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人 蜀人，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大致是从商代到战国后期，主要活动在四川盆地的西部，但在势力全盛时，也曾到达陕西南部和云南北部的某些地区。蜀人传说中的领袖有蚕丛、柏灌、鱼凫等人，最初活动在川西岷山一带，以后才逐渐迁徙到成都平原。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曾经有蜀的记载，武王伐纣时，有蜀人参加。春秋中期，蜀人由杜宇氏统治，建立蜀国，都于郫（今郫县）。春秋后期到战国，开明氏取代杜宇氏为蜀王，原来定居广都樊乡（今双流），大约在战国前期迁到成都。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居川西平原，从事农业。在此时期中，蜀曾不断与秦、巴作战。 古蜀人先祖为蜀山氏，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羌人的一个分支。蜀国不只拥有单独一个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诸族统领。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双流县）。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新都。开明十二世时「 ”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信道。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时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在现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持续了一百多年。 （1）蜀山氏冉族部落 冉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土著民族。但记载很少，一直没有外来的羌族那么显眼。后来鱼凫氏冉族兴起，取代了羌族在蜀地的优势统治。 （2）蚕丛氏羌族部落 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一男婴。男婴长大后是「 ”目纵”（即双瞳），居岷山下的石穴里。他善于养蚕，因「 ”教民蚕桑”有功，而被部族人称作「 ”蚕丛”。后成为蜀地羌族首领。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公元前1613年，商朝君王祖甲执政后期，蚕丛氏部落不屈服商朝人的控制，领导部族奋起反抗，结果弱不胜强，战死岷山，族人四处逃散，他们的一支，「 ”从茂汶盆地的东面翻过与岷山相连的玉垒山脉进入四川盆地的西北沿”，志在伺机重新抗争。 商王廪辛继位初，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促使廪辛决定用兵平定西戎。商王廪辛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打散了蚕丛氏部落，蚕丛氏首领被射杀。 （3）柏灌氏羌族部落 由于不堪长期征战，一部分羌人随着一位青年重新进入今四川盆地，以躲避战争。他们来到一处有河流流经的柏树林（今彭州）落脚，那里有丰富的铜矿和玉石、陶土可供生活需用。一些人发现林间有白鹤栖息，想着像白鹤那样飞离了战争，于是在青年的倡议下改称部族为「 ”柏灌氏”，那位带领大家安家的青年人被推举为新的部落首领。领地范围涵盖今彭州、什邡、郫县一带。 正如某些考古学家所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上有鹤的模样，三星堆早期跟蜀王蚕丛有关的话，那么遗址很可能也跟柏灌部落有关。也有专家认为「 ”柏灌”源自泊灌，意为该部落人民善于种植。公元前1063年，势力衰弱的柏灌氏部落被南边的新起的鱼凫氏部落兼并了。 （4）鱼凫氏冉族部落 时值商朝末年，在今成都温江万春镇境内有条马坝河，在古时候非常大，河宽三百六十丈，水深看不见底。那时，河的南北两岸有两个部落，北岸是柏灌氏羌族部落，南岸是人土著冉族部落，南岸的百姓喜好水，都靠打鱼为生。在南边的这个部落里，有个中年人杜宇，既聪明又勇敢，渔民们都很佩服他，就拥戴他当了头领，被百姓称作「 ”鱼凫”。这个部落的大王凶残贪婪，捐税一次比一次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恼火。打渔头也忍不住了，心一横，带领老百姓推翻了那个大王，重新建立了一个部落。因为大家都是打鱼的，打鱼要用渔网、鱼叉，还要靠喂的鱼老鸹下水逮鱼，鱼老鸹是一种野鸭，古称凫，因而这个部落就取名叫鱼凫氏部落，那个打渔头当了大王就称为鱼凫王了。从此以后，渔民们的税轻了，生活越过越好了，杜宇就被族人唤做了「 ”蒲卑”，鱼凫王的心也越来越大了，把现今郫县那边的犀浦、花园、德源、彭州占了。 公元前1057年，鱼凫王杜宇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号称蜀。古蜀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这个文明形态不同于华夏族的西南种族，被后人称为蜀族。 二、蜀国 蜀部族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中原华夏部落的另一个古老部落。尽管有着巴蜀图语这样的文字，但是基本没有破译。 「 ”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时，蜀人曾经相助。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较早见于西汉时期扬雄的《蜀王本纪》，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较详细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 古代蜀人先祖为蜀山氏，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代羌人（语言学上属于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四川西北部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年代约在前3500年到前3000年。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密集的房屋基址及多座人祭坑。 （1）蚕丛时期 蚕丛，又称蚕丛氏，文献纪录中西周时期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应该为一个氏族或朝代，持续了数百年），其事迹史书上少有记载。对应于宝墩文化时期。蜀的名称可能和蚕丛有关，说文·《虫部》释蜀为：'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像其身娟娟。 （2）柏灌时期 柏灌，又作柏濩或伯雍，是汉文文献记载中统治蜀国（现四川一带）的第二代（应该为一个氏族，持续了数百年），其事迹史书上少有记载。对应于宝墩文化时期。据说温江区寿安镇长青村有一座方圆4亩、高3米的圆形土丘，被当地人称作「 ”八卦山”或「 ”八卦墓”，《温江县志》记载当地传说那是柏灌之墓，「 ”八卦”是「 ”柏灌”的讹写。柏灌氏以鸟为图腾，有说柏灌是「 ”伯鹤”的讹写。 （3）鱼凫时期 鱼凫是文献记载中古蜀国的第三代（应该为一个统治的氏族，持续了数百年），对应于三星堆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 （4）杜宇时期 杜宇（？－？），又名蒲卑，死后号望帝，生卒年不详，曾经称帝。以郫为都城，瞿上为陪都。根据二十世纪的考古结果，大约处于商周之交至春秋时期，对应于十二桥文化。据传说杜宇是第四代在古蜀（今四川省成都一带）建国的君主，善于耕作，传说中他在死后化为杜鹃鸟。而根据书中所称计算，该朝代应该于前770年左右结束。 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杜宇从天降至朱提（今云南省昭通市），一名名叫「 ”利”的女子，也从江源（今四川省崇州市）的井中冒出，杜宇在娶利为妻后，便在蜀地称王，填补了在鱼凫去世后，蜀地突然缺少的统治者空位。但《华阳国志》的记载却正好与之相反，谓杜宇为蜀王，女子梁利从朱提迁来，二人联姻。杜宇建国后，除将国都定在郫（今四川省郫县）外，尚把瞿上（今四川省双流县）定为别都，以有效管理其他地区。 杜宇在建国后，认为自己的成就会比蚕丛、柏灌与鱼凫这三个在此建国的君主来的高，因此，他积极的开疆扩土，使得国土领域向东可达嘉陵江、向西可至今芦山、天全一带、向北可到汉中、向南可抵今天的青神县。此外，他还把领土中的汶山建设成牧场、今天的四川省宜宾市、云南省、贵州省一带变成花园。在杜宇统治蜀地的同时，他和当时位处中原的周朝也有往来，并献上许多贵重礼物，以和周朝交好。 杜宇虽擅长于农耕，但对于治理洪水并无办法，因此，在他一百多岁时，命当时的宰相鳖灵，治理岷江的洪水，而在鳖灵治理洪水的期间，杜宇趁隙与鳖灵的妻子私通（另有一说，杜宇并未与其妻私通），杜宇后来在于心有愧、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鳖灵的情况下，将王位禅让给他，隐居于岷山，传说其死后，每逢农历三月，便化为杜鹃，以叫声催促蜀人趁农时播种。亦有说法，称杜宇其实际上是被鳖灵推翻后逃亡，因复位不成，怨魂化为杜鹃。 （5）开明朝 开明是文献记载中的古蜀朝代名称，其历任君主均称「 ”开明”，共十二世，其时代大约为中原的春秋至战国时期。对应于今日考古发现的晚期蜀文化（约前770年至前316年）。根据史籍记载，九世开明帝开明尚接受中原文化，去帝号称王，传至开明十二世时，于前316年为秦国所灭。 丛帝，原名鳖灵，是首位开明帝。鳖灵原是蜀王杜宇之相，因治水有功，使蜀国「 ”民得安处”，后杜宇禅让，称丛帝。一说鳖灵兵变，逼死杜宇，自立。杜宇冤魂不散，即成杜鹃鸟。蜀卢帝，又作蜀成帝，开明朝第二任帝。曾经进攻秦国至雍城。蜀保子帝，又作蜀褒子帝，开明朝第三任帝，曾攻青衣，国威扩张。开明尚，是蜀国君主，开明第九任帝，在现在四川一带。开明尚接受中原文化，立宗庙，去帝号称王，以酒曰醴，乐曰荆。迁徙国都至成都。 芦子霸王，是古蜀国末代君主，开明第十二任君主，前316年秦惠文王在位时秦国，派大将司马错从灭掉了蜀国，蜀王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及太子死于白鹿山。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

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168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

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

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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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126

〔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1、鱼凫，主要有以下三个意思：传说中古蜀国帝王名。鱼凫即鱼老鸹，是一种捕鱼的水鸟。地名，指鱼凫城，又名柳城，是今成都市温江区别称。

2、鱼凫王是古蜀史前文化传说中的古蜀先王。生活在成都温江万春一带，以耕作渔猎为主。

3、鱼凫时代隐含了温江、郫县、三星堆等古蜀文化的灿烂历史，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符号的诞生都与鱼凫王息息相关。

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世界，它的前世今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面貌迥异、造型夸张的青铜人像让人怀疑这个文明是否来自外星；庄严神圣的青铜神树则为它披上神秘色彩，不禁有人猜测这个文明与神迹有关。那么，这个神奇的文明到底来自何方呢？

经过检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属于殷商时期产物，那是一个以商王为首脑的方国联盟的时代。三星堆青铜人像眼睛微凸，鼻梁高耸，嘴巴宽大，不似中原人。这些人会是方国联盟中的哪一国人呢？

虽然三星堆文物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但当时的中原文化已经有了完善的文字体系。《蜀王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蜀人，是时人萌，椎髻右衽”。当时的古蜀人梳着锥型发髻，衣襟右衽，这一形象与青铜人像特征吻合。

在众多青铜人像中，“青铜大面具”格外引人瞩目，它重约100公斤，它有着宽大的嘴巴，向外突出16厘米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像飞鸟翅膀一样的耳朵。在殷商时期，铜料稀缺珍贵，能耗费如此多的青铜打造这个面具，可见它所象征的这个人一定等级地位不凡。

他会是谁呢？据《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纵目也就是眼睛凸出的意思。传闻蚕丛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凸出，他利用自己眼睛看得远的优势，带领族人来到成都平原，建立了古蜀国，成为第一代古蜀国王。族人为了纪念蚕丛，所以打造了这座夸张形象的青铜大面具，希望族人能像蚕丛王一样看得高远。

三星堆还出土了一件国宝级器物，黄金权杖，它长约143米，重约463克。黄金在当时可是比青铜更加稀缺的资源，而权杖自古以来是权力的象征，所以黄金权杖的主人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王者了，他又会是谁呢？

金杖上有3组精美图案，分别是人脸，鸟头及鱼，鸟托着箭，箭射中鱼。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他的一句诗点出了古蜀国的两代国王。据史籍《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有三位国王，分别是蚕丛、柏灌、鱼凫。

鱼凫王及部落曾在岷江流域生活，后迁移至成都平原，教授族人捕鱼生存，最终被拥立为蜀王。金杖上的纹饰则是鱼凫王的图腾。

考古队在三星堆挖出了大量象牙、海贝等热带沿海地区才有的产物，而在越南义立遗址的玉牙璋与三星堆的牙璋十分相似，这说明当时的三星堆人与越南北部已有文化交流。

2021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石戈、牙璋等器物与中原礼器文化相似，说明当时他们与中原也有文化往来。这不禁让人好奇，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是出现了天灾？还是有了人祸？各位看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数千年前，一个崇拜鱼的部落和崇拜凫的部落结合，成为部落联盟。有学者认为，“鱼”是岷江上游的一个部落，这支叫“凫”的部落则来自于遥远的山东一带，这支部落联盟最终取得了古蜀的统治权，建立古蜀国，他们的首领，便是鱼凫。

温江万春镇境内有条马坝河，在古时候硬是大得很，河宽三百六十丈，水深看不见底。那时，河的南北两岸有两个王国，百姓们都靠打鱼为生。在南边的这个王国里，有个中年人，既聪明又勇敢，渔民们都很佩服他，就拥戴他当了打渔头。这个王国的大王凶残贪婪，捐税一次比一次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恼火。打渔头也忍不住了，心一横，带领老百姓推翻了那个大王，重新建立了一个王国。因为大家都是打鱼的，打鱼要用渔网、鱼叉，还要靠喂的鱼老鸹下水逮鱼，鱼老鸹是一种野鸭，古称凫，因而这个王国就取名叫鱼凫国，那个打渔头当了大王就称为鱼凫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