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其历史进程分为四期：

明朝前身——西吴时期（1364年-1368年）

统治全国——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江南半壁——南明时期（1644年-1662年）

最后余波——明郑时期（1662年-1683年）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元顺帝（元惠宗）统治时期，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曾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至正统七年，宦官王振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但景泰皇帝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弘治时期是明中期政治作为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为“弘治中兴”。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隆庆年间，俺答进贡，开放海禁。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代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关外满族作乱，财政恶化的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官黄门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满清的前身）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同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宗室相继在江南建立明朝政府，史称南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但台湾郑氏集团继续沿用永历年号，建立明郑政府，直到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投降，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祚告终。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但是在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末年满清初年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开始与东方平起平坐,并逐渐超越中国。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西吴（1364-1368）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包括汉族在内的广大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处境艰难。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龙凤六年（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次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龙凤九年（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今江苏苏州）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龙凤十二年（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之后趁蒙元内斗之际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1368－1644）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明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明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组）。

成祖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三年即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三年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永乐五年（1407年），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

但是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积蓄民力。他还鼓励生产，宽行省狱。之后的明宣宗继续实行以仁政治国的方针，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史称“仁宣之治”。然而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明中期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堡之变与英宗复辟

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续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代宗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成化二年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成化十一年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用情专一，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无任何妃嫔。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日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导致朝政再次腐败。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乱。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处死。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隆庆二朝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最后世宗尊其生父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庙号睿宗。这样睿宗神主就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滥用公帑，挥霍无度，并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朝政腐败黑暗到极点。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世宗去世后，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两朝的政治腐化加剧，但经济仍有发展。

张居正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改革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万历朝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魏忠贤乱政

泰昌元年(1620)，光宗驾崩。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改元天启。熹宗文化水平不高，又喜欢木匠工作。阉党魏忠贤趁势而起，结党乱政，明朝社会更加黑暗。

但是在深层次的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其实所谓的“魏忠贤乱政”，是明朝文官集团中占有优势数量的“东林党”和“浙党”、“齐党”、“鲁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所引发的。皇帝企图通过内廷与朝中少数派的官员联合起来，从东林党把持的内阁中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天启皇帝病逝而最后告终。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又开始起用“东林党”官员，不久魏忠贤被皇帝调到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吊自杀。

内忧外患

天启七年，熹宗死去。继任熹宗的是其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明安宗初谥为思宗，后改为毅宗，明绍宗谥为威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崇祯帝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崇祯帝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崇祯帝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崇祯帝对朝政又开始失望。为中兴国政，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

1629年（明朝后期地图(崇祯年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国防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制，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 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多尔衮部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皇太极大本营。迫使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崇祯帝派洪承畴带八路总兵率刚刚镇压中原起义的十三万大军出关援锦，在松山大战清军，是为“松锦大战”。结果明军败。洪承畴降清。关外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

南明（1644－1662）

弘光政权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顺治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廷都城。而在南京明朝设有形式上的基本的政府机关。1644年五月初三日，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是为安宗，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弘光政府内斗不断，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实行“联虏平寇”的错误国策，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清军一路南下，攻克中原，很快就到了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达80万。之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押解到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清军占南京后，又接连攻克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1645年（弘光元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清占区汉人一律模仿满洲人装饰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汉族群众的强烈反抗。江南百姓纷纷起义抗清，其中以嘉定和江阴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先后发生了“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军血腥镇压。满清统治者野蛮贯彻执行剃发易服，期间死难者人数总数逾越百万，惨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近代日本侵华屠杀。

隆武、绍武政权

弘光政权覆灭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是为绍宗，年号隆武。隆武帝是南明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励精图治，关心百姓疾苦，一洗前人弊端，基本国策改以“御虏”为主，但被拥立其继位的郑氏集团架空，处处受制于郑芝龙。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开始征伐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与清朝追兵搏斗时被乱箭射杀于汀州城衙的大堂上（一说被俘杀）。十一月初五，隆武帝之弟朱聿鐭称帝于广州，是为文宗，改元绍武，仅41天即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十一月十五，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

永历政权

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于当年十月初十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正式称帝，是为昭宗，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永历政权与已经被击溃的张献忠李自成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郑成功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并奉永历为正朔，永历二年，永历帝指派宁靖王朱术桂到郑成功的部队监国。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永历五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进攻四川，一度收复了四川大部。李定国也进攻广西，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并大战湖南衡州，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尽复湖南，一时天下大震。但是，李定国、孙可望两名将领内部不和。永历八年，李定国与郑成功相约会师广东新会，图取广州，未能成功。永历九年，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孙可望降清，西南军事情报均被孙可望出卖，清兵大规模进攻云南；此时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此时郑成功率17万水陆大军北伐，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直抵南京城下，将南京团团围住，结果中清军缓兵之计被清军击败，不得不回到闽南大本营。清顺治帝趁机派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攻打金厦郑成功的军队。1661年（永历十五年）2月郑成功炮毙清顺治帝于厦门思明港（一说死于郑成功炮火的是顺治帝之子承政王，顺治帝死于天花或于五台山出家退出历史舞台），达素自杀，清军败退；此时清军入缅，逼迫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1661年3月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攻打被荷兰占领的台湾，经过九月苦战于次年二月复台。1662年（永历十六年），永历帝被降清明将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同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李定国病故于猛腊。

明郑（1662－1683）

永历帝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抗清与郑成功在台澎金厦抗清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1662年6月郑成功病逝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仍旧沿用永历年号，并于次年从福建迎接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入台。1663年满清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金厦两岛陷，明郑势力撤退台湾，在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率军西征福建。郑经收回厦门后，并收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广东惠州。后来，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为清军所平定，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亦败亡，郑经势力败退仅能守住厦门，1680年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余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班师回台，之后沉迷于酒色。1681年郑经病殁，遗命郑克臧嗣位，冯锡范拥立其婿郑克塽，独揽大权。清康熙帝以降清明将施琅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极大军事压力，结果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明朝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中国第二次亡国。

　　NO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详细介绍

　　夏、商、周被史学家称作“三代”。夏、商两代的国家最高元首称“帝”。夏朝 周武王的帝位由儿子接任，偶尔也有传给兄弟的。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以行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都于镐京，并改“帝”为“王”。周王朝的王位明确规定只传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王朝的这一制度就是“宗法制”，它与中国姓氏有着直接的关系。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亲疏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家长制。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据《独断》记载，三代的“一夫多妻制”情况是这样的：“天子娶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妇。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部御女。

　　嫡与庶

　　周人上法帝喾正妃，又九九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天人九嫔。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众多嫔妃、妻妾所生的一大堆子女如果不划分个先后次序，不立定个章法规矩，那就会乱套。这个章法就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儿子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儿子（女儿不在其中）划分为“嫡”和“庶”两类。嫡，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

　　嫡庶的划分标准

　　嫡庶的划分标准如 宗法制度示意图图所示：

　　妻妾

　　一般称谓 宗法称谓 继承

　　妻(正配) 三哥(20岁)

　　六哥(14岁) 嫡长子

　　嫡次子 嫡子

　　庶子

　　妾一(侧室) 大哥(25岁)

　　四哥(19岁) 庶长子

　　庶三子

　　妾二(侧室) 二哥(22岁)

　　五哥(15岁) 庶次子

　　庶四子

　　据《史记·殷本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从而造成“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局面。殷商后期，兄终弟及制为父子相承制代替。如弟乙的长子微子启生在“微”，封为子爵，名启；因启的母亲身微，非正妻，因此启虽为长子却不能承袭帝位。帝乙的小儿子辛(即纣王)，因其母是正宫，嫡出，故继承了殷商的帝位。正是这位辛使殷商走向灭亡。这说明殷商末期，嫡长继承制已经确立。

　　据黄河流域周原（今陕西岐山）生活的周部落，在古公亶父时，嫡长继承制还没完全确立。古公少子季历继承了王位，而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出奔长江三角洲，后来建立了吴国。季历传位于长子姬昌，姬昌又传位于长子姬发。姬发灭商后，大力推行嫡长子继承制。自此宗法制度被作为立国的原则世世代代延续了下来。

　　根据宗法制，“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精神，周王朝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无权继承。这就使弟统于兄，小宗统于大宗。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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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封制

　　为此，周王朝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其具体办法是：一、周王朝的国王以都城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圭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此谓之“王畿”。二、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无数块，分封给各路诸侯。但这些封国面积很小，实质上都是一个个城堡式的军事据点，以此为中心对四周地方加以控制，大概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的面积也没有王畿大。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封国的绝对控制权，诸侯国象群星捧月似的，环绕拱卫着王畿。

　　诸侯国的分封有两种情况

　　1、同姓封国

　　凡是姬姓的周王室亲族，每人都可分到一块土地，在那里建立封国，此即同姓诸侯国。周初，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周武王封其兄弟立国者15 ，姬姓立国者40人。如，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曹（今山东定陶），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分封周朝王室子弟26国。

　　2、异姓诸候

　　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分封少数有功之臣，如姜子牙封于齐；二是分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防止作乱的部落，如夏王朝的后裔东楼公(姒姓)封于杞国，伏羲氏的后裔(风雄)封于宿国。周武王又将已灭国商纣王之子武庚(子姓)封于宋国，以示政治安抚。后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被周公平息，改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国。

　　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直属中央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国的面积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附庸国的面积更小，附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五级爵位的产生，系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而定，如图：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嫡子)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国 王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公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侯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嫡 子

　　伯 爵 伯 爵 伯 爵 伯 爵

　　小 宗 大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嫡 子

　　子 爵 子 爵 子 爵

　　小 宗 大 宗

　　庶 子 嫡 子

　　男 爵 男 爵

　　小 宗

　　庶 子

　　平 民

　　周初五级封国与附庸国

　　所有封国的国君总称“诸侯”。周初五级封国与附庸国的情况如下：

　　等级 爵位 法定面积 举例

　　一 公国 50平方公里 齐、鲁

　　二 侯国 35平方公里 晋

　　三 伯国 35平方公里 申

　　四 子国 25平方公里 黄、罗、祝、邾

　　五 男国 25平方公里 许

　　六 附庸 不足25平方公里 萧

　　由上可知，西周初期的诸侯国领土很小，不少封国只是一个城。东周开始，各诸侯互相吞并，疆城才逐渐膨胀，各诸侯大国才建都，并成为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在西周时代，除了中央直接分封各路诸侯外，各诸侯在自己和领地内再分。诸侯一般将的中心地区留给自己直接统治，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于是，全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国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统一的等级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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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由上，我们可以提出：(1)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王位、国君位，其余的庶子一律分封出去；(2)诸侯之封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3)诸侯再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将部分采邑分给作为禄田。

　　这样，周王朝与分封诸侯国就保证了他们世世代代的血族统治，万里江山遂成一家。如下图示：

　　嫡长子(大宗)——承袭王位

　　周天子 嫡长子(大宗)——承袭国君

　　众庶子(小宗)——分封诸侯 嫡长子(大宗)——卿大夫

　　众庶子(小宗)——分封卿大夫

　　众庶子(小宗)——分士

　　西周宗法制直接导致了分封制，分封抽使国内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大小的禄田。由于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关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于是，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骤然增多。——这就是宗法制度对中国姓氏产生的根本影响。

　　宗法制度对我国社会演变的影响有：[1]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非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2）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3）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4）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

明成祖永乐皇帝名朱棣，元至正二十年(庚子，1360年)四月十七日生，明太祖第四子，母为孝慈高皇后马氏，一说为碽妃生。

前些日子，随着南京大报恩寺地宫的开启，永乐皇帝生母之迷颇引人关注。目前为止，地宫中尚未发现永乐皇帝生母为谁的实物或文字记载。永乐皇帝生母之迷，仍待破解。孟森先生治明清史详审，其论成祖之母为朝鲜女子碽妃所生，于此略为摘引。

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是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也。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入此等文字。……《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弟，消周，是翦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只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又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此始。”此事证明周王本是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抄本，后禁网渐驰，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演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碽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只一后，继后即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

中国的殉葬制度

用活人殉葬，是奴隶社会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制度。殉葬人有活埋的，也有被杀或自杀后陪葬。中国的殉葬制度，就考古发现，最早始于殷商时期。

商人相信人死以后，灵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墓葬是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一切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事。奴隶主贵族死后，都用奴隶为之殉葬，以供其死后奴役驱使。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奴隶主墓葬中，一般都有几个、几十个人殉葬，有的大墓中，有二、三百人殉葬。有的骨架旁放著刀剑，是武士奴隶；有的骨架旁摆著车马，是驾车奴隶；有的骨架残存有狗骨，是养狗奴隶；有的骨架旁没有头骨，头骨在另一边，是被杀后殉葬的奴隶；有的骨架上手骨还被反绑在背后，并有明显的挣扎痕迹，是被活埋殉葬的奴隶。

商以后，周、春秋、战国、秦朝皆有殉葬习俗，《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西京杂记》载：「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唯一男子应是幽王，百余女子应是殉葬的宫婢、妃妾。

秦国用活人殉葬始于秦武公，《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死后用人殉葬的数目更大，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十九年，缪（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陕西凤翔发掘秦景公墓，发现有一百多个殉葬的奴隶。

秦国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废除人殉制度的，《史记·秦本纪》说：「献公元年，止从死。」但实际并非如此，秦始皇死后，为之殉葬者人数之多，为历史所罕见 。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死，秦二世下诏令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后宫嫔妃未生子女者一律殉葬，故从死者甚众。《史记·秦本纪》还说：「葬既下，或言工匠为机，臧（按指奴隶）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为了担心这些工匠泄漏墓中的机密，便将他们置于死地，估计秦始皇墓中为之殉葬者将以万计。

汉、唐两朝皇陵的重要特点不是以人殉葬而是陪葬制度，即在皇陵附近让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死后陪葬皇陵。

宋代开始，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边疆民族，先后入主中原，他们均有人殉的传统，促使中原人殉再度兴起。宫人殉葬，到明、清两代又开始实行，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宗、宣宗皆然。」明成祖朱棣崩逝，当时殉葬者共三十余人，据《李朝实录》载：「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于庭，饷撤，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大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圈于其上，以头纳入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明宣宗死时，仍有十个妃嫔殉葬，当时有一个名叫郭爱的宫女，入宫不足一月，宣宗死，当她被告知列入殉葬之人后，悲愤填膺，写绝命诗云：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己兮，是则可悼也。

明朝周王朱有炖死，明英宗指示说：「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可惜英宗的指示未到，王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等七人已从死殉葬。明英宗是反对以人殉葬的，他临终时遗命：「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同时他对从殉的宫人追赐封号，其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微称，以彰节行。」英宗给为周王朱有炖殉葬的妃子封号是「贞烈」，夫人的封号是「贞顺」，表彰她们忠贞、刚烈、顺从的美德。自英宗开始，明朝就再没有以人殉葬了。

2 中国的殉葬制度

《中国古代殉葬考》说：「清世祖卒，犹命后宫三十名殉葬。」其实满清未入关定鼎中原以前，已有人殉之例，清太祖努尔哈赤死时，就以大妃（多尔衮之母）和二庶妃殉葬。王先谦《顺治东华录》载：「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未刻上崩……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乌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时殓……又有二妃殉焉。」谈迁《北游录》说：「昭陵（应是福陵）之殂，故事殉葬。摄政王母宜从而不欲也。 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后修实录，刚林书云：自愿从死。」可见大妃之殉是被迫的。

天聪三年八月，《天聪东华录》记录著一个预定要殉葬的奴隶逃跑未遂而被杀的事：「雅荪出微贱，因叶赫兵临兀扎鲁城时，有大功，太祖擢为大臣，宠任独优，尝以殉葬自矢。后太祖崩，不殉葬且轻慢丧礼，至是复欲逃，故杀之。」

《顺治东华录》记载有清太宗皇太极死后用男奴殉葬之事：「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太宗文皇帝宾天。时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愿殉。敦达里满洲人，幼事太宗……及太宗宾天后，敦达里以幼蒙恩养，不愿永离，遂以身殉。清王贝勒等甚义之，以敦达里志不忘君，忠忱足尚，赠甲喇章京，子孙永免徭役，傥犯重典，应赦者即与开释，不应赦者应减等，官爵世袭勿替。安达里，叶赫人，自来归时，先帝怜而养之，由微职沐殊恩，受官职，亦请殉。诸王贝勒等亦甚义之，予衣一袭豫议恤典，加赠牛彔章京，子孙世袭，其免徭宥罪一如敦达里例。既定议，召安达里谕之。」

清世祖福临定鼎中原以后，皇室与贵族仍实行人殉制度。《顺治东华录》就记有顺治六年三月丁丑，豫亲王多铎死后有两个福晋殉葬的事：「摄政王师次居庸关，苏克萨哈等以辅仁德豫亲王多铎讣至，王去缨易素带泣。是日暮，驰入京师临丧。德豫亲王二福晋请殉，摄政王再三慰解，请益力，遂许之。」

摄政王多尔衮死时也有侍女殉葬，《顺治东华录》是这样记载的：「顺治八年二月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睿王薨于出猎之所，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时，呼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属之曰：『王曾不令人知，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数枚，黑貂褂，今可潜置棺内。』」谈迁《北游录·纪邮》也载有顺治十二年五月，辅政王济尔哈朗死后用妾婢殉葬的事：「辛卯，是日辅政王卒，勒嬖姬五人殉焉。」

史书上也有两则记载清世祖死后以人殉葬的事情，王先谦《康熙东华录》说：「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谕礼部：『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追封为贞妃。』」又载：「顺治十八年夏四月壬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侍卫傅达理随殉世祖，予祭葬，谥忠烈。」从此以后，史书上就不见有关以人殉 葬的记载了。

以人殉葬的制度是终止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王士禛《池北偶谈》说：

「八 旗习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御史小晋（裴）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朱历官至户部侍郎。」王熙撰《朱裴墓志铭》谈及有关上疏奏请禁止殉葬的内容：「有请复詹事及禁殉葬二疏，而禁殉一疏尤持大体。大略谓『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上，报可。

2 中国的殉葬制度

《中国古代殉葬考》说：「清世祖卒，犹命后宫三十名殉葬。」其实满清未入关定鼎中原以前，已有人殉之例，清太祖努尔哈赤死时，就以大妃（多尔衮之母）和二庶妃殉葬。王先谦《顺治东华录》载：「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未刻上崩……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乌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时殓……又有二妃殉焉。」谈迁《北游录》说：「昭陵（应是福陵）之殂，故事殉葬。摄政王母宜从而不欲也。 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后修实录，刚林书云：自愿从死。」可见大妃之殉是被迫的。

天聪三年八月，《天聪东华录》记录著一个预定要殉葬的奴隶逃跑未遂而被杀的事：「雅荪出微贱，因叶赫兵临兀扎鲁城时，有大功，太祖擢为大臣，宠任独优，尝以殉葬自矢。后太祖崩，不殉葬且轻慢丧礼，至是复欲逃，故杀之。」

《顺治东华录》记载有清太宗皇太极死后用男奴殉葬之事：「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太宗文皇帝宾天。时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愿殉。敦达里满洲人，幼事太宗……及太宗宾天后，敦达里以幼蒙恩养，不愿永离，遂以身殉。清王贝勒等甚义之，以敦达里志不忘君，忠忱足尚，赠甲喇章京，子孙永免徭役，傥犯重典，应赦者即与开释，不应赦者应减等，官爵世袭勿替。安达里，叶赫人，自来归时，先帝怜而养之，由微职沐殊恩，受官职，亦请殉。诸王贝勒等亦甚义之，予衣一袭豫议恤典，加赠牛彔章京，子孙世袭，其免徭宥罪一如敦达里例。既定议，召安达里谕之。」

清世祖福临定鼎中原以后，皇室与贵族仍实行人殉制度。《顺治东华录》就记有顺治六年三月丁丑，豫亲王多铎死后有两个福晋殉葬的事：「摄政王师次居庸关，苏克萨哈等以辅仁德豫亲王多铎讣至，王去缨易素带泣。是日暮，驰入京师临丧。德豫亲王二福晋请殉，摄政王再三慰解，请益力，遂许之。」

摄政王多尔衮死时也有侍女殉葬，《顺治东华录》是这样记载的：「顺治八年二月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睿王薨于出猎之所，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时，呼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属之曰：『王曾不令人知，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数枚，黑貂褂，今可潜置棺内。』」谈迁《北游录·纪邮》也载有顺治十二年五月，辅政王济尔哈朗死后用妾婢殉葬的事：「辛卯，是日辅政王卒，勒嬖姬五人殉焉。」

史书上也有两则记载清世祖死后以人殉葬的事情，王先谦《康熙东华录》说：「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谕礼部：『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追封为贞妃。』」又载：「顺治十八年夏四月壬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侍卫傅达理随殉世祖，予祭葬，谥忠烈。」从此以后，史书上就不见有关以人殉 葬的记载了。

以人殉葬的制度是终止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王士禛《池北偶谈》说：

「八 旗习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御史小晋（裴）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朱历官至户部侍郎。」王熙撰《朱裴墓志铭》谈及有关上疏奏请禁止殉葬的内容：「有请复詹事及禁殉葬二疏，而禁殉一疏尤持大体。大略谓『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上，报可。

　　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为填补豫、鲁、苏、皖北部战乱灾荒人口大量流失死亡,官府下令从山西省泽州、潞州等地向以上数省移民。官府在洪洞县广济祠设立中转站。明朝政府派员驻此,移民无论来自何方,移向何处去,皆汇集在广济祠边的大槐树下,领取川资安家费用,办理签证手续。离别之前,还要在树下倾诉离情,拜奠故土，这些贫苦农民离开家乡后由于受当时历史时代的限制，绝大部份人及其后裔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只有洪洞县、大槐树、大树上的老鹳窝成为他们对家乡的记忆。于是洪洞县、大槐树、大树上的老鹳窝就牢牢地印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成为这一代又一代移民后裔们的祖居地。　　王氏迁徽始祖王璧唐咸通间自太原迁歙之黄墩苦竹巷。其后裔子孙散居歙县、绩溪、祁门、宣州、婺源、休宁、泾县、旌德等地。族谱所记王希翔唐未自黄墩迁居婺源武口;王云北宋后期自篁墩迁居婺源中云;王瑜号双杉仲舒孙唐光启年间自黄墩迁居婺源龙井墩吧!清之大臣王茂荫出自该族。天下王氏视太原为发源地,都是自山西往外移民的,而徽州王氏早在唐代就直接从太原迁来篁墩再散居徽州各地的,比明代山西大规模移民外地早上千年。　　古槐后裔姓氏表　　祭祖小屋裏贴著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著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於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太原王氏族谱　　王1全国太原王氏会通世谱十三卷首一卷（明）王友瑄等纂明弘治十四年（101）刻本北图1全国王谢世家三十卷（明）韩昌箕撰明天启天年（1）刻本中央民院华东师大美国10全国太原王氏会通宗谱八卷首一卷明刻本安徽徵州地区博（存二卷）11全国郎琊三槐王氏宗谱（清）王梁修清道光间槐清堂刻本一册北图1全国陇南王氏族谱钞本一册北图注：卷首有王育德清咸丰癸丑年修谱凡例。该族散居陕西、甘肃等地。1全国王氏族谱不分卷（清）王廷诗等总领王廷麟等主修清光绪四年（1）刊本四川珙县下罗乡五星村1全国王氏通谱（清）王庸敬辑清光绪二十年（1）槐政堂活字本北图历史所中央民院上海图吉林大学美国日本1全国王氏宗谱（清）王国栋修清抄本、北图注：本书包括《太原王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存十二卷；《郎琊王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缺家乘十卷；《本槐王氏宗谱》六卷首一卷。1全国王谢世表（民国）黄大华编民国二十三年（1）铅印本一册江苏苏州市图河南图江西图陕西图美国1全国锹溪王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清）王氏槐泉局重修清宣统二年（110）听笙堂木刻本湖北黄罔县档（缺卷1）注：该族散居江西、湖北等地。1全国郎琊王氏宗谱七十卷首一卷（民国）王志周王彩国等续修民国元年（11）木刻本湖北黄罔县档（缺卷首、卷、、11、1-1、1-、、、-1、、、-、-、、、0）注：该族散居江西、湖北等地。1全国锹溪王氏宗谱不分卷（民国）三槐局重修民国二十五年（1）听笙堂木刻本四十册湖北黄罔县档注：该族散居江西、湖北等地。10北京宛平王氏宗谱不分卷（清）王惺王元凤纂修清乾隆五十九年（1）王氏青箱堂刻本北图人民大学辽宁图吉林大学美国日本11北京通县中华民国河北省通县宋家庄王氏族谱一卷（民国）王舫王凤苞撰民国三十七年（1）钞本北京市通县档1天津王氏宗谱不分卷（清）王振钧王守恂等辑清光绪二十年（1）槐荫堂刻本四册南开大学1河北保定清苑王氏家谱九卷（明）王开纂修明万历十一年（1）钞本四册北图1河北滦县郎琊王氏宗谱八卷（民国）王启森修民国八年（11）铅印本北图科图吉林大学日本美国1河北滦县王氏续修宗谱不分卷（民国）王向荣续修民国二十四年（1）铅印本河北唐山市档河北滦南县文管河北滦南县档1河北新城王氏谱八卷（清）王兆弘等纂修清乾隆二十五年（10）刻本山东图1河北新城王氏世谱不分卷（清）王祖灅修清嘉庆十三年（10）刻本一册山东济南市博1河北抚宁王氏家谱一卷清雍正六年（1）稿本河宁抚宁县贲坨乡县村（二部）1河北抚宁王氏谱图一幅写本河北抚宁县西张庄乡约和庄村10河北沧县王氏家谱写本三册河北青县陈嘴乡吴辛庄11河北临漳王氏家谱五卷（清）王辛祚等修清乾隆四十三年（1）刻本五册人民大学1河北宁晋王氏族谱十卷（清）王明经修清咸丰五年（1）刊本十册科图1河北宁晋王氏族谱十卷（清）王淑修清交绪十三年（1）债德堂刻本十册历史所1河北宁晋王氏族谱十卷（民国）王凤鸣王树海等续修民国六年（11）天津华新印刷局铅印本十册科图河北大学1河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