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长安西市街景 >汉代形成的大汉文化，在渐趋成熟。成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大一统的巩固，无疑是功在千秋，荫及后世。缔造了贞观盛世，同时也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记录他与大臣政事对话的《贞观政要》一书中，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 一。”这种“爱之如一”的思想，无疑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凝固剂。加上唐太宗羁縻州府政策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团结和巩固。 >盛唐的民族大融合，首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朝廷官至宰相兼淮南节度使的杜佑，写了一本典制体史书《通典》，广泛、生动地反映了民族观念在过去以及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 制度上的延续性作了如实的记载。杜佑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后，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 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地理位置 的“偏”与“正”，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狭，则多仍旧。”这说明不 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并进一步得出　“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　的结论。杜佑《通典》提出“中华与夷狄同”，“本是一家”，说明　“中华”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既然华夏族与夷狄在上古时期没有差别，只是因为物质条件 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在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只要物质条件许可，“夷狄”也可以“生圣哲”“革旧风”，这一理论是从唐太宗的民族融合实践中得出 来的。唐太宗重用蕃臣蕃将是出了名的，甚至禁军中也用蕃卒。此后唐代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西域少数民族（所谓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 人，时人有“近日中书，尽是蕃人”之说。 >在唐太宗贞观时代，就解决了民族融合的理论问题，此后便出现了大唐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及 西方文化融合的鼎盛局面。所谓盛唐文化，源于贞观，而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贞观至元和十五年（627～820）将近两个世 纪。玄宗开元天宝间（713～755），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文化“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统治，而且在文化的各个层面 上也都表现出诸多史无前例的高峰。如诗歌，有以、为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壮志酬国的边塞诗，以及等融于自然的田园 山水诗，合奏出唐代的最强音，此后绵延千古，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食粮。当时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光芒，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 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的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历史地理学的发达，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代表民间文化的传奇、变文、俗讲百戏，以及具有起承转合功能 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渐趋融入并中国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大加总结提炼的时期，大量综合性著述的出 现反映了唐人总体智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同样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长安已成为国际的大都会，不同区域 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等纷纷涌来，在长安这个中心舞台上表演展现。波斯的歌舞，胡人的乐器，“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 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驰使，绝不介怀。”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唐人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予以再现和创造。玄宗 朝，由于前代的积累和玄宗本人的爱好，音乐、舞蹈格外发达。广泛吸收各族乐曲和乐器，并设左、右教坊和梨园，掌乐舞之事。当时乐师有一万余人，民间艺人更 多。从《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等舞蹈所表现的内容，可以看出盛唐安定祥和的气氛，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至于盛唐的书画艺 术，“亦一变陈、隋、初唐细润之风尚，以成雄浑正大之盛唐风格，而见空前之伟观。”玄宗本人擅画墨竹，也为一时之胜。盛唐绘画中的佛教绘画，脱去外来影 响，渐具民族风格，以“吴带当风”为其代表，偏重写实，向风俗画发展。被当时誉为“画圣”的吴道子、阎立本的人物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大书法家颜真 卿、褚遂良、张旭的书法，影响直达今天。 >由于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也由于科举制盛行而带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愿望十分强烈，唐人的 心理状态、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表现在盛唐知识分子都把帝国的命运同自身的前途视为一体，普遍地眷恋世俗生活。《太平广记》中有关李 林甫不愿放弃富贵享受去学仙道，秀才李俊二十余年科举失利仍不肯放弃仕途追求，就是对唐风的生动写照。《太平广记》及唐人各种笔记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唐代 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种场面：如嗜酒豪饮、挟妓歌吟、郊游远行、蹴鞠下棋、占卜相面、品茗赏花、斗鸡走马、杂耍百戏等不胜枚举。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以它特有的开放风气著称。在那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太平盛世，社会比较富裕，人们普遍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而唐代的民族 大融合，也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等文化习俗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禁忌 少，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主要表现在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比较常见，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尤其在唐室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 为典型：唐嫡亲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1/4多。 >盛唐文化的发展，同封建政治经济在唐中叶 的变化同频共振，创造了封建时代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高峰。唐朝作为东方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如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 育，从课程到考试内容和教材，都与唐代相同。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书中颇为中肯地写道：“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 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 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 >这种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由民族融合带来的盛唐文化繁荣，使汉代形成的儒文化，在唐代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渐趋成熟。成熟的儒文化对中国大一统的巩固，无疑功在千秋，泽被后世。

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江采苹淡装雅服，姿态明秀，风韵神采，无可描画，她精通诗文，自比东晋才女谢道韫，尤擅长舞蹈，表演《惊鸿舞》颇负盛名，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赞赏推崇。传为唐代曹邺所作的《梅妃传》记载江采苹最详细。梅妃姓江名采苹，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父江仲逊，世代为医。江采苹聪明过人，9岁时就能诵读《诗经》中《周南》、《召南》等诗篇，并对父亲云：“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江仲逊便以《诗经・召南》里《采苹》一诗的题目为女儿名字，表示对女儿的期望。

唐玄宗开元中（713―741年），太监高力士出使到福建、广东一带，见到丰神楚楚、秀骨姗姗的江采苹，就收她选入宫中服侍唐玄宗，大受宠幸，唐玄宗自得江采苹，视宫中粉黛如尘土。江采苹癖爱梅花，所居之处遍植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赏花恋花，留连忘返，唐玄宗戏名曰梅妃。梅妃不仅以美貌受宠，更以表演《惊鸿舞》得到乐舞行家唐玄宗的专宠。唐玄宗曾当着诸王面称赞梅妃“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

据王克芬《梅妃与《惊鸿舞》》一文考证，《惊鸿舞》可能有描绘鸿雁飞翔的动作和姿态，这种模拟飞禽的舞蹈，在我国有深远的传统，相传原始社会时期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中的“凤凰来仪”，当是人模拟鸟类动作的舞蹈;战国青铜器上有人扮鸟形的舞蹈图像;汉代百戏中有扮大雀而舞的记载;汉画像石中也有人扮鸟形舞蹈的画面，这些舞蹈大都穿着笨重的鸟形服饰道具，舞蹈起来很不方便。而梅妃的《惊鸿舞》可能着重于用写意手法，通过舞蹈动作表现鸿雁在空中翱翔的优美形象。唐代诗人刘禹锡《泰娘歌并引》诗中，描写歌舞伎泰娘云：“长鬓如云衣似雾，锦茵罗荐承轻步。

舞学惊鸿水榭春，歌传上客兰堂暮。”看来《惊鸿舞》在当时广为流传。唐代人常以“惊鸿”来形容舞态优美轻盈，作为舞蹈美的审美特征。唐代诗人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诗云：“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翩如兰苕翠，婉如游龙举……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耳时流盼，修据欲溯空，唯愁提不住，飞去逐惊鸿。”由此观之，《惊鸿舞》一定是极富优美韵味的舞蹈，舞姿的轻盈、飘逸、柔美、自如，人们可以想像而知。明代裘昌今《太真全史》卷首有幅木刻插图，题为《惊鸿舞》，描绘梅妃身穿长袖舞衣，长裙曳地，肩披长巾，正在做纵身飞舞动作，犹如惊飞的鸿雁，这就是明代画家想象中的《惊鸿舞》。

梅妃的境遇也十分不幸。唐玄宗夺媳杨玉环入宫封贵妃，梅妃成了杨贵妃的情敌，柔和善良的梅妃远非杨贵妃的对手，渐渐失宠，又被杨贵妃设法贬入冷宫上阳东宫，曾作《东楼赋》以抒心中哀怨。唐玄宗偶于兴庆宫中花萼楼思念梅妃，派人悄悄送给梅妃贡珠一解，梅妃吟诗辞谢，《谢赐珍珠》诗云：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唐玄宗读后怅然不乐，令乐府为诗谱上新曲，曲名叫《一斛珠》。这首诗曾由歌德从英译本译为德文、发表在《艺术与古代》杂志上，是中国古诗最早译为德文的一首。安禄山叛乱，长安城陷，梅妃死于乱兵之手。唐玄宗自蜀归长安后，求得梅妃画像，并亲题七绝一首。后来在温泉池畔梅树下发现梅妃尸体，胁下有刀痕，唐玄宗以妃礼改葬。一代丽人才女的不幸遭遇，得到人们的深深同情。

有关梅妃事迹还见于宋代莆田人李俊市《莆阳比事》、宋代诗人刘克庄亦有咏《梅妃》诗，明代乌程人吴世美根据《梅妃传》创作有《惊鸿记》传奇，因剧中写梅妃作《惊鸿舞》，故名《惊鸿记》，明清两代关于隋唐的一些历史小说如《隋唐演义》等均有梅妃故事，清代戏曲家洪升《长生殿》也写到梅妃，蔡东落《唐史演义》写梅妃故事时依据曹邺的《梅妃传》，今日京剧舞台上有《梅妃》一剧，《中国名人名胜大辞典》，收梅妃作为历史名人加载。梅花，以其清雅脱俗、孤傲高洁，曾受到无数文人雅士的钟爱和赞赏。吟梅颂梅的诗词也无以数计，但要说到真正的知梅嗜梅，并将梅品溶入自己灵魂的，莫过于唐玄宗宠爱一时的梅妃江采苹了。

江采苹是福建莆田珍珠村人，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父亲江仲逊是一位饱读诗书又极赋情趣的秀才，且精通医道，悬壶济世，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儒医。江家家境富足，只生有江采苹一人，却并不因为她是个女孩、断了江家香火而不悦，反而倍加珍爱，视为掌上明珠。早在江采苹初解人事时，不知是什么契机而爱梅如狂，深解女儿性情的江仲逊不惜重金，追寻各种梅树种满了自家的房前屋后。深冬临春的时节，满院的梅花竞相开放，玉蕊琼花缀满枝桠，暗香浮动，冷艳袭人，仿佛一个冰清玉洁、超脱凡尘的神仙世界。幼小的江采苹倘佯在梅花丛中，时而出神凝视，时而闻目闻香，日日夜夜陶醉在梅花的天地中，不知寒冷，不知疲倦。在梅花的熏染下渐渐长大的江采苹，品性中深深烙下了梅的气节，气度高雅娴静，性格坚贞不屈，刚中有柔，美中有善;配上她渐渐出落得秀丽雅致的容貌、苗条颀长的身段，仿佛就是一株亭亭玉立的梅树。

生长在书香门第，她父亲又极赏识她的颖慧，自小就教她读书识字、吟诵诗文，江仲逊曾向友人夸口道：“吾虽女子，当以此为志：“唐朝时期人们思想较为开放，加之江仲逊是一位开明秀才，因此，对女儿寄予如此重望是不足为怪的。江采苹确实不享父望，九岁就能背诵大本的诗文;及笄之年，已能写一手清丽俊逸的好文章，曾有“萧兰”、“梨园”、“梅亭”、“丛桂”、“凤笛”、“破杯”、“剪刀”、“绮窗”等八篇赋文，在当地广为人们传诵和称道。除诗文外，江采苹对棋、琴、书、画无所不通，尤其擅吹奏极为清越动人的白玉笛、表演轻盈灵捷的惊鸿舞，是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世女子。因此，远近的年轻人都感叹道：“不知谁家儿郎有此福气，能够娶得江采苹为妻，真是三生有幸啊！”

最终这朵惹人爱慕的梅花落到谁家园中了呢？这有福气的儿郎不是别人，正是风流豪迈一世的当朝皇帝唐玄宗。梅妃江采苹的一生都与梅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但爱梅，而且将梅的品性溶入了自己的精神，其清雅高洁，不是俗人所能比拟的。在与杨贵妃的爱情争夺战中，她虽然一时屈居下风，但她那种淡雅的风格永远都不会从多情皇帝唐玄宗的心海中抹掉，不论杨贵妃怎样的香艳浓烈，总也掩不住梅花那一缕幽幽的清香。

宋朝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唐朝20年的收入，盐铁专卖功不可没，也产生了牟利的走私者，混江龙李俊与童家兄弟在浔江边专贩私盐，是揭阳镇及附近的领袖人物。李俊意识到要成大事，必须依靠宋江这棵大树。在李立店里饮下蒙汗药，在张横刀下待要跳江，宋江两次都被李俊救得性命，李俊与宋江结拜为兄弟，宋江也在李俊的帮助下收揽了揭阳三霸，为宋江储备了水军人才。

宋江江州写反诗被打入死囚牢，梁山众好汉为救宋江闹江州劫法场，一伙人被李逵带到茫茫一片大江面前，进退不能。正在束手无策时，李俊、张顺带人驾船及时接应，解了晁盖、宋江的性命之危，李俊当是头功。

李俊上梁山后，表现出优秀的领导才能，当上了梁山水军的大头领。依靠自己的胸怀，破解了晁盖派与宋江派的矛盾，使梁山水军成为捍卫梁山利益的特种部队。五次反围剿，梁山的骑兵、步兵都不同程度打了败仗，唯独梁山水军一次比一次取得的胜利大，梁山的地理环境决定进攻梁山必须走水路，八百里水面，“四面八方，茫茫荡荡，都是芦苇野水”，湾口港汊多得难以数计，恍如一座永远也捉摸不透的水上迷宫。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经典战斗场面，官军来犯梁山，陆地战场支持不住，主将先从水路跑回梁山。这时候梁山泊的芦苇荡里冒出一条小船儿，船上的头领驾船悠闲地荡过来，没等对方射箭，那人先扎入水中，半天没动静，然后您会看到对方的船开始漏水，主将多半会被生拉硬拽拖下水，完成一次完美的逮捕行动，这就是李俊领导的梁山水军。正是有李俊为首的强大的梁山水上力量，使梁山成为固若金汤的水上城堡。

面对坚不可破的梁山水军，朝廷也在反思围剿梁山的失败原因，高太尉与梁山的三次战斗都是围绕水军开展的。在李俊的指挥下，第一次是诱敌深入，堵塞航道；第二次面对朝廷的大船实行火攻；第三次面对朝廷高科技的大海鳅，梁山水军组织敢死队凿穿船底，生擒高俅。如此这般，都显示了梁山水军的强大和李俊的指挥才能。

招安后，李俊随宋江南征北战，多有战功。特别是水灌太原城，李俊巧借天时地利，出奇制胜，攻下太原，但淹死几十万老百姓成为李俊一生的耻辱。李俊是个智勇双全的水军将才，他的武艺或许不如林冲，他的水性或许不及张顺，但他的全面能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武力和技术。

李俊上梁山后，在一次次征战中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虽然与宋江有八拜之交，但是他没有迷信宋江，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在三败高太尉的战役中，李俊怕宋江放走官军水军将领，和张横一起把俘虏的水军将领刘梦龙、牛邦喜杀了，就是他对宋江招安政策的不满。

招安后，离开了梁山泊的梁山水军能力大打折扣，征辽国凯旋时，李俊等6个水军头领找到吴用要求重上梁山。为了水军的荣誉，李俊没有像公孙胜一样脱离梁山回家修行，而是为了这支队伍精心谋划。苏州一战，他带领二童等人，率领水军巧出奇兵，拿下了苏州城。苏州乃方腊重地，拿下了苏州，加快了方腊的灭亡！

南征方腊，梁山好汉一个个死去，特别是张顺丧身于杭州城涌金门后，李俊对朝廷、对宋江、对所谓的忠义已经没有幻想，太湖小结义是李俊保持独立人格的重要体现。他不再在宋江的忠义圈子里徘徊了，费宝的一番“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更坚决了他及时而退的决心。得胜还朝，行到苏州城外时，李俊假装中风，要求宋江把童威、童猛二人留下照顾自己，骗过了宋江。然后三人汇合太湖群雄，扬帆出洋。

李俊的出海不同于燕青的隐居，他视野更开阔，人格更独立，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通过一番努力，李俊终于做了暹罗国国主，做了宋江一直想做而不敢的梦。李俊是梁山好汉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与其为人处世的做人方法，以及谋略做事的能力分不开，是梁山精神的传播者和维护者。

我也姓李。也没家谱。以前老太就是爷爷的爸爸的父亲是在山东具体是哪的我也不知道要饭来东海的。

老太是明字辈

爷爷是敬字辈

爸爸是太字辈

我是红字辈

以前山东那边有人来续过，

没续上

不知和你那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