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齐国有召忽，与管仲同事襄公子纠。据有关史籍记载，燕国灭亡后，其王族子孙主要散居在中原地区，包括今河北南部、河南、安徽西部。秦朝有广陵人召平，封东陵侯，秦亡后，因家贫种瓜于长安城东，其瓜称“东陵瓜”。秦末有召欧，随刘邦起兵于沛，西汉封广侯。西汉有九江寿春人召信臣，元阳帝时任南阳太守，为民兴修水利，被称为“召父”。以上材料反映了三国以前召氏分布及活动的一些情况。

两汉时期，散居在河南的燕国王族子孙，多已改为邵姓，经繁衍发展，在安阳、汝南、南阳等地形成望族。三国魏晋时，邵姓主要聚居于河北安平及河南安阳、汝南一带，其中在河北居住之邵姓以“博陵”为堂号。

三国时，魏有邵乐丞邵登，河南人;吴有节义之氏邵畴。晋代有安阳人邵续，生活在今河北省境内。西晋末年，这一支邵姓开始南迁，后辗转到达福建、广东等地。而其他地域之邵姓也于此期大举南迁。南齐有武陵人邵荣兴，八世同居。据有关资料记载，唐朝有籍贯为广东翁源的邵谒，唐代校书郎邵楚苌为闽县人。由此可知，三国至唐代，邵氏除在今天的河南继续发展外，又有向北、南迁徙者。

宋朝有籍贯为福建政和的邵知柔，可见在此以前，邵姓已落籍该地。北宋时期，有著名哲学家邵雍，随其父邵古由河北范阳，徙居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后子孙昌盛，族大人众，发展成为洛阳望族。宋朝时期，浙江、安徽、江苏、福建多有邵姓居住，另外山西、湖北、湖南亦有邵姓族人。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和蒙古骑兵袭扰，邵姓为避祸已广布于江南各地，而邵雍之后为避祸，有一支徙居豫西山区。目前，河南豫西之邵姓，大多为邵雍的后代。邵雍的16世孙邵重英，元代任户部给事中，其子邵质明初为华盖殿大学士，邵质子邵仲美任清江知县，仲美子邵让于明朝初期，自山西举家迁到河南新安县克昌村，为邵雍19世孙。他的后代发展成为大族，分居在嵩县、渑池、伊川、宜阳、洛阳、洛宁、汝州、郏县、内乡等地。除这一支外，邵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宋、明时期，邵氏还分布于今天的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历清朝至近现代，分布地更为广泛。从清代开始，有邵氏迁至台湾，后来又有一些移居海外。

明朝时期，邵文端带领四子：邵邦举，邵邦进，邵计成，邵奉举，从河北枣强县迁徙到沾化县，建立大邵村，此后，其子孙又建立北邵村，此二村合成邵家，计成，奉举迁居利津县，建立邵家草场。目前邵文端一系已超万人，2008年9月，在山东沾化大邵举行了立碑祭祖仪式，数千人参加了缅怀先人，共创未来的大型祭祖仪式，并续邵氏家谱。

如今，邵姓在全国分布较广，据有关的学者证实，今天的邵姓主要分布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尤以江苏、山东、甘肃、安徽、湖北等省为多，上述5省的邵姓约占到全国汉族邵姓人口的56%。邵姓还有出自少数民族的汉姓。明清时云南定边有土把事汉姓为邵;清代满洲八旗有乌雅氏汉姓为邵姓者;此外，瑶、彝、蒙古、朝鲜等少数民族民族也有邵姓。

右图册为蒐集到的一些地方仍以邵氏为主聚居的村落。

目录是指古人按照编纂人员的类别或体系编纂的书籍。按照《释名》的解释，谱的意思是“布”，“布能见物”；即“心境”也，“主述世界如一统一心境”此起彼伏；或者如《广雅》所说，它在古代的意思是“家谱”、“家族家谱”，因为“它是写在记忆里的书”。或者如《文心雕龙书记》所说，意思与“普”相同，指“注天下之序，学万物之史”。东汉郑玄的谱是《毛诗》，就是这个意思。古人讲究的是家族血统，所以地图集出现的比较早。如果加上“在河里画图”和“在河里写书”的传说，地图册的出现会更早。只是到了汉代，“图”才被“书”所取代。所以司马迁把世系和谍作为写史的框架，才在《史记三代世表》年说“殷以前，诸侯得不到谱”。据《梁书刘杳传》，桓谭《新论》《太史公《三代世表》，侧线斜，周浦之效》。由此可见，谱名应出自周朝。

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的秘府里有《帝王诸侯世谱》之类的书。103010隶属于历史部，它有一个“谱系”的范畴。初唐就有记载，也有不少家谱。可见其渊源自有渊源，源远流长。魏晋以后，写物书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还加了图和诗。但到了唐代，又有一部分被列在“小说”或“艺术”的次类中，然后所有没有隶属关系的杂书都被视为分数。直到宋代诗人尤茂《隋书经籍志》创造了一个“谱录”门，所以命名不一，由仙桂取之。至于“录”，根据《遂初堂书目》，是指“录之器”，即记录言行的书；作为动词使用，也用于记录、记载、讲述，还有二阶、阶的意思，按照一定的类别、阶进一步指出此类书籍中编制人员的性质。清朝《广雅》年，由于尤茂的创作，专门设置了《资补普雷璐》，在其下沉淀了器皿、食谱和植物、鸟兽、虫鱼三个子类。在这一点上，家谱等古籍在文字学意义上有了明确的解决。

翻阅这本浩如烟海的汇编，深深感到宋人学习之认真勤奋，闲暇之深远，尤其令人钦佩，令人神往。记得以前看过知望借鉴楚辞和民歌写的事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运用类比的方法在分类整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写事”的自觉意识，真的很特别。考察知望的作品《绍陶录》 《山友辞》和《水友辞》 《续辞》和《余辞》虽然很小，但很有意义，有利于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正如他所说，“虽未补天下，无益于己。”说到知望，他的职业生涯坎坷，在朝鲜为官的时间很短。多年后，他转战幕府，漂泊异乡，晚年隐居。他不仅写了《别辞》，还为隐士做了《正法世谱》。之所以是山水之友，乐此不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通过“察物性”“暗示他者”来“导人心”，在《辍耕子世系谱》中，他还称“于之原趣，物态为冀涛陵而已，喜耳目者多，精于简策者少”。看到他的讽刺，他什么都知道，借用托比的话题，很刺激。不仅仅是因为漂亮，更是因为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要知事修身。

这就让人想到那个时代，为什么贫弱没落的世界，偏要固步自封，产生了这样专门的学问甚至文明的精华？提到最多的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设定。感受到唐末五代的战乱，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云韬堂楚辞后序》年有一个誓言“不杀士大夫或写信的人”。由此，传统注重培养士子，给予升迁。在唐代，一次进士只有二三十人，而在宋代，进士有二三百人，最多一次五六千人。结果唐朝只有三千进士，宋朝有十万进士。所谓满清朱子贵，全是文人。还尽力任用文人，包括钱谷的秘书、世运使、边防大臣等。甚至“冗官”与“冗兵”、“冗费”一起被称为“三冗”，给政府行政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劝和促学。不仅有许多政府办的学校，还有许多政府赠送的书籍、牌匾和田地。书院也兴盛起来，私人讲学蔚然成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出版业发展起来，由官刻、坊刻、私刻组成的公私刻书业蓬勃发展。内容包括各种农、桑、医计算，经典、历史四个子集可供选择。不仅皇家秘阁和州郡学堂藏书丰富，士人之家也有，动辄数千卷。这就使书籍变得普遍而容易获得，消除了从未有过的耳濡目染之苦和手抄之苦，使“一个人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六经之后不得不在窗前读书”成为社会共识，“孤寨亮至天明，人知夜读”成为随处可见的世俗风景。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社会从尚武之国变成了金融之国，从马背之国变成了学习之国。虽然不是真的，但也不远了。

或者认为宋人对这本书的研究，甚至是米、茶、酒、药，都与他们时代阶层的“耕桑”标准有关。诚然，他们说的不错，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确实对人们的纯知识兴趣的形成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

宋朝处于以盛唐为标志的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末期。由于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士人普遍对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变得深刻而内敛，向外拓展的能力和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与党争政务带来的不断纷扰，也让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这些都促成了“仕隐文化”的发展，一个更注重自省的时代终于到来。正如叶伟《太祖誓碑》所说“少年爱美，壮年大胆，中年朴实，老年悠远”，宋人晚年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范围有所减少和缩小，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常态。而前王《煮药漫钞》，曾称“行善者，行善而自沉；名正言顺者，名正言顺者，心藏者”，证明他们比那些对后代有贡献的人更关心精神的富足和内心的充实。

这种对“自我”和“真诚”的寻找，与他人接受学习和心理的影响、对物理的深入研究、对寂静的特别关注有关。前者比如唐人喜欢其他行当，宋人喜欢园林。在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庙园林和陵墓园林之外，它是特别好的选择

，可知其技艺之高超。又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其时有的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允许甚至主动吸引人入园欣赏。这带动了园艺业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专司选石的“山匠”及“园户”、“花户”等。赏花、簪花、花馔、画花与花卉贸易，构成一完整的产业链。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们则更好梅花，虽“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独钟，为其“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邹_《三借庐笔谈》所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松令人逸”。故范成大有《范村梅谱》，黄大舆编《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词十卷四百首。《全宋词》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2953次。理宗时，张道洽好作梅诗，一人竟达300多首。东坡曾批评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风波·红梅》词有“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之句，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汪涌豪）

贷款花户有两层含义：

①不良记录，如多次逾期、其他人代偿、呆帐等。说明该人已没有偿债能力或还款意愿不足。

②多头贷款，如在多家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征信查询次数多且集中、贷款次数多等。各机构风控标准有差异，多头贷款说明出借方对其偿债能力有怀疑，不敢借给其更多资金。

对于这类客户，以后的金融机构一般会按风控要求拒绝其贷款的。

中华民族有着重视修姓氏宗谱、传播宗族文化的传统。一部宗谱往往蕴藏有大量的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珍贵资料。和其他姓氏宗谱一样，何氏宗谱是传播何姓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记录着自古以来何氏家族的繁衍生息、悲欢聚散，祖祖辈辈感人至深的创业历程和拼搏奋斗的光辉业绩。古往今来，何氏涌现出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位置上，为捍卫国家、建设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上姓氏家族修谱的目的有三：即巩固家族的团结、扩大家族的活动和维系家族的秩序。当今这个时代，也有不少姓氏重修族谱，但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把姓氏文化的精髓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中去，与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使姓氏家族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从中受益，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注重门第尊卑，强调血缘关系。“官必有谱状，家必有世系，出者徵簿状以查官次，处者则考世系以辨本支”，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还设有专门管理谱状的谱局。上行下效，广修家乘谱牒一时蔚然成风，历隋唐以至宋代，修撰家乘谱牒的风气昌盛高涨，并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文化传统，一直沿袭延续下来。

中国历史上的谱牒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由于时代变迁，管理不善，自然灾害，匪祸战火的毁坏，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谱牒已经不多。

何氏视谱牒如生命，一向重视纂修家乘谱牒。何姓的家乘谱牒流传至今最早的也是汉代的《何氏家传》以及《庐江七贤传》，却也只是书目卷数而已。

宋代以后，修谱、续谱、合谱高潮迭起，加之印刷、造纸技术的进步，撰修族谱在寻常百姓中并不鲜见。明清至民国以后，越来越多的族谱被保留下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何姓族谱规模最大，体例相对完备的要数20世纪20年代修撰的《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了。其中记载了全国11个省市，152支何氏宗系的谱牒世系及相关内容。上海图书馆藏有135种何氏族谱。国家图书馆以及四川、河南、陕西的有关部门及个人也都收藏了不少何氏的谱牒文献。

《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认为，世界潮流趋于大同，政治之道在于民主立宪，而民主立宪注重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应该自“族治”开始，而族治首先要规修族谱。谱序称，何氏大同谱狭义言之是为了敬宗收族，广义论之则是为了合群进化，以期天下一统。这种修谱思想显然是受了清末君主立宪和民初世界大同思想的影响。

而1933年(民国十二年)何绍庄在《南海烟桥何氏家谱》序中说：谱系之重要在于社会道德不容滑坠。针对当时世风浅薄，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恐年轻族人陷溺益深，将不知一家一族为何物，不知一己一身何所出。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力倡修撰家族谱牒，教育青年，告知来者，以此来改造社会风气。这种思想及方法反映了何氏族人修撰族谱的思想观念受时代的影响。

家族文化蕴涵在家乘谱牒之中，何姓家族文化集中体现在“忠孝仁义”这个厚重的基础之上，但与他族相比，又有他自身的明显特征:①何氏具有历史复杂，分布广泛，流徙频繁的特点。②何氏的历史发展演变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③何氏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均是人才辈出，名人不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本族同时也得以巨大发展，根深蒂固、枝繁叶茂。④各支何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清光绪三年何咸定修《何氏家谱》，金陵何姓一支字行为：“礼义齐宗秩，诗书昌茂昆，芳名永远播，恭敬奕常新。”一九二一年何毓琪等修《何氏大同宗谱》，安徽庐江何姓一支字行辈份为：“允隆笃信修正果，瑞欣嘉宠敞祯休，恽督邵歆佟比敬，廷煌成宪宾洁宏，美沚钺时显循志，坚积亘昌永金钺，昭泰。”同谱另一支宗行为：“忠孝荣永文章庆。”维修字行辈份为：“祥令国锡泽树勋。”一九三四年何文绮修《何氏家谱》，广东南海何姓一支字行辈份为：“绪业荣宗祖，经纶耀国家。”

家乘谱牒作为何氏家族对族史的总结和未来的昭示，忠孝仁义的思想贯穿始终。何氏族人世世代代以此为目标，生生不息，孜孜不倦地追求它、实践它，并力图达到它的最高境界。有些家庭和族谱索性把修谱这件事情就当作了宣示、实践忠孝仁义思想的重要标志。如《青山里何氏家乘》认为，修谱是“仁人孝子所为，隐念于先代谱系，务必兢兢业业，五年一修，十年一纂也”。几乎所有的何氏族谱里都有要求族众贯彻践履忠孝仁义思想的具体规定。《何氏家乘》中《祖训》篇有“五不欺”之说：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并且谆谆告诫族人：“终身行之者，其在此乎!” “无一刻不殚其心力，无一处不竭其精诚”。《崧里何氏宗谱》在《传家训铭》里对族中男性作出了“五不容失一”的家规，首要一条是孝敬父母，纪念先人“不得有稍差”。《球山义门何氏宗谱》中有“百行孝为先”的说法。庐江堂《何氏族谱》规定了对“忤逆不孝”之子孙实行惩戒的条款：鸟尚反哺，羊犹跪乳，“对亲有岔戾之容，唐突之语，即为忤遂。该房长自应以家法责治。”诸如忠君爱国，敦亲睦族，扶危济困，体恤贫弱，关心孤寡等忠孝仁义思想都是何姓人的共识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内容在何氏族谱中比比皆是。

何氏家乘谱牒记录着何氏族人发展、变化的家史和族史。“家乘”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家谱、家牒、族谱，即记录家族世系和事迹的书。它一般包括一个家族的起源、播迁事迹，即这个家族生息、繁衍、婚姻、仕宦、经济、文化、家训、族规等丰富的家族史内容。我国现在可知的最早的谱牒是《世本》，它记载了黄帝以来到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都邑、制作等。此后又出现了《帝王谱》《氏族典》《志氏姓》等早期的谱牒。

今天我们知道的最早的何氏家乘谱牒就是《隋书经籍志》记载的 3卷本的《何氏家传》，其次还有原本2卷，唐代时仅存l卷的《庐江七贤传》，与《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2卷本的《何妥家传》。但这些家谱族牒今天我们已经很难一见。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何氏家谱，都是隋唐以后修撰的，其中尤以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最多。目前所知，国内外尚有收存的何氏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族谱大约183种。

各地何氏修撰家谱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广东比较早期修纂家谱的例子是番禺沙湾何氏。沙湾何氏在明清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著名大族。该族在沙湾定居下来的开基祖是后来被列为四世祖的何人鉴，何人鉴定居在沙湾之后到第五代，出了一位何子海，在明王朝首次开科取士就考上了进士，他在元末开始建立家庙形式的祠堂。后来他编了一本《谱图》，其序文曰：

余观诗礼之家，文献之后，莫不有族谱存焉。然或舍其祖而宗人之祖，或求其前代名贤以祖者，皆妄也。吾家自府判公积德百余年，迨于中叶，诸孙数十人，诗礼士宦，他族莫及焉……今祠宇荒基，祭祀缺典，未知振作而光大者谁欤。凡我子孙，观是图者，各宜勉之。

从这段话看，当时已经有一些士大夫家族编了族谱，但附会前代名贤的风气已经出现。作为士大夫的何子海，当然要表现出自己不肖于这种行为，所以从他的话的意思看来，他编的《谱图》似乎只是从定居沙湾的何人鉴开始。从他说法，参以前引陈白沙的几篇谱序，我们可以推想，象沙湾何族这样的“诗礼之家”，或者象新会汤氏这样的望族着姓，都是明代前中期才开始编撰族谱，而此前很可能并没有文字家谱。他们在明代开始编撰家谱的时候，一般只能往前追溯几代人，而这种追溯的根据，很可能是当时他们家族内部口头传承的世系记忆。

口头传授家谱比较典型的是何真。据载，何真是元末广东地方豪强，在归化明王朝后，何真口述了一份《何氏家记》，后来由其子辑录下来。这份《家记》一开头数出了何真以上五代的居址和葬所，而对更远代的祖先则附会到广东南雄的一座何将军庙，称其为“鼻祖”。《何氏家记》中有关其先世的记载就很可能是把原来的口传记录下来的，因为文字较长，我们只摘引最简单的几句：

祖因宋南渡，旅游羊城，抵东莞，初居邑西附郭栅口，生高祖。始祖葬邑南岳庙前，巽向之原。高祖娶茶园横岗袁氏，生曾祖发藻，家道昌，创土名员头山、石壁头、周塘等宅场，筑居员头山，招佃张、游、吴、黎、陈、魏、黄、叶等姓旁居……高祖母袁氏……曾祖先娶邵氏，贤而无子，复娶庶曾祖母邝、江、唐三氏，生祖父兄弟七人……

从当时何真经营宗族建设的情况看，在这之前，他似乎没有成文的家谱，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部《家记》关于世系的记录是以原来口述的系谱为依据辑录而成的。这种关于祖先家世的叙述方式，比较接近口头流传的样貌。但很显然，在记录的时候，这种依赖口头流传记忆的系谱，一般只能讲述几代祖先的系谱关系，更早的祖先谱系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事实上，用这种叙述的方法记忆下来的世系，也很难记忆太多的世代，但与明清时期的族谱相比，最明显的差别是很难覆盖同一始祖下面所有房支的世系，所以一般只是对直系祖先的记述，而不是一种能起到“收族”作用的族谱。

文景祯元会;

性理世泽长;

明珠光先照;

彩羽翼复成;

安定修鸿业;

宗功永克昌;

家齐为忠孝;

仁厚本诚良

北京大兴邵氏宗谱两卷，首一卷，（清）邵绶名续修，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天津邵氏宗谱，（民国）邵作荣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天津宜文斋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天津宁河邵氏宗谱，（民国）邵连胜等重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天津官文斋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北容城邵氏宗谱邵作荣等修，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江苏丹阳邵氏宗谱二十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锡胤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十四卷、第十八～二十卷下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熟虞山邵氏宗谱，（清）邵松年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颐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熟虞阳邵氏宗谱三卷，（民国）邵松年重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颐学堂重修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

江窦武进北上袁邵氏九修宗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邵泽南纂修，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天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宜兴钟溪邵氏宗谱十二卷，（民国）邵国俊修，陆海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棣鄂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档案馆。

浙江重修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淳安东井登云邵氏宗谱六卷，（清）邵惟金等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宁波月湖邵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邵槐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世显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十二～十四卷、第十七～二十一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淅江余姚邵氏宗谱，（清）邵弘仁辑，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今仅残存十册）。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邵曰濂、邵友濂续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有二部）。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民国）邵是同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缺贻编）。

浙江鄞县鄞东梅江邵氏家乘十六卷，首一卷，（民国）邵和贵、邵晓方纂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德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邵氏宗谱六卷，（民国）邵国裕、邵邦英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平水潭邵氏宗谱四卷，（清）刘乙照、邵修鋕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平水潭邵氏宗谱八卷，（清）应文炳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四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绍兴山阴天乐邵氏宗谱六卷，（清）邵敬富续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绍兴绍邑邵氏续修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邵荫棠等修，朱心裁、郑君乐编辑，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安乐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兰溪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椒石邵氏宗谱五卷，（民国）方西庚纂，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和平乡。

浙江兰溪兰江邵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重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姚圹下乡大丘田。

浙江兰溪江潭邵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和平乡。

浙江兰溪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登胜乡文化站。

浙江衢州邵氏宗谱三卷，（清）邵辅周等重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甘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临海邵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邵永渡乡庄头山乡。

安徽徽州华阳邵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清）邵玉琳、邵彦彬纂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今仅存卷首、第一卷）、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

安徽休宁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明万历年间朱色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残本）。

山东荣成邵氏宗谱，（民国）邵连胜、邵作荣等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山东济南邵氏家谱，于清朝在泰山以北的山上给清代皇帝治病而被流传至今近。

河南辉洛邵氏家谱，（清）邵述祖重修，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邵氏家谱，著者待考，布制两幅，现被收藏在河北省青县王镇店乡小邵庄。

邵氏世谱一卷，家谱一卷，外谱一卷，先世遗事一卷，先莹志一卷，（元）邵桂子纂修，元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邵氏宗谱十卷，（清）邵恒仁纂修，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崇西邵氏族谱，（清）邵树棠纂，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塘洋邵氏宗谱十二卷，（民国）邵于魁纂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天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紫溪邵氏房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博陵邵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溪县文物管理局。

漳湟邵氏宗谱二十卷，（民国）邵龙海等重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青门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永康江头村志邵氏宗谱，（现代）邵理静等修，1998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余姚姚江邵氏宗谱，（民国）胡宗铣等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永康邵氏史志，（现代）《邵氏史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邵姓源流

　　邵氏的姓源较为纯正，主要是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通挚氏族略以邑为氏》、《万姓统谱》等史料所记载，周初大臣召康公因食邑于召，被称位召公或召伯。他后来还被封于燕国，他派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任太保，是周初三公之一，也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曾同周公旦一起平定武庚之乱，“成康之治”的形成也有他的功劳。他的子孙袭召公一直是周朝的执政大臣之一。周室东迁后，召公的采邑也随之东移，迁徙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后来，燕国被秦国所亡，召公的子孙以原封地“召”为姓，称召氏。据《氏族博考》所载：“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汝南、安阳之族皆从邑。”由此可见，召氏和邵氏其实同出一姓，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至于召姓改邵姓的原因，历史上没有留下史料记载，改姓的时间说法不一。据有关学者考证，是在秦朝建立前后，同时，又据有关资料可知，至汉乃有以召为姓的，此后，召姓因多改为邵姓，故召姓也就不多见了。

　　邵姓分布

　　春秋时齐国有召忽，与管仲同事襄公子纠。秦朝有广陵人召平，封东陵侯，秦亡后，因家贫种瓜于长安城东，其瓜称“东陵瓜”。秦末有召欧，随刘邦起兵于沛，西汉封广侯。西汉有九江寿春人召信臣，元阳帝时任南阳太守，为民兴修水利，被称为“召父”。以上材料反映了三国以前召氏分布及活动的一些情况。

　　三国时，魏有邵乐丞邵登，河南人;吴有节义之氏邵畴。晋代有安阳人邵续，生活在今河北省境内。南齐有武陵人邵荣兴，八氏同居。唐代校书郎邵楚苌为闽县人。由此可知，三国至唐代，邵氏除在今天的河南继续发展外，又有向北、南迁徙者。

　　宋、明时期，邵氏还分布于今天的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历清朝至近现代，分布地更为广泛。从清代开始，有邵氏迁至台湾，后来又有一些移居海外。

　　据有关的学者证实，今天的邵姓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甘肃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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