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杨氏家族是什么地位？最后为何会造反

杨应龙算得上是播州的土皇帝，追溯杨家统治播州的历史，从唐宣宗在位时，杨家祖上便因平定播州有功，接受朝廷任命，负责统治播州。

虽朝代更迭，但由于播州山高路险，地处偏僻，再加上杨家势力在播州根深叶茂，对朝廷又一直非常顺从，因此杨家在播州的统治地位，一直得到历任朝廷的认同。

明朝建立政权后，作为播州土司，杨氏先辈积极向朝廷称臣纳贡，朝廷也为笼络人心，也把统治播州的杨氏先辈任命为宣慰司(从三品官职)一职，多次免去播州的税赋和徭役。

公元1571年，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成为统治播州的第29代土司。

杨应龙不仅会打仗，还很会和朝廷处关系。自他上任到1586年这段时间，他前前后后向朝廷进贡了十次，每次都会进献大量的良马和木材。

特别是1586年，万历皇帝要修整宫殿，杨应龙特意进献了70根大木美材，万历皇帝因此龙心大悦，不仅赐他飞鱼服，还想再赐他蟒衣玉带。由于受到礼部反对，才没有这样做，但还是把他提拔为都指挥使(正二品官职)。

当时的明朝并不太平，周围的少数民族多有叛乱。杨应龙每次都积极配合朝廷四处平定叛乱，由于他辖下的兵甲众多，再加上他很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因此在数次平叛中，立功不少，深得朝廷器重和信任。

可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应龙居然起兵造反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杨应龙虽然和朝廷处得相当融洽，但由于历代便是播州的统治者，再加上几百年的经营积累，权大势大，他在当地俨然以土皇帝自命，其住所不光雕龙刻凤，还私用阉人为官，为人更是骄纵跋扈。

不光骄纵跋扈，他还阴狠嗜杀，狡诈多疑，对所辖的“五司七姓”(五司即真州、余庆、白泥、容山和重安，七姓即五司所在地的统领田、张、袁、谭、罗、吴等七姓)多有盘剥刁难，对于统治下的百姓和兵甲那更是残酷暴虐，草菅人命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搞的民怨极深。

杨应龙有个小妾田氏，最得他宠爱，田氏一心想取代正妻的地位，所以时常在杨应龙面前诋毁他的正妻，杨应龙听后不辩真假，竟杀了正妻和岳母。

事情发生后，正妻的叔叔张时照恼怒不已，于是向朝廷告发杨应龙谋反。就在张时照告发不久，贵州巡抚叶梦熊也弹劾杨应龙诸多不法之事，要求朝廷予以严惩。

的确，杨应龙久踞播州，而播州又处于四川和贵州要塞，一直以来，经济往来都非常频繁，是个富庶之地，所以身为土司的杨应龙，自然要比其他土司财力雄厚，手下的兵甲的数量也更为可观。

然而当时驻扎四川的官军却不堪一击，因此，杨应龙起了吞并四川的野心。他暗中招兵买马，不断扩大势力范围，这不得不引起朝廷的警惕。

就在万历帝犹豫之际，叶梦熊又上了奏折，请求朝廷对播州进行改土归流，以削弱当地土司的自治权。

万历帝认为有理，于是在1592年命杨应龙到四川会审，由于证据确凿，按明律，杨应龙当斩，就在这时，倭寇进犯藩属国朝鲜，杨应龙便主动提出以2万金赎罪，同时他率兵攻打倭寇，以戴罪立功。

就在杨应龙出征在路上时，朝廷由于改变了策略，所以又命杨应龙班师回朝，随后，新上任的四川巡抚王继光却偏偏揪着杨应龙的案子不放，非要继续审理此案。

杨应龙却不买账。于是，经过朝廷同意后，王继光率军围剿杨应龙。在娄山关以南处，由于杨应龙诈降，导致明军麻痹大意，遭到杨应龙的偷袭，官军死伤大半，王继光也因此被追责革职。

随后，朝廷派兵部侍郎邢玠处理杨应龙一案，邢玠是抗倭名将，在对待杨应龙的事情上，他一向主张“以德服人”，能招降绝不开战。所以，他向杨应龙发表檄文，希望杨应龙能到四川接受审查。

杨应龙为了了结此案，听从邢玠的建议，不光将与官军作战时最为凶猛的12名将士捆缚后，交给朝廷，还提出愿意纳银4万两，并协助朝廷采木赎罪。

万历皇帝听从了邢玠的建议，答应了杨应龙的条件。不过为了惩戒杨应龙，让他的儿子杨朝栋承袭了他的职务，又把他的次子杨可栋留在四川做了人质。

这样一来，风波也就算平息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做人质的杨可栋突然死了，杨可栋死后，杨应龙到四川都府去要儿子的尸体，结果遭到四川知府的拒绝，并勒令他缴齐罚款后，才归还尸体。

1596年，暴怒的杨应龙在集结兵力后，开始起兵造反，他先是派兵对余庆、大呼、都坝等地大肆袭掠，由于官军多不能战，因此杨应龙攻城掠寨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攻破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贵州洪头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侵扰湖广一共48屯，造成的损失不可估计。

万历皇帝得悉后，龙颜大怒。为了能尽早控制杨应龙造反的势头，他急命在官军抵达之前，由贵州巡抚江东之率驻军3千人先行抗击。

杨应龙兵强马壮，江东之率领的这点人马，还不够他塞牙缝的。所以，刚一遇上，江东之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将士无一生还。

杨应龙数战数捷，气焰更加嚣张，颇不把官军放在眼里。他一边征召苗民，壮大势力;一边又数次向朝廷表现他是万不得已，希望能得到朝廷赦免，借以迷惑朝廷。

1599年，杨应龙击杀明将，夺取綦江，眼看就要逼近重庆，万历皇帝情急之下，集结湖广、甘肃、浙江、贵州、四川等地的军队，又从辽东抽调回大部分军队，以30万大军围剿杨应龙。

在官军的轮番攻击下，杨应龙的势力很快土崩瓦解，仅支撑了3个月便被官军破城，7个儿子也先后被官军俘虏，杨应龙眼看再无退路，万念俱灰下，拉下两个小妾自尽而亡。

不过，杨应龙想得实在是简单了一点，他的尸体最后被带回京城，和他的7个儿子一起受到了磔刑，统治播州7百年之久的杨氏家族，也随之烟消云散。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

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

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

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

《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

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

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

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

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

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土司遗城海龙屯》是由石姝丽执导，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部探索发现历史类型纪录片。

《土司遗城海龙屯》是一部由摄制组历时4年拍摄制作的贵州省遵义市土司遗址海龙屯考古发现全纪录片。该片从土司遗址海龙屯的考古工作入手，根据逐渐完成的考古成果以及不断涌现的新考古线索，陆续构建还原出一个统治遵义长达725年的杨氏土司家族与四个中央王朝相互依存的历史原貌，并依据明代古画平番得胜图制作服装道具，还原了明朝真实的战争场景。

土司遗城海龙屯是一部由获得金鸡百花等多次纪录片提名的导演朱晶担任制片人，石姝丽导演的大型考古探索历史纪录片。本纪录片介绍了“杨氏政权”入播以来，发生在古时播州的那段历史，揭示末代土司杨应龙反抗朝庭背后的真正原因及平播战役的前因后果。 

认为江心坡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的主要根据，是江心坡地区的原主要土司，比如孟养、里麻等地土司（孟养土司的管辖地还要越过江心坡以西）曾受过明、清两代王朝册封。土司制实是中国控制边远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手段，绝大多数原册封的土司领土，后来成为中国的领土。

中缅边境地区，数百年来一直有着大小不一的争夺战。明代开设三宣六慰，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甸，并不断进攻明朝所属的土司。人民出版社《世界通史》载：“缅甸（东吁王朝）统一的最后完成，是在莽应龙统治时期（1551－1581年）。莽应龙先于1555年占领阿瓦，1556至1557年建有征服了北部掸族诸小国，东部国境到达泰国境内。经过三次战役，先后占领孟养、孟拱、蛮莫、孟密、伽沙、猛别等地……”

清朝与缅甸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是为了消灭逃入缅甸的南明残余力量。结果就是缅甸将南明永历帝交给清军，李定国病死，南明在缅境内的最后残余力量瓦解。清军达到目的即返回云南，随后清廷与西南清军主将吴三桂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内部权力斗争上，由于此次战争目的本身不在缅甸，所以对于边境没有多大影响。第二次是在乾隆年间，清军再次击败缅甸，缅向清廷臣服，成为中国的外藩。这导致英缅第三次战争后，缅本部全境沦为英殖民地，但正式的吞并条约是在中英之间签定的。

江心坡指的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以东的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北起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不过网上流传的7万平方公里说，其实是指密以北的大部分缅北地区（台版中国地图中，把它们都划入中国版图）。现在多属缅甸克钦邦。而所谓“江心坡问题”，其实就是中缅边界问题，确切的说，主要是北段边界是如何勘定的。

争议

江心坡为中华民国政府法定领土的一部分，1941年被中华民国以“永久租借”的方式租借给当时的英国。1949年以后归于缅甸的地方政府自治。依据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丧失其主权，但中华民国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其与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自称“学者”）蔡咏梅指出，江心坡即是位于云南省高黎贡山以西的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长约2000里，宽约500里；北起西藏察隅县，南至缅甸尖高山，在清朝乃属于云南省腾越州的大塘、止那等由土司控制之地。当地的一支少数民族濮曼族人自承是蜀汉诸葛亮平南时所遗汉兵后裔，至今仍祀奉诸葛武侯。

通常江心坡指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即中华民国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中国地图相比西南部多出的地区），约7万平方公里，现在属缅甸克钦邦的大部辖境及实皆省的最北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