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已断代。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简介

　　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颐[yí]，(公元1033年—1107年)，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

　　程颐

　　程颐

　　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被世人称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二程的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至关重要，因此后世称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它作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他们的最高心理范畴是“心”，它作为“理”的等同物而产生人的形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二程的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二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珦[xiàng]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从新政到民初，国家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城乡工商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建筑是时代的年鉴，塘坝现存较好的有粮库西原赵晓炎宅院（赵钲权祖宅）、村支部原赵秀东家大院、原塘南大队部赵红本宅院东西门堂以及转弯裁去墙角、屋后打着菱形铁锔的老房子，从鸱尾山尖、滴水猫头、门楹石鼓等细节特征大致可辨认为这一时期建筑，静默中见证着往昔繁荣。伴随近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传统的农业却停滞不前，急遽破产，人们背井离乡。民国宁沪一带逃难谋生而来的以苏北人居多，大多无一技之长，只能生活在城市最底层。旧上海社会局对人力车夫生活状况曾有一份报告调查，抽样的304人中藉贯为苏北人竟占957%，以盐城、东台居多。以此类推，在货物搬运、清洁服务等男性其他经济低微行业中地缘构成的大致比例。就像多数苏北年轻女性来沪上从事纺织包身工一样，这类脏累苦“猪猡”般的工作自然被蔑视，也铸造了当地人对苏北人群的整体错觉。但上海、苏州作为近现代工商业富庶繁华地，谋生所得远大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耕作。如鲁德山老人所说：“一了塘坝四周大多是沤田、荒田、草田。西北边全长的芦苇没有人住。除了塘东的外来户，入冬前种点田，别的平时就靠六尺长的刀管二尺长的刀口斫草，春上斫嫩草卖给耕牛吃，冬天草老了斫装外去卖，有芦苇、茅草、红柴草。”“好田都被大地主占去了，赵咸甫家几千亩的田从罗磨堍向南一直顶到江边上，庄上的也有村民跟他们租地种，田一年一熟，又旱涝频繁，收成不高，弄的点粮交把地主剩下的不够吃，剩下的时间要么就薅草装船撑往各地贩，要么把家门一封外去罱泥讨饭，而灵活的早就到苏南上海投亲靠友找活计赚钱去了。”尽管倍受鄙夷也丝毫未能阻止大家留寓江南，甚至是戈公振这样的有志青年当时也认为：“我要到上海工作去，将来即使在上海马路上帮修路工人敲石头，也不回来了。”包括赵钲镗胞弟赵钲焕，其作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生留沪，也只是在造船厂找到份了普通差事。但即便成了文化人，若干年后在地域偏见根深蒂固的当地人群中亦遭漠视。赵蓝天先生（1893～1963）为我国早期寥寥无几的美术界专职设计人员。1913年上海神州法政专科学校肄业后，曾短暂回乡，在大兴围市第四初等小学莫庄福兴庵执教，同时坚持自学绘画临摹，初宗陈洪绶、华岩与海派钱慧安，人物仕女花鸟画融会诸家之长。其笔法简练柔劲，清雅秀润，深受高野候、丁辅之等人欣赏。1920年经戈公振引荐以赵蔚之名，在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专事书籍插画，1922年旧年底应中华书局图画部主任郑午昌聘请，以字行于中华书局从事《小朋友》等儿童杂志、书籍的装帧与插图工作，前后达30多年。其在书局资历可以从1951年“纪念劳保条例的实施向光荣退职养老的金子墩先生致敬”书局编辑部同仁毛笔签名单上略见一二，名单上有：葛绥城、曹公威、吕伯攸、卢文进、孙荦人等等密密麻麻五十几人，先生的名字写在最上端抢眼处，足以说明同事们的尊重。时年先生五十八岁，已接近退职养老年龄，签名中唯原书局董事“一代辞海编纂大师”舒新城与之相仿。事实上，52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从《小朋友》半月刊和少儿科教书籍看，先生并没有及时得到退职养老，因为编辑部绘画缺少新人，他被少儿社挽留继续工作，这一时期，除去《小朋友》日常事务，经先生创作的文教科普图书，笔者统计有三十余本之多，如《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国古代大科学家》、《中国古代寓言》、《水的故事》、《灵巧的双手》、《小杜鹃》中等等散发着童心趣味的经典插画，一直为广大读者记忆，直至58年六十五岁高龄才完全退休，已知先生最后一本新书绘图为1957年12月《云牌舞》。可见先生晚年工作之繁重，为了新中国少儿美术事业不辞劳苦，尽心竭力。有幸在华夏拍品上读到一段先生写在老照片上的小楷题跋，似乎更像一份自我总结，尤为珍贵。全文如下：“中华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创立二十周年纪念摄影(193211)。左边因屋漏蚀去剪余留此。一九五五年秋因病在家休养，检阅行箧得之逐一审视。感慨过去同人散者逝者升者富者老者贫者，见其形不知其名，遇其人不记其姓。廿余年来，几度沧桑，流离忘祖，揽镜观容，已非旧我。一九五三年中华经理人派来少年儿童出版社服务，愧对虚名，无多供献，能力退化，可畏后生，新陈代谢万物之常制。我胸怀延年益寿远景于将来，祝社会其永固。十月蓝天观后记”。寥寥百言，细品之，让人感慨万千。从屋漏、病患、忘祖到谦卑、赞美、祝福，无意中记录了先生在沪生活的若干细节，几经战争颠簸，又因为土改成分划定难以归乡省亲，多年漂泊在外，居家困蹇，老虎天窗的屋顶年久失修，但对新生少儿事业依然抱着一腔热情，虚怀若谷，时刻激励新人。病患中不忘担当，期待早日康复重回岗位。憧憬未来，对新中国强盛寄以厚望！坦坦荡荡，人格魅力何其强大！在狂飙突进的变革面前，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胸怀大志，工作兢兢业业，禅精竭虑，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完美地展现出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这样履职尽职的道德追求早在三十年前的《小朋友》（1925年第151期）编辑人故事诗“裁缝师傅”中先生就有所浪漫自喻：“我愿意用我的尺，去把我这小弟弟（国家）的身体，量他一个仔细；再用我的针线，去把四万万人的热腾腾的心，一颗颗的缝合拢来，做成一件伟大而坚实的大衣，替我这小弟弟往身上一披，使向来很欢喜他的，更加更敬他爱他，使向来想陷害他的，再也不敢来相逼相欺。”时值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军舰示威，逼迫北洋政府出面干涉工运局面。只是我在阅读中华书局历史文献时，又遇一吊诡，在书局众多非沪藉人员回顾《小朋友》周刊杂志时都无一例外地提起先生，其画艺与品质为大家赞赏，如福建藉黄衣青、广东藉任溶溶、浙江藉陈载耘、任大星等等文中所述。出乎意外的是，杂志第三任主编、著名儿童作家陈汝埙，宝山县人，年轻时就对此画刊惊艳不已，亦经常投稿，47年-54年与赵蓝天同在杂志编辑所、少儿出版社共事七年之久，却在书局七十年纪念《我和中华书局》一文中缄默不语，或曰沪地人陈年积习，大略又出于文革中被冲击心有余悸，对地主身份传言同仁的某种避讳。饶有兴趣的是陈在书中谈到编辑所另一名专职画师沈子丞，嘉兴人。相对赵蓝天在图画部专注儿童画设计，沈更多司职美术通俗普及读物，及后期电化教育动画、幻灯片撰绘。其字画古朴雅致，上世纪70代初应我县跃进工艺厂邀请，参与抢救濒临失传的青丝绣工艺，县上老一辈应有印象，记得家中有一件未裱的字联，似乎是沈字，拆迁中这手迹混在旧书堆里连同一幅鲍牡丹被我当着废纸处理，想起来怪为可惜，才疏学浅果然应了台城人那句老话：“曹家富看报，不了不了”无识之笑谈。絮聒不平是懊恼这位主编回忆没有让我得到所需的东西。从不确定性的敏感臆度历史风情，结果未免尴尬。有如伪命题“苏北人通敌”在淞沪战争后被沪地舆论人当着替罪羊彻底污名化之牵强，歧视更像是因国家战败的罪责，归咎于某种人的需要，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加剧了对***人的绞杀，从而激发起更多的热血青年对其恐怖统治的抗争。

《中共交通大学党史大事记》有这样一条记事：“1932年11月6日王镇钰、陈延庆、赵春官参加法南区委“砸柴拉报馆”行动，遭捕收押。年底无罪释放。”柴拉报为俄国人流落沪地所办的侨报，因报纸污蔑中国学生抗日运动(实际上是法南区委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布置的一次联合行动)，报馆即遭到学生用啤酒瓶捣毁玻璃。王镇钰辽宁复县人，时任中共交大支部书记。陈延庆盐城人，组织干事，后来易名为王翰，是胡乔木妹婿，解放后在监察部工作。赵春官则为32年底新发展党员，遗憾地是在交大以外公开性资料里，同为事件的主要执行者赵同学却似乎被历史埋没。笔者在《交通大学年谱》1932年土木工程学院三年级学员名单上查到赵春官的名字，藉贯为“浙江东台”,很是蹊跷。陈延庆为其同班同学。“砸柴拉报馆”行动本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切实际的幼稚产物，比如在“武装保护苏联”等口号下频繁发起城市斗争，使一次次刚刚建立的党组织又脆弱地暴露在对手面前，失败是自然而然的收场。对于叙事性文献中无具名叛变内奸之说，似乎倒也成了这类政策上的甩锅，而此次捣毁理由更像是因为该报“以反对该国政府为事”或“拥护白俄”，从鲁莽的行动中，也大体看出当时党组发展模式和苏北青年英勇个性以及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事件后经律师沈钧儒、史良、潘震亚等人义务辩护，年底三人被判无罪释放。总之经历了这番挫折，学校党支部遭重创，赵春官被迫从中共组织退出，得以完成学业，藉贯“浙江东台”的尴尬看上去也是某种情原下避慊的结果。其与钱学森同届，1934年3月为“拟往美密歇根大学留学”人员，6月底毕业未能成行，奉交通部分发各铁路工务段服务，先后派赴粤汉、京赣、黔贵路担任桥梁设计及监造。抗战胜利后与交大同学费徐人寿、费骅、宋家治、朱榕坚等人去台主持交通水利建设，为台湾土木水利界主要人物。赴台后，赵春官先后历任基隆港务局工务组长、总工程师职务达二十年，主管基隆港工程、台湾造船公司10万吨级油轮船坞等等海港工程建设，其对港湾工程的评估、规划、设计及施工督导经验丰富。藉以防波堤和水坝导流堤设计与施工上的研究见解，著有《防波堤概论》(1960年)。据基隆港务局“为拟请派赵春官为本局正工程司”内部人事任用调迁封发时间为1947年1月15日。基隆港务局“工务组组长赵春官请派任”案卷时间则为1947年3月25日等等，推测其应徐人寿(194511-19632任基隆港管理局局长)邀请去台建设，确切时间不低于1946年,有资料表明基隆港援台技术干部到位时间为当年3月。1966年、1969年又分别经李国鼎、费骅荐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技术顾问和台湾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司协理、港湾工程部经理等职务，参与台湾科技对外交流，负责台中苏澳两港规划建设。七十年代应赵耀东(1915-2008，淮阴人)邀请担任台湾“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全部土木工程，悉心策画，戮力操持，使得钢厂土建工程及基础设施规划按期达成。检索台“中钢”人事参考，其任副总经理工程事业部负责人的时间为1974年7月-1977年6月。1974年奉命筹建台“中钢结构公司”，并出任董事长至1988年退休。1995年11月离世。综合以上信息及对台海洋工程学会、交大友声等记事索引补遗：赵春官，字伯卿，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塘坝镇，父振甫公为文史名家。1925年小学完业后就读省立扬州中学，1930年毕业一发即中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实为平时劬学所致，又若干年后与昔日扬中弟子徐忠猷的沉箱拖放割头之赌云云，也回应了笔者的孜孜以求、年鉴中藉贯歧义以及孳蔓其人生的漪澜与爽朗。塘坝赵氏家谱世系图上为：“赵钲铎，子赵春官、赵冬官。”

著作：

1．《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与何龄修等（本人承担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

2．《中国古代史料学》，与陈高华等，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再版

3．《清代全史》10卷，任第3卷分卷主编（本人写17万字）；担任第二、三、四卷写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方志出版社，2007年4月再版

4．《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撰写5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

5．《海上丝绸之路》，与陈高华等，海洋出版社，1991年

6．《中国屯垦史》下册，与王毓铨等（本人承担10万字），农业出版社，1991年

7．《清朝典制》，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6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8．《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与李中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9．《中国史稿》第七册，合著（与何龄修共同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7万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康熙帝本传》，与杨珍（29万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1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代卷》，主编并参与写作，本人承担8万字，齐鲁书社，1996年11月

1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编》，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30万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重印

13．《中国航运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

14．《中国屯垦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

15．《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45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

16．《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史》，参加农业编第二、三章写作（14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

17．《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40万字），与李中清等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水利史话》（11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再版

19．《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35万字），与定宜庄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20．《清代民间婚书研究》（28万字），与定宜庄，人民出版社，2005年

21《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45万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7月

22《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71万字），杭州出版社，2010年11月

论文：

1．《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

2．《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与张泽咸、王曾瑜，《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

4．《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

5．《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华书局，1982年

6．《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

7．《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的三饷蠲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8．《康乾盛世》，《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

9．《明末的三饷加派》，《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清代田土计量种种》，《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

11．《清代地方志的纂修》，《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12．《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13．《郑成功和施琅》，与何龄修，《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怎样学习清史》，《书林》丛书《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清代的量器和量法》，《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16．《清朝的会典和则例》，《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

17．《清前期天津的海上交通》，《天津史志》，1985年第3期

18．《清代的粮食贸易》，《平准学刊》第1辑，1985年

19．《川剧“拉郎配”史实考》，《学林漫录》第11辑，中华书局，1985年

20．《简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1期

21．《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

22．《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23．《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

24．《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

25．《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

26．《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平准学刊》第3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

27．《珍贵的资料、丰富的收藏——介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台湾家谱资料》，《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

28．《清代牛租剥削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

29．《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0．《犹他家谱学会和它收藏的中国资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

31．《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

32．《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3．《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

34．《述康熙整饬吏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35．《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开南洋贸易》，《平准学刊》第4辑（下），1989年

36．《花生别称小考等二篇》，《平准学刊》第5辑（上），1989年

37．《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国外来船等三篇》，《平准学刊》第5辑（下），1989年

38．《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9．《孔姓家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谱牒学研究》第1辑，1990年

40．《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1．《明清两代诏选“淑女”引起的动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

42．《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3．《制度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44．《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

45．《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与李新达，《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

46．《康熙帝玄烨》，《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47．《清代湘西苗区屯田》，《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48．《清代江南大侠甘凤池》，《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

49．《清初四川“招民垦荒”和经济发展》，《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0．《明代的内河航运》，《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51．《清代山东粮食亩产的估算》，《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52．《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3《刷新政治、改革经济的清世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海南出版社，1993年

54．《小农经济运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55．《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56．《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2期

57．《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食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8．《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59．《近世商业观念的转变》，（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

60．《漫谈清代的人口政策》，（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

61．《清前期内河航运考略》，《清史论丛》，1994年

62．《读〈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

63．《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5．《清代的皇族》，《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

66．《清代绅衿阶层婚姻状况的考察》，《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67．《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日）《中国史学》第6卷，1996年

68．《清代的纳妾制度》，《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

69．《清宗室的等级和特权》，（台湾）《历史月刊》第109期，1997年2月

70．《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数的大体估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71．《清代的童养媳——55例刑事案例抽样分析》，（韩）《东洋学研究》，1998年4月

72．《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湾）文教基金会，1998年2月

73．《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74．《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

75．《清代婚姻关系的变化与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2期

76．《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7．《补阙拾遗 以小见大——读〈清代科举制度考辩〉》，《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

78．《嘉庆间图钦图敏信奉天主教论处案——兼及宗室苏努获罪被纠史实拾遗》，《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79．《介绍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明清档案和曲阜孔府档案》，（台湾）《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

80．《清代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81．《清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1999年号，2001年

82．《寻找真正的活历史：人口统计、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结合的新尝试》，与定宜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83．《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84．《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85．《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

86．《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87．《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88．《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89．《读〈清代科举家族〉》，《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90．《情理法的矛盾：清乾隆朝妇女奔逃案件中的情欲因素》，《情欲明清·达情篇》，（台）麦田出版社，2004年

91．《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明清史论丛——孙文良教授诞辰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

92．《清代男女生育行为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3．《清代小农家庭规模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94．《清代的妇德教育》，《清史论丛》2007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95．《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96《清代社会变动和妇女的思想行为》，《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85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97《清代的灾害和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98《清代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Higher Education Press,Volume4-Number2-June2009)

99 《清代的任官回避制度》、 《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清代的“农转非”》《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1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100《清代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营的新概念》，《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2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101 《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清史论丛》2009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

102 《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政策投入》，《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03《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04《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追溯和思考》，《浙江学刊》，2011年3期

史料整理：

1．《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明代档案史料）》，合作项目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

2．《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清代档案史料）》，合作项目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1985年

3．《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清代部分），与陈智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与邓自燊，《清史资料》第7辑，中华书局，1990年

前四届谱序对宗谱要义的论述十分精辟，现代学者认为正史、方志、宗谱三者组成了中国的历史大厦，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首推宗谱，宗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为正史和方志提供可靠资料，还为人口学、遗传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宗谱是本着同根相系，长幼有序的原则，祥明记载了本族渊源和祖辈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的绵长历程，表彰孝敬长上，睦邻和亲，道德高尚的族人和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宗亲，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激励族人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同于只记载帝王将相或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书籍，也不同于各种人物词典只记载与专业有关的人物简介。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百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都为历史的前进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他们竖碑立传是理所当然，用文字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正是体现了普通百姓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国早在周代就设立“小吏”，掌诸侯志乘，是宗谱之始。秦汉时期中央设“宗正”,位列九卿，其职责主要是“掌亲属”，编修和保存帝室及诸侯王族的谱牒。东汉时一些名门望族编修民间家谱，如《杨雄家谱》、《邓氏家谱》和颍川太守卿氏《万家谱》先后问世。东晋贾弼撰《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氏簿状》，萧梁王僧儒撰《十八州谱》、《百家姓》、《东南谱集抄》史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两个典型的谱学世家。民间修谱从此盛行，家必有谱，官必有籍，婚礼选择都依据谱籍。到了唐代开科取士，门阀观念减弱，谱牒为用也渐次减弱，但一些著名文人和历史学家如刘知等许多人物仍然纷纷参与编撰谱牒和谱学著作。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又各创谱式，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使民间修谱规范化，形成欧苏两大派，到了明代，欧苏二体逐渐合流，演变成欧苏合体的规范化模式。司马光、郑樵、王安石、文天祥等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都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著，明清以来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全国。民国时期各族各姓普遍续修一至二次，我崇让堂抗战前夕续修一次，至德堂抗日前后各续修一次，有的姓氏修全国大统谱，1947年吴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发起编修吴氏全国大统谱，因战事暂辍。解放初始完成付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宗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为避嫌，多将宗谱当废纸处理掉了，看到宗祠被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续修宗谱一事更是无人提及，但是也没有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批判宗谱的文章，也没有听说过政府在大小会上批判过宗谱的事，即使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和政治运动中，人们也只是将宗谱收收藏藏，从没有听说过因宗谱而获罪名的。相反某些人和事在宗谱上得到印证者常常批露于报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路过家乡时，还按古代谱式亲笔书写了本房亲属的家谱谱稿，北京图书馆清理出2250种宗谱供人阅读，上海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派人到全国各地抢救宗谱，广乏收购，收藏了一万二千多种近十万册家谱，包函3328个姓氏，其中吴氏宗谱就收集到436种，前几年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供人们查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面貌为之一新，如我族岳西一支成员，是清嘉庆年间，正极公去世后夫人背着丈夫遗骨，带着四个儿女逃荒到岳西高山垦荒，相传九代已繁衍到110多人，改革开放解决温饱之后，子弟都进了学校，现在涌现出六名在校大学生，一名女研究生。这样的好时代，值得大书特书，如实记载，因此全国各地民间修谱已很普遍，三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陈、罗、赵、吴、陆、李、刘、王、黄等姓的通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氏通书》《廖氏通书》《覃氏通书》最近也正在编写《吴氏通书》。山西社科院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编印了《中国宗谱目录》，《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断发表宗谱的有关信息和谱学文章，中央电视台和不少省市电视台，都连续播映了《百家姓》和表扬了“松花江畔修谱人”——尹律山的感人事迹。1994年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故乡编印的《胡氏家谱》就得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指导和支持，1999年元月上海举行了“全国谱牒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1983年台湾举行了“亚洲族谱学术讨论会”，美国每年出版上万种各式家谱。江西、浙江、广西等各个省、市、县的许多姓氏大都续修了宗谱，安徽省各县市也都印刷了几百种家谱，安庆新编的《高氏家谱》、《马氏家谱》、《李氏家谱》、《刘氏家谱》、《戴氏家谱》、《斯氏家谱》等等几十个姓氏的家谱，谱式各异，五彩纷呈，印刷也很精美。今年四月无锡吴氏再次发起编修《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我崇让堂趁此归宗，将本届宗谱呈送泰伯始祖庙。

纵观我国谱牒，无不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层面，本届续修家谱，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有序的记载我族成员。以期达到敬祖、存史、育人的目的，续修不是单纯的延续补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编辑，收入对象是：1937年健在和本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成员凡自愿入谱者，均详明载入，女儿和儿子一样列为传主，传文栏内记载配偶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女儿可记到第三代，其后代愿随吴姓，则按传主另书传文，以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传文记载生、卒、葬、时间、地点和对社会某一方面作出的贡献。除载明职业外均是务农，生不立传已是约定俗成，为了表彰宗亲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族人求学升造，积极向上，设《鸿爪篇》，将有一定社会地位，学位，和职称的个人简历一一编入，虽不同于老谱模式，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老谱原有内容一般不做更动，依照老谱的凡例给予编印，为便于阅读，将《源流序》译成白话文附后，其他古文字的七篇序言和记加以标点和注释，《书讳书字辨》也加标点印于卷首，老谱的传记也由福歆加以标点和注释。为了便于查阅，不少卷的采编人编制了世系简表，附在每卷之末，一目了然，也是创新。对于十条家训，四种礼说和五篇祭文，已跟不上时代要求，以法治国，无须另立规矩。社会在前进，礼制、祭祀亦有新的风尚，所以将这些内容加以标点编入附录，供后人和学者们以作资料研究，还有三大本公堂契据和法院判词，已无保留意义了。老谱古文的标点注释皆经祚宁先生校勘、补注，照片由祚林拍摄。

认祖归宗，热忱欢迎，怀宁县小市镇，禅师村，兰桥队我吴氏连松公房曾单独修谱，因乱谱失，仅保存先祖牌位，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字，其字辈是“神武成周德，诗书发世昌，曹邦传祖志，君伐永贤良，谋事补诹知，斋悦映吾疆。”他们每年清明节祭祀时都在老屋旁向崇让堂原三公房的国祥、国圣、国贤三公之墓祭拜，认定此墓是他们的祖坟，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次得到崇让堂修谱的消息，即派世烈为代表与谱馆办公室主任福钦联系。要求认祖归宗，理事会一致表示欢迎，七月十四日由邵绿、怀宁、福潭、福钦、祚林五位代表前往兰芝桥会见宗亲，受到世烈、世鼎、世恒、世节、世新、世明、昌质、小平、昌节、小龙、昌龙、昌南、昌飞、昌燕、昌虎等十五宗亲鸣鞭迎接，亲切握手，相互问好，议定连松公后裔108人全部载入崇让堂第五届宗谱，字辈从世字辈改为自字辈，余类推。因祠堂被焚，尚未恢复，连松公等先人牌位置原厅供奉。话别时又鸣鞭远送，依依不舍。

由于我族面广人众，在谱人数巳达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三人（传主人数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人 夫人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人 女儿未列入传主者一万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在世入谱人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在世传主数一万零五百三十人 在世夫人数五千零二十六人 在世未列入传主女儿数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分散在海内外及各省市，无法联络，遗漏者数千，新谱问世就可以起到宣传作用，望各地族人闻讯后主动与谱馆联系，将自家谱稿寄来，在适当的时候再编一本补遗。

本人才疏学浅，谱成匆匆，漏舛讹，统叙失谋，创新亦或违例有待后贤重纂完善。本届宗谱全赖各位副总编、责任编辑、特约编辑以及征稿采访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但分文不取，不少人还私下贴补邮电、交通费用，难能可贵，两年半的努力终于修成五届宗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二世孙怀宁敬撰

二000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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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先生其人

钱锺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锺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钱先生其书

《管锥编》是钱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详细生平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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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