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

　　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597%，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9011%，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117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08%，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49% 。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

　　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

　　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

　　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

　　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

　　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

　　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

　　具体情况是：

　　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 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 、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

　　(一)黄帝族与姓氏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

　　⑴颛顼族与姓氏

　　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

　　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

　　⑵帝喾族与姓氏

　　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

　　(二)炎帝族与姓氏

　　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

　　(三)东夷族与姓氏

　　“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

　　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

　　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

　　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

　　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

　　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

　　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

　　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

　　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

　　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

　　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

　　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

　　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

　　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

　　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

　　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一、邱氏源流：

　　炎帝是邱氏远祖，是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号烈山氏，又称神农氏，为姜水（今岐水）一带的部落首领。

　　姜尚是炎帝的后代，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又称姜太公、吕太公、吕望、太公望。炎帝姜姓部落先后派生出吕、邱、许、谢、丁、赖等一百多个姓氏。姜太公(公元前1211年～公元前1072年)胸怀大志，博学多才，文韬武略，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善于治国。辅助周文王治国，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功勋卓著，受封于齐，都营邱。太公三子穆公受封镇营邱，其裔孙为纪念先祖丰功伟绩，以地为姓，邱氏由此而来。故邱氏尊姜太公为太始祖，尊穆公为开姓始祖。目前广为流传穆公世系，记述繁衍世系情况，多以此为据。

　　邱姓之祖得氏之所由始何时何人，还有弱公说、安公说等。四川梁平邱（邱）氏族谱，记载以春秋时邾国大夫弱公为邱氏开姓始祖，此系源自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其裔祝融氏吴回之子陆终第五子安，曹姓。而福建泉州族谱资料则记载：“一世安公，齐献公元孙，居营邱，以邱为姓，邱姓之祖得氏之所由始也。”此外，古代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邱敦氏、邱林氏、梁邱氏、闾邱氏等，在民族历史演化中改复姓为单姓邱者也有。历史上，自北方南迁，后成为客家民系的邱氏族人都属姜太公后裔。

　　传至穆公第二十二世祖，俊仕汉为骠骑将军节镇江淮，留江左居吴兴。又传至第二十七世祖英公，汉末自吴兴迁于河南光州固始，邱族始大，“故邱氏望著河南从其盛也”。邱氏望出河南，称“河南衍派”。

　　二、在广西的迁徙以及分布情况：

　　邱三五郎裔孙主要播迁到广西的桂林、腾县、贺县、昭平、阳朔、钟山、平南等县市区；广西陆川的客家邱就有13族，人数不下5万，其中覃村邱氏族谱记载，他们是来自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珠玑街’瓦子巷，至今已有500多年，传了20多代。

　　邱氏60世排序表如下：

　　仁德乾坤久 ，义重时日长。

　　礼全永富贵， 智明大吉昌。

　　信诚立业本， 忠勇振国光。

　　孝恭传家宝， 友爱致和祥。

　　善积余庆厚， 福寿显名扬。

　　祖恩贻泽远， 世代秉承旺

一、 姓氏源流

徐氏的姓氏来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嬴姓。是先帝玄孙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相传陷帝有一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有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子女华为妻，生下了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以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女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若木因为他的父亲有功，所以封他于徐，建立徐国。徐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是作为诸侯而存在的。周穆王的时候传到了徐国的32世孙徐君偃，他很聪明，对百姓又很好，所以深的百姓的爱戴，国力不断强大。当时周穆王喜欢云游四方而经常不问国家大事，诸侯埋怨他的很多，徐君偃于是产生了想要取代周穆王的野心。于是他自称为徐偃王，率领各国联军向周国进军，周穆王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返回京城，调兵前去镇压。徐偃王只好收兵而逃，他躲进了彭城一带的山中。由于他得得民心，跟着他到了山中得百姓很多。这座山后来就叫做徐山，徐州也因此而得名。周穆王也因此不得不封他的儿子宗于徐，称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春秋时期，徐国被楚国打败，国力从此日渐消退，周敬王八年的时候，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的后裔就称为徐氏，以国为姓，代代相传。

徐姓源流详介：

早在远古时期，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主要生活着四个大的部落群体。即西部和中原的炎黄集团，也称华夏集团；东部的东夷集团；南部的苗蛮集团；东南沿海的百越集团。徐姓的远古始祖就是东夷集团中的重要首领少昊。

东夷集团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群体。这是因为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鸟类栖息与候鸟迁徙停留的好地方。居住在这儿的人，自然以捕鸟为食，以鸟羽为衣，处处依赖鸟类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最后发展到以鸟为图腾崇拜。对于这一点，从夷字的本义也可看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由此可见，夷人善射，由此亦可推出，这个群体是以射猎为主要的生存方式。随着对鸟的图腾崇拜的加强，逐步开始以鸟为氏族、部落的名称和标志，再慢慢发展成姓氏。如东夷集团的四大姓偃 (燕)、嬴、子(燕子、小鸟)、凤 (凤鸟)，大约就是由此而来。

少昊，嬴姓，在古代典籍中，也被写作“少皓”、“少嗥”、“少皋”，名挚(也作质)，三皇五帝之一，又被称作“朱宣”、“白帝”、“西皇”、“金天氏”、“穷桑氏”。从少昊的名字中，同样可以看出其与鸟的关系。挚，即鸷，是一种猛禽。少昊的诞生，存在多种说法，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其中一种传说是其母女节，也称皇娥，夜梦流星人怀而有孕，生下少昊。少昊长大后，成为本氏族的首领，后又成为整个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始时以玄鸟，即燕子作为本部族图腾，后在穷桑即大联盟首领位时，有凤鸟飞至，大喜，于是，改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不久迁都于曲阜，并将所辖部族以鸟命名，分为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五个部族，在这五个部族之外，又分祝鸠、鹃鸠、鸬鸠、爽鸠、鹘鸠五个氏族，以及鹊雉、鹋雉、翟雉、鹈雉、晕雉五个雉氏族，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九个扈氏族，共二十四个氏族，形成一个庞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完整的氏族部落社会。

少昊在位期间，修太昊之法，以鸟名为官名，设工正和农正，分别管理手工业和农业，以发展生产，同时，还“正度量”，即订立度量标准，并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发明乐器，创作乐曲。在他的带领下，东夷集团得到很大发展。同时，还与炎黄集团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比如他就收留、养育了黄帝的孙子颛顼及其部族，并决定自己去世后由颛顼接任自己东夷部族联盟首领的职务。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寿过百岁，也有说在位百年，去世后葬于曲阜。陵墓在今曲阜市东4公里处，呈金字塔形，底边长28米，顶边长94米，斜坡高152米，上面有庙。整个陵园占地11万多平方米，有宫门、享堂、配殿、石坊等建筑组成。

少昊去世后，东夷部落联盟由黄帝的孙子，二十岁的颛顼接掌。颛顼，号高阳氏，三皇五帝之一。自幼聪明过人，相传十岁时便成为本部落首领，率族众迁往东夷集团所在地，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率族众迁到东夷集团所在区域穷桑一带，已不可考，但其深得少昊信任却是毋庸置疑的。八年之后，少昊去世，颛顼继位，成为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不久，将统治中心迁回中原，即今河南濮阳一带，许多东夷部落也跟着内迁。迁回中原后，颛顼又继承了祖父黄帝原担任的炎黄部落联盟首领的职务，身兼炎黄与东夷两大部落联盟首领，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在位七十八年之后，年近百岁的颛顼方才去世。颛顼陵遗址在今河南省内黄县三相庄西15公里处，南北长240米，东西长一百三十余米，有宝城、享殿和廊房，始建于唐代，重修于宋代。唐、宋以来，每年春秋两季或改元，皇帝都要遣使告祭。清宣统年间，一场龙卷风携沙将陵园全部覆盖。近年来随沙丘移动，已有部分建筑露出地面。

作为少昊后代的徐姓与颛顼发生关系是在颛顼之后。在所有的徐氏家谱中，徐姓的血缘始祖都是若木，若木的父亲是伯益，伯益的父亲是皋陶，皋陶的父亲是大业，大业的曾外祖父就是颛顼

据《史记》等书记载，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一次，女修吞食了一粒燕子(玄鸟)落下来的卵而有身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大业。 大业成年后，娶华夏集团少典氏族女子女华为妻，生子皋陶。皋陶，亦名繇、皋繇、咎繇、咎陶，字庭坚。

皋陶在虞舜时期，曾担任了掌管刑罚的士，明五刑，弼五教，使天下无冤狱，以公正、正直著称。在农业方面，发明了耒、耜等农具，为东夷各氏族部落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参与了大禹的治水工程，与大禹密切合作，不争功诿过，极力树立大禹在民众中的威信。虽然他在“知人”与“安民”等治国方面功劳不在大禹之下，但在舜去世时，却积极推荐、扶持大禹登舜位，当上了中原华夏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大禹对他非常感激，也认为他最贤德，遂选定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并授予他处理政务的权力，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禅位于他，可不久皋陶即去世，大禹很伤心，就把英(今湖北英山县)、六(今安徽六安县)一带分封给他的后裔。如今，皋陶墓在六安县城东8公里，六(安)合(肥)公路北侧，为圆形土冢，周长97米，顶高62米，顶部平面直径4米，墓前有碑，为清同治八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手书，墓上有黄栗树一株，形如伞盖。在墓东14米处，有皋陶祠，为前后两进四合院式。由于皋陶在当时口碑极好，影响很大，后人为纪念他，亦将六安县别称为皋陶城，简称皋城。

传说皋陶有六个儿子(一说三个)，其余几子被封在英、六等地，后陆续建立了英、六、群舒等小王国，只有长子大费(音闭)，又称伯益，与他长期共同辅佐舜和大禹，居功至伟，被舜赐为赢姓，继承赢姓正统，也就是当上少昊遗留下来的赢姓部落首领。自此之后，他的兄弟，继承了偃姓，向南发展，偃姓及后来所产生的姓氏即奉皋陶为血缘始祖，而赢姓及所产生的姓氏如秦、徐、赵、黄等则奉伯益为血缘始祖，其后裔主要居留在山东南部或淮河中下游流域，或远迁西北。

伯益，也被写作伯翳、伯繁、柏翳、化益，或只称益，这是因为伯本来就有老大的意思。因佐舜有功，被封于费。因此又叫大费、贯侯：由于原来少昊的赢姓氏族是以凤鸟为图腾，伯益被赐姓赢后，自然也就以凤鸟为图腾，成为赢姓正统：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名字看出，益也写作繁，而繁据《离骚注》解释，为“凤皇别名也”。伯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和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传说伯益通鸟语，能够调驯鸟兽，“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这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期，是非常令人惊讶和信服的。伯益还发明了以卦占卜岁时吉凶的办法。很年轻时，就随父亲皋陶辅佐舜，“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火烧林木，驱赶禽兽，这就能很快地开辟出大片平地，同时，草木焚烧后的灰烬又是肥料，这样，极大地便利了氏族部落的发展和农田的开垦，大大加快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吕氏春秋》等书中，还提到诸如“伯益作井”、“化益作井”等故事。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凿井技术是伯益发明的。凿井技术的发明，大大扩展了古代先民们的生存空间。在凿井技术未发明之前，先民们只有近河、湖而居，年年雨季还要受其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先民们可以进入相对远离河湖的广大平原地区生存、发展。所以说，对于凿井技术的发明，无论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去赞美都不为过。伯益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大禹治水成功后，向舜汇报时竟说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大为赞赏，将本氏族姚姓女子嫁给他为妻，后为他生下两个儿子：大廉和若木，同时，还对伯益说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而皂游，尔后嗣将大出。”舜的话果然没错，伯益的赢姓后裔后来分衍出徐、黄、赵、秦、江等十多个姓氏，俱尊他为血缘始祖。

大禹在位时，曾打算将首领位禅让给皋陶，皋陶去世后，大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并在晚年授政于伯益，让他协助自己管理所有部落、氏族事务。临终时遗命传位伯益。可伯益与他的父亲皋陶一样，淡于权位，在为大禹守丧三年之后，主动避让首领位置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隐居于箕山之北。启于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由于启的这个行为彻底抛弃了氏族社会长期以来的“公天下”传统，而代之以文明社会的“家天下”。为了政权的稳固和长久，有必要对坚持过去传统的有影响和有实力的氏族势力与著名人物进行清洗和整肃，声望卓著的伯益自然不能幸免。据《战国策》和《韩非子》记载，夏启即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待政权基本稳固后，开始进攻伯益，夏启六年，伯益被害，据说已年过二百。为了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隆重之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二儿子若木封于徐，即今天以安徽泗县为中心的安徽东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西北部一带。自此之后，徐姓的脉络开始清晰。徐姓宗族的主支由此繁衍、发展、壮大。若木，也就成了后世徐姓基本公认的血缘始祖。

若木因其父之功，夏禹时被封于徐，建立徐国，其故地在今江苏西北部及安徽东北部。徐国历夏、商、周三代为诸侯，周穆王时，传至三十二世孙徐君偃。当时徐国已很强大，徐君偃便想乘穆王巡游在外时代周称天子。他自称徐偃王，率各国联军向周进攻。穆王得此消息，乘造父驾的车，日夜兼程赶到京都，调军镇压，偃王弃国出走，躲进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的山中。由于他甚得民心，随他进山的百姓数以万计。这座山后来就叫徐山，徐州也因此得名。后周穆王封偃王儿子宗于徐(今江苏泗洪一带)，仍称“徐子’。春秋时徐国被楚国打败，国力逐渐衰弱。至宗十一世孙章禹，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0年)最终为吴国所并，其后子孙便以国为氏，称徐氏。

周朝初年，徐姓氏族已经比较强大，形成一个方国，史书上称作徐方。由于与商人同属东夷集团，因而，在周灭商后的商人反叛中，赢姓之徐即使没参加共同行动，也必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是周初平叛后没有分拆商人氏族的原因之所在。但随着周朝势力在东方的加强与巩固，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徐方的利益与生存。于是，徐方与周朝爆发了不止一次的战争，结果是互有胜负。这在先秦及后世相关文献中都有记载。《礼记·檀弓》篇中就记录了徐国大夫容居的回忆：“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西讨的对象必是周王朝，徐驹王可能是周初时徐国的国君，大军已到了黄河边，足见军力之强。并且，徐国国君也称王，与周王室平起平坐，这种行为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伯禽在鲁时，曾不断地去征讨。《史记·鲁世家》载：“伯禽率师伐之，作《费誓》，遂平徐戎，定鲁。”《诗经·阕宫》篇有：“鲁侯之功，……遂荒徐宅。”荒者，占有之意，在伯禽大军压境之下，徐国只得南迁，迁到淮河流域。因此，徐国也被称作淮夷、徐夷。由于屡次兴兵，又被称作徐戎。

徐国南迁后，仍然保持较强的国力，一方面，稳定周边形势，讨伐与其不一致的国家，包括同姓的舒国或其他徐姓部落，另一方面，积极备战。

古书中记载周昭王“南征不复”死于汉水，大致与征伐徐、楚有很大关系。到了周穆王时，正值徐偃王当政，国势大盛。据《竹书记年》记载，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另据《后汉书·东夷传》介绍：“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候，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整个东方，均由徐偃王管理，徐偃王俨然可以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成为东方之王。

徐偃王在徐姓历史上，是仅次于若木的最重要祖先，这是因为在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各徐姓家谱中，徐偃几乎成了仁义的代名词，导致几乎所有的徐姓家谱，如果有“姓氏溯源”这一部分内容的话，基本上都上溯到徐偃王，倘若上溯到若木，也必然将徐偃王作为最重要的一部分来大书特书。在各类徐姓家谱中，徐偃王被认为是若木的三十一世孙，也就是说，从伯益计，到徐偃王共三十三世。

有关徐偃王的记载，最早出于战国后期的《尸子》与《荀子》二书。

《尸子》久佚，引自他书，有徐偃王记载二条，分别为：“徐偃王有筋(古筋字)而无骨”，“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荀子·非相》篇将他与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同列，但没说明理由，只说到：“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或作焉字)。”

《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西汉初年，《淮南子·人间训》秉持《韩非子》记载为：

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 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

到了《史记》共有两处，《秦纪》中是这样记载的：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与穆同)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赵世家》则更详细：

“造父幸于周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后汉书·东夷传》：“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之后，是这样记述的：

穆王后得骥艰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在后世文献如《博物志》及各类徐氏家谱中有关徐偃王的记载：

偃王名诞，周昭王三十六年，徐母感瑞而有孕，足月后生下一卵，家人谓之不祥，遂弃于河边，有位姓独孤的老太太家养了条叫鹄苍的狗，将其叼回，放在床下，三天后因其污秽而被家人扔到水边，又被狗叼回。家人再想扔时，忽听中间有小儿的啼哭声，剖开一看，是个婴儿，形容端正，声气和绥。只是左手紧紧握住，直到七岁时方才伸开，手心中有特别的纹理，仿佛为“偃王”二字，因此，以之为号。这条狗后来将死时，化为黄龙，埋葬之所被徐国人称之为“狗垄”。由生卵我们可以联想到大业与契之母均是吞燕卵而有孕，徐偃王属东夷集团必定无疑，这又为徐氏出自赢姓添一佐证。

徐偃王17岁时，才艺过人，诗礼俱足，20岁时，文武兼备。继位后，广行仁义，去除刑争，“弛甲戈之被，坠城池之险，修行仁义，被服慈惠，视物如伤，以怀诸侯，诸侯贽生死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国，是共戴君为王。”一次，徐偃王组织的开挖连接陈、蔡间的河渠时，挖出一副赤弓朱箭，众人以为祥瑞，献给徐偃王。当时因周天子穆王喜爱巡游四方，以致国政无人管理，诸侯多有怨言。

一次，周穆王向西巡狩至昆仑山下，见到西王母，乐而忘返。徐偃王在东部诸侯的拥戴下，率36国联军向周进军。周穆王得讯之后，乘造父驾车，一日千里奔回京城，调兵镇压，徐偃王没想到周穆王能回来得这么快，不忍生灵涂炭，民众遭殃，于是收兵弃国，躲进彭城 (今徐州)一带的深山中。由于他很得民心，跟随他进山的百姓数以万计，这座山后来因之就被叫作徐山，徐州也因此而得名。周穆王打败徐偃王之后，因见他在当地很得民心，便不得不继续封其子宗于徐，但降为子爵，让他继续管理徐国。后来一说徐偃王死于山中，另一说到了今浙江衢州一带，老死于此。至今徐姓为衢州第一大姓，与此不无关系。后人还在衢州建有徐偃王庙，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专门为此写了《衢州徐偃王庙碑》：

徐与秦俱出柏翳，为赢姓国。于夏、殷、周女，咸有大功。秦处西便，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偾其国而沉其宗。徐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 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辨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贽玉 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夭于柏翳之绪，非偏有厚，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衢州故会稽大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丘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公旌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开元初，徐姓二人相属为刺史，帅其邯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复为刺史，放字达夫，前碑所谓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视农，至于龙丘，有事于庙，思惟本原，曰：故制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梁桶赤白（阝多）剥，不治图像之威（黑乙），昧就灭藩拔级夷，庭木秃缺，祈吐日慢，祥庆弗下，州之群支，不获荫庥，余惟遗绍而户其土，不即不图，以有资聚，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卿咸序应，是岁，州无怪风、剧雨，民不夭厉，谷果完实，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诬，乃相与请辞京师，而谗之于石。辞曰：

秦杰以颠，徐由逊绵，秦鬼以饥，徐有庙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为笑于顽，自初擅命，其实几姓，历短詈长，有不偿王，课其利害，孰与王当，姑篾之墟，太永之里，谁思王恩，立庙以祀，王之闻孙，世世多有，惟临兹邦，庙土实守，坚峤之后，达夫廊之，王殁万年，如始拊时，王孙多孝，世奉王庙，达夫之来，先慎诏教，尽惠庙民，不主于神，惟是达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篾之城，庙事时修，仁孝振声，宜宠其人，以及后生，嗟嗟维王，虽古谁亢，王死于仁，彼以暴丧，文追作诔，刻示茫茫。

《竹书记年》记载，周厉王三年时淮夷又曾侵洛。这种态势直到周宣王年间，终于又爆发一场大战。《诗经·大雅·常武》篇就记载了这件事。周朝出征的将领有南仲、皇父、程伯休父等，“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王谓伊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族，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致使“徐方绎骚”、“震‘晾徐方”、“濯征徐方”，结果导致“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徐方来庭”。战争的结果，是徐国彻底臣服于周王朝。

进入春秋之后，随着周王朝的日渐衰微和政治控制力的下降，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纷纷并起，称雄争霸，征战不已，无暇南顾，而南方的楚国势力也刚刚开始兴起，尚未北上。处于这种政治真空之中的徐国，也趁时而起，兼并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家，包括同姓的舒国等，开始了自己的复兴道路，并不断与北面的齐、鲁等国，南面的楚国，以至后来的吴国发生战争。随着齐、楚两国的逐渐强大和互相争霸，徐国变成了两国争夺的对象。开始时，过度靠近齐国，引起楚国不满，公元前646年春，楚人伐徐，虽有北方齐、曹等国军队来救，但还是失败了。随着桓公去世后，齐国地位和国力的下降，徐国的政治态度逐步向楚国靠拢。这又引起了北方大国晋国的不满，但由于晋、楚两国势力大致相当，一时难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晋国接受了由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帮助新兴的吴国训练军队，以牵制楚国。据《左传》成公七年 (前584年)条记载，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当年便“伐楚、伐巢、伐徐”。吴、楚在南方的争斗拉开帷幕，徐国力求保持中立，并与吴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吴国人北上，必须经过徐国，每当此时，徐国都热情款待。一次，吴季札经过徐时，徐国君殷勤招待，见到季札携带的佩剑，十分喜欢，形之于色。等到季札回国时，徐国君已死，季札到徐国君墓前祭扫后，将佩剑挂在墓前树上。人们不解，季札解释说：“我知道徐君喜欢我的剑，可因为我那时是出使上国，没能给他，但我已心许之，现在回来，人虽已故去，就挂在他墓前吧。”

徐国的这种中立态度，引起楚国的严重不满。公元前538年，以楚国为首，会盟诸侯于申，会上，楚国将徐子(即徐国国君)抓了起来。那次参加会盟的有蔡、陈、许等国，还有顿、胡、沈(皆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以及淮夷等。楚国又乘机攻克朱方。两年之后，徐仪楚朝聘楚国(传世有邻王义楚(金+瑞-王），向楚国输诚。

公元前530年，楚又伐徐，徐国的力量愈加衰弱，不得不反过来依附于楚国，以求苟延残喘。这样一来，又得罪了楚的宿敌齐国，公元前524年，齐便伐徐，使得徐不得不再转过来依附齐国。第二年，徐国又与宋、邾、那等结为盟国，以抵抗吴国北侵。在楚国的强大压力下，徐国最终投向楚国，这又大大激怒了楚的敌人吴国。公元前512年，吴派大军伐徐，筑防壅引水以灌徐国都城。城破，徐子章禹(亦作章羽)，也就是徐偃王的十一世孙，“断其发，携其夫人”逃到楚国，楚国将其安顿在夷(今安徽亳县东南40里的城父集)。徐国正式灭国。

徐国灭亡后，徐氏族人仍秉承以国为氏，以氏为荣。虽遭灭国之祸，然此心不改，直到数百年后的秦汉时期，又以氏为姓。

灭国后的徐姓族人，一部分继续留在原地。一部入分吴，其中著名的如徐承还当上了吴国大夫，公元前485年曾率舟师从每上袭齐。一部分西迁和北迁，入今山东、河南、山西一带。其余相当部分南迁。开始时迁至余长，古名涂水，《读史方舆纪要》言“涂水即滁河”，也就是今安徽滁县的滁河。之后，又有一部分入渡过长江，进入苏南、浙江、江西、湖北境内。这从当地的一些地名及出土的与徐姓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即可看出。浙江地区的杭州附近有余杭山，秦置余杭县，余与徐相通，前文已说过。湖州北有余不溪，溪上有余不亭，附近长兴有余干山，绍兴市南有会稽山，古称（涂土）山。湖北咸宁县有涂水，入江之处叫涂口，均可以为证。此外，在江浙一带还出土过若干青铜器，其中有几件可以明确考定为（余+都-者）器，即徐器。1979年4月，江西靖安县也曾出土过三件青铜器，可以认定为（余+都-者）器。

二、 迁徙分布

远古时期若木被封徐国的地方在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北部，这是徐姓的最早的发源地。在此地聚居的徐氏，在徐国灭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姓了。后来他们纷纷向北方迁徙。大致经过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在我国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形成了多处郡望。及古代的东海、高平、东宛等地。具体的迁播时间是：秦朝以前已迁入了山东。历史商有一个日本始祖徐福，也叫徐市，关于他渡海求不老神药的事，在历史上有多处记载，《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徐市，齐人，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嬴州，请地齐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徐市访不老神药的故事，虽然在不同的史书记载中有一些出入，但却为两千多年以前的徐氏迁播于山东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东汉以前已有徐氏再迁播到今天的甘肃省境内。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时候，徐姓已经迁播于北方的广大地区。徐姓的南迁也比其他的姓氏要早一些。据《东海堂徐氏族谱》的记载，在汉桓帝时，有一世祖徐稚迁居江西南昌； 2、世祖迁居至浙江龙游；3世祖分居于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好多地方。二徐姓的大举南迁是从魏晋开始的，隋唐时期在我国的南方又有了进一步的繁衍发展。宋末，徐姓人再由江西石城迁至福建的上杭、连城等地。元朝的时候，徐姓主要繁衍于广东的丰顺、梅县、海丰等 地。总之，徐姓在秦氢汉的时候 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下游地区，尤为山东繁衍得最为旺盛。从魏晋至唐代，徐姓主要繁衍于淮河及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宋朝以后，已经分布于广大江南地区了。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徐氏的大量繁衍就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徐姓分布详介：

从夏朝至秦初，徐姓一直活跃于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的江淮地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徐姓已经发展到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西、浙江、广西、四川、湖北等地。唐朝时，徐姓始人福建和广东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