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没有被埋在地下的话，一般只能靠家传来保留下来，即使是这种方法，对文物的损坏也是很大的，像家谱，一些磁器，和家具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文物在动乱年代是很容易被损坏的，历代的战争破坏了很多的文物，使它们不能留存，而且流到国外的也是很大一部分。再则，暴露在自然界中的文物更是难以抵抗自然界的侵蚀风化，要知道，即使是石头的化石，也是需要进行保护的，要在表面涂上保护层，所以，我们发现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在地下保存的。

错误划分，实际上摩梭人属于蒙古族。元代建昌路蒙古兵的后裔，现在土司阿家、喇家、八家郎家都还有古代传下来的家谱，清楚地写着是蒙古人，民国时代的地方志书也写的很清楚，“磨些，此族又名鞑子，蒙古人也。

云南方面也进行纠正，不再将摩梭人纳入纳西族。

1989年9月省人大常委会派出由刀国栋副主任带领的省人大民委工作组到宁蒗进行调查，12月6日工作组向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重新恢复宁蒗摩梭人族称的情况反映。在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视下，省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4月27日召开了七届十一次会议，会议上通过批准的《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中将其确认为摩梭人，此条例于1990年10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

摩梭,是摩梭人的自称;

纳西,是纳西人的自称

摩梭人和纳西人是纳西族的不同支系

后来,在民族识别时,鉴定他们属于同一民族,这样,用了纳西人的自称作为他们整个民族的族称

有个叫杨二车娜姆的人写书说他们摩索人不是纳西族,是因为她没有民族学知识,她说错了

好比云南撒尼人本来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但是,有次电视台做节目问<阿诗玛>是不是"撒尼族"的诗,标准答案居然说是"是"!

其实跟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性质的问题

土族是民和地区的土着民族，但土族之“土”字，并非土着的意思，而是特定的民族称呼。长期以来当地土族自称“土昆”、“忙古”，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昆”，藏族称土族为“霍尔”。从这些称呼中可以看出，土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族源可追溯到西晋时期西迁的吐谷浑，其族名也由“吐谷浑”之“吐”字逐步演化而来。这一说法为民和大部分土族群众所认同。民和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们已在此繁衍生息。

秦汉以前为羌人居地，西汉时纳入中央版籍。汉武帝昭和时期，在包括民和地区的湟水流域设郡建县。金城郡治(允吾)，就设在今民和下川口一带，自此，民和成为青藏高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通道。汉宣帝时，赵充国屯兵河湟，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始传入青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中川、官亭一带设白土县。(《民和县志》1-2页)两晋南北朝时的“土谷浑”，中唐而后语谬为“退浑”，(《新唐书·土谷浑》)，《新五代史》和《宋史》卷492，《辽史》又称作“吐浑”。总之，唐宋时有称作“退浑”、“吐浑”者。而“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故到元正式称作“土人”了。这时史书记载的“土人”，已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既不同于土谷浑，也不同于汉、藏、蒙古等族的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民族。土族族源以吐谷浑遗裔为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又不断融合了蒙古、汉、藏、回、羌等民族的成份。唃啰相传在北宋年间，西来的阴山鞑靼与西夏结合，同斯进行过长期的战争。

蒙古族系的部族在这个时期经黄河临津渡进驻黄河谷地民和三川地区，由成吉思汗部将格日利特带领的部属余部在这里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土族一部，主要生活在赵木川地区。

现在民和三川赵木川土族自称祖先是蒙古人，每逢重大祭典都要往东祭酒，以示不忘其祖。当地还留有当时蒙古军驻军的遗迹，据说赵木川窑洞是蒙军格日利特指挥部所在地，在当地人心目中极为神圣，只是祭祀祖先时才聚会于此。三川喇家村、鲍家村土族，原是黄南同仁迁来的 ，过去每年正月十五，他们还穿上藏式服装，到各庄巡游，以纪念祖先。

根据三川部分土族的族谱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曾有一批 从山西等地迁入三川地区，与当地土族人民长期相处，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了。民和三川官亭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原系山西平阳人，秦家家谱称其祖先原籍山西大柳树庄人。

这些汉民族主要是逃避天灾人祸，谋求生路，长期飘泊，跋涉远足西部土乡，与土族杂居，互通婚姻，逐步演变为土族。土族中还融有 、 尔族的成分。民和土族地区冶土司之祖， 尔人薛都尔丁元初为甘肃佥事，薛都尔丁率其部(均 尔人)进驻今民和米拉沟一带。其中大部分融合到了 中，有一小部分融合到了土族中。

历史上多有使者、商旅或军队由临津渡进入青海境内，以官亭为首站，官亭成为丝绸南路贸易重镇，明清时期曾出现“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极盛场面。东晋高僧法显、北魏时比丘惠生及宗云、隋炀帝及唐高僧道宣等，都曾先后取道于此，或往西域，或往印度(经 )。

民和境内这两条唐蕃古道阅历了两千年的沧桑，汉唐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一直都是经营青藏高原地区的战略干线，在人类文明和祖国统一，以及国内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三川地区土族形成发展有过举足轻重的历史性作用，特别是民和土族表现的浓厚的汉文化习俗色彩，不能不说是两条古道产生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远征，部众散亡寄生于当地，商贾穷途求存于土着也是土族的一个来源。土族形成以后，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同时其他民族也融合有土族的成份，这也是三川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相互亲善、友好相处的一个有力的根源印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族受汉藏文化影响较深。民和土族则表现出比较浓厚的汉文化色彩，故藏族称其为“嘉霍尔”，意即汉化了的霍尔人。在今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中，民和土族对汉文化教育尤为重视，接受融汇汉民族优秀文明程度先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