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是亢嗣鼎。乾隆《临汾县志》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不过，据李华先生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尽管在灾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他大约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经过二百多年，亢氏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这个事情出自于1907年日本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即1910年经过翻译后的《中国经济全书》。根据该书记载，李自成与清军交战失败后，从北京撤往西安，途中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去世，这些金银财宝逐为亢氏所有，亢氏凭借这些钱财从而迅速崛起，最终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富商。

亢氏（康氏）暴富的传说可能失实

以上说法虽有出处，但极有可能失实，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日方记载道听途说可能更大。日本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主要还是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因而是对中国经济的全面调查，是一种全局性的调查研究，或许会对某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但并不会对某个家族的发家史进行详细考证。要知道，山西亢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经开始崛起，到清末时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想要调查清初并不是一件易事。因此，这种记载更多可能源于道听途说。

2、清廷方面不会放任不管。要知道，清廷入关之后，想要迅速占领全国，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财政一度极为困难，清朝大臣祖可法等人便才呢过建议占据山西，从而解决财政困难。如果亢氏的财富真的为李自成所遗留，那么清廷难道会对其放任不管？恐怕早就抄家充公了。毕竟，如此大的一笔财富，想要真正瞒天过海，是极为困难的。

3、顺军方面不会置之不理。此时的李自成虽然已经战败，但大顺旧部却仍然在各地战斗，并一直持续至康熙初年。如果这笔财富真的为李自成所遗留，那么大顺内部必然会有人知晓，而他们对于财富的需求同样极大，岂会不设法向亢氏索要这笔财富？

大顺皇帝李自成

综上所述，日方的消息来源很有问题，极可能源于民间对其家族财富来源的猜测，日方根本没有深入调查便予以了记载，毕竟一个家族的财富来源，对于他们调查中国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不大。

亢氏应该是以“业鹾”起家

亢氏的致富方式可能与其他商人并无不同，以经商致富的可能性极大。亢氏家族的第一个发迹者乃是亢嗣鼎，而他发家的方式，便极有可能源于“业鹾”。

清朝盐政乃是专卖制，也就是由朝廷特许的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区运销。由于是专卖，其中利润可想而知。而亢氏正是在扬州一代以“业鹾”起家的，亢氏在扬州有大片房产，这便是著名的“亢园”，“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士人呼为百房间”，另有“亢家花园”一处。

在两难盐商之中，便流传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指的是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亢氏原籍平阳府（今临汾），与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同在晋南地方，亢氏同时是河东盐商也是可能的。

亢氏凭借“业鹾”迅速起家，到康熙时便流传出了“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的说法，而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中，也有“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的记载，可见到康熙年间时，亢氏已然成为富商。

在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财富后，亢氏又开始以典当和粮食两大贸易，开始巩固和增加财富。同时，亢氏还是极有实力的封建大地主，他们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便有“宅第连云，宛如世家”的说法。到了清末光绪年间，亢氏便已然是拥有“号称数千万”资财的巨富了。

清末宣统二年（1910〕《中国经济全书》称：“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关于亢氏发家之缘起，有这样的传说：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经山西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清朝在全国建立了统治权，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不过，这个传说并不可信。试想：清兵入关后，财政十分困难，清朝大臣祖可法等有过占据山西、解决财政困难的建议。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军占领山西后，岂能不听说亢家寄存有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量金银财宝而不向亢氏索要？另外，李自成虽然牺牲了，但李自成的余部仍在战斗，并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他们也缺乏活动经费，岂能不设法向亢氏索还寄存的金银财宝？看来，上述之传说，恐怕是人们对亢氏成为巨富原因的一种猜测而已。

山西洪洞县亢姓辈分高。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字辈：金连玉元国宗，世登大廷自拱之，鹏朝文凤天继，建德光昌远图维秉，正权修任绩善彦，尚应启于贤仁，义信作本孝弟，友传家耕勤诗书，永振武庆安帮。源于伉姓，后去人旁为亢姓，出自姬姓，卫国大夫三伉之后。

主人公：亢嗣鼎

　　经营理念：竞争不择手段 盐粮雄霸天下

　　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是亢嗣鼎。乾露临汾县志》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不过，据李华先生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尽管在灾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他大约生于明末，一直到康熙末年仍然健在”。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经过二百多年，亢氏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经济全书》称：“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据载，亢氏是个大盐商。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在两难盐商中还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

　　据说，亢氏在原籍平阳府开设有一大当铺，后来有人在亢氏当铺附近也开设了一家当铺。亢氏眼见自己开办的当铺营利被别人抢夺，很不甘心，决心挤垮这家当铺。于是，每天派人到这家当铺中典当一个金罗汉，典价银1000两，连续典当了三个月，把这家当铺的资本几乎用光了，这家当铺的主人着了慌，忙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的金罗汉要典当？来人答道：“我家有金罗汉500尊，现只典当了90尊，尚有410尊金罗汉要拿来典当哩１这家当铺主人听了大吃一惊，询问来人的主家，才知原来是平阳府巨富亢氏。当铺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对手，只好托人与亢氏协商，请将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传说真假姑且不论，但说明亢氏是经营着典当业的大富商。

　　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粮食贸易规模很大，亢氏就是当时一个大粮商。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有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

　　亢氏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

称雄500年的八大晋商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

乔家——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常家——货通俄蒙领 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曹家——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侯家——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渠家——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亢家——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 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范家——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 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孔家——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曾经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晋商，在中国民族商业史写下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与徽商、浙商、苏商、粤商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商帮。晋商对中国商业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开创并垄断了中国对蒙古的边贸和对俄国的外贸；二是开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被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金融业的乡下老祖父”。晋商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把儒家传统的做人准则与经营理财相结合，儒商并举，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都是一些具有高贵商业品格的商人。经商必然要营利，但他们的逐利行为是在正确的义利观指导下的正当商业活动，并不惟利是图，在信义和利益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主张；他们以诚信无欺为本，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宁可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维护商号的信誉；他们把同行叫作“相与”，公平竞争，相互扶持；他们把拓展贸易领域作为做强做大的主要途径，不断创新经营方式，调整和扩大经营范围，在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艰难地走遍了天下，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茶路上，曾经白骨连连，那都是晋商留下的苦难……

然而,民国初期,国内烽烟四起,时局动荡不安,晋商瞬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近代史册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所以说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

晋商大都智慧超凡，才能出众。他们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采取了许多巧而有效的经商技巧。特别是山西商人的经商祖师——春秋末年的山西人计然的十八策经营秘籍，让晋商在理财之道上获益匪浅，成为晋商人的经商之魂。晋商的经商技巧突出表现在：

人弃我取。在人们不经意的薄弱处或放弃的买卖中发现商机，从小到大。在“身强力壮”之后，再瞄准既定目标伺机前进。蒲州商人范世逵，出生盐商之家，在父辈盐业不继时，却是先做粮商买卖，之后转做盐业，终成豪商巨贾，名气妇孺皆知。

与时俱进。没有规矩不成生意，但如果被规矩束缚了手脚，一成不变，同样难成生意。敢于打破常规，能够根据时局的变化，做到因时制宜，以变应变，方能争取主动，不断取得成功。晋商中，兴办企业的开明富商渠本翘，便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勇于创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是有战略头脑和不断进取的人。敢于开创先河者大都是智慧超群之人。票号行业的鼻祖、平遥商人雷履泰勘称商业精英，他正是第一个“吃螃蟹”之人。

得寸进尺。百年老店“六必居”，是享誉国内外的老品牌，其秘诀就在于：“六必居”的创始人——山西临汾西社的赵氏三兄弟，从酿酒、开酒馆到做酱菜，在质量要求上，总是“得寸进尺”，尽善尽美，因此赢得了无与伦比的信誉。

锲而不舍。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训，山西商人更有新解，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并成为他们的经营理念。因此，一种“锲而不舍”、“滴水穿石”的精神，在晋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东家乔志庸要“汇通天下”，要在战乱的环境下拓宽经商渠道，把生意做到中国的东西南北和海外的艰辛历程，便是有力的例证。

善于交往。据《清稗类钞》载，有数千万银两才能堪称山西首富。此人，不是侯、曹、渠、常、李，而是临汾的亢氏家族。亢氏发迹，源于经商。经商之行，则是八面玲珑，广交良友，整合信息，多元经营，故取得了“化学反应”的经济效应。

借势传奇。晋商中，不乏有的家族“朝中有人”。比如：解州富甲一方的张氏商业，因张四维在朝中为官，故借助官府推波助澜，自然成就不凡。而常人难知其因，便有传奇故事问世。类似今天为成功人士撰写的制胜“经典”，而让世人大加追捧，火借风势，让大火越烧越旺。

儒贾交融。“‘儒为名高，贾为利厚”。两者界线黑白分明，难以兼容并蓄。然而，山西商人却将儒文化融入到了商贾之中，为经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榆次富商常家，能使家族历经几百年久盛不衰，其秘诀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