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疍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后稷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

三千多年前，陕西岐山一带，有一周族部落，首领被称为周太王(古公亶父)，《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中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昌品德高尚，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今江苏无锡一带）被越国所灭，其王族支庶子孙不忘亡国之恨，便以国名“吴”为姓，泰伯也就成为了吴姓的得姓始祖。

秦汉时期是吴氏得姓后第一个发展时期。吴亡国后，吴姓后人流亡到江西婺源、安徽歙县一带，并有北迁至山东、山西等地者。在秦末汉初，吴姓族人参加起义，因功，多被封王，出现多个名门望族，如南阳吴氏、陈留吴氏、河南吴氏等，荣极一时，为吴姓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姓族人得以进一步发展，由于吴姓有女在汉末嫁于吴国君主，成为皇族，生孙权、孙策等人，并在吴亡后，入仕于两晋，屡出名人，知名于世。南朝时，“延陵季子”之后的吴姓人发展至湖北中部一带，逐渐兴旺，同时形成了著名的武昌郡望。在秦汉时期迁居山东等地的吴姓族人，有一部分迁居四川成都一带，仕蜀后逐渐成为当地名门。至隋唐时期，吴姓先后出现了陈留、濮阳、渤海三支著名家族，陈留望族起源于迁居山东吴姓一支，东汉末年以后，虽历经战乱，但仍作为当地的大族得以不断发展，并出现了以《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为代表的一批名人。濮阳吴姓为东汉大司马吴汉之后，历汉魏两晋南北朝，由于始终为皇亲，名人佳人辈出，所以濮阳吴姓盛极一时，地位一直显赫。同时渤海吴姓也由于名人不断而著称于世。到了宋元时期，吴姓族人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北方吴姓大量南迁并在南方大发展的情况，因此北方吴姓渐衰，南方渐旺，并且在此时期，“延陵季子”的后人，咸阳吴姓、绍兴吴姓等一大批族人，逐渐显贵，历代为官，家族不断扩大兴旺，并在以后逐渐分出安徽宁国、浙江嘉兴等望族。到明清及近现代时期，吴姓名人大量涌现，家族分布进一步广泛，人口增多，还出现了除大陆以外，向东南亚及海外广泛迁徙的现象。吴姓分布极广，现以江南一带为多。目前吴姓人口列全国第十位。

孙（Sūn）姓是当今中国第十二大姓。“百家姓”中孙姓排名第三，起因于吴越国主钱□之爱妃为孙氏。孙姓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姬姓卫国，为周文王之子卫康叔的后代。得姓始祖：孙书。齐国大夫，因为伐莒（周代诸侯国）有功，齐景公把他封在乐安（今山东省博兴县北），并赐他孙姓。

孙姓起源很多，主要有八个：

1、出自姬姓，源于春秋卫国国君康叔，乃先秦孙姓来源最主要一支。《元和姓纂》载：“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和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

2、出自芈姓，春秋楚国令尹孙叔敖之后，此乃孙氏第二大来源。孙叔敖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一代名相。其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字中“孙”为姓氏。孙叔敖便是这支孙姓的始祖。

3、出自妫姓，春秋时齐景公赐姓孙。《古今姓氏辨证》等认为孙姓出自妫姓，是齐田完后代。田完四世孙桓子的孙子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孙书就成为孙姓始祖。

4、出自子姓，商汤后裔，比干之后。比干被纣王杀害后，其子孙纷纷避难隐姓，有的以本为王族子孙之故，改为孙姓。

5、出自荀姓，荀况后裔。汉代刘荀称帝，因避讳下令荀姓子孙改为孙，并将战国时代荀卿都改为孙卿。

6、出自夏侯。据《汉书·夏侯婴传》载：“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

7、赐姓和改姓。如三国时东吴将领俞河因功被赐姓孙，因称孙河；郓城李集乡军李村《李氏族谱》载，李氏原姓轩辕氏，后因奸臣陷害，为避灭门之祸，遂改为孙、轩、李三姓，隐居四方；《明史》本传载，明朝中叶士人孙一元，字太初，乃安化王宗族，姓朱，因安化王犯法被诛，惧怕株连而改姓孙；明初朱元璋禁胡姓，胡姓多为二字复姓，公孙、叔孙、长孙、土孙、王孙之类不得不省字而改孙姓；另有孟孙、仲孙、季孙、室孙、宫孙、大孙、唐孙、县孙、颛孙、臧孙、扬孙诸姓氏，在明初省字改姓过程中亦大都改为“孙”姓。

8、源自少数民族姓氏。如孝文帝迁洛后，鲜卑族拔拔氏改姓“孙”；唐代安禄山部将孙孝哲，本为契丹族人；元代曾任大都督的塔海，其后世子孙改姓孙，定居于山西省唯一的蒙古族聚居村——盂县秀水镇东白水村。；满洲孙佳氏及其它少数民族中木依库氏、木如氏、堵引氏等汉姓为孙；朝鲜、景颇、佤、苗、阿昌、哈尼等民族均有孙姓。

中国的孟氏，发源于春秋的鲁国公族。孟姓的得姓始祖是鲁桓公的庶子庆父。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那么孟氏应该是周文王的姬姓子孙。 因庆父在庶子中排行老大，而"孟"字在兄弟排行次序里代表最大的；又为避讳弑君之罪，所以，庆父的子孙改称孟孙氏。后来，孟孙氏又简化为孟氏。庆父欺君，其子孙改姓，都发生在鲁国，鲁国建都于曲阜（今属山东），所以这支孟姓出自山东。

另外，春秋时期的卫国，也曾出现过一支孟氏。卫国，是周武王的少弟康叔所建，位置大约在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一带。这一支孟氏的始祖是卫灵公之兄孟絷，子孙以王父字为氏而姓了孟，这样推溯起来，其始祖同样是周文王。换句话说，这两支孟氏分别起源于山东和河南两地；鲁国孟氏的始祖是周公，孟氏家族的始祖是周武王姬发，也可以说孟氏是周武王的后代。只不过孟姓起源于西周姬姓，河南卫国孟氏的始祖是周公周文王之子，姬发所以，孟姓就要以孟为家族有自己的《孟子世家谱》摆放自己的位置，天下的孟姓人士统统是一家。

从孟轲至以后的二十代均为单传，他们是孟轲-仲子-睾-寓-舒-之后-昭-但-卿-喜-镃-兴-尝-展-戫-敏-光-康-宗-揖-观，孟观即为孟轲的第二十代孙。观生二子，长子曰嘉、次子曰陋。嘉又生二子，长子曰怀玉，次子曰龙符，他们是孟轲的第二十三代孙。从孟怀玉以下十代，即孟轲的第三十三代孙又均为单传，即怀玉-表-斌-威-恂-儒-景-善谊-诜-大融-浩然。浩然即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他是孟轲的第三十三代孙。孟浩然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曰云卿，次子曰庭玢。长子云卿又生二子，长子曰简，次子曰华，他们是孟轲的第三十五代孙，但孟简、孟华均无后代，所以把孟庭玢的孙子—孟郊（唐代大诗人）之子孟常谦作为孟轲的第三十六代继承人。孟常谦生二子，长子曰遵庆，次子曰元阳。遵庆生一子，曰孟琯，琯生二子，长子曰方立，次子曰方迁，他们是孟轲的第三十九代孙。从第三十九代至第四十五代均为单传，他们是方立-承诲-汉卿-贯-昶-公济-宁。这时正值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乱不断，孟公济携全家避乱于山东。

一0三六年，即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被派到兖州为官，孟轲的家乡邹县正好在他的管辖区内，孔道辅认为，孟轲在儒家学派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贡献最大，应当大加褒扬，于是，他到处寻找孟轲的后代，终于找到了孟公济的儿子孟宁。孔道辅积极筹划在邹县大修孟子庙，并派专人管理孟轲的祭祀活动。他还积极向朝廷举荐孟轲的后代为官。从此，孟轲才开始享受祭祀，其后代子孙也开始受到朝廷的封赐，孟子的社会声望从宋代开始才逐渐提高。孟宁被朝廷封为迪功郎、邹县主簿、主祀事等职，孟氏族人都把孟宁称为 “中兴祖”，即孟氏家族从此又开始兴旺发达了。

孟子后裔自四十六代，即中兴祖孟宁的两个儿子，长子孟存，次子孟坚，经过9代的繁衍，到五十五代“克”字辈，共计有42人，但只有克仁、克诚、克昭、克威、克珏、克宽、克尹、克继、克绪、克缙、克纶这十一支有传人。这十一支即划分为十一派，孟子后裔自“克”字辈传到五十六代“希”字辈，共计有33人，但其中只有希文、希渊、希源等22人有传人。其他11人失传。这二十二支就划分为二十户。按宗法制，以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奉祖先祀，其余的为小宗。（孟宁生二子，长子曰存，次子曰坚，长子孟存留在家里守护孟轲的林庙，主祀事，次子孟坚被朝廷委以徐州知州。孟存生二子，长子曰况，次子曰海。况生一子曰彬，彬生二子，长子曰澄，次子曰沂。澄生一子曰德成，德成生三子曰述祖、光祖、荣祖。述祖生四子，曰惟清、惟忠、惟敬、惟信。惟清生之平，之平生三子，曰思春、思温、思润。思春生克刚，克刚是孟轲的第五十五代孙。这时，已是明朝天顺年间。克刚无子，不得不以孟坚的第九代孙孟克仁的长子孟希文为继承人，因而孟希文则为孟轲的第五十六代传人。）

《孟子世家谱》明确记载了“分派以十一，别户以二十”，这“十一派”、“二十户”的孟氏后裔，是孟子的嫡传子孙。至今孟氏族众对自己的“户”属辈分也比较重视，都能如数家珍似的理清世系，摆正自己的位置。

孟轲从第五十七代起人丁兴旺，孟希文生四子，长子曰元，元生一子曰公綮，公綮生十子，长子曰彦璞，彦璞生二子，长子曰承光，承光生七子，长子曰宏略，宏略生闻玉，明朝天启年间（公元一六二二年），宏略死于战事，这时闻玉年幼，于是改由宏略的弟弟宏誉的儿子闻玺为孟轲的第六十二代继承人，这时，已是清初顺治年间。孟闻玺生三子，长子曰贞仁，贞仁生八子，长子曰尚桂，尚桂生九子，长子曰衍泰，衍泰生七子，长子曰兴铣，兴铣是孟轲的第六十六代孙，这时已是清康熙年间。兴铣生毓瀚，毓瀚无子，由兴铣的二弟兴錞的儿子毓纍为继承人，他是孟轲的第六十七代孙。毓纍生传梿 ，传梿生四子，长子曰继 烺，继烺生广均，广均生四子，长子曰昭栓，昭栓生四子，长子曰宪泗，宪泗生三子，曰庆桓、庆榕、庆棠。因庆桓、庆榕均无子，故由庆棠之子繁骥为孟轲第七十四代传人。孟繁骥于一九三八年去台湾，一九九0年在台湾病逝，享年八十三岁。由此可知 广 字辈是孟轲的第七十代孙，昭 字辈为七十一代，宪 字辈为七十二代，庆字辈为七十三代，以下依次类推。

第六个渊源

  源于秦晋韩原之战，普氏族人原为晋国前锋将领。秦晋一次战役中,晋国战败，将军带领前锋将士举旗沿着黄河龙门大峡谷向上游撤离，高原途中遇一庙宇避难，寺院中仁慈方丈和尚提笔在"晋"国战旗上添了两点，巧妙地将"晋"国战旗挥毫变为"普"族旗帜，将领们才得以成功脱险和避难。从此，将领们以"普"为姓。黄河中游的龙门,镇上居住有"普"姓氏家族村落。普族村落1995年曾发现战国时期青铜古币"晋半斤"。

第七个渊源

  源于鲜卑族，出自古代鲜卑族首领拓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普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鲜卑族姓氏，在西晋末十六国时期就已经有普氏族人生息繁衍，著名的宋朝姓氏学大家王应麟就在《姓氏急就篇》中记载：“普氏，后汉十姓有之。”王应麟所指的“后汉”，并非是东汉王朝，而是指十六国中的汉赵国，即西晋末期匈奴北单于刘渊于晋惠帝司马衷永安元年(汉赵高祖元熙元年，公元304年)自称后汉王之后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其时，汉赵国中即有鲜卑族普氏族人生息繁衍，而且还是其国中著名的十大姓氏之一，源出当时鲜卑族索头部的首领拓跋·普根。拓跋·普根，公元？～316年待考，西晋末期鲜卑索头部首领、代王，他在公元305～316年开始统治索头部中部领土，至公元316年成功统治索头部全境，是后来南北朝时期北魏皇族的先祖之一。拓跋·普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为拓跋·猗㐌，拓跋·贺傉、拓跋·纥那皆为其兄弟。

晋惠帝司马衷永安元年(汉赵高祖刘渊元熙二年，公元305年)，拓跋·猗㐌在发动击败汉赵高祖刘渊之战后病逝，拓跋·普根继其位，统有索头部三部之一的中部。西晋愍帝司马邺建兴四年(汉赵烈宗帝刘聪建元二年，公元316年)，当时的鲜卑索头部大首领即代王拓跋·猗卢(北魏桓帝)与西晋关系很好，曾出兵协助西晋王朝数次击败匈奴北单于刘渊于西河郡、上党郡。不久，拓跋·猗卢被与刘渊勾结密切的其子拓跋·六修所弑。拓跋·普根闻讯后，迅速率索头部回军，杀了拓跋·六修平乱，因而继代王位，并受晋愍帝赐封承袭大单于位，金印紫绶。可惜，拓跋·普根仅数月后即去世了。其部被强大一时的汉赵烈宗帝刘聪乘机击败，御下的鲜卑索头部一度至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四年(汉赵末帝刘曜光初十二年，公元329年)归附汉赵国政权，子孙后裔以先王名字为姓氏，即称普氏，是汉赵国贵族进行领土扩张的主力之一，因此与汉赵国中的贵族刘氏、以及匈奴屠各五部诸姓氏共称十大著姓之一。到了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一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北朝纪年正式开始，北魏道武帝将先祖之一的拓跋·普根追谥为“文平皇帝”。

该支鲜卑族普氏早于后世北魏王朝时期出现的普氏足有一个多世纪，同宗但不同源。

第八个渊源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藏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普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普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得姓始祖 

   拓跋·普根、拓跋·普乃、普乃·摇(周摇、车非·摇)、普颜不花。

三、迁徙分布

  普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五百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四百三十六位，多以河南、太原、溧阳、通海为郡望。

河南统计：河南省沈丘、平舆、鹿邑三县及新乡市普姓达一万多人人，其中沈丘普姓数千人。求采纳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