西晋法统的，首选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子嗣，次选是晋文王司马昭的子嗣。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司马炎和司马昭的子嗣，要么早夭，要么死于内乱，要么不知所踪。那么只能从晋宣王司马懿的子嗣中寻找继承人，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却让司马睿捡了便宜。

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和司马昭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属于司马懿的子嗣，但司马伷只是庶子，并无继承司马懿政治遗产的资格。阴错阳差之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却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只是，以司马睿和西晋正统这么疏远的血统，他要想名正言顺地继承西晋的法统，要么依靠自身实力，要么借助他人之力。而司马睿本身实力严重不足，他奉命出镇江东时，毫无政治根基，也无军事实力，在江东险无立足之地。司马睿要想依靠自身实力称帝困难重重，那么他只能依仗其他势力即士族的势力。依靠着北方世家大族琅琊王氏联合南北方士族的拥戴，司马睿这才登上帝位，建立东晋王朝。没有士族的支持，司马睿几乎没有称帝的可能，这也是东晋皇权不振的主要原因。

再谈士族专兵。东晋的士族专兵，体现在士族对兵权的绝对控制上。东晋主要的军事力量，一直掌握在士族门阀手里，而皇帝和朝廷对军队几乎没有控制权。军队为士族门阀服务，成为士族压制皇权的重要力量。东晋的士族专兵现象，是从琅琊王氏开始的，琅琊王氏之后的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也都是如此，士族保持着对军队的强有力控制。

来源网络

琅琊王氏专兵的情况，起源于司马睿为琅琊王时对琅琊王氏的倚重。司马睿要想巩固其在琅琊国的统治，需要取得琅琊国里的世家大族的合作和支持，而当时琅琊国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所以司马睿很快向琅琊王氏抛出橄榄枝，而琅琊王氏也积极响应，双方一拍即合。在司马睿身边，就形成了以琅琊王氏为核心的势力圈，王导、王敦兄弟俩则成为了司马睿的最大倚靠。衣冠南渡后，司马睿的王导和王敦的依靠更加明显，他在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敦。东晋建立后，王导官拜侍中、假节、录尚书事，是名重一时的宰相。王敦官拜荆州刺史、大将军，掌握着东晋上游的军事力量。由此开启了“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此后，东晋的兵权就一直被士族牢牢掌控。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其实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就如门阀政治是东晋所特有的一样。特殊的历史条件，才最终促使了门阀政治的形成。

从前文分析来看，门阀政治的开端，主要是司马睿的血统疏远和实力不足造成的。因为司马睿自身的问题，使得晋室南迁后皇权衰弱，同时由于对士族的过分依赖，导致士族实力膨胀，并掌握了兵权而产生了士族专兵的情况。在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的双重条件下，最终导致了门阀政治的形成。司马睿一无法统、二无实力，根基羸弱，因为司马睿个人的问题，导致了以司马氏为代表的皇权低落，也导致了整个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这是这是门阀政治出现的第一个特殊性。

来源网络

司马睿原属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的人马，他出镇江东也是奉了司马越的命令。意在替司马越看守江东，把江东经营成为司马越的战略后方。

八王之乱结束后，最大的赢家就是司马越。司马越执政时，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国祚进入倒计时。有鉴于此，司马越遣司马睿过江，经营江东。司马越的考虑是，万一中原失守，可以把江东作为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司马越死后不久，胡人大举进攻西晋，先后俘虏了西晋的最后两位皇帝晋怀帝和晋愍帝，西晋由此灭亡。

西晋灭亡后，镇守江东的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延续晋祚为名，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开启了百年的门阀政治。可见如果西晋没有灭亡，那么就不会产生以门阀政治为主要特征的东晋。而西晋亡于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的导火索就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一方面导致西晋元气大伤、根基动摇；另一方面，也使原本依附于藩王的胡人参与到西晋的权力斗争，从历史舞台边缘向历史舞台中央挺进。

来源网络

西晋朝廷的权力斗争诱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五胡乱华导致西晋灭亡，西晋灭亡才让司马睿能以延续晋祚为名建立东晋。在这个逻辑链中，如果任意一个环节中断的话，那么门阀政治都不会形成。如果追溯源头的话，则是晋惠帝弱者白痴，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和外戚争权夺利，导致了西晋后期朝廷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才让原本受制于朝廷的藩王参与到朝廷的权力斗争中，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如果晋武帝没有选晋惠帝当继承人，而是选了其他智力正常的皇子当继承人；又或者晋惠帝的皇后不是贾南风，而是一个贤良淑德，毫无政治野心的女子，那么西晋后期的朝廷权力斗争也不会发生，往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和东晋建立基本上都不发生。这是门阀政治出现的第二个特殊性。

就传统的皇权政治而言，皇权是天下主宰，掌控着社会一切力量。包括士族在内的所有政治势力，都必须在皇权的控制之下，不可能和皇权平行，更不能驾驭皇权。而到了曹魏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台，士族迅速崛起。西晋建立后，士族的实力进一步提升。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早在东晋建立前，琅琊王氏的王衍和司马越的结合就已经初见端倪。但彼时琅琊王氏还是居司马越之下，起主导作用的是还是司马越。而琅琊王氏和司马氏的结合，在衣冠南渡后，权力机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琅琊王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士族门阀势力开始和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异化成为门阀政治，并延续了百年之久。门阀政治其实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形式，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异变。

来源网络

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前文已经阐明了。司马睿无论是血统，还是实力，都不足以支撑他在江东运作皇权。如果不依靠士族门阀，司马睿在江东可谓是没有立足之地。只有依靠士族门阀的支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助力司马睿登上帝位。除了琅琊王氏，北方还有不少士族名士也渡江了，他们也能为司马睿提供政治砝码，因此立国江东的东晋门阀政治才得以水到渠成。

东晋初期，琅琊王氏的王敦，曾两次发动叛乱，对抗朝廷。不过起因完全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王敦第一次叛乱，是压制司马睿打压士族、重振皇权的企图，得到了士族的普遍支持和纵容。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是不允许司马氏皇权侵犯的。而王敦第二次叛乱，则是赤裸裸的谋朝篡位，欲颠覆司马氏政权、取代晋室，以士族的联合反制而惨败收场。这司马氏皇权是东晋政权法统所在，不允许任何一家士族取而代之。只有皇权和门阀共治天下，才能维持东晋的平衡和秩序。所以，本来是两晋之交，特殊条件下才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士族和皇权的共同支持，成为东晋独有的门阀政治模式，任何人想挑战和破坏门阀政治，必将以失败告终。琅琊王氏之后，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政，本质上都是士族和皇权共天下，这种门阀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晋孝武帝重振皇权，谢安出镇广陵之时。

来源网络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到，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异变形式，无法长期存在，势必要从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

淝水之战后，士族人才凋零、门阀势力衰微，门阀政治难以为继，东晋政权也行将就木。晋孝武帝有意重振皇权，恢复皇权政治，但他昏庸无能、执政能力非常堪忧，而司马氏皇族亦是腐朽不堪，使得晋孝武帝恢复皇权政治的努力，收效甚微，反而引发了东晋末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东晋末期政局极其动荡，混乱不堪。一直到刘裕出来收拾残局，才把门阀政治和东晋政权一起埋进了墓地。

门阀政治，本质是皇帝和士族之间达成的平衡。这种平衡要想长期维持，不是很容易。一方面士族中出现的权臣，可能会觊觎神器、意欲篡夺晋室。另一方面，皇帝也不甘心和士族共享权力，更不满被士族所驾驭，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钳制士族，重振皇权。这都是门阀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当士族权臣谋朝篡位，而其他士族无力阻止时；当皇帝力图重振皇权，而士族无力制约和反制时。如果出现了这两种情况，那么政治平衡平衡就会遭到毁灭性灭亡，门阀政治就会走向崩溃。

来源网络

门阀政治的终结和东晋的灭亡，属于后一种。晋孝武帝重振皇权时，执掌东晋的陈郡谢氏无力反制晋孝武帝，谢安甚至主动离开朝廷，出镇广陵。但是因为晋孝武帝和司马氏皇族的朽败，无法使皇权政治顺利过渡到皇权政治。直到刘裕篡晋立宋，建立南朝宋，才恢复了皇权政治本来的模样。东晋门阀政治，也被南朝皇权政治所取代。

常有人把门阀政治和魏晋南北朝连在一起说，似乎魏晋南北朝都是门阀政治，但是如前所述，只有东晋才是门阀政治，曹魏不是、西晋不是，南朝和北朝都不是。门阀政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士族执掌朝政，只有东晋才是唯一符合的。在门阀政治格局下，士族是实际上的当政者，皇帝只是门阀政治的附庸。

曹魏时期，无论是魏文帝曹丕，还是魏明帝曹睿，都是大权在握、大权独揽、政由己出。尽管士族地位很高，仍然是皇权的附庸。曹丕伐吴时，一些士族表示反对，但是曹丕却可以完全无视士族的反对，三次征讨东吴。魏明帝在位时，士族都他控制得死死的。士族出身的两个辅政大臣陈群和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权力影响很有限，魏明帝一直牢牢掌握曹魏的核心权力，也是曹魏帝国的最高决策人。至于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控制了曹魏，依然是皇权政治，只是由司马家族代行皇权而已，并非门阀政治。

来源网络

西晋朝时，司马家族从士族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帝。之前有由司马家族代行的皇权，现在正式由司马家族运作，司马家族成为了皇权代言人，也是西晋的当政者。尽管西晋时期，士族的地位明显提高，但依然被强势的皇权所压制，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西晋政坛，发挥主动作用的，是西晋皇族宗室，他们掌握着西晋的主要权力。八王之乱的发生，就是明证。而在八王之乱中，士族要么归附宗室，要么被宗室所杀，要么远离政治，几乎对政局失去了影响。足见西晋的士族只是皇权的附庸，西晋自然谈不上门阀政治。

南朝第一个朝代-宋建立后，标志着门阀政治正式终结，皇权政治得以正式恢复。尽管借着门阀政治的余波，南朝的士族门阀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随着南朝宋、齐、梁、陈政权的更迭，士族门阀的的影响力一步步减退。特别是南朝梁时爆发的侯景之乱，让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门阀遭遇灭顶之灾，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整个南朝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一直是皇帝，士族门阀已经丧失了对政局的影响和控制。皇帝更是掌握了对士族的生杀大权，如南朝宋时，顶级士族陈郡谢氏遭到了皇权的强力打压，不少谢氏子弟遭到皇帝的杀戮，如谢混、谢晦、谢灵运等等。这如果在门阀政治格局下的东晋，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足以证明南朝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来源网络

北朝更谈不上门阀政治了，因为北朝连门阀制度都不存在。如果说曹魏、西晋和南朝虽然不是门阀政治，但至少是有门阀制度，那么北朝连门阀制度都没有了，自然不存在门阀政治了。北朝和南朝一样，也是典型的皇权政治。稍有不同的是，南朝士族能凭借门阀政治的余波，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皇权。北朝的士族完全是皇权的附庸，根本无力无力对抗和制约皇权。北魏初期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国史案，北魏太武帝借国史案对北朝首屈一指的士族-清河崔氏进行灭族处理，牵连甚广，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北朝士族损失惨重，彻底被边缘化。可见，北朝也不是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需要满足特定的历史条件。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根源在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身上，有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西晋后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助推东晋的建立，而让门阀政治在特殊条件下上演。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曹魏、西晋、南朝和北朝都不是门阀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异变，是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种回流。门阀政治的特殊性，导致了它无法长期存在。门阀政治的存在只是是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门阀政治由皇权政治异变而来，又在一定条件下回归皇权政治。如东晋被南朝宋取代，就象征着门阀政治回归到了皇权政治。

豪强地主：偏向于东汉时期，刘秀就是这个出身，也与豪强地主相爱相杀。

士族：一般指汉代以来以世代读书为主的人群，研究儒家等，如韦氏父子，京房，郑玄

门阀：偏向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门阀政治，等级森严，是东汉三国以来士族的变异

世家大族：是地缘关系与政治名词的合称，即乡里大姓，朝中为官。

士族：

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

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东晋政权本质上是士族门阀的联合体，只是单一士族门阀没有实力统治其他士族门阀，才推举司马皇族为联合体的“盟主”，即东晋皇帝。

士族门阀强大是东晋皇权不振和皇帝存在感淡薄的根本原因，晋孝武帝成为东晋权力最大皇帝也是士族门阀的变化所致。

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突破门阀政治格局，恢复司马的皇权。

然后让弟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

他贪图享乐，沉湎酒色，与司马道子争权夺利，形成了“主相持”的局面。

朝政越来越黑暗，司马曜和宠姬张贵人喝酒后，说了一场戏言。

张贵人生气地喊心腹宫人对外声称，用被子盖死了熟睡中的司马曜，是在睡梦中被打的。 

司马曜驾崩的时候只有35岁。 死后庙号烈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隆平陵。

晋孝武帝即位前，东晋士族门阀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桓温。 桓温内修政理，外讨贼，斩杀政敌。

在旧都，东晋进入了鼎盛时期。 东晋皇帝基本上是傀儡，其他士族也在桓温的压力下战战兢兢，桓温向着皇位稳步前进。

司马曜4岁时被列为会智王，372年晋简文帝驾崩之前被立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享年11岁。 

最初由司马桓温辅佐，373年桓温去世。 另外，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出席了朝听政。

376年太后回归政治，实权由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掌握。 383年，在谢安等人的辅佐下，打败了前秦大军，打赢了淝水之战，完成了东晋王朝的国运。

但天不假年，由于北伐受挫和士族门阀联合抵制，桓温在“加九锡”篡夺必经程序)前夕去世，东晋皇帝和其他士族门阀大难不死。

东晋门阀政治的建立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西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但是发展规模上这些士族的特权远远超过西晋时期。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简单来说，东晋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一个偏安政权，集合了两个不同地域的门阀集团，其中北方的士族是朝政的主流。

其中尤其是以王导和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更是在东晋一朝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也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王与马，公天下”。其中“祭在司马，而政在士族”的局面也自此开创。

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发展几乎到了顶峰，把持了整个朝政，皇帝的权力更像是个幌子，真正的执政者一直在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以及陈郡谢氏这几个世家大族轮流主持。当时的世家大族往往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个大族拥有的荫佃客的规模在东晋时期要比西晋增长快三倍，世家大族不仅有田地万顷，还建有别墅田宅无数，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富豪。

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到了东晋时期已经进一步确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样的准则，使得世家大族牢牢地把握着朝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且封死了平民百姓上升的途径。在当时如果不小心触犯了这些门阀大族，只有认倒霉的份儿。

士族之间交友、婚配都有着严格的界限，所以修家谱成为了当时朝廷内外十分流行的事情，为的就是确定身份，并且确保寒门不混淆到士族当中，有损其特权。东晋皇室一朝都未曾真正摆脱过门阀大族对朝政的控制，还要与其作斗争。也正因为此，朝代真正的发展十分有限，几次北伐的军事活动也是后继无力，更别说完成一统全国的愿望了。

孙恩、卢循起义:东晋南朝时期历时最长的农民起义

孙恩、卢循起义指的是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这次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乱爆发之时，琅玡人孙泰用五斗米道组织群众，准备发动起义。398年，孙泰被诛，其侄孙恩逃到海上。

399年，东晋实际统治者、晋简文帝之孙、会稽王太子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结果引起骚动。孙恩便率领百余人登陆，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遂攻陷会稽，这时，各地应征的奴客和广大破产农民纷纷响应;占有奴客的江东八郡地主因利益受到损害，也乘机“一时俱起”。

江东八郡很快为起义军所占有。东晋政府见起义军声势浩大，急忙派北府兵前往镇压。为了避免损失，孙恩率领群众二十多万人退回海岛。以后，孙恩先后三次登陆，大败晋军，曾兵逼建康。

402年，孙恩最后一次登陆，攻临海，不幸失利，投水自杀。余众由其妹夫卢循率领。转战各地。404年，卢循率领义军由水路占领广州。

402年春，占据长江中游(今湖北省)的桓玄兴兵作乱，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等，掌握东晋大权。次年，桓玄称帝，国号楚。又次年，刘裕讨灭桓玄，东晋政权落到了刘裕手中。

410年，刘裕率军北进，攻击南燕，后方空虚。卢循乘机从广州出发，分两路北伐，起义军直逼建康。当刘裕率军南下镇压时，卢循接连失败，最后赴水而死。

孙恩、卢循起义，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谈及士族门阀制度的兴衰，可以追溯到东汉初期。当时的豪强大地主们在拥有了大量资产，掌控了经济命脉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渐渐地渗透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开始担任高级官职。

到了东汉后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仲长统之《昌言》）的情况。依据经济实力，推定政治地位，进而纳入仕宦范畴，而且把门第作为选用官吏的先决条件。因而，“四世三公”、累世为公卿的社会现象就出现了。不过，汉代的门第之见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形成制度。

从历史沿革来看，士族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时期，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衰落于南北朝后期，收结于隋唐。

一、士族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兴于曹魏、通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及两晋和南北朝的、经济上的品官占田荫客制（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保护亲属、客户），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和世袭特权。

九品中正制（图示）

尤其是西晋王朝时，不但受封的爵位可以世袭罔替，甚至连官职，特别是地方上的刺史，也是父亲死后儿子承继。由于西晋朝廷掌控乏力，这种不成制度的制度也被顺理成章的定型了。

随着这一制度的形成，地主阶级内部的财产及权利的再分配，也均以门第为主要标准。门阀以内的地主，属于士族；以外的地主，则被称为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隔绝和歧视：士族和庶族、寒门之间不能通婚；生活习俗有着不同的标准、要求等。

士族的活动场景（图景）

尤其是对庶族来讲，如果生活行为等不符合自己相应的身份，就是僭越，是要遭到士族“攻伐”的。这样一来，士族和庶族两大社会阶层的等级悬殊，乃至对立，越来越严重。

随之，士族门阀制度被不断“夯实”着、发展着，推进到了全盛时期。

二、士族门阀制度的发展盛况。

西晋王朝偏安江南后建立的东晋政权，是以北方流亡士族为主体，联合南方士族共同执政的政权。这种性质的政权，自然更加护佑士族，使得门阀制度达到了鼎盛时期。

当时的北方流亡大族以王、谢、袁、萧为首，朝中的高官大员多是王、谢等家族的人。唐朝诗人刘禹锡诗中所说的“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王谢”，指的就是执掌江左政权达百年之久的王、谢两家。

士族王导等与东晋皇帝司马睿（图景）

与此同时，北方流亡大族为了巩固江左基地，又联合了当地的土著大族，如朱、张、顾、陆等。这些土著大族是东汉以来形成的，有很多是东吴孙氏政权集团成员的后裔。如以陆机、陆云为代表的陆氏家族，就是东吴大将陆逊、陆抗的后人。

陆机（像）

到了东晋败亡后的南北朝时期，士族按地域分为郡姓、侨姓、吴姓和虏姓。

一郡的大姓望族，称作“郡姓”。其中，山东（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士族以王、崔、卢、李、郑为首，关中的士族以韦、裴、抑、薛、扬、杜为大。过江的逃亡贵族称之为“侨姓”，指的是西晋末年南迁的北方大姓，以 王、谢、袁、萧等姓氏为主。

东南的叫做“吴姓”，主要是指原东吴留下来的大族，如：朱、张、顾、陆等。代北的则是鲜卑“虏姓”大族，主要指南下并逐渐汉化的少数民族，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首，构成了北朝的主要门阀。

北魏时期的太和年间，朝廷诏令诸郡各自排列本地的姓氏、家族，进而认定了四海望族中的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东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七家十姓为天下之冠，就是所谓的“七大高门”。

太原王琼（像）

后世的文人投门拜访，自报姓名时，必定得说明自己的“门阀郡望”。

所谓的“郡望”，就是指某些显赫姓氏的州郡所在。如柳宗元自称柳河东，郡望在河东；崔护自称博陵，郡望在博陵，等等。这种做派，就是封建社会重视门阀出身的一种陋习。

这些士族把持了不同时期的朝政，占据着重要的职位。其他的庶族和寒门，虽不是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却永远没有职任高官的机会。

三、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主要原因。

鉴于政治、历史的诸多因素，士族门阀制度在区域鼎盛的同时，于南北朝后期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其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西晋灭亡的后果。西晋政权遭受“八王之乱后”的重创后，在北方兴起的五胡（氐、羯、羌、鲜卑、匈奴）势力，尤其是匈奴政权的打击下，败退到了江南。随之，北方的一些传统的士族高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进军中原的匈奴军兵（图景）

其二，起义动摇了根基。南北朝后期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使得士族的根基软化、塌陷。如，东晋末年的农民起义，使得江南的士族陷入没落的境地；北方士族，在北魏末年爆发的六镇、河北、关陇等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也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落寞、衰微。

其三，动乱加速了衰亡。公元528年，北魏秀容川的契胡酋长、后来的权臣尔朱荣，在其发动的“河阴之变”中，杀了北魏王公大臣二千余人，连汉化的鲜卑代北士族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尔朱荣（像）

南朝之梁朝的“侯景之乱”（公元548年到552年）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从而大大加速了腐朽无能的南朝士族的衰亡。

其四，庶族跻身于上层。随着王朝的不断变换，庶族地主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政权不断更迭的过程中，一些充当了帝王的忠实爪牙，为统治者提供了切实利益的庶族地主，渐渐得以参政议政，赞襄王命。

自“侯景之乱”后，江南的庶族地主阶层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得到了大发展，不断跻身统治集团上层，出现了“南朝多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而此时的南方士族，已是“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伦杂，罔计厮庶”。一些士族的地位、权势日益衰落，聘嫁婚配时已经无法再去计较士族还是庶族，无法再讲究门当户对。

其五，庶族拥有了皇权。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后，又相继分别改换为北齐、北周，政权分别被庶族的军人高欢、宇文泰拥有。庶族出身的皇帝，自然门第之见较轻，甚至对门第怀有敌意。于是，大批的庶族地主被吸纳到中央政权中来，大大弱化了士族的权威。

宇文泰（剧照）

如此一来，士族衰败了，庶族兴起了。

四、科举终结了士族门阀制度。

北周灭亡北齐，大隋取代北周之后，政府成员大都是北周时的人马。这样，隋王朝自然也就无可争议地、顺理成章地承认了庶族地主雄立于朝廷的事实。同时，隋文帝杨坚还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隋文帝杨坚（剧照）

经济上，通过清查荫户和输籍法等措施，使隶属于士族豪强的农民，成为一般的国家编户的农民，从而削弱了士族地主的经济力量；政治上，破除“尊世胄，卑寒士”的观念，终止了历史悠久的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从而，冻结了“士族特权”。

科举考试（图景）

随着大隋被李唐王朝的取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落实，旷日持久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