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岛芪沔董法邢助弓瞿棠绘它璐展贤战囡诗畴口

“湖广填川”之谜 郭振华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笔者在大英县隆盛镇石门办事处采访时，在崇音寺檀木湾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四块古墓碑。远处看是一块玉米地，墓碑被包围在玉米杆中，据农民讲这里原来是一块老坟山。六几年此地方园五、六亩地的范围内有很多雕刻精致、色彩艳丽的墓碑群，学大寨、改田改土的时候，上级强令村民们将一块块墓碑和墓群推掉，用来做土埂。当时推的时候，有一位老者出来阻止说：这是郭家近代的几块祖墓碑，上面刻有郭家的辈分，不要推掉了，将来娃儿取名字也有个依据。于是，就保留下了这四块墓碑。郭振华很是惊奇，拂去上面的蜘蛛网和滕蔓，仔细瞧这四块碑，发现上面刻有很多书法秀丽的楷体字，并雕刻有“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等图案，仔细读上面刻有郭家五大房人郭世俊、郭世美、郭世蓉、郭世茂、郭世伦等的名字。原来据传说这里是唐代爱国名将郭子仪后裔聚居的老祠堂，笔者想这几块墓碑与此有不有关系呢？ 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证，走访了当地村民，发现当地聚居着上千户郭姓村民，崇音村8社（檀木湾）整个社全是郭姓家族；并且在这些村民家中香盒正额上写有“汾阳家风”，村民们说他们的祖宗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现居大英县卓筒井镇原檀木湾的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发现了清朝秀才郭庭范书写的郭氏香盒上用渡金额刻有“点颔流徽”四个大字，与史书记载的郭子仪晚年“颔之而已”的典故相同；之后又在当地88岁高龄的郭秉才家中找到了一本“郭氏家谱”，上面明确地记载了郭氏家族从黄帝到郭子仪及其后裔几千年的族姓发展史，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官至鸿芦卿，谪守江右庐陵，由山西汾阳举家迁往江西，在宋端平元年甲午由江西迁往湖广，大明弘治二年入川落业檀木湾之谜。从“郭氏家谱”中可以看出，郭子仪长房后裔一脉由陕西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 一代爱国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生于唐中宗十三年（697年）丙申八月十五日，卒于唐德宗二年（781年）辛酉一月十日，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亲郭敬之，历任五州刺史。郭敬之生五子，郭子仪排行第三。郭子仪身高七尺，体貌秀杰，生八子七女。少年时的郭子仪因武举成绩优秀，补左卫长史。郭子仪一生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七朝。渡过了六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其中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肃宗皇帝赞扬郭子仪：“国家再造，卿力也！”德宗皇帝尊称郭子仪为“尚父”，郭子仪被赐封为太尉中书令、汾阳忠武王。“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大战安禄山，名垂青史，其史料收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爱国名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率十五万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大举南下。叛军所到之处，百姓远遁，户舍为墟。玄宗皇帝见形势危急，匆匆忙忙丢下长安，带着杨贵妃逃到四川，长安成了空城。 郭子仪受命危难之际，慌乱逃跑的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出兵首战告捷，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两郡之后，兵出井陉，会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部队，一举攻战了史思明坚守四十天的九门（今河北槁城县西北），槁城两县。 郭子仪战边关，内地潼关失守，肃宗至武灵即位，图谋收复两京。肃宗大阅六军，虽有收复河山的决心，但没有驾驭战争的本领。结果趋兵南下，亲征失利。收复失地的重任落在郭子仪的肩上，郭子仪不顾个人安危，率儿子郭旰挥师潼关。在攻战陕郡永丰仓时，郭旰阵亡，郭子仪强忍失子之痛，大战潼关，恢复了潼关与陕州的信道。 在洛阳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如坐针毯，其子安庆绪趁机杀死安禄山，继父位逐派十万兵马赴陕州，负隅顽抗。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兵登山乘其背，于陕州城西的新店击败叛军，进而一举收复洛阳。 肃宗闻讯，亲迎灞上（今西安郊外），对凯旋而归的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出身入死，许身报国。肃宗临终前，托咐郭子仪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代宗即位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并以第四女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第六子郭暧，拜郭暧为驸马都尉。岁时赏赐珍玩，不可胜纪。代宗驾崩，留下遗诏，嘱咐太子李适在即位之后，仍“以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摄冢宰（即宰相）。”唐德宗李适即位后，诏（郭子仪）还朝，摄家冢，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食料。诸子弟、婿拜官者十余人。 郭子仪驰骋疆场，戎马一生，平叛御边，勋高一代。他与唐代宗君臣之间相处二十四年之久，权倾天下而天子不忌，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不愧为忠心报国，一代楷模。郭子仪“再造邦家，维新庶政；臣虽陨越，死所无恨”的爱国之心和“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无宁处”忧国忧民意识是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 考证檀木湾是郭子仪后裔聚居地 檀木湾人以前一直据说是郭子仪后裔，但苦于没有史实证实。发现墓碑以后，笔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空白点。 在考证墓碑记载的一些史实走访檀木湾群众时，笔者和当地人郭清学、郭甫成三人首先走访了郭氏家族年龄最长的金元乡89岁的村民郭秉才。郭秉才身体硬琅，红光满面，四世同堂，其2个儿子都70多岁了。在郭秉才家发现了一本郭氏家族手抄本，据郭秉才介绍：“手抄本是他于解放前在蓬溪中河街郭氏祠堂抄写的。当时的郭氏祠堂规模很大，正厅供有郭子仪座相，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历代凡过往的朝廷官史都要在郭子仪座相前朝拜，祠堂每年要花费一大笔招待费，民国七年修订郭氏家谱花费了365两白金，白金贵于黄金，就按黄金现价折算，折合人民币250万。郭氏家谱原件有一寸厚，封面有红绸布布衬包裹。当时每年清明节郭氏家族族首都要在蓬溪聚会一次，并分别在金元、蓬莱、大英、红江等地召开清明会，可见人员之广，但遗憾的是保存于蓬溪郭氏祠堂的郭氏家谱原本解放后因祠堂被改建，家谱原件便不知去向了。解放后清明会逐渐消失，郭氏家族逐渐失去了联系，以至于后来没见过家谱的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郭子仪的后裔。” 檀木湾人没见过家谱，但在当地郭氏村民家中，发现有写有“汾阳世家”的香盒，而与家谱中记载的郭子仪曾被封为“汾阳郡王”的史实相一至，这证明了香盒是为了纪念郭子仪而设。之后笔者又从檀木湾移居大英县卓桐井镇居民郭清跃家中香盒两侧楹联上刻有“功封虢叔家声远，威重汾阳世泽长”，这与家谱中记载的周文王封虢叔为虢姓，而“郭”实乃“虢”之转音。后又在卓桐井镇退休工人郭清高家中保存完好的一个清代木质香盒是由清代秀才郭庭焕撰写的，香盒正额雕刻有镀金木刻字“点颔流辉”，楹联书有“祖德问安犹点颔，我裔继烈要留心”，这与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史实相一致。这段史实旧唐书记载道：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封为宰相，尊称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册封2千户，给皇粮1500人，马200匹；建宗2年，郭子仪得病，德宗派舒王去探望郭子仪，郭子仪不能起床，只能在床上叩头谢恩。旧唐书还记载，郭子仪8个儿子7个女儿、孙和外孙数十人，每年未向郭子仪拜年问安时，郭子仪认不完这些孙子和外孙，只能点颔作答。这二段历史即谓之为“点颔流辉”。 之后，在石门办事处一郭姓村民中发现了民国七年修订木刻的郭氏家谱，据主人介绍，这本家谱一直被其放于木箱底层保藏，侥幸躲过了文革“破四旧”中的焚古书运动，但从未对外人出示，也被其淡忘了。这本保存完好的家谱清楚地记载了郭子仪后裔迁移至檀木湾的历史。郭氏家谱中“郭氏受姓本源考”中记载，华夏民族族姓始于黄帝，黄帝孙子名叫轩辕，以熊氏为姓，又因熊氏出身姬水，所以以姬为 姓，后以玄嚣、云阳、昌意、舜、尧、稷、公刘、王季，直到西百文王开始封姓， 封虢叔为虢姓，后以郭为姓，到唐朝郭子仪一代“虢”姓一律改为郭，“郭” 是“虢”的转音。郭氏家谱中记载了炎黄子孙五千年姓氏的来龙去脉，其完整性 堪称一绝，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个姓氏家谱，为考证华夏姓氏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重要史料。 3个多月的艰辛考证，所有的史料终于证明了檀木湾人后裔，而檀木湾古墓群是郭子仪后裔古墓群。 古墓群揭开湖广填川之谜 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之一郭干元墓碑记载郭干元祖籍湖北麻城，墓碑立于嘉庆20年，距今近200年，这块墓碑不同于其它墓碑，墓碑前有一个全封闭的挡风敝雨的花形石隔层，将碑文罩在隔层里，隔层雕刻精细，中间有一朵五瓣形的花朵，透过花孔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的文字。由于有隔层的保护，墓碑上雕刻文字的蓝色油漆虽经近200年日晒雨淋却未剥落。 墓碑是立于嘉庆20年，而郭氏家谱修订于民国七年，墓碑是揭示湖广填川的重要史料。据家谱记载，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举家迁往湖广（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落叶沙子场郭家嘴狮子岩几子湾。元末明初，四川盆地战乱不止，蛮匪横行，民不聊生，土地荒芜。老者饿死于沟渠，少者逃往他乡。眼看四川人口越来越少，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1490年）弃湖入川，落叶檀木湾。这便是民间流传的“湖广填川”的一段史实。史料虽记载有：“元明之际四川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十四年皆自别省流来”，但无详实文字，郭子仪后裔的迁移，正好给“湖广填川”一个具体说法。同时，郭子仪后裔由陕西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研究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笔者也见过不少墓碑，但能象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这样追根求源的实为罕见。一般的古墓碑只记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入川前地名；一般的家谱也只能大概追踪到湖广近十几代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不仅记载详实，而且与“郭氏家谱”互相印证，使其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而“郭氏家谱”可追溯到上下数千年。况且

东阳[东阳，读音作dōng yáng(ㄉㄨㄥ ㄧㄤ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山东省昌乐县。

东阳邑，古称营陵、营丘，原为殷商莱国之地，西周初期，该地区被赏赐给姜太公，莱国不服，屡次与姜姓齐国争夺该地区。

齐灵公姜环十三年(公元前569年)，齐灵公派大将军晏弱率军侵取莱州，占领营丘，灭了莱国。之后，晏弱在其地修筑了庞大的军事基地，命名为东阳城，故址在今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乔官镇以东一带。自此，东阳成为齐国的一个军事重镇。

在春秋时期，驻扎在东阳城的军民中，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山东省费县。

费县，古称鄪地、鄪邑，在上古系少皞的属地，西周初期属于青州。

公元前1056年，徐州之戎和淮浦之夷联合起来进犯鲁国，周公姬旦的儿子鲁侯伯禽率领诸侯讨伐，在鄪地告诫军士。史官记录了当时伯禽的誓辞，名为《费誓》，这是最早记载费地的文字。在西周初期，鄪地自为一国，为鲁国的附属国。

大致在周宣王时代，周王室封鲁懿公姬戏之孙为鄪伯，鄪地自此成为伯国。在史籍《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费伯帅师城郎”，说明在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前712年在位)时鄪地仍为伯国。

至鲁桓公姬轨执政时期，鄪国沦为鲁国的一个邑。

鲁僖公姬申元年(公元前659年)，鄪邑成为鲁国上卿季友的私邑，又叫采邑。随着鲁国公室的逐渐衰微，到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7年)以后，姬季友的后裔季孙氏据鄪邑自立为国，称费惠公，因鄪邑在鲁国东北部地区，因此又称东阳公。

齐威王执政时期(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费国曾一度被齐国所吞并，齐威王改其为武城即南城，并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军。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前后，费国又被楚国吞并。西汉初年(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始置县，属东海郡，至今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战国时期，该地住民中即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邢台﹑邯郸之间。

在史籍《姓苑》中记载：“东阳姓，此出于东阳郡也。”

周威烈王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东阳邑归属赵国。

到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国大举出兵攻打赵国，大将军王翦身先士卒，一举攻下赵国重镇井径(今河北井径)。

之后，王翦率上地兵(今陕西北部)，羌瘣率羌兵出井陉，杨端和率河内兵(今河南新乡)，分由南北夹击赵国都城邯郸。赵幽嫪王赵迁派大将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抗。李牧采用筑垒固守，避免仓促决战的方针。秦军屡攻不胜，形成相持。

后王翦利用赵王迁庸碌无知、其宠臣郭开贪财好利和嫉贤妒能的弱点，使用反间计。一方面停止进攻，保持对峙，派使者去赵营见李牧谈和，一方面派间谍携重金潜入赵都，贿买郭开，散布流言，诬告李牧私自与秦讲和，相约在破赵后分地代郡。昏庸的赵王迁听信谗言，遂命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为将。李牧拒不受命，被赵王迁杀死。由于李牧治军有方，爱护部属，在边防与官兵共同生活、战斗多年，颇得士心，在他被杀后，赵国军队人心涣散，部队纷纷解体。

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农历3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领了东阳一带，赵军大将颜聚惧怕逃走。到农历10月，王翦、羌瘣合军攻破邯郸，俘虏了赵王迁，并率兵驻扎于中山地区，准备对燕国下手。

赵国灭亡后，秦始皇将东阳之地设为东阳郡，居于东阳之地的原赵国住民，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战国时期楚国东阳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古邑的名称，其邑在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县制的县份之一，距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历史。春秋时期，盱眙古名为“善道”，属于吴国，曾是春秋各路诸侯会盟的地方。

到春秋末期的周元王姬仁三年(公元前473年)的农历6月，越王句践灭吴国，盱眙归属于越国。

战国时期的周显王姬扁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楚国东侵，楚宣王熊良夫在灭越国之后扩地至泗上，盱眙成为楚国的东阳邑。

在战国时期，东阳邑住民中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汉朝时期东阳侯张相如，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汉朝时期开国功臣张相如的侯爵称谓，封赐于东阳郡婺州。

西汉王朝到西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在太尉周勃的扶持下即位执政，他登基后即下决心要对付一直侵扰汉廷西陲的匈奴，曾坚持要御驾亲征匈奴。

臣子们慌了手脚，请出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由于薄太后的极力反对，使得汉文帝不得不放弃了亲征匈奴的计划，而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全权负责指挥前线对匈奴作战。

当时，匈奴老上单于指挥匈奴骑兵已经深入汉地数百里，前兵锋头离长安城只有八十里。在得知东阳侯张相如集结了十万人马，并调动匈奴军附近的上郡、北地郡和陇西郡三郡汉军源源不断地进驻时，老上单于果断下令撤退。在张相如统率十几万大军出兵时，匈奴军早已经一溜烟跑远了。

张相如举棋不定，谨慎过度，琢磨好久后率大军空手而归。

汉文帝心中明白，无论是张相如，还是周舍、张武等人，皆非大将之材，所以劳师而无功，徒令匈奴人耻笑。催后撤了张相如的职务，起用并培植了周勃之子周涯夫。

在东阳侯张相如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爵位称号为姓氏者，称东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东阳王拓拔·丕，属于以爵位称号为氏。

北魏武卫将军拓拔·谓，是北魏烈帝拓跋·翳槐的第四子。

史书记载，拓拔·谓宽雅有将略。常从北魏道武帝征讨，有功，除武卫将军。其子拓拔·丕，在北魏太武帝时从驾临江，赐爵兴平子。北魏献文帝即位后，累迁至侍中。

当时丞相、车骑大将军拓拔·乙浑谋反，拓拔·丕以奏闻，诏收拓拔·诛之，功迁尚书令，改封为东阳公。到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再封东阳王，拜侍中、司徒公。

拓拔·丕有个儿子叫拓拔·超生，一直为北魏孝文帝喜爱。北魏孝文帝曾车驾亲幸拓拔·丕的家，以其执心不二，诏赐拓拔·丕入八议，传示其子孙，允许犯罪百次，听责数恕之(犯一次减一次，一百次以内皆饶恕其罪)。

在拓拔·丕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爵称号为姓氏者，汉化称东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东氏、阳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东阳太守沈约，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该支东阳氏，出自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东阳太守、尚书仆射、太子太师沈约。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人(今浙江德清)，先后在南朝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

传说沈约左眼两个瞳仁，腰上有紫色胎记，聪明过人。他的祖父沈林子、父亲沈王璞都曾担任高官，后父亲被南朝宋国所杀，沈约只好到处“潜窜”、“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积累了二万卷书。他母亲怕他过分勤苦熬夜损坏身体，常常减少一些灯油，他于是白天读书，晚上背诵，终于博通群籍，文才粲然，名声显赫一时。后来被济阳蔡兴宗、安西晋安王、齐文惠太子、竟陵王等显贵赏识和提拔，直晋到担任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宁朔将军、辅国将军、五兵尚书、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显要职位。

随后，沈约协助南朝梁武帝萧衍谋划和夺取齐国大位，建立了南朝梁国。在建立南朝梁政权的过程中，沈约曾连夜草就梁武帝的即位诏书，后来连南朝梁武帝自己都认为成就自己帝业的就是沈约和范云两个人，于是沈约被南朝梁武帝任命做了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重职，同时分封为“建昌县侯”，并将其母亲谢氏封为“建昌国太夫人”。后沈约又担任了更加显赫的职务。

沈约是南朝时期一代文学巨豪，创造了诗歌格式上的“永明体”，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著述了《晋书》一百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还有《四声谱》等。

沈约还养了一代文杰，即著名的《昭明文选》之作者南朝梁昭明太子萧选，当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皆选用他的一些美轮美奂的诗文。尽管后世有的诗评家认为他的诗歌不如鲍照、谢灵运，但是在撰写“美文”方面，沈约算得是中国历代文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梁国建立的第二年沈约的母亲去世，南朝梁武帝曾亲自上门吊丧，进行慰勉，封赏并挽留他继续工作。

沈约不喜欢喝酒，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他的地位极端显赫，自己却非常朴素，每次被加官，他总是推辞再三。沈约的性格是澹泊自甘的，他在“东田”盖了一幢房子，一眼能够眺望郊外田野，在那里他曾经写下三千余字的《郊居赋》，不但铺陈景色汪洋恣肆，也写出了自己“伴君如虎”、隐居保身的心情，文笔极端细腻生动。

沈约为人低调，作官一直战战兢兢、勤谨持惴，但最终还是不能免祸。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他的言辞皆不合南朝梁武帝的胃口，皇帝因此对他产生了不满，于是沈约“忧惧而逝。”

沈约逝世时，他的嫡子沈旋当时已担任了高官，南朝梁武帝免除了他三年守丧之礼，坚持要他在朝为职，直到沈约的妻子过世，才放沈旋回到封地“建昌县”。后来，沈旋又辗转为官，最后还是回到建昌，担任了“招远将军、南康内史”，当时百姓们皆称颂沈旋的清廉。沈旋逝世后，沈约的孙子沈实接班，继袭“建昌县侯”。

唐朝初期，著名的史学家姚思廉和他的父亲姚察皆非常崇敬沈约，在所著史籍《梁书·沈约传》中，高度赞誉了他的人品和文品，评价他“高才博洽、一代英伟。”姚思廉在《梁书·沈约传》中记载：“沈约，永明末出守东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曾因操劳过度，日渐消瘦后，被世人以‘东阳销瘦’、‘东阳瘦体’称之，形容其体瘦。”《梁书·沈约传》中还将沈约的《郊居赋》完整记录下来，后世的许多成语皆出自该赋。

在沈约的庶裔中，有在南朝梁国被陈霸先所灭之时举族迁逃，随南朝梁武帝的孙子萧詧曾在江陵地区建立了西梁政权，传三帝后，西梁政权亡于隋文帝杨坚，沈约的庶裔子孙有改以先祖“东阳太守”之官称为姓氏者，称东阳氏，再后有改单姓杨氏者。

二历史名人：

东阳无疑：(生卒年待考)，著名南朝宋散骑侍郎、文学家，著有《齐谐记》七卷。

注：

在南朝宋政权的官历牒册中未查到“东阳无疑”其人，因此不敢断定其为南朝宋人。此处为抄录史书旧说。

井陉窑在2005年5月、2007年、2008年、2009年接连遭遇铲车毁灭性的挖掘，至2011年，遗址的地形地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部分遗迹、遗物已不复存在。

对遗址进行破坏的鑫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处于河东坡窑区，这一区域跨度最长、内涵丰富，是井陉窑遗存的丰富区与极丰富区，出露有古瓷作坊、古窑炉及厚达1到3米的窑址堆积，是唯一一处不需要动土发掘即可直接观察井陉窑的地点。

《文物法》明确规定：在国家级文保单位进行施工，必须经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井陉窑河东坡遗址的土地所有权曾经归井陉二运公司，二运公司垮台之后通过法院拍卖，把这块地卖给了一个姓贡的个体开发商。当时贡某就想在遗址上搞建设，结果审批报告还没有送到国家文物局，就被省文物局否决了。省文物局的书面答复是，要在井陉窑遗址保护区内动工，必须等文物清理完毕、文物保护规划确定后再做决定。

2005年，河东坡窑区的土地所有权被转让给了个体开发商魏某，魏某是鑫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05年，魏某擅自在井陉窑河东坡遗址保护范围内用挖掘机挖土，当时他打算建三层楼的汽贸公司。

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作业，山坡很快被挖成90度直角，瓷片纷飞，坡壁上明显的文物层已裸露在外、瓷片、瓷碗清晰可见——引起了众多媒体关注。

杜某作为当时井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闻讯后仅到现场查看情况、口头通知魏某停工，未果，未再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富某作为当时主管文物保护工作的文物局局长，在下属杜某向其汇报后，也仅是让杜到场制止，结果如何未再过问。

作为井陉县文物局的官员，富某、杜某未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采取下达书面停工通知或通知当地公安机关介入等其他措施，致使魏某对古瓷窑遗址的破坏行为得以继续，由此最终造成北面遗址内的窑炉、作坊等丰富的文化堆积层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破坏面积达700平方米。

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来考察后，暂时停工一天。

2007年7月6日，魏某未经批准，再次在公司驻地的河东坡井陉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动用挖掘机挖土，遗址东面从北往南均遭挖掘。挖掘过程中，遗址内的金代澄浆池、作坊、釉料瓮等丰富的文化堆积层再次遭到破坏，破坏面积达3000平方米。其间，股东黄某与前来勘查现场的井陉县文物部门有关人员再次发生冲突。

当时井陉县文物局局长已由武某担任，武某以及负责分管井陉县文物执法、安全工作的井陉县文物局副局长李某，在接到群众举报后，除派人到场查看外，对魏某严重破坏国保单位的行为，既未按规定向上级业务部门报告，也未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立案或移交公安机关。

2008年9月30日，魏某第三次对该遗址进行破坏。魏动用挖掘机在已考古挖掘过的遗址的中、东、北部分台地发掘区Ⅰ区、Ⅱ区、IV区非法挖土，挖掘地层剖面暴露文化层厚度05—20米，破坏面积达1000—1500平方米。其间，股东黄某将该县文物人员给其下达的停止侵害通知书撕碎，并进行恶意谩骂，拒不听劝。

井陉县文物局的武某、李某，对魏的第三次严重破坏行为，仍然未作任何处理。事发前没有按照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严格加以落实。事发后既不立案、不向上级业务部门报告，也不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2007年、2008年两次破坏，造成该处遗址文化遗迹、遗存、遗物被严重损毁，后果极为严重。

2009年3月以后，魏某未经批准，第四次对公司驻地井陉窑河东坡遗址进行破坏。其将遗址南区南端的三间小平房铲平，将小平房东侧80多平方米、厚达6米的文化层彻底破坏。对此次破坏，井陉县文物局的武某和李某均不知晓。

2011年夏天，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三位专家，到河东坡遗址时发现，南区南端原有小房以东的第二、三级阶地以前尚存有6米厚的瓷片堆积层，作为一个很好的展示断面，2009年春天时还完好地存在，2011年夏天却看不到一点痕迹了。

受河北省文物局、文物研究所派遣，考古专家一行3人于2011年7月9日对井陉县鑫源公司场院占地范围的古瓷窑遗址现状进行了现场勘查，查阅了有关材料，做出如下鉴定：鑫源公司所在的河东坡窑址，位于绵河东岸，其地貌形态主要是岸边阶地。这里是惟一一处不需要动土发掘即可直接观察井陉窑的地点。

2005年5月前，此处尚可明显分为三级阶地，从调查勘探和了解的情况看，古窑文化遗存分布在向河的三级阶地上，局部出露的文化堆积层厚达3米，其中第一级的主要遗迹有窑炉和作坊，二级上现有杆子泥层、釉料瓮、澄浆池等遗迹，第三级阶地上有窑炉、作坊、烘坯炕等遗迹，遗物中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

在河东坡窑址遭到破坏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井陉考古队在2007年和2008年分两次对井陉窑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抢救发掘出土窑炉9座，辘轳车基坑2座，矸子井1口，窑藏1座，灶7座，灰坑43座，较多的完整和可复原瓷器、典型标本以及大量的瓷片、窑具等。

两次勘探发掘揭示，鑫源公司场院范围内都包含有比较丰富的遗迹遗物，但受施工影响，北区的遗迹遗物皆已被施工破除，窑址内出现了车库和二层楼房等违章建筑；南区尚存东西两部分遗存，包括窑炉6座和连窑房4座，东面坡顶上出土还有烘坯炕1座和窑炉3座，其中2座三彩窑炉。按照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意见，在2008年对该区东西两部分进行了回填保护。

到2011年夏天，东西两部分遗存之间的二三级阶地已经成为平地，遗迹、遗物已不复存在。

南区尚存有6米厚的瓷片堆积层，作为一个很好的展示断面，2009年春天时还完好地存在，2011年已看不到一点痕迹了。

鉴定结论：鑫源公司场院内地形地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古瓷窑址被破坏程度是十分严重的，北区所有遗址遗物皆被施工破除，南区二三级阶地的遗迹遗物也不复存在。

受省、市两级检察院的指定，2011年9月1日，桥西区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根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被告人武某、富某、李某、杜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陉窑遗址被严重损毁，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四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魏某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造成文物严重损毁，情节严重；被告人黄某身为鑫源公司股东，明知魏某多次严重破坏文物的行为却不予阻止，对前来制止的有关文物保护人员予以阻挠、谩骂，其行为均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二十四之规定，均应当以故意损毁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蒙古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汉族、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补充：据东北学者考证，辽朝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东北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开始西迁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兰化。　名人事迹 李光弼（708年－764年），中国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人。 李光弼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初，经郭子仪推荐为河东节度副使，率兵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城西北)﹑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五月，与郭子仪会师常山，乘敌疲惫出击，大败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进围博陵(今河北定县)，军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 至德二年(757)，史思明﹑蔡希德等率众10万进攻北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北都留守李光弼所部不满万人，先在城外凿壕，又以挖出的土作坯数十万，加固城垒。当敌攻城时，用大炮发巨石猛击，还暗掘地道陷敌，不断袭击叛军，使之不敢接近。史思明北返，李光弼乘隙出击，大败蔡希德，歼其部众7万，既守住了太原，又保证了唐军左翼的安全。 乾元二年(759)七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史思明军突然渡河，陷汴州(今开封)，逼洛阳。李光弼因兵力悬殊，乃弃洛阳，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威胁叛军侧翼，使其不敢西进。随后伺机出战，挫败了叛军对河阳三城的进攻，歼敌2万。 上元二年(761)，朝廷强令收复洛阳，他不得已而出兵，当时叛军尚锐，加之大将仆固怀恩违反节度，因而兵败邙山(今洛阳北)，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后复任河南诸道副元帅，出镇临淮，统河南诸道兵反攻叛军，配合仆固怀恩等收复洛阳。他曾参与镇压浙东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广德二年，因受朝廷猜疑，抑郁而死。

　　契丹人失踪之谜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蒙古族研究专家陈乃雄先生曾亲临保山，详细考察了当地家谱、地方志和传说，并将326个“本人”的语词与多民族词语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00多个属于阿尔泰语系，验证了“本人”语言与达斡尔族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追随女真蒙古四处征战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国各地　金灭辽后，许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边疆，修筑抵御蒙古进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随后就驻防在那里。金灭后，部分驻防的契丹人在战乱中向北迁移，保持了相对大而完整的族群，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达斡尔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战的契丹族人的后裔。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辽皇室耶律秃花的统领下归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孙耶律忙古代随忽必烈灭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记载的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凤溪长官司阿凤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孙，阿苏鲁也被当代“本人”视作祖先。经过740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万人。在繁衍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民族不断通婚，所以同达斡尔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要稍远。

消失与后裔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蒙古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汉族、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补充：据东北学者考证，辽朝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东北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开始西迁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兰化。 名人事迹 李光弼（708年－764年），中国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人。 李光弼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初，经郭子仪推荐为河东节度副使，率兵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城西北)﹑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五月，与郭子仪会师常山，乘敌疲惫出击，大败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进围博陵(今河北定县)，军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 至德二年(757)，史思明﹑蔡希德等率众10万进攻北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北都留守李光弼所部不满万人，先在城外凿壕，又以挖出的土作坯数十万，加固城垒。当敌攻城时，用大炮发巨石猛击，还暗掘地道陷敌，不断袭击叛军，使之不敢接近。史思明北返，李光弼乘隙出击，大败蔡希德，歼其部众7万，既守住了太原，又保证了唐军左翼的安全。 乾元二年(759)七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史思明军突然渡河，陷汴州(今开封)，逼洛阳。李光弼因兵力悬殊，乃弃洛阳，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威胁叛军侧翼，使其不敢西进。随后伺机出战，挫败了叛军对河阳三城的进攻，歼敌2万。 上元二年(761)，朝廷强令收复洛阳，他不得已而出兵，当时叛军尚锐，加之大将仆固怀恩违反节度，因而兵败邙山(今洛阳北)，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后复任河南诸道副元帅，出镇临淮，统河南诸道兵反攻叛军，配合仆固怀恩等收复洛阳。他曾参与镇压浙东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广德二年，因受朝廷猜疑，抑郁而死。 编辑本段契丹人失踪之谜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蒙古族研究专家陈乃雄先生曾亲临保山，详细考察了当地家谱、地方志和传说，并将326个“本人”的语词与多民族词语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00多个属于阿尔泰语系，验证了“本人”语言与达斡尔族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追随女真蒙古四处征战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国各地 金灭辽后，许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边疆，修筑抵御蒙古进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随后就驻防在那里。金灭后，部分驻防的契丹人在战乱中向北迁移，保持了相对大而完整的族群，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达斡尔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战的契丹族人的后裔。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辽皇室耶律秃花的统领下归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孙耶律忙古代随忽必烈灭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记载的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凤溪长官司阿凤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孙，阿苏鲁也被当代“本人”视作祖先。经过740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万人。在繁衍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民族不断通婚，所以同达斡尔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要稍远。

契丹人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经过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东北阜新一带）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这里的“本人”是契丹后裔自己的自称。

：

1、在云南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2、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与当地人融合了。

3、契丹，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唐灭亡的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辽末，女真族起事，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其余部建立了西辽王国，延续了93年。（参考资料----百科网页链接）

一、姓氏源流 ;

种(chong)

出自仲姓，为周代仲山甫之后，为避难所改。据《通志·氏族略》载：“种，本仲氏，为避难改仲为种，望出河南洛阳。” 二、迁徙分布; 据《姓氏考略》云：种姓望居河南洛阳郡。主要分布山东济宁，枣庄，聊城。陕西，山西，甘肃，新疆，内蒙，河北，安徽，河南，江苏，福建，东北等均有分布。

三、历史名人 ;

仲山甫：周宣王时卿士，食采于樊……佐成中兴之治。仲山甫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虽家世显赫，但他本人却是一介平民。早年务农经商，在农人和工商业者中部有很高威望。

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封地为樊，从此以樊为姓，为樊姓始祖，所以又叫“樊仲山甫”、“樊仲山”、“樊穆仲”。东汉史学家服虔的《史记正义》解释说：按祖祀扫排位，父在上，子居下，兄弟中的一、三、五居右，统称“穆”，二、四、六居左，统称“昭”，仲山甫排行老三，所以称“穆仲”。

《诗经·大雅·崧高》说：只有仲山甫和申伯是国家的栋梁。《诗经·大雅·燕民》是专门颂扬仲山甫的诗歌，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天子有过，他来纠正等等。仲山甫的突出政绩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废除“公田制”和“力役地租”，全面推行“私田制”和“什一而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大力发展商业等。这些改革的成功，造成了周宣王时期的繁荣景象，所以称为“宣王中兴”。

种兢;字奉高，东汉（桓帝时）洛阳令（公元89年汉和帝刘肇），《隶续》卷十二，《韩勃孔庙碑阴》

种暠（皓）；字景伯，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种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时与杜乔（字叔荣，河内林虑人）两人都被举孝廉，致身通显，并号名臣。未几出暠为益州刺史，乔却迁官大大司农，再迁为大鸿胪。是年八月，顺帝不豫，数日即崩，年终三十，在位与安帝相同，也是一十九年。群臣奉太子炳即位，尊梁后为皇太后。两龄嗣主，如何亲政？当然援照前例，由皇太后梁氏临朝。进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越月奉顺帝梓宫，出葬宪陵，庙号敬宗。有二子：种岱，种拂，孙种劭（种佛子）。种辑为种家别枝（也是种暠之后），均为东汉大将。

种岱：字公祖。好学养志。举孝廉、茂才,辟公俯，皆不就。公车特征，病卒。（后汉书卷五十六）

种佛：字颖伯。初为司隶从事，拜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迁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为司空（济南府）。明年，地震策免。李傕、郭汜之乱，长安城溃，百官多避兵冲。拂挥口而出：“为国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去欲何之！”遂战而死。子邵。

种邵：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为谏议大夫。献帝即位，拜邵为侍中。卓既口权，而恶邵强力，遂左传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会之职。服终，征为少府大鸿胪，皆辞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殉国，吾为国子，不能除残复怨，何面目朝觐明主哉！”遂与马腾、韩遂及议大夫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报其仇。战死在长平观下。

种辑：后汉帝时，为长水校尉。建安四年，与车骑将军董承、昭信将军王子服、吴硕、王义郎、接汉献帝旨除操衣带诏事发，大骂操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汉鬼，强似你阿附国贼。”建安五正月年被操杀并诛连三族。

种如愿；唐代大将，行军总管刘弘基军中之将，唐武德二年（619）七月十八日甲寅袭王世充河阳城（袭河阳城之战）焚毁其河桥而还，后调守晋州。

种诩：宋吏部令史，后调补长安主簿。（可考证，已知有三子：种昭衍、种放、种汶，孙：种世衡、种世雍、种世才）

种放：字名逸（916-1016）河南省洛阳人，（《郡斋读书志》作明逸。此从宋史本传）自称隐士，北宋易学家，教育家，诗人。（《郡斋读书志》作长安人。此亦从宋史）生年不详，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父令举进士，辞道：业未成，不可妄动）。住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及父卒，奉母隐终南山，以讲习为业，凡三十年。咸平中（1001年左右）征赴阙，累拜给事中，迁工部侍郎。后真宗召为左司谏，辞归山。一日晨起服道衣，聚诸生列饮，取平生所作章疏，悉焚之，酒数行而卒。诏赠工部尚书。放好为诗歌，有集六卷，《文献通考》又有《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乙祠录》等，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