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杨姓起源主要有三：

一、出自姬姓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直系后裔，因此，杨姓的起源，要从黄帝说起。

1世，黄帝：世嗣少典氏。少典氏为诸侯(有熊国君)。母曰附宝，视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有孕，24个月，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国于有熊，故号为有熊氏。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纳4妃，生25子。元妃西陵氏之女，曰螺祖，生昌意、玄嚣、龙苗；二妃方累氏，又名白节，生休及清；三妃彤鱼氏，生妃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恶而德充，生苍林、万阳。其众妾之子 16人而已；已得姓者14人，为12姓。八月既望，帝在位百年崩，葬桥山，年110岁，传子玄嚣。

2世，玄嚣：名挚，黄帝次子。母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清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84年崩，寿100岁，葬于云阳，故后世又曰云阳氏。生子曰娇极。传位于兄昌意之子高阳，是为颛顼。

3世，娇极：玄嚣子，未继位。生子麦嗣位，是为帝喾。

4世，帝喾：娇极子，名（俊-亻）。生而祥灵，年15，佐颛顼帝受封于辛。年30，以水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于帝，故号高辛氏，都于亳。帝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女原），与帝礼祀上帝而生稷；陈锋氏女曰庆都，有赤龙之祥，孕14月，而生尧于丹陵；有娥氏女曰简狄，祈于高襟，有飞燕之祥而生契；娥訾氏女曰常仪，生子挚。帝喾在位70年崩，年105岁，葬于顿丘。子挚嗣立。

5世，后稷：名弃，母有邵氏女，曰姜螈，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而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而不践；徙置平林，适会山林

多人迁之；又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螈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因初欲弃之未果，因名为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帝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邵，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檠玺立。

6世，檠玺：后稷子，袭父职，务稼穑。

7世，叔望：檠玺子，袭父职，务稼穑。

8世，不窟：叔望子，当夏太康政衰失国，不窟不务稼穑，遂失其官，逃窜西北戎狄间。生子曰鞠。

9世，鞠：不窟子。生子曰公刘。

10世，公刘：鞠子，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咸清甲子，自土沮漆渡渭，迁国于豳，百姓怀之，多从而保焉。周道之兴，实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

11世，庆节：公刘子，国于豳。庆节卒，子皇朴立。

12世，皇朴：庆节子，嗣位豳国。

13世，弗差：皇朴子，嗣位豳国。

14世，毁喻：弗差子，嗣位豳国。

15世，公非：毁喻子，嗣位豳国。

16世，辟方：公非子，嗣位豳国。

17世，高圉：辟方子，嗣位豳国。

18世，侯侔：高圉子，嗣位豳国。

19世，亚圉：侯侔子，嗣位豳国。

20世，云都：亚圉子，嗣位豳国。

21世，太公：云都子，嗣位豳国。

22世，组绀：太公子，嗣位豳国。

23世，诸益：组绀子，嗣位豳国。

24世，公叔祖：诸（幸攵皿）子，嗣位豳国。

25世，古公直父：公叔祖子。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因熏鬻、戎狄攻扰，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山之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歧下。及其傍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古公有长子曰泰伯，次日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次子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

26世，季历：古公三子，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葬鄂县之南山，寿98岁。子昌立，是为西伯文王。

27世，文王昌：季历子，母曰太任。太任之性，诚一端庄，维德之行。及其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声，口不出傲言，而生文王。王生而圣瑞。及长，受殷纣命，为诸侯领袖，得专征伐，称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以此士多归之，诸侯响之，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即位50年，被囚羡里，后6年自歧下，迁都于丰邑，7年而崩，寿97岁，谥为文王。葬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毕原上(今陕西省咸阳西北18里处，有周文王陵)。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28世，武王发：文王太子。商纣五十三年(前1122年)，西伯(文王)崩，太子发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爽、毕公高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绪业。时纣王无道，武王以姜尚为师，遂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陈师牧野。商纣闻武王来，亦发兵70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帅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太公卒，驰于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武王亟人，纣师皆倒兵，不战以归，武王驰之，纣兵皆岸畔。纣走，登鹿台自焚而死。于是诸侯尊武王为天子。十有九年十月，王有疾，后崩，寿93岁。葬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毕原上。太子诵立，是为成王。

源于西周唐叔虞次子杨杼

周灭唐(其地约在今山西翼城西)后，周成王把唐地封给他的弟弟唐叔 (唐叔，姬姓，名虞，字子平)，并赏给他怀姓九宗。唐叔的儿子燮继位后，改唐国为晋国，这样唐叔就成周代晋国的始祖。晋武公(唐叔虞十一世孙)时封次子于杨，称杨侯，是为杨姓人的受姓始祖。其世系为：

1世，杨杼(姬杼)：周武王姬发之孙，唐叔虞之次子，晋侯燮父之弟。海南《杨氏宗谱》称其又名平杼，并尊其为杨姓开派之始祖，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前1085年)七月十一日子时 (均为夏历，下同)。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食采于杨国，始以杨为姓。卒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四月初八日丑时，寿85岁，谥忠廉。葬于弘农西门外金龟形，乾山巽向。

配姒氏，生于周成王二十五年辛酉(前1080年)二月初二日亥时，(卒年不详)诰封贞静夫人。葬同夫山。生二子：伯沃、仲沃。仲沃，官拜中卿大夫，配政氏，生子唐。

2世，杨伯沃：生于周康王二十三年丙申(前1045年)三

月初三日子时，袭杨侯。卒于周孝王元年丁卯(前953年)五月十四日，寿92岁，谥勤简。葬山东武昌府东门外螃蟹形，甲山庚向。

配胥氏，生于周康王二十六年己亥(前1042年)六月初六日卯时，寿89岁，诰封专肃夫人。葬同夫山，生子庚。

3世，杨庚：生于周穆王元年戊午(前1022年)四月二十日丑时，卒于周懿王十一年乙丑(前954年)十月十六日卯时，寿68岁，谥闵惠。葬山东城南门外虎形，寅山申向。

配贲氏，生于周穆王元年戊午(前1022年)六月十一日卯时，卒于前953年四月初八日酉时，寿76岁。葬同夫山。生子三：文、宜、亭。直，为邑宰，配郗(胥)氏，生子五：元始、元发、重邑、应春(青)、常五；亭，官中都宰，配胥氏，生子三：统伯(阮伯)、耀高(叔蒿)、谓明。

4世，杨文：生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正月初八日酉时，袭杨侯，卒于周夷王二十年丙午(前913年)正月十六日戌时，寿86岁，谥清勤。葬山东城南门外虎形，同父处。

配山氏，生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三月初十日子时，卒于周孝王二十三年己丑(前930年)二月初二日亥时，寿69岁，谥端庄夫人。葬山东武昌府东门外螃蟹形，甲山庚向，生子昭成。

5世，杨昭成：生于周恭王元年甲辰(前974年)七月初十日子时，袭杨侯，卒于周夷王二十一年丁巳(前901年)六月初十日卯时，寿73岁，谥密察。葬山东武昌府东门外同母处。

配宣氏，生于周恭王七年乙巳(前967年)五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周夷王三十四年庚午(前882年)四月二十五日丑时，寿85岁，谥敬德夫人。葬同夫山。生子四：辛、康、京、襄。辛，配向氏，生子六：冉、沈(游)、杭(慨)、载(栽)、骞、颜；京，配万氏，生子二：羡明、羡光；襄，官太傅，配华氏，诰封紫阁夫人，生子四：丰、礼、鳌、鲁。

6世，杨康：生于周懿王十一年乙丑(前946年)九月十四日午时，官周王朝卿士大臣。卒于周夷王三十三年己巳(前 882年)十二月二十日未时，寿64岁，谥威烈。葬古塘坳牛形，庚山甲向。

配柳氏，生于周懿王五年己未(前952年)六月初十日亥时，，卒于周夷王三十六年壬申(前889年)正月二十日戌时，寿 73岁，封慈德夫人。葬同夫山。嗣祀子绍甲。

源于西周宣王少子尚父说

西周的王位由武王数传至宣王时，已是西周末年，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宣王有位小儿子，名尚父，因在宣王时未能获得封爵，直到周幽王时才被封于杨，为侯爵，所以史书也称他为杨侯，建立杨国，后为晋国兼并，原杨国侯族子孙从封邑命姓为杨氏。

源于春秋晋太傅杨（月八十）说

伯侨生文，文生突，食邑于羊舌，为羊舌大夫，这就成为后世的羊舌氏。羊舌辖有铜（革是）、杨氏、平阳三邑。突生职，职生赤，（月八十）、鲋、虎、季夙。其中第二子（月八十），字叔向，又称叔（月八十），是晋平公时的著名政治家，官居太傅之职，因戴晋有功，被分封于杨氏邑(今山西洪洞东南)，其子伯石，字食我，以邑为氏，称杨氏。

公元前514年，晋灭强宗祁氏，羊舌氏，食我有子逃于华山仙谷，遂居华阴(今属陕西)，称为杨氏。其后开基各地，成为杨氏繁衍发展的主流，史称杨氏正宗。是为山西杨氏。又据《广韵》、 《通志·氏族略》所载，周宣王少子尚父封于杨(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一带)，号曰杨侯，后并于晋，因为氏。

二、赐姓转姓

1因功赐姓

因为建树功勋而被统治者赐予大姓，以使其门庭生辉，光宗耀祖，是赐姓中最基本的类型。

隋代杨义臣。杨义臣本姓尉迟氏，尉迟氏属西部鲜卑，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义臣之父尉迟崇，北周时为定州总管，隋初随行军总管达奚长儒与突厥交战，力战而死。当时义臣年幼，养于宫中，数年后奉诏宿卫宫掖。由于常在隋文帝杨坚左右，不免引起隋文帝对尉迟崇功业的追忆，于是下诏：“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不仅赐予皇室姓氏，还确定了义臣在皇族的辈份，这在受赐姓者中，可谓极受恩遇。

2从其养主

最普遍的现象，是他姓之人因为养父或主人姓杨而转从其姓。

西晋时候，活跃在武都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一带的氏族首领百顷氐王杨飞龙，有外甥令狐茂搜，茂搜为飞龙养子，遂从其养主转姓杨氏。后来杨茂搜继飞龙为氐族首领，被晋愍帝封为骠骑将军。

从其养主现象最频繁的时期，为唐末五代。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方镇势力不断膨胀，一些方镇逐渐成为与中央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或出于政治野心，或为了自保其土，藩帅纷纷招兵买马，一些凶悍勇猛之徒，成为藩帅的义儿假子，转从养主之姓。宫中宦官为扩展自己的势力，也纷纷养他人为己子。从其养主而转姓的风气，一时大盛。

唐代杨思（日助），本姓苏，因为杨家养子，遂从养父姓杨。杨思（日助）是唐玄宗时期人，从史籍看，那时这种转姓现象尚不很多。以后情况就大不同了。杨复光，本姓乔，少时养于内侍杨玄价家，遂转姓杨。唐僖宗时，杨复光因镇压王仙芝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弘农

郡公，而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正是杨姓最显赫的郡望。杨守亮，本姓訾名亮，杨复光平定江西黄巢起义军时，得訾亮，养为假子，转姓杨，改名守亮。杨复恭，本姓林，因系宦官杨玄翼养子，遂转姓杨。杨复恭在唐僖宗时任左神策军中尉，后来定策立唐昭宗，权倾一时。

3改姓

在中国革命史上，屡有这样的情形，革命者为了工作需要，转改姓名，以后原姓不再起用，所转之姓一直使用下去。

中共党员杨靖远，满族人，原姓赵。1938年，任冀鲁边区抗日武装部队副司令员。次年元月，被伪保安司令孙仲文杀害。

中共党员杨林，朝鲜平安北道人，原姓金名勋。1936年任红15军团75师参谋长，在率先锋营强渡黄河的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原姓马名尚德。

4回归旧姓

有的杨姓成员因为特殊的原因，改了姓，后来又改回杨姓。如杨老令公——杨业身上。杨业本名崇贵，后避北汉世祖刘崇名讳，改名重贵。杨重贵少年时投身刘崇，刘崇赐其姓刘，改名继业。刘崇之子刘承钧有养子刘继恩、刘继元、刘继忠，杨重贵赐姓名为刘继业，可能是因为刘崇长子刘（斌贝）早死无后，遂以杨重贵为刘继业而为其后嗣。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统兵攻北汉，围太原，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而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宋太宗喜其忠勇，喻刘继元招降继业。于是继业归宋，复姓杨氏，只名业。”杨业归宋复姓。

贵州台江巫脚乡的苗族杨姓。过去，有一户姓杨的迁到翁慕沟居住，由于那里是欧姓聚居区，这位杨姓苗民不久也改姓欧，以便同欧姓村民亲密相处。后来他的兄弟又恢复杨姓。解放后，他的儿子也改姓杨。

三、少数民族杨姓

白族杨氏 杨氏一直是白族中的主要姓氏，人口最多，唐代杨氏曾成为白族中的第一大姓。杨干贞，五代十国时大义宁国君主，白族，云南宾州人．先世为南诏权贵，大长和国时为剑川节度使，后为大天兴国权臣，1927年灭大天兴国，自立为主，改国号为大义宁国．因为暴虐，被杀，在位8年。元代以后，杨氏仍为白族大姓。杨鼐，白族，云南大理太和县(今云南大理市)人。明弘治二年(土489年)举人，任黄州府(治在今湖北黄冈县)通判，退休后居家四十余年，闭门读书，乡人都称他为长者。今天的云南喜洲地区是杨氏的聚居地。

满族杨氏 满族杨氏的祖先多为汉人。居住在吉林市的杨氏，祖先就居住在云南贵州，后迁居山东登州。康熙年间迁居吉林，耕种官田，因为能提前交纳5年的额粮，被批准入汉军镶黄旗，成为满人。这支杨氏自始祖杨荣至今已传十四世。

纳西族杨氏 杨昌，清代纳西族散文家，云南丽江大研里人。喜庆十二年(1807年)举人，任湖北天门等县知县，疏导江流和修筑大堤很有政绩。他的散文非常出众，著有《四下可斋》集。他还写有许多游记、杂记等，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深得士林叹服。他有大约三十篇文章被收入云南丛书《滇文丛录》《丽郡文征》等集中。杨元之，清代纳西族诗人，云南丽江大研里人。祖父杨本程，道光十四年(土834年)中顺天乡试举人，任刑部主事。杨元之以善写汉、纳两读的诗出名。

苗族杨氏 杨再成，元代苗族教育家，湖南城步人。大约于元皇庆元年 (1313年)在城步建立儒林书院，对传播汉族文化、教育苗民子弟起过重大作用。杨洪，苗族，六合人，明朝将领。父亲杨（王景），杨洪初从明成祖北征，机警敏捷，以勇著称。正统三年(1438年)任都指挥同知，正统九年，击败兀良哈部，升任左都督，宣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任镇朔大将军。

回族杨氏 杨应奎，明代诗人、书法家，回族，山东益都人，正德年间进士。此外在侗族、朝鲜族、蒙古族中也有杨氏。

介绍文件

杨姓迁徙史

杨姓迁徙史

杨姓的发源地，是在今山西省境内，后为晋所灭，其子孙因避乱，远在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时期就有个别杨姓人自山西迁至江苏和安徽省境内，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至秦汉之际，有的迁居河内，有的迁居冯翊 (今陕西大荔)。杨姓为晋所灭后，便向西发展繁衍，其先迁入陕西，后迁入山西省汾水中游的霍县一带，而后繁衍至今河南境。

至汉时杨姓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杨姓入川也于此时，多由湖北、陕西迁去。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已有杨氏族人迁入江汉地区(今湖北潜江一带)，后因楚国势力不断加强，迫使他们再向东南迁至江西。与此同时，又有杨氏族人自山西迁至江苏和安徽，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晋、唐这一时期，是杨姓在南北方繁衍的重要时期，由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及宋代的“靖康之乱”，中原社会动荡，许多杨姓子孙为了避乱，大举南迁，其中以福建为迁播中心。隋唐后便逐步向今河北、山东、内蒙、安徽、湖南、浙东、福建、广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发展。

至宋代起，杨姓已广布江南广大地区。南宋初有大商人杨垢，随康王南渡，自河南定居宝山白沙，“潜心经商，诚一无伪，商民共信，聚集成市”。宋末，杨荣从上虞迁至上海；另支杨氏，与钟王李三姓被流配到奉贤滨海地区；元代，渤海滨州人杨乘、嘉靖进士杨道亨的先人，相继自杭州和河南迁入青浦；元末，钱塘杨璃迁南汇下沙；著名诗人诸暨杨维桢避乱华亭天马山。

明代洪武初年，人们称之为“洪武落业”。据志书记载，在元末明初朱洪武“血洗湖南”的战争中，湖南土著居民遭受了空前浩劫，特别是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湘潭等地区成为一片废墟。朱元璋建国后，为了复苏湖南，采取了“江西填湖广”的政策，因而大批的江西(包括浙江)杨姓宗族，迁往湖广地区。

总之，杨姓族人在隋唐以前，除集中于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外，还有以甘肃天水为中心的一线，以湖南、江西为中心的一线，直至遍及全国各地。

台湾杨氏

台湾台南佳里杨氏

台南，即今台南市，是台湾省西南部的历史名城，1661至 1886年间为台湾政治、经济中心。市里有郑成功祠，为著名古迹。随郑成功人台的杨文科就落籍在台南佳里，成为望族。其后有杨文魁，字子伟，号逸齐，奉天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都督佥事调任台湾镇总兵，到任即分布营讯，讲求军务，又立义塾，延聘内地名儒为师，设置学田资膏火，因之大陆去台湾者甚多，对开发台湾起了极大的作用。有一次蓝理入朝，康熙问台湾总兵如何蓝理对曰：“练兵马，兴学校，洁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所食惟腐莱。”第二天康熙对荐举文魁的巴泰说：“杨文魁身为封疆大臣，惟食腐莱，可谓廉矣!”当时蓝理奏言台湾实行兵屯，文魁亦疏言以为不可，谓台湾之田皆为民业，若夺为兵田万不可以，况兵皆由内地调来，父母妻子隔洋相望，谁肯举家渡海以事屯田乎？康熙从其言，兵民皆喜。及举军政，被劾者皆无怨言，而所拔将弁，多至镇帅，皆有声。故兵民念其德，绘像立祠以祀之。

台湾台北半线杨氏

康熙三年(1664年)，人居台北的杨志申，字燕夫，祖籍福建。为拓建学宫，其父墓另择穴于魁年山麓，平坦如掌，约2．3亩，邑人说此地为“金盘摇珠”。墓毕后有人告之曰：“您素行孝义，子孙必昌，但您当远徙，十年之后可致巨富。”正是那个时候，半线初启，草莱未垦，志申遂往之，居于柴坑子庄，货番田而耕之，督率诸弟(有六兄弟，志申居二)，尽力农耕，数年家渐富，辟田亦愈广。遂凿二八圳，引猫罗之水灌溉，润田数百甲，岁人谷万石。又凿福马及深圳，因之线东西两堡之田，皆为杨氏所有。又以余力开垦淡水、佳腊埔及金包里，岁亦人谷数千石，家畜亦多，佃农数千人，锄耕并进，半线景象是以日兴。雍正元年(1723年)，台北建县治，志申移居东门街。他好行慈善事业，睦宗族，恤乡里，治桥梁，捐学田，邑人莫不称颂之。茔墓于彰化，后循众议，祀台邑孝悌祠。以长子振文，追封为中宪大夫。杨振文能识大体，人郡庠，捐资为知府衔，赏戴花翎。孙杨应选，亦有盛名。

台湾台中杨氏

台中县杨氏的开基祖为杨琏，字至器，号华堂。祖居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金门金沙镇官澳村下八巷。兄弟两人，至器居第二，其父杨鸿畔之嫡出。自幼抱有大志，嘉庆年间渡台。初时，身中仅有18铜钱，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不得已挑水度日，后改作厨司。每日克勤克俭，兼作生理，渐有积蓄，即开办船头行，即现时所称贸易商。他与内地各行店交接生理，店号杨合顺。其从商不但信用可靠，兼对贫民甚多援助，对政府亦多贡献，数十年间置田园数千甲，发大财。当时娶一妻两妾，育8个儿子，即现时8祧房亲，享年63岁。其次子润卿，进秀才及廪生；三子连卿，进秀才及廪生，至考中恩科进士，由吏部任官福建儒学正堂；五子瑶卿，日人时代为参事。其余各房子孙，皆勤俭，继续购有田园数百甲，亦皆昌盛。

台湾台中沙鹿镇杨氏

沙鹿镇人杨清钦，生于1934年2月23日。幼承庭训，受父亲经商影响。长大后，和昆仲合开味精厂，由小而大，逐渐扩大到今日的味丹集团，员工近5000人，工厂动力达3万匹马力，关系企业计20余家。

香港八闽弘农杨氏

孙中山先生的两名亲密战友民主革命先驱杨衢云和“四寇堂主人”杨鹤龄 (“四寇”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都是生活在香港的民族精英。在1997年，香港胜利回归的前夜，以寓居香港的福建各地杨氏为主体自愿结合而成的民间群众团体——香港八闽弘农杨氏宗亲联合会成立了，并推选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现任会长杨金溪，副会长杨友谊、杨慈意，理事长杨丕汉， 秘书长杨思敬。联合会的主要宗旨为：弘扬中华文化，光大杨氏正谊明道、廉洁奉公、清白传家等伦理道德规范；并肩负联络宗谊，增强民族凝聚力，互助互济，加强经济合作，促进闽港文化经贸交流，以及扶危济困，举办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等任务。建会初期，就有会员500多名，包含个人会员与团体会员两种。

移居海外

杨姓向海外比较大范围的移民，是在元末以后，尤其是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这是中国南部特别是福建、浙江、广东等省的杨姓人向海外迁移的发轫时期。主要是为了避免天灾人祸而向海外谋生的。移居的主要地区是在今天东南亚一带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

在鸦片战争以后直到 20世纪初叶，或因政治避难，或为追求西方科技，或为寻找革命真理，杨姓人迁居的主要地区则面向西方欧美一带，这也是杨姓人飘洋过海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马来西亚沙巴州杨氏

这是杨姓人足迹踏遍东南亚的第一步。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的浙江绍兴人杨云川，曾随军渡海去北婆罗洲，即今马来西亚沙巴州。云川在此长期羁留，而与当地鲁顺族酋长女儿相爱而结婚。公主后因云川遇难而为夫跳海殉节，留下了“寡妇山”这一游览胜地。而后有原籍福建漳州长泰人杨原抄(1858—1925年)，于1877年只身南渡，抵达新加坡，寄宿同乡宗亲会馆中，后又移居今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经过艰苦努力，创建立古晋市，成为当地著名的实业家和华侨领袖。目前这里已建立了沙捞越古晋董杨宗亲会。如今马

来西亚杨氏最活跃的要数沙捞越第三、六、七省的董杨宗亲会，他们的总顾问是拿督阿玛杨国斯。这个宗亲会成立于1971年，包括沙捞越的民丹莪、泗里街、加帛、加拿逸和诗巫等5个地区的杨姓，其次还有美里杨氏公会和雪龙杨氏公会。

孟加拉杨氏

清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间(1780—1783年)，杨姓人杨阿秋去印度经商，在孟加拉胡格里河畔定居下来，并吸引、接纳中国的侨民，在当时的印度加尔各答建立了“中国城”，从而在印度和孟加拉繁衍生息。

缅甸仰光杨氏

始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至今已146年了。他们为谋团结、敦亲谊，于清光绪元年 (1875年)在仰光建立了“四知总堂”。嗣后，1922年旅缅侨领杨昭固，又倡议新建植德堂于仰光海滨街三若开恒头，门牌 75—76号第三、四楼，1925年冬落成。当时“四知总堂”的会址系租赁，岁时莅止、春秋祭祀，咸感局促。1957年由几位正副理事长倡议筹建会所，推举杨唐豪为建委会主任，着手劝募基金，幸得诸族亲热烈支持，踊跃捐献，数月之间，巨款立就。1958年购地于仰光海域街门牌400号，第二年己亥冬兴工，越三年辛丑告竣。内部雕刻布置，历时经岁，至1962年12月举行落成庆典。目前已在全缅各重镇、市区筹设分堂，宗旨是联系宗亲、加强团结，尽力推行族亲福利，并协助贫穷子弟就学或介绍职业。

菲律宾杨氏

杨姓人已散布在菲律宾全国各地区。宗亲总会成立于 1950年3月19日，会址设在马尼拉市，下面还有礼智三描分会(礼智市)、宿务分会(宿务市)、三宝颜分会(三宝颜市)、纳卯分会(纳卯市)、班乃西黑人省分会(怡郎市)和美骨区分会及五宝杨氏家族会等。这里的杨姓人大都来自中国福建的泉州市、厦门市及其附近的晋江、金门、同安、安溪等县。

新加坡杨氏

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侨，其中杨姓人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最初去新加坡的具体时间虽然难以考证，但据记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这里就成立了槟城杨氏植德堂公司。嗣后又在这里建立了新加坡杨氏总会及新加坡潮安仙乐杨氏互助社、星洲湖峰社杨氏公会、槟城杨氏公会和新加坡潮州弘农杨氏公会等宗亲会组织。

泰国杨氏

居住在泰国的杨姓人也不少，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泰国杨氏宗亲总会。

印度尼西亚杨氏

居住在印尼的杨姓人建立了印尼杨氏宗亲总会和印尼万隆佛昙杨氏联谊会。后者为以伯侨公为大始祖，直系传下第59世的世隆公，开基于福建漳浦县佛昙镇衍派的子孙居住于万隆市者所组成，会员800余户，达5000余众。还有印尼坤旬杨氏弘农世家，这一家曾于1994年8月组团回河南开封寻根访祖，并参加了新建天波杨府的剪彩活动。

欧美澳杨氏

20世纪以来，杨姓子孙在留学或经商的过程中，侨居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杨氏。这些人在贸易、科学、艺术、工程、政治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许多人都成了各界精英。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师学院院士的杨祖佑，当年即被布什总统任命为总统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杨姓起源主要有三：

一、出自姬姓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直系后裔，因此，杨姓的起源，要从黄帝说起。

1世，黄帝：世嗣少典氏。少典氏为诸侯(有熊国君)。母曰附宝，视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有孕，24个月，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轩辕。国于有熊，故号为有熊氏。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纳4妃，生25子。元妃西陵氏之女，曰螺祖，生昌意、玄嚣、龙苗；二妃方累氏，又名白节，生休及清；三妃彤鱼氏，生妃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恶而德充，生苍林、万阳。其众妾之子 16人而已；已得姓者14人，为12姓。八月既望，帝在位百年崩，葬桥山，年110岁，传子玄嚣。

2世，玄嚣：名挚，黄帝次子。母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清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清江水，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84年崩，寿100岁，葬于云阳，故后世又曰云阳氏。生子曰娇极。传位于兄昌意之子高阳，是为颛顼。

3世，娇极：玄嚣子，未继位。生子麦嗣位，是为帝喾。

4世，帝喾：娇极子，名（俊-亻）。生而祥灵，年15，佐颛顼帝受封于辛。年30，以水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于帝，故号高辛氏，都于亳。帝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女原），与帝礼祀上帝而生稷；陈锋氏女曰庆都，有赤龙之祥，孕14月，而生尧于丹陵；有娥氏女曰简狄，祈于高襟，有飞燕之祥而生契；娥訾氏女曰常仪，生子挚。帝喾在位70年崩，年105岁，葬于顿丘。子挚嗣立。

5世，后稷：名弃，母有邵氏女，曰姜螈，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而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而不践；徙置平林，适会山林

多人迁之；又弃之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螈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因初欲弃之未果，因名为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则之。帝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邵，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檠玺立。

6世，檠玺：后稷子，袭父职，务稼穑。

7世，叔望：檠玺子，袭父职，务稼穑。

8世，不窟：叔望子，当夏太康政衰失国，不窟不务稼穑，遂失其官，逃窜西北戎狄间。生子曰鞠。

9世，鞠：不窟子。生子曰公刘。

10世，公刘：鞠子，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咸清甲子，自土沮漆渡渭，迁国于豳，百姓怀之，多从而保焉。周道之兴，实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

11世，庆节：公刘子，国于豳。庆节卒，子皇朴立。

12世，皇朴：庆节子，嗣位豳国。

13世，弗差：皇朴子，嗣位豳国。

14世，毁喻：弗差子，嗣位豳国。

15世，公非：毁喻子，嗣位豳国。

16世，辟方：公非子，嗣位豳国。

17世，高圉：辟方子，嗣位豳国。

18世，侯侔：高圉子，嗣位豳国。

19世，亚圉：侯侔子，嗣位豳国。

20世，云都：亚圉子，嗣位豳国。

21世，太公：云都子，嗣位豳国。

22世，组绀：太公子，嗣位豳国。

23世，诸益：组绀子，嗣位豳国。

24世，公叔祖：诸（幸攵皿）子，嗣位豳国。

25世，古公直父：公叔祖子。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因熏鬻、戎狄攻扰，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山之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歧下。及其傍国，闻古公贤，亦多归之。古公有长子曰泰伯，次日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次子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

26世，季历：古公三子，修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葬鄂县之南山，寿98岁。子昌立，是为西伯文王。

27世，文王昌：季历子，母曰太任。太任之性，诚一端庄，维德之行。及其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声，口不出傲言，而生文王。王生而圣瑞。及长，受殷纣命，为诸侯领袖，得专征伐，称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以此士多归之，诸侯响之，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即位50年，被囚羡里，后6年自歧下，迁都于丰邑，7年而崩，寿97岁，谥为文王。葬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毕原上(今陕西省咸阳西北18里处，有周文王陵)。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28世，武王发：文王太子。商纣五十三年(前1122年)，西伯(文王)崩，太子发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爽、毕公高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绪业。时纣王无道，武王以姜尚为师，遂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陈师牧野。商纣闻武王来，亦发兵70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帅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太公卒，驰于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武王亟人，纣师皆倒兵，不战以归，武王驰之，纣兵皆岸畔。纣走，登鹿台自焚而死。于是诸侯尊武王为天子。十有九年十月，王有疾，后崩，寿93岁。葬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毕原上。太子诵立，是为成王。

源于西周唐叔虞次子杨杼

周灭唐(其地约在今山西翼城西)后，周成王把唐地封给他的弟弟唐叔 (唐叔，姬姓，名虞，字子平)，并赏给他怀姓九宗。唐叔的儿子燮继位后，改唐国为晋国，这样唐叔就成周代晋国的始祖。晋武公(唐叔虞十一世孙)时封次子于杨，称杨侯，是为杨姓人的受姓始祖。其世系为：

1世，杨杼(姬杼)：周武王姬发之孙，唐叔虞之次子，晋侯燮父之弟。海南《杨氏宗谱》称其又名平杼，并尊其为杨姓开派之始祖，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前1085年)七月十一日子时 (均为夏历，下同)。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食采于杨国，始以杨为姓。卒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四月初八日丑时，寿85岁，谥忠廉。葬于弘农西门外金龟形，乾山巽向。

配姒氏，生于周成王二十五年辛酉(前1080年)二月初二日亥时，(卒年不详)诰封贞静夫人。葬同夫山。生二子：伯沃、仲沃。仲沃，官拜中卿大夫，配政氏，生子唐。

2世，杨伯沃：生于周康王二十三年丙申(前1045年)三

月初三日子时，袭杨侯。卒于周孝王元年丁卯(前953年)五月十四日，寿92岁，谥勤简。葬山东武昌府东门外螃蟹形，甲山庚向。

配胥氏，生于周康王二十六年己亥(前1042年)六月初六日卯时，寿89岁，诰封专肃夫人。葬同夫山，生子庚。

3世，杨庚：生于周穆王元年戊午(前1022年)四月二十日丑时，卒于周懿王十一年乙丑(前954年)十月十六日卯时，寿68岁，谥闵惠。葬山东城南门外虎形，寅山申向。

配贲氏，生于周穆王元年戊午(前1022年)六月十一日卯时，卒于前953年四月初八日酉时，寿76岁。葬同夫山。生子三：文、宜、亭。直，为邑宰，配郗(胥)氏，生子五：元始、元发、重邑、应春(青)、常五；亭，官中都宰，配胥氏，生子三：统伯(阮伯)、耀高(叔蒿)、谓明。

4世，杨文：生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正月初八日酉时，袭杨侯，卒于周夷王二十年丙午(前913年)正月十六日戌时，寿86岁，谥清勤。葬山东城南门外虎形，同父处。

配山氏，生于周穆王二十三年庚辰(前999年)三月初十日子时，卒于周孝王二十三年己丑(前930年)二月初二日亥时，寿69岁，谥端庄夫人。葬山东武昌府东门外螃蟹形，甲山庚向，生子昭成。

5世，杨昭成：生于周恭王元年甲辰(前974年)七月初十日子时，袭杨侯，卒于周夷王二十一年丁巳(前901年)六月初十日卯时，寿73岁，谥密察。葬山东武昌府东门外同母处。

配宣氏，生于周恭王七年乙巳(前967年)五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周夷王三十四年庚午(前882年)四月二十五日丑时，寿85岁，谥敬德夫人。葬同夫山。生子四：辛、康、京、襄。辛，配向氏，生子六：冉、沈(游)、杭(慨)、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