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人物生平

仲由出身贫微仲由少年时，从事各种劳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甚至据不可考之传言，常吃野菜充饥[2]  。拜入孔门之前，《史记》记载，志气刚强，性格直爽，头戴雄鸡式的帽子耍威风，佩戴着公猪装饰的宝剑显示自己的无敌，曾经瞧不起柔弱的孔子，屡次冒犯欺负孔子。为此孔子设计出少许礼乐仪式慢慢加以引导，后来，子路穿着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成为孔子的学生。[3]  。仲由师从孔子仲由为人伉直鲁莽，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勇于改正错误，深得孔子器重。仲由为人果烈刚直，且多才艺，事亲至孝，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志伉直”，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③”，“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可以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同时这一评价所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它说明子路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野气始终未能脱除干净，故孔子说他只是“升堂”，而始终未能“入室”，即子路始终未能成为儒雅君子。仲由很尊敬孔子，“子疾病,子路请祷”。但对待同一事物的对错，如果有他不同的观点，他也会提出来，与宰予，颜回不同，从不隐瞒。如孔子见南子时，子路不高兴[4]  ，因为南子“美而好*”；当孔子谈“正名”时，他就说孔子太迂阔，他甚至认为读书人并不是成才的唯一路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如此坦诚直言，是其他弟子所没有的。孔子说过：只听了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5]  一般听到这个诉讼案件，都要听两面之词，原告、被告都讲完毕后才能判断。但是子路不一样，他听到一面之词就知道谁对谁错，因为他脑袋瓜好使，不需要按照一般人的方式来判断是非，是大智大勇之人，在他的刚毅、公正的谋断下，涉案众人都非常信服。[6]  孔子常与弟子谈志向，每次仲由都抢先发言，而且多数是谈他如何勇敢，如何教别人勇敢，以及如何打仗等等。孔子对子路说：“你喜欢什么？”子路（对孔子）说：“喜欢长剑。”[7]  孔子周游列国时，仲由和颜回等人始终跟随孔子，由于他极勇武，实际上起了保卫者的作用，所以孔子评价子路这个朋友的忠诚时说：“自从我有了仲由后,我就没有再听到的恶意的言辞。”[8]  仲由子路侵官据后人说：有一次子路去做邵这个地方的首长，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的手里，季家限百姓在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古代生产力低下，季家这个命令，对老百姓来说是很沉重的。而子路的行政区内正管到这件事，为了要鼓励大家做工，公家的经费又不够，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贴上，乃至从家里弄粮食来，供给大家吃。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工人吃的饭倒掉，把锅砸破。子路是个急脾气，跑去跟老师吵架，对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对我了，还教子贡来捣乱。孔子就说，子路！你不要糊涂，当了皇帝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了自己而爱天下，当了诸侯，就爱自己国家以内的人民，当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职务以内的事，普通一般人，爱自己的家人，超过了范围的仁义，虽然仁义之举，但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威，所以你错了。原文：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止匕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反经》[9]  仲由君子死，冠不免享年是六十三岁。仲由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相，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10]  ，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仲由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道：“君子死，冠不免。”君子即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系好帽缨的过程中被人砍成肉酱。[1]  经释：重视个人荣誉，军旗在则人在，军旗亡则人亡，很正常。或，孔子希望仲由能够注意衣装打扮，这样才能符合士族地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孔子虽然知道巧言令色，鲜矣仁，但还是”席不正，不食“，让自己举止得体。他用一命换取退出政治纷争又不失武士的忠心的结果，是最无奈的办法。主要成就无宿诺仲由一生追随孔子，保护孔子，积极捍卫或努力实践孔子的思想学说，对儒家的贡献、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很大，为子至孝，善政为民，诚实守信，忠义仁勇，闻过则喜，闻善则行，见义必为，见危必拯，其德其行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光照人间润泽华夏，位列十哲，世称先贤。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子路性伉直，表现在言语上就是从不掺假欺瞒，对此孔子评价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意谓子路答应今天兑现的事情，决不拖延到明天。孔子对子路忠心不二、讲信义的品性深有了解，曾断言：“孔子说：“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乘上木筏子到海外去。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11]  当穷途末路、逸往海外时，随从自己的只有子路一人。子路事亲极孝，刚猛勇敢，性格爽朗，乐意接受别人的指正立即改过，很尊敬师长，也常常直言进谏孔子。子路后在卫国的蒯聩之乱殉难，孔子闻其死，伤心流泪，死前不吃肉酱[12]  。唐玄宗尊之为“卫侯”，宋真宗加封为“河内公”，宋度宗又尊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为亲负米子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有一次，年老的父母想吃米饭，可是家里一点米也没有，子路想到要是翻过几道山到亲戚家借点米，就可以满足父母的这点要求了。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路，从亲戚家背回了一小袋米，看到父母吃上了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记了疲劳。邻居们都夸子路是一个勇敢孝顺的好孩子。[13]  仲由政治才干编辑 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孔子曾多次谈到他擅长“政事”，并向人介绍说：对于子路，可以任命他来治理千乘之国的军事后勤工作，至于是不是仁，我不知道[14]  。他开始步入仕途，是孔子在鲁国做“中都宰”、“大司寇”的时候。最初，他在季孙氏那里干点小事，后来得到信任，升为“季氏宰”，即季氏家族的总管。其后，还做过“费宰”。在孔子周游列国客居卫国时，他做了卫国实际掌权者孔悝的蒲邑的“蒲大夫”，前后3年，取得不少政绩，深得孔子称赞。子路治理蒲三年，孔子路过，入境而善之说：‘好啊！由严肃而相信了！’进入城邑说：‘好啊！由忠信以宽容了！’到庭院说：‘好啊！通过观察来判断了！’”。[15]  小邾国一名叫射的人，带领句绎的人来投奔鲁国，专门指名叫仲由代表鲁国出来定盟约，而其他人一概不信。用冉求的话说就是，“千乘之国不相信盟誓，而相信你说的话[16]  ”。可是仲由坚辞不干，原因是不能鼓励小邾射干背叛国家这种不义之事。在卫国当蒲大夫时，仲由组织兴修水利，他体恤民工劳动艰苦，下令“给人一筐饭，一壶水”[17]  。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主张“仁义的人，与天下人共同拥有，共同利益的原因”[18]  。孔子认为，正是因为仲由做到了这些，才使得“民尽力”、“民不偷”、“民不扰”，而国家富强，这显然是对仲由政绩的极高评价。仲由子路坟编辑 子路坟，亦称仲由墓，位于濮阳县城北5公里，今京开大道西侧，其西南半华里是戚城遗址。相传戚城曾是卫灵公的外孙孔悝的封邑，所以俗称孔悝城。坟的东北1华里有蒯聩台遗迹。仲由墓直径28米，高430米，墓周有青砖砌成的围墙。墓前有碑，上刻“仲夫子之墓”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再往南有石象生、卫国公石坊、石阙和望柱，有四通明清两代重修仲由墓祠祀碑排列两旁。其路东侧有一巨碑，上书“仲夫子落缨处”。墓园原来翠柏葱郁，大者可二人合抱，惜全毁于1958年。再往前南为墓祠，其享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绿琉璃瓦酸覆顶，宏伟壮观。还有东西两庑享堂，内有明、清两代碑刻题咏二十来方，多刻文人官绅赞颂仲夫子的诗词歌赋。子路墓祠是濮阳市区一处重要名胜古迹，其始建年代不详，据《水经注·河水》所载戚城东有“子路冢”，说明在1400年前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已确认这里就是子路的葬所。仲由墓曾被盗掘，墓室内有残铁剑一把，陶壶、陶鼎、陶陲各一件。墓基为夯打，子路坟 墓室为绳纹小砖券砌。专家认为此墓始建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之西汉中叶。以后历代均有修葺，明代重修再三，今有碑文在其墓侧。1991年至1992年，濮阳市人民政府对子路墓祠进行了全面整修复原。整修后的享殿、两厢房、山门、石碑坊皆为明清风格。大殿为绿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式仿明建筑，面阔 五间，进深三间，三交六木宛 雪花窗棂。四周有石栏杆环绕。两厢房，面阔十一间，为硬山前抱厦式仿明建筑。山门亦为绿琉璃瓦、面阔三间的仿明式建筑，子路墓祠，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为典型的陵墓式建筑。仲由后裔编辑 北宋末年子路四十九代嫡长孙仲基随康王赵构从济州南渡，以军功授台州知府，后定居吴江膳字圩，即今盛泽镇。宋高宗为表彰仲基及其始祖仲子路的忠勇，特下诏在盛泽镇划地百亩，修建御赐河内公庙，宋高宗亲撰匾额与庙记。建炎戊申年，仲子世家四十九世嫡长孙大宗主仲基携胞仲琪、仲祺南渡之后。其后裔被后世家谱家志称为江南大宗。江南大宗逐渐发展壮大，并播迁各地，截止到清朝末年，后裔已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福建等地。至今更是散居全国，甚至远居海外。近千年来，江南大宗后裔继承先贤仲子的传统品格，不断进取，闻达不断。不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文化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仲由孔子评价编辑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9]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19]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20]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21]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20]  子路死后，孔子还是非常伤心，有覆醢之举（吃饭时，见到肉酱将其盖上，不忍食用）。[22]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20] 

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潘氏正宗始祖潘崇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颛顼后裔陆终生有六子,第六子名季连,赐姓芈。周成王时,封其后裔熊绎在荆山建立荆国,公元前740年,荆君熊通自封为武王,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改国号为楚,称楚文王。

据《姓氏寻源》和《潘氏家谱》及《史记楚世家》所载,公族子弟潘崇助楚穆王继位有功,受封为太师,其后代子孙以祖名为姓,称为潘氏。

季氏正宗始祖季札

季札,春秋时吴国公族。为吴王寿梦四子,诸樊(后袭王位)之弟。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州来(今安徽凤台),史称延陵季子或延州来季子。

因他远见卓识,贤明仁德,后世子孙以其排行次第为姓,以别他族,称季姓。他们尊季札为季姓的得姓始祖。

马姓正宗始祖赵奢

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于公元前270年率军在秦、赵瘀氏之战中大败秦军,赵惠文王因此把马服一地分封给赵奢,并赐其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等。赵奢的子孙后代便以马服为姓,后又改为单姓马。

此后,马家后代又在西汉武帝时期从马服迁到了当时的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定居下来,所以《姓谱》一书中记载说,马姓的发源地是扶风。

步姓正宗始祖步扬

春秋时期,晋国公族大夫谷豹有个三子:称,芮,义。义之子孙子名扬,他的封邑在一个叫步的地方(今山东省临汾县),因此又被称为步扬,后代就改为步氏,故步氏后人奉占扬为步姓的得姓始祖。

　季氏将伐颛臾的翻译：季孙氏将要讨伐颛臾。该句出自《论语》中的一篇散文《季氏将伐颛臾》，文中记述了孔子和冉有的一场对话，集中讨论鲁国贵族季氏企图发动战争，攻打小国颛臾的问题，明确表达孔子反对武力征伐，主张“仁者爱人”的思想。全文虽由对话构成，但语言流畅，富于变化，有浓厚的论辩色彩。

《季氏将伐颛臾》原文

　 季氏将伐颛臾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氏将伐颛臾》翻译

　季孙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有、季路拜见孔子说：“季孙氏准备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

　孔子说：“冉有!我恐怕该责备你了。那颛臾，从前先王把他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它地处鲁国境内。这是鲁国的臣属，为什么要讨伐它呢”

　冉有说：“季孙要这么干，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愿意。”

　孔子说：“冉有!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那职位，不能这样做则不担任那职务。’盲人遇到危险却不去护持，将要跌倒却不去搀扶，那何必要用那个做相的人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龟甲和玉器在匣子里被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

　冉有说：“如今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城，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们的忧虑。”

　孔子说：冉有!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想去做却偏要编造借口来搪塞态度的人。我听说士大夫都有自己的封地，他们不怕财富不多而怕分配不均匀，不怕民众不多而怕不安定。财物分配公平合理，就没有贫穷;上下和睦，就不必担心人少;社会安定，国家就没有倾覆的危险。

　依照这个道理，原来的远方的人不归服，就发扬文治教化来使他归服;使他来了之后，就要使他安定下来。如今由与求两人辅佐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使他们来;国家四分五裂而不能保持它的稳定统一;反而在境内策划兴起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鲁国内部。

《季氏将伐颛臾》注释

　1、季氏：又称季孙氏，鲁国贵族季友之后，这里指季康子，春秋鲁国大夫，名肥，把持朝政。颛臾(zhuān yú),鲁国一个附属小国，其位置在今山东费县西北附近，传说颛臾的国君是伏羲的后代，姓风。季氏也称季孙氏，是春秋时期鲁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这一族是鲁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裔。旧说季氏贪颛臾土地而攻之。依文意乃季氏与鲁君矛盾极深，历代鲁君欲除季氏，季氏恐颛臾再为患，这就助了鲁君，故欲攻之。

　2、冉有、季路：都是季康子的家臣。冉有，名求，字子有。季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两人都为孔子弟子。见：谒见，拜见。于：引出对象，无意。

　3、有事：这里指用兵。古代把祭祀和战争称为国家大事。当时季氏专制国政，与鲁哀公的矛盾很大。他担忧颛臾会帮助鲁哀公削弱自己的实力，所以抢先攻打颛臾。

　4、无乃尔是过与：恐怕该责备你们吧“无乃……与”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恐怕……吧”。尔是过，责备你，这里的意思是批评对方没尽到责任。是：结构助词，提宾标志。(在苏教版中，“是”复指“尔”，用作代词)过：责备。

　5、先王：指周之先王。东蒙主：指受封于东蒙(在苏教版中，是“主管祭祀蒙山的人。”)。东蒙，指蒙山，在今山东临沂市西北。主：主管祭祀的人。

　6、是社稷之臣也：是：代词，这，指颛臾。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社稷是祭祀谷神和土神的祭坛。有国者必立社稷。国亡，社稷被覆盖起来废掉，故社稷为国家的象征，这里指鲁国。社稷之臣意译为附属于大国的小国。

　7、何以伐为：为什么要攻打它呢何以，以何，凭什么。为：表反问语气。

　8、夫子：季康子。春秋时，对长者，老师以及贵族卿大夫等都可以尊称为夫子

　9、周任：上古时期的史官。

　10、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能施展自己才能，就接受职位;如若不能，就应辞去职务。陈：陈列，这里是施展的意思。就：走向，这里是担任的意思。列：位，职位。止：辞职。

　11、危：名词作动词，遇到危险(摇晃着要倒下)。持：护持。

　12、颠：跌倒。扶：搀扶。

　13、相(xiàng)：搀扶盲人走路的人(辅助者)。

　14、兕(sì)：独角犀牛。柙(xiá)：关猛兽的笼子。

　15、龟玉都是宝物。龟：龟版，用来占卜。玉，在：指玉瑞和玉器。玉瑞用来表示爵位，玉器用于祭祀。椟(dú)：匣子。

　16、固：指城郭坚固。近：靠近。费(古读bì)：季氏的私邑，及今山东费县。一说读fèi，当地人称费(fèi)县。

　17、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厌恶那些不肯说(自己)想要那样而偏要找借口的人。疾：痛恨。夫：代词，那种。舍：舍弃，撇开。辞：托辞，借口。

　18、有国有家者：有国土的诸侯和有封地的大夫。国：诸侯统治的政治区域。家：卿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

　19、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不担心分的少，而是担心分配的不均匀。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患，忧虑，担心。寡，少。

　20、盖均无贫：财富分配公平合理，上下各得其分，就没有贫穷。

　21、和无寡：和平了，人口就不会少了。

　22、安无倾：国家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

　23、夫：句首语气词。如是：如此。

　24、故：假如，如果

　25、文：文教，指礼乐。来：使……来(归附)。

　26、安：使……安定。

　27、相：(xiàng)辅佐。

　28、分崩离析：国家四分五裂，不能守全。守：守国，保全国家。

　29、干：盾牌。戈：古代用来刺杀的一种长柄兵器。干戈：指军事。

　30、萧墙：国君宫门内迎门的小墙，又叫做屏。因古时臣子朝见国君，走到此必肃然起敬，故称“萧墙”。萧：古通“肃”。这里借指宫廷。

《季氏将伐颛臾》赏析

　此文开篇直奔主题，季氏将要对颛臾发起进攻，冉有、季路来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臾展开军事行动。”孔子回答得很直接，很明显，孔子反对季氏侵略颛臾，理由充分，态度也很坚决。听到孔子的质问，冉有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是季康子想要发兵，作为家臣，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做。”

　冉有急于为自己开脱，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季康子身上，但是孔子没有就此作罢，继续说“冉有啊，古时的史官周任有一句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任职，不能胜任的便不要担任。’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扶着瞎子走路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况且，你的话不正确。老虎和独角犀从笼子里出来了，龟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毁坏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孔子引经据典，以两个问句的句式对弟子发出请问，以比拟的修辞方式责备了弟子。在孔子眼中，他的两位弟子没有辅佐好季氏，就是严重的失职。

　在孔子的责问之下，冉有开始为季康子侵略颛臾寻找合适的理由，这一次，孔子不再留情面，严厉斥责道了冉有，孔子明确知道，季氏想要对颛臾动武，一定会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但他不会被这样的借口蒙蔽。

　揭穿了季氏讨伐颛臾的真相，孔子没有直接地加以痛斥，而是开始论述正确的治国之道，借此来反衬季氏的无道。一席话道尽了孔子的政治理念，彰显了他所主张的礼义制度。

　孔子最后又将话锋转向两位弟子，此话意在提醒季氏不要贸然行动，否则将会引起鲁哀公的猜疑，进而引发内乱。联系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可知孔子的一番驳斥和规诫具有现实意义。当年，季氏权倾朝野，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掌控者，鲁国国君哀公心有不满，意欲收回季氏的封地以削弱他的权力季氏之所以想要攻占颛臾，是为了先下手为强，他担心哀公会联合颛臾一起讨伐自己。

　这样看来，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形势有着冷静的体察，对季氏的盘算也心知肚明。孔子反对季氏发兵，是为了不使季氏与哀公的矛盾公开化、激化，进而造成国家的内战。孔子批评两位弟子，也是希望他们要以国家的大局为重这篇文章记述了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篇幅虽然简短，却形象地写出了孔子的义正词严和冉有等人的理屈词穷。对于如何通过对话塑造人物这一文学技巧，这篇文章具有示范意义，是后学者可以学习、模仿的典范之作。

《季氏将伐颛臾》创作背景

　春秋末年，诸侯公室日衰，掌朝政的卿大夫之争也日趋激烈。鲁大夫季孙、孟孙、叔孙曾“三分公室。而后季孙氏权势日益增大。鲁哀公时，季康子为扩大势力，急欲吞并颛臾，从而谋求夺取鲁国政权。季康子的家臣冉求和子路，把情况通报孔子，孔子即反对季氏伐颛同时对冉求子路进行批评教育。《季氏将伐颛臾》此文即是记录了这一对话。

《季氏将伐颛臾》作者介绍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参考文献:

1、郭宝莉主编 大学语文[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先秦文观止》编委会编 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 先秦文观止[M] 上海：学林出版社

3、 白雪，李倩编著 古文鉴赏大全集 上[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4、王洪主编；王景琳，徐？编 先秦散文精华分卷[M] 北京：朝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