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具清河县志记载，武大郎却有其人，而且是个富商，媳妇确实叫潘金莲！武大还是远近闻名得大善人！但和武松一毛钱关系都没！而西门庆得西门家族在清河县志里只是个一般得大户人家！而以金瓶梅里里记载得*乱史，都体现了潘金莲得*荡和水浒不某而合，而武松却是强加给武大得兄弟！

武大郎和武松在《水浒》里记载是山东清河孔宋庄人，也就是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清河县武家那村的人。

实际上生活上的原型的武大郎，原名叫武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人”。明初由山西晋阳迁到山东清河居住。由于幼年丧父，从小就在有着一河之隔的黄金庄的潘家学徒。武植从小就是好学，喜爱诗词练武，在干完白天工作以后，到了夜间就自己学习，清晨勤练武功。潘家见武植少年有为，长的身材高大，犹如玉树凌风，并且得到四周的有识之人的好评，都说他以后必能成大才，所以，潘家将女儿许配给武植。 武植中年考取进士，官拜七品，为阳谷县县令。在任期间“兴利除弊，清廉公明，深得民众的喜爱，送万民伞以敬之”。

据史籍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谄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鋆为“蔡虎”。 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之前，在蔡鋆前呼后拥而来之际，冲上前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而真实 历史 上的武松，虽然和武大郎都是清河县孔宋庄人，却并不是武大郎的亲弟弟，因为武松是宋朝人，武大郎却是明朝人。

综上： 年龄相差270多岁，生活在不同朝代的两个男人，在《水浒传》里做了兄弟，而且是年纪小的当哥哥，年纪大的反而降为弟弟。

武大郎， 历史 却有此人的存在，只不过 历史 上的武大与小说里的相比，差距是很大的。

历史 中的武大原型本名叫做武植，字田岭，儿时人们常称呼他为大郎，老了之后被人尊称为四老，其夫人潘氏，更是大家闺秀，名门淑媛。年轻时的武大，喜爱喜爱读书，武艺不俗，而且长得还很帅，潘家老爷才会决定把女儿嫁给他。

中年的武大，果然不负众望考取了进士，并被委任为阳谷县令，在任期间，兴利除弊，清廉公明，深受百姓爱戴，还得到过百姓送的万民伞。至于为何在水浒中被写成戴绿帽子的没有出息的男人，完全是因为在位期间不提拔他的好友同窗，导致好友的憎恶，于是到处编造武大的坏话，让作者施耐庵得以写到书里去。从此，让武大以及妻子潘氏承受了千年的骂名面这也导致清河境内武家与潘家数百年不通婚的习俗，

回头再看武松， 历史 记载中并没有关于武大弟。但是专家们在考古时曾发现武大陵墓与武松的相差数百年，也就说武松与武植并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以武大 历史 中并没有武松这个弟弟的。

历史 上根本 ，武大丶武松其人，是施耐奄思维 产生出来的。问作者去吧。

说起武大郎，可谓无人不知，就算没看过《水浒传》，大体也知道武大郎的。

就算不知道武大郎，也一定知道潘金莲和西门庆，还有打虎的武松。

武大郎，很惨！因为身材矮小，被人耻笑，说他是三寸丁谷树皮，就连乞丐都嘲笑他。

后来，时来运转，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名叫潘金莲，然而，潘金莲并没给武大郎带来幸福，而是到来了死亡。

以上是《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我们知道，《水浒传》是取材于真实 历史 的，里面有不少好汉如宋江、晁盖、武松是有 历史 原型的，那么，武大郎是不是也有 历史 原型呢？

有的！并且，武大郎的 历史 原型会让人惊掉下巴。

武大郎，原名武植，身高七尺，虽然不算多高，但绝不是侏儒，大约一米七五左右，这个身高不是瞎掰的，而是从出土的武植墓里推算出来的。

武大郎不仅身高不矮，而且颇有才学，曾经考上了进士，当上了县令。据说在任上，清正廉明，爱民如子，广受好评。

武大郎的结发妻子叫潘金莲，夫妻俩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养育了两个儿女。潘金莲贤惠善良，孝顺老人，体贴丈夫，是个不可多得的贤妻良母。

可是，到了《水浒传》里，为何武大郎和潘金莲变得如此不堪了呢？

这要从武大郎一个朋友说起。

武大郎有个朋友叫黄堂，武大郎年轻时家里穷，黄堂家里宽裕，经常资助武大郎。

后来，武大郎当了县令，发达了，而黄堂做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之后，屋漏偏遭连夜雨，黄堂家里失火了，全部家当化为灰烬。

黄堂走投无路，便去找武大郎，想在县衙找个一官半职干干。

武大郎盛情款待了黄堂，一连喝了三天，却绝口不提安排工作的事，黄堂有点着急。

这天，黄堂忍不住了，便问武大郎：“武兄，我工作的事，你安排的怎么样了？”

武大郎迟疑一下，支支吾吾道：“黄兄，不好意思，县里用人都是公开招考的，至少得是个秀才文凭，可你……”

黄堂一听，脸顿时绿了，后来连招呼不打就走了。

回家路上，黄堂越想越气，一路走一路骂，编造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丑事，四处宣传。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这件事传到了恶霸西门庆耳朵里。

西门庆当年想承包县衙维修工程，找到了武大郎，塞了不少银子，可武大郎没理这一套，把银子扔出去了，最后公开招标选了一家靠谱的承包商。

自此，西门庆怀恨在心，他便找到了黄堂，由西门庆出资，黄堂写剧本，之后交给一个戏班子演绎。就这样，武大郎成了三寸丁，潘金莲成了*妇。

多年之后，经过不断地演绎，西门庆也被写进了剧本，成了潘金莲的情夫。

后来，施耐庵便把故事重新编排，写入了《水浒传》，至于武大郎有没有一个叫武松的弟弟，这就不得而知了。

1武大郎（明）武值，男，汉族，河北省清河县武家那村人，虽出身贫寒，但聪颖过人，崇文尚武，中年即考中进士，出任山东阳谷县县令。这是 历史 上正史记载的武值。

2水浒传里的书中所写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为了制造剧情氛围。

3 历史 上的武值和小说里的武松，朝代不同，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先生去世多年后武值才出生。

4所以， 历史 和小说的武值应该不是一个人。

《水浒传》是施老先生写的一部小说，至于小说里的人物、是施老笔下塑造的故事人物，而不是史记、县铭志、传记……等真实人物。所以凡注明小说里的人物，大可不必生搬硬套，即使是《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林冲，也可能与真实人物已是面日全非。所以一部小说千人千面，只能读者自己理会解读。

武植（武大）——河北省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明）

武松——河北省清河县王什庄人。（宋）

武大郎的弟弟武松， 历史 上比武大郎年长几百岁，是宋朝人和武大郎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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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上真实的武大郎是什么样的呢？在水浒传里的武大郎，是一位身高不满五尺，并且面目丑陋。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武大郎就是一位侏儒症患者。而且他还有一位老婆，他的老婆也是 历史 上的奸夫*妇潘金莲。不仅毒死了武大郎，还把他的尸体火化了。

其实，在 历史 上的武大郎是一位身高八尺，并且相貌堂堂的人。他非常的受贝州潘知州的喜爱，潘知州把自己的女儿潘金莲屎配给了他。他们两位夫妻十分的恩爱，而且潘金莲还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根本没有水浒传里说的那样。而且后来的武大郎还高中进士当上了阳谷县县令。武大郎一生清廉，是一位很难得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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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也不是《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原本只是在街头卖艺，后来因为武术高超而被杭州知府赏识，于是在衙门当了个衙吏。而在当地有个名叫蔡虎的地痞流氓，仗着父亲有钱有势，于是欺负弱小祸害民间，被人们称为害虫老虎。武松看到这只老虎危害人民，于是决心为民除害，本来是想教训一下，没想到把蔡虎打死了。武松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最后被残忍的杀害。为了纪念武松，人们把他称为“打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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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历史 里面的武大郎和武松并不是同一个朝代的人，所以也就不会是亲兄弟。武松生长在宋代，打的不是动物界的老虎，而是一个危害人间的败类；武大郎也不是小贩，是明朝时代的进士，而他的妻子潘金莲，夫妻两人十分的恩爱。

历史 上有没有武大这个人很难说，即便是有也不一定像小说描写的那样，武大不过是施耐庵写《水浒传》给武松做铺垫的。

武大郎绰号三寸丁谷树皮，乃形容武大郎长得矮小、粗丑。

程穆衡说：

（《水浒传注略》）。

但据上海《史林》杂志2001年第4期钱文忠、王海燕《“三寸丁谷树皮”臆解》，说此中之“丁谷”，实系出自敦煌所出唐代《西州图经》，内云“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 ”；又说“以印欧比较语言学角度视之，上列诸说甚辩。如是，则‘丁谷’二字或系外族语词之汉语译音，《西州图经》之‘丁谷窟’，‘丁谷’者译音，‘窟’者表义”。该文由此推理，“若是，则‘三寸丁谷树皮’云云，可得一新解。

以武大郎短矮丑陋，世上找不出第二人也，就象生长在洞窟中之小树，阳光晒不到，雨露也沾不到，无法舒展，更不可能长成参天天大树，因此只有‘三寸’。用‘树皮’来形容，说明武大郎长得丑、非常懦弱”。

此也武大郎绰号源由一说。

按“ 三寸丁谷树皮 ”，《水浒》有时也将之称为“三寸丁”，西门庆跌脚笑道：

后明人亦有将它充作绰号的。据张岱称：“里中有胡矮子，诨名三寸丁。县前开一饭铺，饬极精腆，以胡饭出名。

曾石卿作《黄莺儿》嘲之：

宋时，男子七尺身材堪称为标准。三寸丁当然是艺术夸张，很可能是旁边有个高挑身段的潘金莲，相得益彰，因而就被谑为“三等残废”了。

武大郎是《水浒》人物，他只留下一个姓，名字没有出现；其实，他也不需要名字，宋元时候小民百姓很多是没有正名的。

但近年因武松故事走红却也把他对上了号。今修河北《清河县志》在“传说”栏里作了介绍，说是此人 姓武名植，是清官 。还有说，武植是清河武家那村人，和潘金莲出生的潘家庄相隔仅五公里。 这里的武植身材非常高大，曾为阳谷县县令，为官之时非常清廉，惩恶扬善受百姓喜爱，奸人所恶；其媳妇潘金莲不像剧中那样水性杨花，而是善良而贤惠、勤劳而仁义，两人恩爱一生，相伴到白头。

武植墓今坐落在村南，“解放后”时被掘过，墓里没有一点金银财宝，墓碑珍藏在县文化局。武植没有兄弟叫武松的，武氏家谱也没有这个人，是写书的编出来的，等等。

如此看来武植真有其人其事， 但他和《水浒》里的武大郎该是两条道上跑的车，风马牛而不相及。

武大郎卖的炊饼，诸说不一。其实，宋时称面制品均带有“饼”。此炊饼，即今之馒头（实心，中无馅）。又称蒸饼、笼饼，系采用竹笼蒸制的。

炊饼本也称“蒸饼”，因避赵祯（宋仁宗）名讳，而改称为“炊饼”。明周祈《名义考》说，古人“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以火坑曰炉饼；有巨胜曰胡饼，即今烧饼；以水煮曰汤饼，亦曰煮饼，即今切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是。

武大郎就是做实心馒头的个体户。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召公于北京及附近地区，称燕，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又封黄帝后裔于蓟，在今北京西南。后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统称为燕都或燕京。

秦代设北京为蓟县，为广阳郡郡治。

两汉、魏、晋、唐时幽州郡治均在北京一带。

公元938年，辽太宗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称燕京或南京，作为辽国的陪都。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在今北京市西南。

元代以金国的离宫，即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

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燕山脚下，先后为都几百年，天子脚下多权贵，古代北京孕育了无数的世家大族，现在就古代北京的十大名门望族进行一一详解。

北京朱氏：朱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源于朱襄氏，以先祖名字为氏。朱襄氏是伏羲氏的大臣，被封于朱，在今河南商丘柘城，以赤心木朱为图腾，后来朱襄氏成为炎帝，三代炎帝朱襄氏均活动于今河南柘城一带，其后代以朱为姓氏。其二源于曹姓，属于以国名为氏。西周初年，周武王封曹挟于邾国，建都于邾。后楚国灭了邾国，邾国子民四处逃散，为不忘祖国，因此去掉耳旁，改姓朱。其三源于子姓，以先祖名字为氏。宋国公族公子朱死后，公子朱的子孙后代就以其名字为氏，称朱氏。其四源于祁姓，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源自尧帝之子丹朱，以丹朱为开姓始祖，属尧帝的嫡传后裔，先秦时主要分布在苍梧之野，在隋唐时期发展成沛国郡的望族，并构成为今日朱氏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支派。其五源于鲜卑族、蒙古族、满族、苗族、瑶族、土家族、纳西族、东乡族、白族等汉化改姓。

朱氏的主要郡望有吴郡、梁郡、沛郡、凤阳郡、河南郡、丹阳郡、义阳郡、钱塘郡、柘城县、太康县、永城县。朱氏的主要堂号有吴郡堂、梁郡堂、沛郡堂、河南堂、白鹿堂、居敬堂、折槛堂、一本堂、紫阳堂等。

当代朱姓主要集中分布于江苏、河南、安徽、浙江、广东五省，其次分布于湖南、山东、湖北、四川、江西、云南、河北、上海八省市，其中江苏为朱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苏浙皖的朱姓高密度聚居区。北京朱氏以高瞻祁见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促简靖迪先猷为字辈。

密云金氏：金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出自古有金国，国人以金为氏，伏羲臣金堤为其后。其二出自少昊金天氏。其三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官吏执金吾，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其四源于地名，出自汉朝时期金城郡，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其五源于官位，出自三国后期曹魏时期官吏金曹，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其六源于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汉化改姓。

金氏的主要郡望为彭城郡、京兆郡。金氏的主要堂号为京兆堂、丽泽堂等。如今金氏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湖北、上海等省，其中浙江为当代金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东南皖苏沪浙、中原豫鄂、东北三省三块金姓聚集区。北京密云金氏以昌巨万福春来为字辈。北京另有一支金氏以士守正华宗为字辈。

房山穆氏：穆氏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其一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宣王的弟弟子和，即宋穆公，属于以谥号穆为氏。因子和在做君主时贤良和气，所以加封谥号穆，史称宋穆公。在宋穆公的支庶子孙中，有以先祖谥号为姓氏者，称穆氏；有以先祖的名字为姓氏者，称和氏，世代相传。由于宋穆公是宋戴公之弟，故该支穆氏、和氏、戴氏同宗同源，史称穆氏正宗。汉族穆氏族人大多尊奉宋穆公为得姓始祖。其二源于鲜卑族，出自鲜卑拓拔部丘穆陵氏族，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汉化改革，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其三源于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藏族、回族、彝、纳西等汉化改姓。

当今中国穆氏族人广泛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南、广东、云南、四川、安徽等地。

穆氏的主要郡望为河南郡、汝南郡、河内郡。穆氏的主要堂号为河南堂、河内堂、汝南堂。北京房山穆氏以德洪植福希启克兴广进学仕万国增荣永兆怀庆光玉献庭培维联景建立有成为字辈。

大兴黄氏：黄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源于黄国，黄国灭亡后其子民以国为氏，称黄氏。其二源于回族、满族等汉化改姓。其三源于官位，出自远古伏羲下属之官黄龙师和远古黄帝下属之官黄云。

黄氏的主要郡望为江夏郡、会稽郡、零陵郡、巴东郡、洛阳郡、晋安郡、濮阳郡、东阳郡、南安郡、西郡、江陵郡、松阳郡、固始郡。黄氏的主要堂号有山谷堂、江夏堂、宽和堂、紫云堂、孝友堂、四士堂、千顷堂、聚斯堂、双江堂、三略堂、五桂堂、源远堂、炽昌堂等。当代，黄姓人口主要分布于广东、四川、湖南、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江苏等地。北京大兴黄氏仍有族谱传世。

宛平李氏：李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源出嬴姓，皋陶曾被任命为舜的大理，掌管刑法，遂以官命族为理氏，理李古字相通，先为理氏，后为李氏。得姓始祖为李利贞，李耳为十一世。其二源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汉化改姓。其三源于图腾崇拜，以李树为图腾。

李氏的主要郡望有陇西郡、赵郡、顿丘郡、中山郡、广汉郡、渤海郡、襄城郡、江夏郡、梓潼郡、范阳郡、南阳郡等。李氏的主要堂号为陇西堂、青莲堂、太白堂、延平堂、西平堂、赵郡堂、平棘堂、玉树堂、树伦堂、忠愍堂等。

当今李氏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四省，其次分布于广东、湖南、湖北、云南、安徽五省，其中河南为李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中原、华北、云川、东北四大块李姓高密度聚居区。北京宛平李氏仍有家谱传世。

怀柔赵氏：赵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出自嬴姓，造父祖先伯益为白帝少昊裔孙，伯益被帝舜赐姓嬴。造父为伯益的十四世孙，初为嬴姓，周穆王时为驾车大夫，因平叛有功，被周穆王封于赵城，在今山西洪洞，造父及其子孙便以封地命氏，称为赵氏。造父就是普天下赵姓的始祖。其二源于赵国，公元前222年，赵国为秦国所灭，赵国王室纷纷散落民间，以国名为氏。其三源于匈奴人、女真人、党项人、鲜卑人赐姓或改姓为赵。

赵姓著名郡望有天水郡、涿郡、下邳郡、南阳郡、金城郡、颍川郡、敦煌郡、酒泉郡、扶风郡、新安郡、平原郡等11个。赵氏的主要堂号，除了与郡望名相同外，还有半部堂、琴鹤堂、孝思堂、萃涣堂、敬彝堂、创基堂、爱日堂、顺和堂等。

赵姓主要集中分布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其次分布于黑龙江、重庆、江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安徽、辽宁等八省。广西北京怀柔赵氏仍有族谱传世。

北京武氏：武氏是一个多源流姓氏群体。其一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日武，因手掌上有一武字形状纹路，故被赐为武氏，为周朝大夫，后来他的子孙因而以武为氏，史称武姓正宗。其二出自以国名为氏，夏臣武罗被封武罗国，后国亡，其后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武姓。其三出自子姓，出自商王武丁之后，以祖名为氏。其四出自春秋时宋武公之后，以谥号为氏。春秋时宋戴公之子司空，死后谥号为武，史称宋武公，其子孙以其祖之谥号为氏，亦称武氏。其五出自以邑名为氏，汉朝有武强王梁，封地在今河北省武强县，其后代因封地武强简为武氏。

武氏主要郡望有太原郡、沛郡。武氏的主要堂号有鬻薪堂、太原堂等。当代武姓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辽宁、山西四省，其中河南为武姓第一大省。今北京武氏仍有族谱传世。

顺天徼氏：徼姓源于春秋时期诸侯国皆有的徼侯之官，专司巡查、巡逻、警戒、巡察、巡捕之职，其后裔有以祖上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徼氏。今今河北、辽宁、浙江等地，均有徼氏族人分布。徼氏的主要郡望为直隶和顺天府。

延庆车氏：车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出自田玉峰，其辅佐汉昭帝居功至伟，特准田玉峰乘坐车辇出入朝堂，从此赢得了车丞相这一雅号，其后裔子孙中竟有改姓氏为车氏。其二出自春秋时秦国子车氏之后。其三出自鲜卑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等汉化改姓。其四出自车师国，车师国灭亡后，其国人以国为姓，即车姓。

车氏的主要郡望为鲁国、南平郡、河南郡、京兆郡、淮南郡、天水郡。车氏的主要堂号有天水堂、萤照堂、玉峰堂、淮南堂、还读堂、高露堂等。北京延庆车氏以承德爱鸿仁齐福禄寿喜为字辈。

大兴邵氏：邵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其一出自姬姓，周初大臣召康公，周同族，姬姓，因食邑于召，被称为召公或召伯。周武王灭商后，移封召国于河南济源西的召亭。召简公盈因卷入周王室王位之争而被京城人所杀，召国亡，子孙四散，即以召为姓。邵、召古时通用，史书上一般汉朝以前的多用召，三国以后多用邵，河南汝南、安阳召人最早改用邵，邵姓人尊奉召公为邵氏得姓始祖。其二出自芈姓，楚昭王之后有邵姓。其三出自召方部落，为商朝时活动在今河南鄢城东召陵一带的黄帝部落的一支。其四出自满族、瑶族、彝族、蒙古族等汉化改姓。

邵氏的主要郡望为博陵郡、汝南郡、安阳县、东陵郡。邵氏的主要堂号为怡怡堂、博陵堂、汝南堂、洛阳堂、南阳堂、安阳堂、安乐堂等。

当代邵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苏、山东、甘肃、湖北四省，其次为安徽、辽宁、浙江三省，其中江苏为邵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东部鲁苏皖、东北辽宁、西北甘肃三块邵姓聚居区。今北京大兴邵氏仍有族谱传世。

北京的世家大族多兴起于当朝权贵，有很鲜明的朝代特色。随着他们所依托王朝的衰亡，他们受到战乱的影响最大，改朝换代之际这些世家大族经常被洗牌。很少能够出现流水的天子，铁打的世家。

宗法，是指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它源於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依血缘关系分大宗和小宗，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中国君主制国家产生之后，宗法制与君主制、官僚制相结合，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体制和法律维护的主体。在历史上还是西周的重要政治制度，这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起著维护西周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宗法 作用 ：调整家族关系的制度 来源 ：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 依据 ：血缘关系 拼音 ：zōng fǎ 出处详解,详细介绍,宗法制度,文献记载,目的,宗庙主,宗子,宗子权利,普通权利,特权,宗法关系,宗法形式,家谱,宗祠,族规,社会影响, 出处详解 1、古代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嫡庶来组织、统治社会的法则。 ①清凤韶《凤氏经说·宗法》：“先王为大夫士立有宗法，义取尊祖收族也。《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宗法皆然。继祖，继曾高祖，亦统谓之小宗。大宗惟一，小宗无数。” 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程侍郎遗集》：“其《答祁淳甫论承重孙妇：“姑在当何服”书》：‘谓今封建废已久，惟世袭者尚可言宗法，言承重。’” ③清冯桂芬《复宗法议》：“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 ④梁启超《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二节：“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 ⑤章炳麟 《訄书·序种姓上》：“故自 周 季至今，宗法颠坠，豪宗有族长，皆推其长老有德者，不以宗子。” 2、效法。 ①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杜少陵四》：“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 ②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李梦阳》：“空同五言古宗法 陈思 、 康乐 ，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 3指学术文艺上某一宗派递相传授的法度规矩。 ①清恽敬《答秦抚军书》：“古名人画，无不古穆深厚，精能奇迈，即逸品亦无率尔之作，故一望可知。且纸绢必精，丹墨必得法，再以各家宗法求之，可千不失一。” ②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按 宋 诗人徐照、徐玑、翁卷、 赵紫芝 ，传 唐 贤宗法，号称‘四灵’。” 详细介绍 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中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辖和处置的制度。亦称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宗族组织相配合，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文献记载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周初已经出现了“宗子”、“大宗”等名称。《诗经·大雅·板》中有：“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和“宗子”均指周代贵族中根据血缘关系对族人拥有管辖和处置权的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宗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在有关商代历史的文献中，也可发现类似的记载。如《左传》所记的周初商朝遗民的“宗氏”和“分族”，可能就是指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团体。但迄今对中国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主要还是关于周代的。 对周代宗法内容比较完整的记载，还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两部礼书——《仪礼》和《礼记》中，并且能在先秦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其中《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中两段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是了解周代宗法制度基本内容的主要依据。 根据礼书的记载，周代天子或诸侯的子辈男性后裔中，除继承君位的一人外，其他人（称为群公子）都将成立以其自身为始祖的宗族，表示在血缘关系上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或诸侯有所隔断。这些宗族以专属自己所有的氏为标志，因而在礼书中群公子被称为“别子”。在以别子为始祖的宗族中，别子的继承人拥有对整个宗族的管辖和统率权，是整个宗族的首领，被称为大宗或宗子。在理论上，无论经过多少世代，大宗都对别子的所有后裔拥有管辖和处置权，以此将别子的后裔始终联结成一个具有实体性的宗族团体，故而大宗被说成是“百世不迁之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还对一定近亲范围内的某些亲属有尊奉和服从关系。《礼记》指出，一个因不是嫡长子而不能作为其继承人者，须尊奉父亲的继承人为小宗，即“继祢者为小宗”（祢，意为先父）。如果这个人的父亲也不是祖父的继承人，则这个人还要尊奉其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祖父也不是曾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其曾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曾祖父也不是高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高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按《礼记》的记述，继承高祖父的小宗，即五世祖的继承人，是距一个人亲属关系最远的小宗。六世祖的继承人就不再被奉为小宗了。这就是所谓的“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因为有对小宗的尊奉关系，以大宗为首的宗族又划分为许多较小而更具凝聚力的近亲集团。从礼书的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周代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就是大宗或小宗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与旁系亲属族人的统辖和管理。若在同代亲属中，就是大宗和小宗对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等旁系亲属的统辖和管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经学家程瑶田指出：“宗之道，兄道也。” 目的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我国夏朝时就已确立王位世袭制，但也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区别。商朝末年才完全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西周一开始就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继承制，从而进一步完备了宗法制。 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也是王族，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这些诸侯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次类推。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 宗法制的目的在于保持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同时也有利于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宗法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宗庙主 宗子权力的象征是他们所主持的宗庙。在周代，大宗是宗族成员共同宗庙的宗庙主。小宗也是各自范围内近亲的共同宗庙的宗庙主。普通族人祭祀祖先，一般须在大宗或小宗所主持的各级宗庙中进行，并由大宗或小宗主持祭祀仪式。祖先祭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与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除祭祀外，许多日常礼仪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要在宗庙里进行。如冠礼（男子成丁礼）、婚礼、宗族成员的盟誓等。因此，宗庙的存在被视为宗族存在的象征，宗子的宗庙主身份成了他们在族人中拥有宗族首领地位的保证。甚至宗子的名称也来自他们的宗庙主身份。 宗子 作为宗族首领，宗子拥有高居于普通族人之上的地位。在周代伦理中，宗族成员间只论宗子与普通人的关系，普通族人“虽富贵，不敢以富贵入宗子之家”。表现在丧葬制度中，大宗死亡，族人即使无“五服”之亲，也须为之服“齐衰三月”，与“庶人为国君”之服同（见丧服）。由于周代人把宗子看作祖先的化身，故认为尊奉宗子也就是尊敬祖先。 宗子权利 普通权利 宗子对各自范围内的族人还拥有统率、处置和庇护之权。周代宗族有自己的武装，统帅就是各宗族的宗子。这些武装常常与国家军队一起对外作战。如春秋鄢陵之战中与楚军作战的晋军，就以栾氏、范氏、中行氏、郄氏等的宗族武装为主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宗族武装也往往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就是诸侯利用某些宗族武装翦灭另一些宗族势力的事例。宗子对族人的财产和人身也有处置权。春秋时晋国赵氏的大宗赵鞅曾强令族人赵午交出其所有的“卫贡五百家”。后因赵午怠慢，竟至将其杀戮。这种对族人的杀戮，在周代宗法制下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左传》中就有晋国贵族知■被俘获释时表示甘受宗子死刑处罚的记载。宗子对族人的人身处理还包括放逐，晋国赵婴曾因通奸被大宗赵同等“放于齐”。国家承认并尊重宗子对族人的处置权，对宗族成员实行处罚时，往往先向宗子咨询。郑国放逐游楚，执政子产就先“咨于大叔（游吉，游氏大宗）”。国家还承认宗子对族人的庇护权。宗子的庇护，包括给族人以各种照顾及在讼事中袒护族人。《左传》记载了一个梗阳人“有狱”，“其大宗赂以女乐”之事。 特权 （1）宗子有权主持祭祀，主祭权象征著一种身份，在宗法社会中备受重视。（2）宗子有权掌管本宗的财产（3）宗子还有权利掌管宗族成员的婚丧等事务。宗族成员每有大事，必须禀告宗子。另一方面，宗子有责任帮助族人料理婚丧等事务。（4）宗子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和惩罚权。 宗子是族人依赖和服从的主要权威，也是国家藉以管辖宗族人口的中介。宗子在宗族内部的广泛权力，实质上已具有国家基层行政与司法权的性质。周代宗子普遍拥有家臣。家臣包括掌管宗族内部事务的室老和宗老（亦称宗人或宗），掌管治理宗族所辖地区人民的家宰和邑宰，以及隶属于宰的诸有司。如司徒（掌管土地、财政）、司马（掌管军事和军赋）、工师（掌管营造）等。宗子的这一套家臣组织，实质上就是国家的一种基层政权。但是，宗族在本质上仍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私人性质的团体，故宗族与国家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周代人们称宗族为家，意为与“国”相对立的私人团体。宗族成员常常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有“国”。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是引起古代社会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法关系 宗法关系在先秦社会中所涉及的是有氏的居民，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卿大夫、士，也包括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但是由于天子和诸侯是国家和公共权力的代表，因而在他们与王室和公室亲属之间，宗法关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是天子和诸侯的亲属也“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尤其是已立氏的王室和公室后裔，对于天子或诸侯只能以君臣关系对待，而不能以亲属关系对待，即所谓“弟兄不得以属通”。天子和诸侯所受到的宗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某些仪式中对相同血缘或近亲血缘的诸侯给以优待和尊重。如《左传》记载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等。此外，天子和诸侯还经常举行“合族之食”的典礼，和在一些仪式的末尾安排“燕饮”，用来特别款待臣属中的亲属。这些做法含有道义和政治的意义，与宗子对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的具有行政与司法意义的管辖和处置有很大不同。天子对诸侯的管辖，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周代的天子和诸侯同时也是包括一般贵族在内的宗族的宗子，并且认为天子是“天下大宗”，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其诸侯国内又是“一国的大宗”。这种观点往往导致将周代国家看成是宗族或家族的扩大。对此学术界尚在进行讨论。 先秦时期，广大庶人与奴隶是没有氏的，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族集团。社会地位也低于有氏的居民。宗族成员因血缘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是古代社会的贵族。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旧有贵族、平民、奴隶的界限开始趋向崩溃。自战国始，平民和奴隶获得姓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先秦宗法制度亦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汉以后出现的封建宗族便广泛地包括了不同阶级的居民，从而使宗族和宗法关系明显地带上了阶级关系的痕迹。 宗法形式 家谱 家谱，是使人们知晓统系来处的方法，又可以使家族不散不失传。然而修家谱的目的是治国，将古代宗法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变成了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族制度。家谱的雏形，在殷商卜辞中的世系关系中有所反映。隋唐以前，家谱的修撰已相当发达，大量的家谱书籍问世，但大多未留传后世，人们一般认为家谱起于宋代。 宗祠 宗祠习惯上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礼记·王制》中已记载了 帝王贵族的宗庙制度 。即天子七庙太祖、三昭、三穆，诸侯五庙太祖、二昭、二穆，公卿三庙太祖、一昭、一穆。秦代“尊君卑臣，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士大夫不敢建宗庙，从此宗庙成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建立祠堂法：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而且，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1/20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基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族，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祠堂中的主祭——宗子，相当于天子；管理全族事务的宗长，相当于丞相；宗正、宗直，相当于礼部尚书与刑部尚书。祠堂最能体现宋代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 族规 族规是家族的法律。族规在唐以前是一家一户家长教养子孙的仪礼与规矩。最早的家规是三国时魏人田畴为其家族制定的。宋代，宗族组织普遍，家规由一家一户的家训，转变成专门约束家庭成员的规章，家法、族规才成为封建国法的重要补充。族规的作用也体现了它的内容：首先是强制性的尊祖；第二是维护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分、辈分、年龄、地位的不同；第三强制实行儒家伦理道德，必须尊礼奉孝。 宋明以后，宗族制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族权布满农村社会各个角落的众多宗族，成为仅次于政权的权力体系。族权与政权互补互用 ，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社会影响 宗法制实际上是以种群为区分的缺乏自我存在意识的团体，这是一种原始的组织结构，但就是这种原始的结构至今还影响着现代中国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如果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就不难发现诸多所谓“中国特色”现象的精神根源。 中华文化君、臣、父、子，看似经纬万端无非就是一个“德”字，而这种“德”就始自于宗法制。宗法制习惯依托于道德去组织和管理族群，因为他们发现在对族群的管理中法律显然过于迂腐和呆板，但往往在道德的干预下，许多事情的处理不但能变得高效，而且更灵活且具备相当的延续性。因此社会成本最低的“道德”成为了宗族制度的首选管理方式。现代社会我们观察生活，依然不难找到这种道德标志和体系，“尊老爱幼”，看似民族美德，其实与“君臣父子”并无二致，而“君臣”与“尊老”也并无二致。现代社会虽然已经废除了帝制，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也不是那么的牢靠，但父子与尊老的道德关系依然牢固，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道德价值，其实其内在逻辑与君臣之尊卑无异。 所以在此建制下繁衍出言谏制度，而言谏制度不以宗法，而以法律与仁义作为首，下者可谏上，故有曰当仁不让，就算君臣，父子，师生当遇上违背之事，亦以律义当头，成为中国独有的制度。而言谏制度亦规范天子之谕，下臣可以当朝律例，阻止皇帝进行违反律法的行为。然而于西洋社会上从来无此制，以致欧洲社会一直処于封建社会直至工业革命。到此，已现代社会主义了，以前的帝制，不能再适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