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姓排辈家谱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4浏览：2收藏

盛姓排辈家谱,第1张

盛氏家谱字辈排行汇编山东嘉祥盛氏字辈："孝在(吉)允玉(太)宝(传)春振兆洪(红)光"。山东微山盛氏字辈："计预云太保作振兆洪光"。山东临沂盛氏字辈："清秀开维中"。山东乐陵盛氏字辈："茂自福学 " 山东聊城盛氏字辈："金世泽延长同承基业"。山东泰安盛氏字辈："登继富兆宪庆繁祥令德维纯佑"。山东汶上盛氏字辈："保邦存正新志安"。山东平度盛氏字辈："云树吉永 " 山东青岛盛氏字辈："起方显瑞祥维复"。山东临清盛氏字辈："宗子臣希善玉亭传昭瑞广澄振吉延"。山东掖县盛氏字辈："学业继深世乃荣昌纲德佩振可显永光"。山东盛氏一支字辈："春振兆红光"。

1 在不知道收了多少「 ”捐献”的银子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对此，乾隆大帝满意地说：「 ”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此次加官进爵，14名盐商具体「 ”捐纳”了多少银子「 ”效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则早有耳闻，当时，扬州徽商总资本至少在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时期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过也就7000万两，以致于乾隆皇帝感叹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扬州徽商们也敢于「 ”捐纳”：以乾隆朝的著名盐商鲍志道（1743-1801）为例，仅仅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府「 ”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此一时期，徽商，是帝国毫无疑问的第一商帮。 ▲乾隆下江南的背后，衬托出扬州徽商的财势 2 徽商，崛起于明朝中叶。对于管辖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说，这里向来有「 ”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的谚语，由于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人口急剧增长的徽州人一直处于难以自足的状态。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人口仅有5000户，然而随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动荡，北方士民开始不断南迁，此后，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宋靖康之变后，南迁的中原人民不断补充着徽州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经达到了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人口进一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达到了247万人，由于人多地少，谋生艰难的徽州人被迫着开始沿着新安江等水道大规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在明清两代的徽州，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尽管谋生艰难，但作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后代，重视教育的徽州人普遍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然后到十三四岁时再让孩子外出闯荡，在这片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府地上，却是「 ”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由于大规模的人口外出经商谋生，到了明代时，明朝人王世贞就曾经感慨地说：「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说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务农，十分之七在外经商，「 ”贾居十（分之）九”、「 ”徽人十（分之）九为商”。在这种庞大的外出经商人口的扩散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人出现了以长三角为基地的「 ”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河「 ”两条线”为辐射通道，「 ”星星点点遍全国”的分布生态，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人群体的崛起，徽商，开始作为一个帝国商帮，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起。 3 作为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最势大财雄的群体。明朝初期，为了与北方蒙古人对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长边境上设置了9个边镇驻军布防，为了吸引商人向驻军运送军粮，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有向北方边境运送粮食贩卖，才能换取到盐引（一种贩卖食盐的官方凭证），然后到指定地点倒卖食盐谋利。由于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买卖存在的暴利，因此尽管路途遥远，徽商仍然不远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在明朝中叶以前，徽商的盐业生意总是做不过相对北方较近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白银成为通用货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革盐法，规定商人不再需要向边境运输粮食，只要向政府盐运司缴纳银子，就可以换取到盐引贩盐，这一变革，史称「 ”开中折色法”，随着变革的推行，原来的塞外商屯逐渐解体，边境商贸日趋衰败，于是，原来经营边境贸易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两淮地区要地的扬州从事买卖，而这，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历史机遇。由于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明清时期，扬州成为了中华帝国两淮地区的盐业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两淮地区每年的赋税更是占到了全国商业税收的50%，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 ”关系国库，最为紧要”，而在帝国商业中心与晋商、陕商的较量中，作为后起之秀的徽商逐渐后来居上，最终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从而奠定了徽商作为商帮在帝国内部的崛起。明朝中叶时在扬州，徽商原本与晋商、陕商平分天下，当时在扬州，以徽州话和陕西话最为时尚，因为当地人认为讲这种话的人最有钱。但在明朝中叶及晚明的商业竞争中，文化教育不高、较为保守吝啬的晋商和陕商，逐渐在与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扬州当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乡接受过基础教育，而与发家后仍然穿着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相比，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戏班，并且对官员贿赂出手大方。对于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士大夫来说，有钱并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其文史知识甚至连一些当时大儒都自愧不如，由于他博学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 ”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 ”苦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抱团取暖又敢于「 ”给予”的徽商，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 4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开始就被称为「 ”程朱阙里”、「 ”东南邹鲁”，徽州谚语普遍流传说：「 ”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口猪。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 正是在「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理念熏陶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开始急剧崛起，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进士的共有2086人，并出产了28位状元，占据中国历史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人数，仅次于苏州府。由于重视读书、政治资源广布明清两代，这也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驾护航，而徽商在发家致富以后，也将子女读书致仕作为保障家族累代经营的不二法宝，对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就将徽商家族的这种特点形容为「 ”贾而好儒”、「 ”左儒右贾”。以汪道昆本人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经营盐业，家业巨富，到了他这一代，父亲刻意经营让他读书致仕，汪道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考中进士，而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与戚继光等人一起成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还是一名戏剧家，曾经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在「 ”左儒右贾”的政治资源支持下，徽商的政治门路也被迅速拓宽，以明朝为例，徽州就出了曾经当过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和七省总督的胡宗宪，另外还有曾经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到了清代时，徽商「 ”以商养文”更是频频开出「 ”硕果”——例如出身盐商巨富家族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就先后考中进士，并且都担任过军机大臣，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可谓政坛常青树，而曾经当过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曹文埴，由于老乡关系，跟扬州徽商更是关系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让徽商等各路商帮「 ”奉献”、「 ”捐纳”等各种事务，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而这种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与商业的暗中结合，也为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布匹等各种生意中获得了各种关系深厚的政治资源庇护，堪称中国政商结合的至高典范。也就是在这种善于逢迎和「 ”捐纳”，正如乾隆在扬州赏赐徽商官爵时所说「 ”踊跃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争动荡后再次崛起，并通过政商勾结、逐渐垄断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商业贸易。对于徽商的善于「 ”奉献”，清廷和地方官员也一直是投桃报李，给予了徽商诸多垄断权益，当时，两淮盐务中设有「 ”总商”，乾隆时代更是出现了权力空前的「 ”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 ”首总”，这些「 ”总商”乃至「 ”首总”，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的身份。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参与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 ”捐纳”多达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将江春赏赐为「 ”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 ”光禄大夫”，在每次任命新的两淮巡盐御史时，乾隆甚至都会嘱咐新官吏说：「 ”广达（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与他商量。”而江春更是因为「 ”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迹，而被称为「 ”以布衣结交天子”的「 ”天下最牛徽商”。 5 但政治的索取是无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也是其衰落之时。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人、扬州徽商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没完没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 ”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春濒于破产，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接待「 ”奉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江春又被迫「 ”捐献”军费200万两，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贿赂和政治接待更是几乎耗尽了江春的家底。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死后，道光年间，财务日渐亏空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已经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巨额罚款，最终惨遭抄家。清廷则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人江春，仅仅明面上的「 ”捐纳”就高达1120万两白银的「 ”政治奉献”，对他们来说，已经被掏空家底的红顶商人，已经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了。而江春家族的败落，也掀开了徽商商帮整体衰落的帷幕。明清两代，徽商通过政治勾结等手段几乎垄断了帝国的盐务经营，但垄断的代价就是各种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额贿赂和政治「 ”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转移负担，徽商于是将重担又转嫁到盐价等商品上。以康熙朝（1662-1722）为例，当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不等；随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汉口的盐价已经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作为盐业垄断和官商勾结导致的政治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盐价也不断飙涨，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经无力承担的地步，在此情况下，百姓只得通过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私盐来解决日常所需，由于不断高涨的盐价导致私盐大规模泛滥，徽州盐商的官盐买卖也日渐滞销，但清廷规定的年销售额却是要年年交款的，由于所欠的盐款即盐课越来越多，没办法，徽州盐商只得向清廷请求进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偿还，或分30年偿还。到了道光年间，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所积欠清廷的盐课，已达到了几千万两白银之巨，由于盐商在政治重压之下根本无法还款，而普通老百姓则因为盐价太贵吃不起盐，为了改变这种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为了革除淮盐积弊，开始打破徽商垄断两淮地区盐业经营的垄断局面，下令只要有银子，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史称票盐法。票盐法开始实施后，逐渐激活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不仅推动了盐价的下降，而且使得两江地区的岁入增加了1000多万两白银，随着徽商盐业垄断特权的被打破，徽州盐商也开始急剧衰落，而由于盐商在徽商商帮中的实力最为雄厚，徽州盐商的轰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来。对此，徽商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到处砍桃树泄愤，因为桃跟票盐法的推行者陶澍的「 ”陶”同音，于是有人写诗戏说这件事说：「 ”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6 就在徽州盐商衰落的同时，1851年，太平军之乱爆发了。从1851年到1875年，太平军和捻军先后在南北方持续兴起，战火广泛波及清朝18个省的600多座城市，由于战争导致商路断绝，这就使得徽商们的日常经营陷于瘫痪，「 ”自经兵灾，船稀商散”。迫于动乱，徽商们开始大批量返乡避灾，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1854年太平军先是攻占徽州祁门，随后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展开了长达12年的拉锯战，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军，都在徽州民间实施了残酷的劫掠——「 ”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太平军在徽州期间则「 ”掳掠尽家有，不复遗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银亟”。在残酷的战争扫荡和接踵而来的瘟疫、灾荒侵袭下，作为徽商大本营的徽州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致于曾国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写道：「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太平天国之乱，是徽商陨落的转折点在二十多年的战争扫荡下，徽商商帮从南到北一片哀鸿遍野，继盐业之外，茶业、典当业、木材业等徽商传统主营项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残，而在先后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乱后，徽商们也猛然发现，即使战争停歇，他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猛然剧变了。当时，作为中国传统的「 ”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丝绸），茶叶贸易随着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规模引种茶叶，出口已经日渐衰落；而欧洲人自产的陶瓷质量也越来越优越，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在生丝和丝绸方面，日本和欧洲的养蚕业和丝绸业也不断崛起，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与茶叶、陶瓷、丝绸等出口业务逐渐萎缩乃至消失相反，外国的机器编织布匹等优质商品则不断输入中国，在此情况下，作为徽商除了盐业外的第二大主营业务，茶叶贸易也在徽商商帮中逐渐没落，另外，经营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渐被淘汰出局，在传统的各项主营业务上，徽商受到了几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击。而作为最后硕果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做官商和军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岩，在王有龄对抗太平军失败自杀后，又接着投靠湘军和左宗棠，成为了左宗棠和湘军南征北伐、财政运转的左膀右臂，并通过湘军和左宗棠的庇护经营钱庄、典当、药业、茶叶、生丝等生意。 ▲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徽商最后的大佬 1882年，胡雪岩因为与外国洋商进行生丝大战失利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此情况下，向来与湘军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鸿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怀出马，一方面拖延本来要支付给胡雪岩的官银，另一方面则大规模散布消息、挑拨储户到胡雪岩的钱庄进行挤兑，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强势打压下，胡雪岩历时三十多年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在短短几个月间便瞬间崩塌。 1884年，胡雪岩最终在贫恨潦倒中郁郁而终，临死前，他对着子孙们交代说：「 ”白老虎（白银子）可怕！”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为了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后的真实写照，曾经贵为帝国第一商帮的徽商，至此彻底陨落人间。参考文献：庞利民：《晋商与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王世华：《第一商帮》，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赵焰：《徽商六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贝聿铭生平简介　　　　（Ieoh Ming Pei）美籍华人建筑师，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他的祖辈是苏州望族，他曾在家族拥有的苏州园林狮子林里度过了童年的一段时光。其父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 ------贝祖怡。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8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于1955年建立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休。　　　　风格　　　　作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被人描述成为一个注重于抽象形式的建筑师。他喜好的材料只包括石材、混凝土、玻璃和钢。　　　　作为20世纪世界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设计了大量的划时代建筑。贝聿铭属于实践型建筑师，作品很多，论著则较少，他的工作对建筑理论的影响基本局限于其作品本身。　　　　贝聿铭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建筑家”。1983年，他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克建筑奖。　贝氏家族以行医卖药起家，单是一个贝聿铭在当今世界建筑设计业的显赫地位，就足以令世人对贝家刮目相看了。更何况，这个家族中还出过「颜料大王」贝润生、「金融巨子」贝祖诒，还有那座被乾隆爷原样仿造了两处的花园－－狮子林……　　　家谱和方志如同历史的岩层一样，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的某一层，抚去尘埃，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同化石一般地呈现了出来。翻开《吴中贝氏家谱》的第一本，苏州贝氏的脉络终于清晰起来。原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的贝兰堂作为苏州贝氏的始祖，于明朝中叶以行医卖药为生定居苏州。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贝氏由于经营中药业成为苏州四富之一。如今的贝氏家族支脉繁杂，据民国时「承训义庄」印制的《吴中贝氏家谱》中记载，贝氏那时已经延续到第十六世了。　　　　近代，贝氏一族最为兴旺的支脉，是同为第十三世孙的贝哉安和贝润生两支。他们的六世祖是亲兄弟，两人同为贝氏余脉，却都不以医药业成名发家，贝哉安及其子孙被称为「金融世家」，而贝润生则被称为「颜料大王」。贝哉安年长贝润生4岁，两人关系甚密，曾共同为苏州政建和家族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　　　　贝理泰，号哉安，生于1866年。其父贝晋恩曾在浙江为官，告病还乡后，与人合伙在苏州一带经营典当、酱园等行业。贝哉安青少年时便中得秀才，20岁时成为苏州府学贡生。在他即将走上仕途时，由于父亲去世，他只得放弃事业，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打理父亲留下的大批产业。经过七年的经营，他将所有的产业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能脱出身来计划自己的将来。由于他极善理财，为人又有着很好的口碑，知县吴次竹很赏识他，聘他为幕僚，掌管赋税和财会工作，当时被人称为「钱谷师爷」。　　　　后来贝哉安协助陈光甫、庄得之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银行，1917年出任苏州分行经理。他还协助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后来又在苏州成立了分社，贝任经理。当然，仅凭贝哉安的这点资历，在巨头林立的上海滩是不足以被称为「金融家」的。之所以享得「金融世家」美誉，是因为他还有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从事银行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贝哉安的三子贝祖诒，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　贝祖诒，号淞荪，生于1892年，苏州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曾供职于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公司统计部。1914年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时任行政院长、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极为赏识已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贝祖诒。由他推荐，贝祖诒于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在一年的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务官员。后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主张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外汇枯竭引起黄金风潮，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47年2月宋子文和贝祖诒被迫下台。1973年贝在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办事董事11年后退休，寓居纽约，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贝祖诒东吴大学毕业后，娶了庄的女儿为妻。庄氏出身名门，是一位笛子高手，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夫妇间十分恩爱。1913年，他们添了个女儿，取名贝聿华。1917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六），他们又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贝聿铭。　　　　1930年，庄氏患癌症在苏州逝世，留下了年仅13岁的贝聿铭和弟弟贝聿昆、贝聿枞以及三个姐妹。　　　　中年丧妻使贝祖诒十分沮丧。他所在的银行为了使他从丧妻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决定派贝祖诒出访欧洲，考察欧洲国家分行的工作情况。就在这次出访中，贝祖诒邂逅了蒋士云。当时贝祖诒40岁，而蒋士云仅21岁。　　　　蒋士云，作为江南名媛，外交家蒋履福的女儿，她不仅以艳丽容貌，而且更以娴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让上流社会为之惊羡。蒋**的人生也很传奇，在未嫁给贝祖诒前差一点嫁给张学良，尽管后来失之交臂，但张学良至死都念念不忘这位“士云贤妹”，并称她为“自己最喜欢的女人”。1991年当张学良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阴影中走出来时，第一个想去美国会面的人就是这位贝夫人。他在纽约的三个月，即下榻贝公馆。也是由于贝夫人的穿针引线，才让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口述历史”。　　　　蒋士云当时为了忘掉张学良，把心底的痛苦变成自己发奋读书的动力，远赴欧洲求学，开始新的生活。而贝祖贻则因发妻庄夫人新丧，是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蒋士云与贝祖贻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与贝祖贻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　　　　蒋士云的父母无法允同婚事，因为贝祖贻膝下毕竟已有6个子女，年长士云许多。可蒋士云是个极重感情的姑娘，经过书信交往，毅然决定嫁给贝祖贻做续弦夫人。1932年春，他们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婚礼。　　　　蒋士云现在还健在，目前住在纽约。她与贝祖诒只育有一女。女儿已成家，只在每星期六回到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和母亲共度周末。　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的人除了记得朱丽娅的大嘴，也记住了拥有“美国最优秀女性”的卫斯理学院。　　　　　　卫斯理学院的校友陆书华女士一生默默无闻，甚至因英文名Ellien Loo的关系芳名一度被写作卢爱玲或卢艾琳。但提到陆书华的丈夫建筑大师贝聿铭则是誉谤全球，无人不晓。　　　　　　相比美女建筑学家、美女诗人、美女教授林徽因，条件匹敌的陆书华则是十分内敛的女性她父亲是麻省毕业的工程师，在上海中学毕业后，往美国读本科，这一经历和贝聿铭相同，都是接受了中西不同文化的熏陶。　　　　　　陆在卫斯理毕业之后往哈佛读园林建筑专业的研究生。贝在波士顿接站时认识她，并且发生十分狗血的一幕：“美女，要不要搭顺风车啊？”　　　贝聿铭是阔少，家里开着中国银行，祖业还有狮子园，极有可能开了一辆豪华跑车过来勾引华人美女。此时陆**不卑不亢地回答：“谢谢，我已经买了火车票了。”但是贝聿铭大师展示出其牛皮糖精神，往返麻省和卫斯理之间看望陆**。　　　一来二去二人成为男女朋友，并且在陆**毕业后五天就注册结婚。也就是一开始那张颇有喜感的照片了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生于1862年1月2日，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第一任内阁总理。经孙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3月到南京组织新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力图推行责任内阁制，同袁世凯的意图不能相容，被迫弃职离京。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未成事实。后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身亡。　　　　张荫棠(1866-1937) ，字朝弼、号憩伯、又号少卿。广东新会双水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驻美使馆三等参赞。次年改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旋调任驻西班牙代办。　　　　戊戌变法前，与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且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和支持改革的户部侍郎张荫桓等有来往。　　　　戊戌变法失败后，因涉嫌参与维新派“逆党”而被罢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委张荫棠为驻美外交代表，次年12月任驻美公使，1913年年初至6月21日，任驻美全权公使。 1914年5月26日，袁世凯任张荫棠为参政院参政，张不愿出任，于6月22日辞职。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张荫棠病逝于北平寓所，终年71岁。著有《使藏纪事》五卷。　为什么要八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就是陆书华女士的祖辈　媒体称贝老的着装得体（安藤忠雄的锅盖头我欣赏不来），但他的气质却不会令人误会他是银行家；贝氏夫妇言语谦逊得平易近人，却又在举手投足时高雅内敛，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贵族”，区别着自己和那些西方野蛮人。

分类：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余姚邵氏宗谱》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阴，出生于中国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

庄盘珠，生活在乾隆与嘉庆年间，字莲佩，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出身常州望族庄氏，庄关和女，举人吴轼妻。庄盘珠诗词皆善，著有《秋水轩集》二卷，《紫薇轩集》及《莲佩诗草》。清人李佳《左庵词话》赞：“庄盘珠莲佩女史《秋水词》，娣视易安，非寻常闺秀所能”，“江南闺秀为词，盖多瓣香秋水云”。此处秋水，即庄盘珠之《秋水轩词》，人们大多从《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或《盘珠词》中读到庄盘珠的作品，对她的词作有所关注，其家世生平、诗作成就及作品集《秋水轩集》的版本及流传等却缺乏系统的关注与研究，兹勾稽有关方志、族谱、文集等资料，对其生平事迹、籍贯及具体生卒年份试作考辨。

一、生平考述

关于庄盘珠生平事迹，《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中有一则记载：

“盘珠字莲佩，阳湖人关和女，同邑吴轼室。母梦珠而生，故名盘珠。工倚声，幼颖慧，好读书，女红精巧，然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因仿为之，辄工，其体多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嘉庆间卒，年二十有五。”

“毗陵”为常州旧称，“母梦珠而生”，庄盘珠的出生颇有浪漫色彩。江南地区素有解梦之说，所谓怀珠抱玉，喻示孩子才华出众。梦境起初或许只是巧合，定名“盘珠”暗含双亲对女儿的一份期许，可当它与女诗人出众的诗才相验证之后，“才由天授”的夙慧之说便被众人所接受。也不难理解为何各诗话词话对此多有引述了，如《听秋声馆词话》：

“女史阳湖人，母梦珠而生，故名盘珠。姿性敏慧，工倚声，著有《紫薇轩词》。”

在光绪初盛宣怀刻本《秋水轩集》(即思补楼聚珍本)中，有一则跋文，系盛宣怀所写，提到庄盘珠去世时所见异象：

“莲佩名盘珠，阳湖庄有均女，同邑孝廉吴轼妻，颖慧好读书，幼从兄芬佩学诗，出笔凄丽，词尤幽怨，入漱玉之室，毗陵女史能乐府者，莫之先也。嘉庆间，病绝复苏，谓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迎侍天后，无苦也。”卒年二十有五。吴德旋《初月楼稿》、李兆洛《旧言集》俱有传。阳湖盛宣怀识。”

盛宣怀(1844—1916)，清末大臣。政治家，实业家。字杏荪，号次沂，又号愚斋。江苏武进人。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夫人庄德华为毗陵(今常州)庄氏家族之后。盛宣怀跋文中提到的吴德旋《初月楼稿》之《庄佩莲小传》，在缪荃孙辑《国朝常州词录》里有转录：

“盘珠幼颖慧，好读书，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因仿为之，辄工，其诗多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集》云。嘉庆某年得间卒，年二十有五。”嘉庆某年得瘵疾，以某月某日垂绝复苏，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也。’”言讫遂卒，年二十有五。”

盛宣怀提及李兆洛《旧言集》中有传，经考，李兆洛《旧言集》中《吴德旋<佩莲小传>》，亦系吴德旋所撰。吴德旋(1767—1840,)，字仲伦，诸生，与恽敬、张惠言交甚密。有《初月楼文钞》十卷，《续钞》八卷存世。再者，如皋冒氏刻本《秋水轩集》所附“庄莲佩小传”，于题后亦注有“见《初月楼文集》，宜兴吴德旋仲伦”字样，可知《旧言集》中所说之吴仲伦即吴德旋。

通过比对，《旧言集》与冒氏刻本中的庄盘珠小传只有两字之差，而谬氏所辑《国朝常州词录》在转录小传时作了删改，现把《旧言集》中小传进行断句并抄录于此：

“庄莲佩者，名盘珠，阳湖人，庄有均之女，同邑举人吴某之妻。幼颖慧，好读书，既长，习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读而好之，因效为之，辄工，其诗多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集》云。嘉庆某年得瘵疾，以某月某日垂绝复苏，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也。’”言讫遂卒，年二十有五。’余读唐李义山所为《李长吉小传》，载长吉死时，事甚奇而明。工部郎中叶绍袁女小鸾殁为月府侍女，时传其与乩仙天台泐师相问答，游戏精敏，泐师惊曰：‘汝但有绮语罪耳。天上人间，智慧第一，吾不敢以神仙待汝也。’爰命绝际，摄入无叶堂中密修四仪。无叶者，无枝叶而纯真实之义。上根之人，应以女人身得度者入焉。噫!异矣!夫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然人之有慧业者，其于去来死生之际，必异乎人。人观莲佩殁时对家人语，宜可信。予与莲佩母家有连，故悉其事而传之也。”

吴德旋由李贺而叶小鸾，对盘珠临终时情景作了着墨较多的点评，而他之所以撰写庄盘珠小传，是因为“予与莲佩母家有连，故悉其事而传之也”。

《国朝常州词录》中同时还转录了金捧阊《客窗笔记》和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关于庄盘珠其人、其诗词的介绍，亦多有删改。现把冒氏刻本《守一斋客窗笔记》中相关庄盘珠生平处进行断句并抄录，以使读者对庄盘珠事迹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吾常才媛颇有，而以庄莲佩为最。莲佩名盘珠，庄友均上舍之女，余姊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幼娟好颖慧，父母钟爱之。女红外，好读书，友均故善说诗，莲佩听之不倦，每谓父曰：‘愿闻正风，不愿闻变风。’友均授以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遂耽吟。稍长益工，将及笄，已裒然成集。”

“……嫁中表吴生，字承之。翁远宦，姑早丧，仍依母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吟诗稍辍，时填小词，亦新隽可爱。体弱多病，年二十五，值清明，填《柳梢青》云：‘风声鸟声。者番病起，不似前春。苔绿门闲，蜂喧窗静，剩个愁人。隔帘几日浓阴，才放出些儿嫩晴。薄命桃花，多情杨柳，依旧清明。’其父见之，惊谓不祥。对曰：‘伤幼弟耳。’盖有弟甚慧，方数龄，昨岁殇也。是秋，莲佩竟患瘵疾夭亡。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有才无命，惜哉!”

瘵疾即肺病，盘珠因肺病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与吴德旋一样，金捧阊跟庄盘珠母家也颇有渊源。“(莲佩)余姊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可知金捧阊系庄盘珠外祖母之弟，对庄盘珠的经历知之甚详，《客窗笔记》中所属当为实录。

二、籍贯考辨

关于庄盘珠的籍贯，各种研究文章里常有不同的说法。研究者也每因武进地域建置的历史演变而对“阳湖”产生理解偏差。比如，黄拔荆《中国词史》说庄盘珠是湖阳人，此系笔误。邓红梅《女性词史》说庄盘珠出生在“江南常州附近的小城里”，亦不确。

“庄盘珠，阳湖人”，阳湖就在今天的常州，而非“常州附近的小城”。对常州不熟悉的人可能会生另一个疑惑，既说庄盘珠是阳湖人，则何以其家谱题为《毗陵庄氏增修族谱》或《毗陵庄氏族谱》《养一斎文集》中其父《庄君酉君传》又说是“武进人”在此，不妨对常州地名沿革稍作梳理。

春秋末期，吴王第四子季札封邑延陵，秦时地属会稽郡。西汉高祖五年，改延陵为毗陵，置毗陵县。可见，毗陵是常州使用较早、延用时间较长的古称。三国时，孙权诏复“丹徒”为“武进”。之后由毗陵而晋陵，晋陵与武进，地名治所于历代分分合合，多有变动。常州地名起于隋，清代常州府统辖八个县，武进、阳湖为常州府治所在地。雍正二年将武进县一分为二，西为武进，东为阳湖，所以武进、阳湖两县很多情况下很难分得清，县志也经常合在一起，如《道光武阳合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而今天的常州则包含常州市(以前的武进县现为常州市武进区)及所辖的金坛市和溧阳市。

庄盘珠生活的年代，阳湖已自武进析出。“阳湖人”之说，与其父辈祖辈的相关资料记载中出现的“武进人”之说，究其质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可知，雍正年间析武进置阳湖县，自此至清末，常州府共领八县。庄盘珠出生于阳湖，武进阳湖于清代同为常州府城所在地。

三、生卒年考

庄盘珠具体生卒年，各小传均无确切记录。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中显示其为“清嘉庆人”，《常州历代女子诗词选》中认为庄盘珠生卒年“约1792—1816”，钱璱之先生在《才女耽吟柳絮词》一文中指出其生卒年为“1796—1820”，此三说皆不确。常州市图书馆张惟骧《毗陵名人疑年表》手稿本，其中“卷六·闺秀”共有人物记载二十条，大多有具体生卒年，唯庄盘珠一条记载仅为“庄莲佩，二十五，盘珠，生乾隆，卒嘉庆”。虽无具体纪年，但可知庄盘珠生于乾隆年间，卒于嘉庆某年。

现对庄盘珠卒年试作考证，于此基础上对其生年进行推导。

金捧阊《客窗笔记》中有记载：“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可知盘珠卒时，其父母均健在。

关于其父庄关和，《毗陵名人疑年表》中记载其为“庄有均，六十九，关和，生乾隆十五年庚午，卒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毗陵庄氏族谱》中则作如下记载：

“行一，字有均，一字怀山。太学生，娶蒋氏，广东嘉应州知州讳龙昌女。子三，颖曾、显曾、曾。女一，盘珠，适吴轼，嘉庆戊寅举人。生于乾隆庚午五月十三日，卒于嘉庆戊寅九月初一日。”

由以上记载可知，盘珠父庄关和卒于嘉庆戊寅年(1818)，同一年吴轼中举。故此可推断，庄盘珠卒于嘉庆戊寅前，去世时其夫吴轼尚未中举。

关于庄盘珠生年，在她的诗词作品中，唯一有确切纪年的是一首词《浣溪沙·甲寅元旦》。多个版本的《秋水轩词》中，皆把这首词置于集首。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则盘珠生于乾隆年间无可置疑。张惟骧《毗陵名人疑年表》中的记载虽简略，却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这基础上笔者试推导庄盘珠具体生卒年。

盘珠之兄长庄颖曾，字芬佩，家谱记载“生于乾隆辛卯(1771)元月十六日”。吴德旋《庄莲佩小传》也提及“(盘珠)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乾隆辛卯为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

另盘珠词作中有一首《菩萨蛮》，题为“慎皆大弟齐头堆菊戏柬小词”。这位“慎皆大弟”，系庄盘珠叔父庄文和之长子庄绳曾。《毗陵庄氏增修族谱》中亦有记载：“绳曾，行一，字慎皆。太学生。……生于乾隆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于道光丁亥七月初七”。

乾隆癸巳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盘珠年龄当小于其兄芬佩，长于其堂弟慎皆，故此可推断，庄盘珠具体生年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之间。

另由各类记载可知，盘珠去世时二十五岁，以虚龄计，则可推导出其卒年当为乾隆六十年(1795)与嘉庆二年(1797)之间，盘珠既于嘉庆间卒，则可排除掉乾隆六十年(1795)，则其具体卒年当为嘉庆元年(1796)或嘉庆二年(1797)。反过来推导其生年，当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或乾隆三十八年(1773)。

综上所述，庄盘珠生于乾隆年间(1772—1773,)，卒于嘉庆初年(1796——1797)

四、结语

“吴轼妻庄氏，名盘珠，字莲佩。幼颖慧，好读书。长，习女红，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颖曾受汉魏六朝唐人诗，读而好之，因效为之，辄工，其诗词多幽怨凄婉”。

这段文字著录于《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七·人物。再来看雷缙《闺秀词话》中的一段记载：

“武陵王梦湘于近代闺秀中独好庄盘珠《秋水词》，尝手录一过，推为清世第一。谓其馨逸不减断肠，高迈处骎骎入漱玉之室内。至谭复堂选《奁中词》，仅录四首，或谓王君所称或逾其量，而谭选则有未尽”。

王梦湘是晚清诗人，少年时即有诗名，有“明湖第一词流过客”之称。作为一位诗人，王梦湘把庄盘珠《秋水词》与朱淑真之《断肠词》、李清照之《漱玉词》并论，可见对庄盘珠评价是极高的。另一位谭复堂，即谭献，晚清词家，其《奁中词》精于选篇，共录清代375位词人作品984首。有清一代词学中兴，词集与词作不可胜数，身为女子而有四首作品入选《奁中词》，可见清代词界对庄盘珠评价之高。若说借助相关资料的梳理，使我们从若干点的层面上，对女诗人的生平有了大致的了解。最后这两条记载，或者可以连成一条线，从而缀珠成串，使得我们对女诗人的认识评析更为全面和客观。

李鸿章祖父：祖父不详，因为李氏一族是从李鸿章父亲中进士才兴起，才有史料记载；李鸿章父亲：李文安；

李鸿章同辈：李瀚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

李鸿章子辈：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李经溥、李经义、李经馥、李国芝、李经翊、李经方、李经榘、李经叙；

李鸿章孙辈：李国杰、李国洵、李国源。

扩展资料

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

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李鸿章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死后归葬江阴。

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