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讽、风，读音作fēng(ㄈㄥ)，不可读作fěng(ㄈ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远古伏羲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清光绪年间著名学者庄鼎彝在《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中记载：“讽，姓。”

上古时期，伏羲氏首创姓氏为风，风姓为万姓之首。在古代，“风”与“讽”通义，皆为“智慧”之意，二字通假，讽氏即风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缙云氏，出自三苗之后危氏之后危全讽，属于因故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潜夫论》记载：“危氏，三苗之后。”三苗，在史籍《舜典·传》中说明：“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

讽氏，源出唐朝时期江西地区地方割据豪阀危全讽。

危全讽，字上谏，江西抚州南城县人，唐朝末期拥有抚、信、袁、吉四州之地，割据称雄。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崛起，一时间横行江淮。唐僖宗李儇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江西抚州的富绅豪族危全讽、危仔倡兄弟招募同乡青壮年，组织武装，以保家卫乡为名，筑城自卫。

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黄巢大将柳彦璋率军从九江南下攻取抚州，因当时城中缺兵无备，经不住起义军的围攻，不多时就被拿下。不久，黄巢大军北上，危全讽协助抚州刺史钟传追击柳彦璋于象牙潭，斩其将黄可思、李道谦。因此战之功，危全讽被唐王朝任命为讨捕将。当时起义军首领黄天撼、朱从立聚众起兵，在南丰、黎川、崇仁、宜黄一带活动，对抗官府，危全讽奉命前往镇压，将其收编在麾下，充实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此后危全讽又在南城县修筑土城，派兵驻守，保卫赣东地区。

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抚州刺史钟传驱逐了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控制了洪州，唐王朝任命高茂卿为镇南节度使，危全讽也乘虚占有抚州，其弟危仔倡据有信州，堂王朝分别任命他们为抚州刺史和信州刺史。

危全讽入主抚州后，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结交钟传，将女儿嫁给钟传的儿子、袁州刺史钟匡时为妻，并与吉州刺史彭玕、虔州刺史卢光稠建立友好关系；对内劝课农桑，招徕商旅，发展社会经济。

从此时开始，危全讽苦心经营抚州二十七年，颇有政绩。当时的抚州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加上没有城墙等城防设施，一遇兵灾，官民深受其扰，更不利于战守。危全讽上任后，果断地将州治向东移至形势险峻的羊角山，唐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他又发动当地居民开始了抚州历史上第一次修筑城墙的工程，历时三年竣工。

唐昭宗李晔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危全讽在抚州设立文庙，大力兴办儒学。危全讽笃信佛教，于是大力支持倡导佛学，网罗了一大批禅师到抚州传经讲佛，住持寺庙。危全讽还注意招抚流民，增加人口，扩大土地垦种面积。

经过多年的割据经营，危全讽实力逐渐增强，野心也大了起来，暗中有兼并之志。后梁太祖朱晃开平三年(吴杨隆演天祐六年，公元909年)，他自称为镇南节度使，派人联络袁州的彭彦章、吉州的彭玕和信州的危仔倡，聚集四州十万之众进攻洪州，当时吴王杨隆演继位不久，洪州守兵仅千人，吏民甚惧，节度使刘威原为杨行密手下大将，颇有勇略，他一面遣使告急，一面置酒高会，故做镇定，危全讽听说后，驻军象牙潭，不敢轻进。

此时的吴国内乱刚平，掌权的大将徐温询问智囊严可求，谁可去救洪州，严可求推荐都知兵马使周本，徐温于是以周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兵七千往救高安。周本率军急趋象牙潭，路过洪州时，刘威原准备劳军，但周本不肯停留，认为：“贼众十倍于我，我军闻之必惧，不若乘其锐而用之。”

危全讽虽有野心，但他缺乏军事才能，部队也缺乏训练，全军集中于象牙潭，营栅临溪，横亘约数十里。因兵力太少，周本隔溪布阵，先派老弱前往诱敌，假装败退。危全讽以为周本怯懦，于是全军涉溪来追，周本乘其半渡之际，发动伏兵攻击，大破之，危全讽的军队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众，周本分兵断其归路，生擒危全讽本人和将士五千人。

此战之后，周本乘胜攻克袁州，生擒刺史彭彦章，再攻吉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请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逃走，吉州刺史彭玕率部众数千人逃奔楚国。

此后，徐温命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为信州刺史，派遣行营都虞侯骨言率兵护送他上任，危仔倡闻讯，出奔吴越，吴越王钱镠以危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将其改姓为元。危全讽则被押送到广陵后，杨隆演认为他曾有功于杨行密，因此饶他一命，资给甚厚。

然而不久的吴杨隆演天祐七年(公元910年)，危全讽哀心难受，死于广陵(今江苏扬州)。

危全讽逝世后，其家族后裔中有人认为“危”姓字义不善，且危全讽割据多年的结局还是一无所有，因此改家族姓为古姓“讽”，即誉含了祖上名讳，又用以警诫后代子孙。

二郡望：

广陵郡：原为战国时楚国广陵邑。秦朝时期置广陵县，在今江苏扬州西北一带。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改江都国置广陵国，东汉建武中期改郡，治所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当时辖境包括今江苏省扬州、仪征、高邮、宝应、金湖等地。唐朝时期移治到江都(今江苏江都)，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安徽省两省交界的洪泽湖和六合县以东、泗阳县、宝应县、灌南县以南、串场河以西、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隋朝时期改为江阳，治所在今扬州。南唐时期又恢复为广陵原名。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并入江都。

重修家谱

现代亦有必要

修家谱，在中国是一项源远流长的文化活动，它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家族历史一脉相承。在中国历史上，家族的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到汉唐的士族制度，所谓高第门阀，把持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这个时代，家族是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第二阶段，隋唐到宋时代，家族体系一度解体，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发明以及当政者对大家族的打压。第三阶段，也就是南宋以后，家族体系又开始复兴，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修家谱的潮流，也正是这个阶段兴起的，隋唐以前，虽然也有家谱，但并不流行，南宋以后则成为普遍现象。

现代化来临，家族体系一度受到重挫，从近代抵抗和否定传统伦理开始，到特殊年代的破四旧等活动，家谱几乎消失无踪。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复苏，随后二三十年中，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修家谱活动呢？首先，我觉得它所反映的，是基本的生存得以保障之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体现之一。毫无疑问，修家谱是一种精神需求，中国传统中一向缺乏宗教传统，对家庭的皈依和信仰，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宗教功能。可以说，欧美人在宗教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意义，中国的则以家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和传统相比，人际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高楼大厦里的人们对面不相识的问题，早已经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而在修家谱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同宗同源的认同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同时，因为传统家庭的解体，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也发生了剧变，家庭中的情感色彩越来越淡化，修家谱无疑会加强家庭之间、家族之内的情感联系，这对于现代家庭关系的建构，也不无补益。

当然，必须承认，传统的家谱所代表的价值和伦理，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等级色彩，比如歧视女性，比如刻意造假等，很多家谱都有攀附名人、乱认祖宗的问题，拉一个古代的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宗，这不是一种值得赞同的现象。有个故事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门，当了皇帝之后想要给自己找一个更高的出身，修家谱的时候，一度想拉朱熹做自己的祖先，但后来觉得这种行为有失皇家颜面，所以作罢。在今天，一些人修家谱，其实还有这样的现象，觉得有一个名人祖宗，自己也与有荣焉，其实大可不必，我想更应该自己做出成就，激励后人，这比攀附多少名人都好。

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即隐恶扬善，好事情就夸大，不好的只字不提，很多人批评，但我觉得，家谱毕竟不是历史，隐恶扬善也无不可，毕竟是一种正向价值的引导，鼓励后人做好人不做坏人，也有它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伦理越来越薄弱的社会，社会对人的行为要求，只剩下一些基础性、普遍性的要求，固然更能保护个性的发展，但却失之于细致。我觉得，家谱所代表的家庭伦理，固然有不适合现代，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并不与现代价值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在尊重现代价值的基础上，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有自身特殊的行为方式、价值模式，这也是多元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

家庭在变

伦理也会变化

社会学把家庭的类型分为几种，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核心家庭。所谓主干家庭，即祖孙三代住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联合家庭像《红楼梦》《家春秋》中的大家庭一样，有大房二房，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核心家庭则是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一旦子女结婚就搬出去住，如果不搬出去，那就又成了主干家庭。

现代化以后，主干家庭迅速变成核心家庭，这一变化的原因，和城市化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调查的时候，核心家庭只占30%多，到今天，城市已经基本核心化，乡村虽然还保留着较多的主干家庭，但也在快速地核心化。

城市化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家庭结构变化，一定会导致家庭伦理的变化，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所有经历过都市化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从乡土生活到都市生活，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家庭观念一定会变。现代有许多人重订族谱，但是不少人已经在城市生活，他们找到城里，希望把这些人写入族谱，以前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不入族谱甚至被视为奇耻大辱，多少恩怨情仇由此产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并不乐意入族谱，这就是观念的变化所致。

从历史上看，家谱、族谱，是传统时代宗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以前的宗族势力是非常大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族权和父权、男权、夫权等一起，被当作应该摧毁的权力。不可否认，宗族传统中诸如尊敬老人、依靠长者调停纠纷等确实有正面意义，但同时族权中的糟粕也非常多，比如械斗，两村争水，同姓人都上去打，这是非常野蛮的现象。

再如歧视女性的问题，普遍来说，现在重修家谱，肯定不能公开表示排除女性，但确实也还有把女性排斥在外的现象，如果有一本家谱，里面没有家中的女性名字，你会怎么想？

家谱的意义，和传统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宗族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也还有非常明显的父权、夫权的色彩，今天的人们重修家谱，可能有许多改变，比如淡化父权夫权、等级色彩等，但仍旧不能完全避免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的冲突。

而且，古代的伦理真的能够影响和指导今天的年轻人吗？我看未必，比如孝道，孝道的产生和古代家庭养老的现象有关，也就是说孝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是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在现代社会，养老是社会责任，是政府的责任，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仍旧有生活来源，孝道的功能失去了，自然而然就会衰落。再如亲子关系的变化，古代的亲子关系，是父为子纲式的，是不平等的，今天的亲子关系则是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产生的新型关系。

所以，在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家谱、族谱所承载的文化、伦理已经很难再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外在的表现看，只有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连祖父母都没有了，还要家谱干什么？从功能来看，家谱把族谱把血缘关系下的一群人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生活，远隔千里，难道一家打架，还会天南海北地把所有人都叫来一起上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重修家谱，或许还有文献的意义，怀旧的意义，但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功能了，它本身也在变成一种小的文化传统，不大可能再成为现代家庭伦理的一部分了。

搜一下就有现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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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庐陵谱与鸿山谱千年之“争”》 作者杨忆鸿

《盐城杨氏宗谱》二O一O年新版四本谱中，可以发现新增了江西吉水庐陵谱系，而删除了民国版谱中原有的新昌院谱系，这套由全国杨氏编委会主编的新谱为何做这样的改动，改动正确吗。一言难尽，这与千年来历史上的族谱争议有关。

盐城杨氏的源头是无锡鸿山杨氏，鸿山始祖杨邦乂是著名的南宋抗金民族英雄，被俘不屈为金人所害于南京雨花台，被誉为“庐陵四忠”之一，他的家乡就是江西庐陵吉水的杨家庄。杨邦乂的生父是新昌谱的杨庆，为宋史所记载的著名孝子，割肉自残医治双亲而早卒，曾祖杨申知吉阳军才迁来吉水，所以他家并不是庐陵吉水本派。因生父早逝，杨邦乂为遗腹子，养父杨同进士出身，为庐陵吉水本派，始祖是著名的江南杨氏之祖杨辂。杨邦乂与曾氏生五子杨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卿，上了吉水庐陵谱，接在杨同之后，杨邦乂的侄孙、诗人杨万里撰写的行状里有详细记载。

杨邦乂与另一房刘氏，生三子杨璿、杨瑾、杨再兴，为无锡鸿山杨氏之先祖。杨璿居住钱塘，每年去南京祭父扫墓，在无锡鸿山建居，作为中途休息之所，鸿山宗谱所载杨璿墓志铭详细记录了这段家史。之后鸿山谱尊杨邦乂为始祖，接在其生父新昌谱杨庆之后。近千年来，杨邦乂既在庐陵谱又在鸿山谱，二族虽同属陕西弘农杨氏、汉太尉杨震之后，但两谱彼此只字未提对方，留下了千年争议和困惑。在这场争议中，庐陵谱以较大的影响力和杨万里行状为证占据优势，鸿山谱虽有黄黼所撰杨璿墓志为凭，但因家谱记述不详和种种误解而处下风。鸿山在清代续谱时，添加“杨理早卒、幼子失名”将杨璿等三人也凑成了五人，这一主观性的做法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杨邦乂两房都是“五子”因此被误认为只是同一房、字和号多个而已，所以《盐城杨氏宗谱》的全国杨氏编委会与杨氏专家《弘农杨氏族史》作者杨维森及《杨氏命脉回溯》作者杨年建等，都把杨振文与杨璿当成同一人，硬是把二人不同的资料勉强拼合起来，实际上这两位异母兄弟的生卒葬娶完全不同。此外，一些资料说鸿山为杨振文后裔的另因是，杨振文真正的后裔分支未浮出水面。

另一误解是客观性的。杨再兴跟从岳飞奋勇抗金而战殁，宋史有记载。一是史上有瑶人杨再兴同名相混，二是演义小说神话般的渲染脱离了史实，杨再兴被写成了杨家将后代，千军难挡、气吞山河、敌闻胆寒，这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气概令供奉在吉水同一祠堂里的杨邦乂、杨再兴父子关系再也不敢被“相认”。所以，鸿山谱中杨再兴是杨邦乂之子的记载加深了对鸿山谱的疑问。盐城新谱中，用庐陵吉水系取代新昌谱系、并把杨振文等同杨璿的做法，正是这些千年误解的结果。

鸿山家族的廿七世后人、祖籍江阴的化工博士杨斌峰自二O一二年底开始，努力为求鸿山家世之真相，查阅了大型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关杨氏古谱、县志、四库全书中杨万里诚斋集、其师王庭珪的卢溪文集等大量古籍资料，及当代的杨氏书籍。《杨氏命脉回溯》一书中，作者杨年建先生首先破解了杨邦乂身世之谜，得出了“杨邦乂生父杨庆、养父杨同”的考证结论，杨斌峰从史料中亦证实了杨邦乂为新昌谱始祖杨于陵之后。宋末元初的“儒林四杰”之一虞集与杨邦乂五世孙庐陵人杨拱辰为好友，他在《道园学古录》的“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一文中写道“(岳)飞之裨将杨再兴，则邦乂之子也”，证实杨璿墓志中杨再兴的记载应是正确的。杨振文非杨璿，其子杨相分支及杨邦乂另三子的分支也被一一找到，吉水房杨振文等五人与鸿山房杨璿三人实为同父异母、一家二房，杨斌峰突破性的考证结论破解了鸿山家族的又一道千年之谜。

附注：

杨同 嗣子

杨庆 三子 杨邦乂 1085—1129年，字晞稷，宋政和乙未(1115年)进士，任蕲州教授改庐州升溧阳令。建炎三年(1129年），举文武全才授建康通判，八月金人陷建康，不屈遇害赐葬雨花台，赠朝奉大夫，晋赠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敕建祠庙，赐号：褒忠。无锡鸿山谱尊为第一世祖。

配傅氏，女一：适陈思范，居江西新淦县；

继曾氏，为庐陵谱吉水房，子五：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卿；

娶刘氏，为新昌谱鸿山房，子三：璿，瑾，再兴。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下午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历史民族大融合中，各个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家谱的起源吧。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的局面影响，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后，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族”本来只是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但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其死后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 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便渗进了主从尊卑的阶级斗争里，其功能也是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 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 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 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也泛滥起来，这也是利益驱动所致。

五代以后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起来，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踪溯源、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宗族的作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谱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族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其姓氏文化也得到大力的发展，为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民间史料。

总之，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探究真实历史的考证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