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2个可能

1、清朝前的因为各种原因丢失，所以重新建谱，这个在战争年代可能性较大，你说从清朝开始，那如果是这个原因，可能和满族入关有关系，否则就可能下面这点

2、第二个可能就是从清朝开始开的宗。这个一般是分家、迁徙新地方或者原家族被皇帝抄了之类，为了和原家族划清界限，躲到一个地方，重新开宗立谱

具体可以看家谱中说明，有修订好的谱有详细说明家族来历，没有就要从每个人的介绍去挖掘家族来历了

爱新觉罗在世辈分最高的人是爱新觉罗·溥光（宋曙光）。

爱新觉罗在世辈分最高的人是爱新觉罗·溥光（宋曙光），中国香港人，系清太祖第十一世孙、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同辈兄弟。

爱新觉罗，罗马字转写为Aisin Gioro（穆麟德式转写），历史上清朝皇室姓氏。“爱新”是满语“黄金”的意思。作为姓氏，发源地在宁古塔旧城东门外三里。“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是根据远祖部族支系远近划分的。意思即为爱新部族远支。

扩展资料：

《爱新觉罗宗谱》是清朝产生的一部大型统谱。

清朝最后一次修玉牒，是在光绪33年(1907年)。1915年，逊清廷又通知各地宗室、觉罗呈报户口，准备再次续修家族宗谱，没有了江山，要做这件事很不容易，一直拖到了1921年阴历6月，到次年的闰5月完成。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

充分利用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

乡饮大宾即“乡饮宾”，乡饮酒礼的宾介（宾，贤宾；介，贤宾之次；多偏指贤宾、德高望重者）。乡饮是古代一种庆祝丰收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长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动。“乡饮宾”制度是旧时一项尊贤养老、宴饮欢聚的隆重制度。“乡饮宾”又有“大宾”(亦称“正宾”)、“僎宾”、“介宾”、“三宾”、“众宾”等名号，统称“乡饮宾”，其中“大宾”（正宾）档次最高，由皇帝钦命授予。

乡饮酒礼始于周代，最初不过是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儒家在其中注入了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

秦汉以后，乡饮酒礼长期为历代士大夫所遵用，直到道光23年，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才被下令废止，前后沿袭约三千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到了封建时期晚期的明清时代，该习俗更为隆重，民众把治家有方、内睦宗族、外和乡里、义举社会、有崇高社会威望之人推荐为“乡饮大宾”，县府每年从财政支出十两官银用于举办“乡饮大宾”活动，以弘扬其风节，彰显社会和谐温惠，其声势犹如清代康乾盛世在皇宫举办千叟宴一般隆重。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县府黎明时节便杀猪宰羊，在明礼堂内置办丰盛的酒宴。届时，乡饮大宾按牒送时辰赴会，县令率僚属人员提前到明礼堂门外相迎，对前来的大宾们行三揖三让礼，在明礼堂内升堂后再行拜礼后方入座。

大宾们坐西北席，僎宾（从德高望重的乡宦人员中选出的大宾）坐东北席，有特殊贡献的介宾坐西南席，主人为东南席。三宾各就位之后，宾主相揖，执事授觯于司仪，司仪举酒致辞：“……举行乡钦，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

司仪首饮后，执事者把酒杯一一揖送宾主，执事者在中堂设律令案，宾主面北拱读律令。然后，由县令等向被邀请来的大宾们轮番敬酒……直至酒足饭饱方散席。

1、顺治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2、康熙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3、雍正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4、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5、嘉庆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6、道光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7、咸丰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8、同治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9、光绪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10、宣统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

11、努尔哈赤（入关前的皇帝）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12、皇太极（入关前的第二位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家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记录家族世系和重要事件的文献，其中通常使用“国学生”这一身份来表示某人曾经就读于当时的官办学校。

在清代，国学生是指就读于翰林院或国子监等官办学校的学生。虽然这些学校在现代已经不存在，但是可以将其类比为现代的公立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

因此，家谱上清代的人国学生应该相当于现代的大学本科或硕士学历，具体视个人情况而定。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种类比，具体的学历对应还需考虑当时的制度、教育水平等因素。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二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三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宋元明清各代，私修家谱风行，民间撰修有大量家谱，但保存下来的族谱多为清以后的，以叶氏族谱为例，《中国家谱目录》（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编，199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收录现存全国各地图书、档案部门的一百八十种叶氏家谱和《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收录的九十二种叶氏族谱中，清朝以前编修的仅有八部，其余均为清朝和民国时期所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