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

明代连中三元的有三任，分别是：黄观、李骐、商辂。

1、黄观（1364——1402年），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

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2、商辂[lù]（1414年3月16日－1486年8月17日），字弘载，号素庵，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今杭州市淳安县）人。明朝名臣、内阁首辅。

商辂自幼天资聪慧，才思过人。于宣德十年（1435年）乡试、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及殿试均为第一名，是明代近三百年科举考试中第二个“三元及第”。郕王朱祁钰监国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夺门之变后被削籍除名。

成化三年（1467年）再度入阁，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等职。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临事果决，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3、李骐生于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卒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自幼聪慧异常，十岁即能通读《孝经》、《论语》，洞悉其义。永乐十五年（1417）福建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第一，会元，廷试又第一，状元。为明代科举福建省“三元及第”唯一的人。

明成祖认为状元以畜名不吉，遂御笔书写“其”字于“马”字的右边，改名为李骐。三日后胪唱三遍，均无应答者。永乐帝忙解释说：“即李马也”，李骐才出列受诏，赐纱帽、银带朝服。

以后，李骐每写姓名，均将“骐”字墨书“马”旁，朱书“其”字。有记载说，上科状元陈循在李骐榜揭榜之前曾做一梦，梦见新科状元为一木人骑在马上，手执一令字黄旗。等到金殿传胪之时知是李骐。木人为李，黄旗正好应御书“其”字。当然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说。

扩展资料

一、传统寓意纹样

用荔枝、桂圆和核桃各三枚表现，因这三种果实都为圆形，取其“圆”与“元”同音；亦有的用弓箭射准三个辟铜钱或三个元宝米表示。寓意“连中三元”。

清代科举制度，分三级考试，中试者的第一名分别给以“解元”、“会元”、“状元”的头衔，如应试举子在三级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名，即所谓“连中三元”，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宠。

二、分类

（1）文三元

以清代为例，旧时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之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正式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之后称举人，第一名是“解元”，第二至十名称“亚元”。

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第二至五名是“经元”；殿试则在紫禁城的保和殿举行，皇帝亲自主持，赴考者是贡士，考中之后称进士，此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

（2）武三元

此外，历史上也出过三位“武三元”。

其一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尹凤，连中武科三元，官拜参将，辅俞大猷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今存南京“三元巷”以示纪念。

其二是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颇有直道君子之风。

其三是清朝顺治年间，也是浙江人王玉璧，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笔斐然，也有文武全才之誉。

-连中三元

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陛下既然破格提拔了桂萼等人，不认为我们说的正确，我们不能与他们一同共事，希望赐书罢免了我们吧。出自《明史·杨慎传》。

嘉靖三年，世宗采纳桂萼、张璁的建议，征召他们为翰林学士。杨慎与同一官位级别的三十六个人共同上书说：“我们与桂萼等人学术不同，主张观点也不一样。我们所遵从的是程颐、朱熹的学说主张。桂萼等人所崇信的是冷褒、段犹的遗绪。

扩展资料：

杨慎的主要影响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

《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桂姓族谱信息：

http://memnetorcom/wjx/zframeaspid=274&name=桂

▲桂姓在线族谱：

http://memnetorcom/search/allvisitasptag=4&firstname=桂&allname=桂

我复制关于李福达案的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撕开野史面纱，直面历史真相

——徐阶与李福达案

徐阶（1503年-1583年）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年）探花。他和夏言、严嵩一样也很擅写青词，因此很受明世宗赏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取代严嵩为首辅。 其人性聪敏，善权变。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崩于乾清宫”[1]。在号称放弃阁权的徐阶起草《世宗遗诏》时不与阁臣李春芳、郭朴、高拱等人商议，反而与门人、侍读学士张居正“共谋”。遗诏否定嘉靖政治，其中有言：“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者即先释放复职。”[2]《明史》的作者更是一语道破：“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3]隆庆新政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

徐阶在利用世代交替的时机，把先朝的弊政归咎于己死的世宗皇帝身上，他对“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不加分辨，笼而统之一概平反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其主要是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第一，徐阶将自己以前不光彩的一面洗刷干净。第二，巧妙地转移了视线，第三，极大的收买了人心。

一、徐阶言路，翩翩起舞

大狱即李福达案，嘉靖时期的一个著名大案，于嘉靖六年已结案。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官兵讨妖贼蔡伯贯等，擒之，降其众七百余人”[4]。世宗皇帝崩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蔡伯贯就擒于嘉靖四十五年正月，而在这一年之内蔡伯贯一案只是四川的一起造反案。

在徐阶推行“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的“平反运动”中，言官都御史庞尚鹏上疏为李福达案受牵连之诸官员平反。自始有了“李福达案因蔡伯贯一案而始明”的言论，庞疏言：

逆贼李午与其亲男李大仁、李大礼等乃脱然于法网之外，业有成案，人不敢复言。臣亦以事经数十年，无从发其隐矣。近巡历山西三关至安绥访徐沟、洛川二县，皆李午狼蹲之乡也。质知故老，益知其详。复闻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贼蔡伯贯反逆就擒状，招以山西李同为师，即李午之孙也，传习白莲教。自言为大唐子孙，当出世安民，结谋倡乱，扇惑人心。随该四川抚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狱，反复按问，佐验甚明，称李大仁、李大礼，皆号为祖师。查刊刻《大狱录》姓名来历，一一相同。则李午以妖术传家，世为逆贼，别无可疑。今抚按衙门将李同等依律坐斩，题钦依听秋后处决。臣复行山西按察司，取原发招由与《大狱录》参对，彼此互见，不谋同符。[5]

庞尚鹏认为“捕李同下狱，反复按问，佐验甚明，称李大仁、李大礼，皆号为祖师。查刊刻《大狱录》姓名来历，一一相同。”这是李福达案因蔡伯贯一案而始明的主要证据，问题是李福达案在明代是一个著名大案，早有《大狱录》一书颁布天下，案中主要人物名称在当时自然可以说是人人皆知。

言官庞尚鹏也为徐阶出了不少力，他曾在隆庆元年（1567年）对徐阶的政敌郭朴“攻不止”，致使郭朴遂三疏乞归致仕回籍。《明穆宗实录》载：

“御史庞尚鹏论朴员才使气无相臣体，上以朴先朝旧臣雅称慎静，尚鹏言妄不听。而御史凌儒复言朴，朴居父丧夺情赴召为士论所鄙。又言朴有老母病耄殆且死不思乞归，终餋伤薄风化。于是，朴求去，盖力章三上，始得请云，朴为人长者，方大学士徐阶高拱两人排相根攻，朴与拱同卿，颇怀不平，及拱去，尚鹏等遂并劾朴，而儒至诋之为忘毋寻端力攻真倾危之士也”。[6]

庞尚鹏和徐阶的一唱一和，“翩翩起舞”，从中可见一斑。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郭朴面对庞尚鹏等人的“攻不止”，只能致仕回籍，还有先前致仕的高拱被言路谤为“蔡京”。徐阶当时权势之大能“谤先帝”，要谤已故28年的张璁和35年的桂萼自然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达到了收买人心的目的，次则也报了当年张璁斥他为延平府推官的一箭之仇。

二、不加甄别的“平反”，何以仰慰在天之灵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户科左给事中张齐上疏痛斥徐阶擅作威福，疏言：

“阶侍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及世宗崩，乃手草诏，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曾无一言相忤；及严氏败，卒背而攻之。阶为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久亏矣。比者，诸边告急，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阶，不知有陛下。臣谨昧死以闻。”[7]

疏上第三天，明穆宗让徐阶体面致仕。高拱复出不久，着手纠正徐阶依据二诏所行的新政，即所谓的“尽反阶政”。高拱说：“至于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而乃不论有罪无罪，贤志不肖，但系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以仇视先帝 ？”[8]穆宗对高拱此议深表赞同，说：”大礼，皇考圣断，可垂万世。谏者本属有罪，其他建言被遣诸臣，亦岂皆无罪者？乃今不加甄别，尽行恤录，何以仰慰在天之灵？览卿奏，具见忠悃。”[9]

穆宗和高拱认为怎么能不加以辨别真伪就尽行恤录呢！可见之前“平反运动”是没有经过甄别的。庞尚鹏的一面之词为徐阶推行“平反运动”摇旗呐喊，但没有任何当时的档案资料可以证明庞疏的真实性。

再则，世宗在嘉靖前期是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是隆庆之前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但穆宗即位所列其弊政款数却是宣宗以后诸帝即位诏书中最少的，一味地否定嘉靖政治是无法解读这一现象的。

三、透过《明实录》看李福达案

“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10]。徐阶曾和门人张居正“共谋”，张居正无疑是最具亲身经历而深有体会的人。《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是含金量很高的两部明代正史，具有不可动摇和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价值。徐阶在致仕之前是修纂《世宗实录》的总裁，之后，《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主要的总裁是张居正。

《世宗实录》于隆庆元年（1567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十九日修纂完成，历时十年零五个月。其间参于《世宗实录》修纂的史官人数达到百位以上。《穆宗实录》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庚申，10岁的小皇帝神宗继位四个月时，他按照大臣们拟定好的诏书，敕谕史官纂修。到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甲申完成。因穆宗在位不足六年，可写的事不多，所以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那时的神宗仅12岁，这是两部正史含金量高的主要原因，《穆宗实录》参于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姓名的人数达到77人。

受过史德教育的史官们的率真以秉笔直书为己任。例如《太祖实录》初修工作的叶惠仲就直书而死。如解缙触犯了朱棣的忌讳，被投狱而死。遇到朱棣这样强硬的君主尚且能曲折地坚持直书，那么在其他时期，史官们就更能坚持直笔了。而李福达案是明代当时的著名大案，《世宗实录》《穆宗实录》认为张璁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史官们尊重事实而直书，把“庞尚鹏疏”扔进“垃圾箱”，证实了历史真相不容诬陷！

在修纂实录时，张璁桂萼离世已达三十多年，不具备能左右史官们写史的力量。恰恰相反的是庞尚鹏还在作官，徐阶致仕了但他的力量还足以影响朝廷，例如张居正写给徐阶的信说：

“不肖受知于老师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天下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指草遗诏那时候）老师手教，日月照临，寰宇沉几（指绝密的国家大事）相与图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被徐阶提拔为阁僚），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恩，酬知己者。”[11]

张居正对徐阶怀着感恩之心，致仕后的徐阶和张居正的关系还是很密切。对于实录直书李福达案，庞尚鹏、徐阶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显而易见，“大狱平反运动”只是徐阶当时为达政治目的而耍的一个手段而已。

四、王大臣案是依葫芦画瓢？

明朝万历元年（1573）正月，王大臣闯宫案发，此案离“蔡伯贯一案”的相隔时间也仅六年左右。案犯王大臣诬高拱指使，锦衣缇校赶赴河南高家抓人。高拱闻之大惊，持鸩步庭欲自杀，仆人房尧第以手击鸩落地，跪曰：“公死，则天下后世此事将归于公矣，谁为公白者？”[12]好在高拱还有口可辩，致仕又不久，朝中尚有人脉，最终他总算清白而保住了性命。但此案也让高拱“惊怖成疾”“忧惧不已，遂成痼疾，驯至不起矣。”[13]

一个案件，白纸黑字，写谁名字上去，谁就成罪人。王大臣案的幕后策划者欲诛高拱九族，并将让高拱的历史形象蒙诟受损，其策划灵感是否来自于蔡伯贯一案？依葫芦画瓢？还是故技重演呢？不过，这谤活人可不比谤死人那么容易了。

[1]《明世宗实录》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

[2]《明世宗实录》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

[3]张廷玉等《明史》卷213《徐阶传》。

[4]《明世宗实录》卷554，嘉靖四十五年正月戊午。

[5]《皇明嘉隆疏抄》卷18。

[6]《明穆宗实录》卷12，隆庆元年九月甲戌。

[7]《明穆宗实录》卷22，隆庆二年七月甲子。

[8]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题稿》卷1《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7-188页。

[9]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题稿》卷1《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7-188页。

[10]白寿彝《中国通史》卷9，明时期下册。

[11]《张太岳文集》卷34《答上师相徐存斋书》其一。

[12] 刘青霞：《房尧第传》，载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52页。

[13] 范守己：《代高少师张夫人乞补恤典疏》，《高拱全集》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第1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